劉子超

劉子超（1906—1941）原名起亞，又名蘇華，筆名夢非、王夫、辛民、漆雕華。廣東興寧縣新圩鎮鯉湖村人。山東省戰工會委員、抗日烈士。

1906年出生於廣東省興寧縣新圩鎮鯉湖村一個農民家庭。在興寧縣中，劉子超參加了轟轟烈烈的愛國學生運動，並經常作為學生代表登台演講，同學們稱讚他是一個“出色的青年鼓動家”。

1926年入興寧縣立初級中學學習。同年加入該校由中國共產黨興寧縣小組領導的“讀書會”，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7年初，劉子超以“煽動學潮，破壞教學”的罪名被學校當局開除。此後，一度進梅州東山中學讀書，因有人告密被捕，後越獄再回興寧，受興寧黨組織的委派，在新圩、水口一帶進行黨的工作，併兼任新圩黨支部宣傳委員。此後，興寧黨組織遭破壞，轉移到上海，更名劉蘇華，入上海藝術大學學習，與“創造社”的成員來往密切，成為學校的活動分子。

1929年，到華南大學工作，先後任中共滬西區委宣傳部長、閘北區委書記。先後發表了《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的批判》、《唯物辯證法與嚴靈峯》等文章。

1933年，劉子超在上海再次被捕，次年期滿出獄。此後與黨組織失去聯繫。

1936年去太原講學。抗日戰爭爆發後，到第一戰區政訓處工作，適值中共中央北方局組織部長朱瑞作為十八集團軍的代表在那裏任聯絡主任，在朱瑞的幫助下，恢復了黨的組織關係。1937年9月開始，劉子超相繼擔任由朱瑞主持創立的華北軍政幹部訓練所黨組成員兼所長、華北軍政幹部學校校長。

1938年4月，以華北軍政幹校為基礎，建立抗日新軍太行南區遊擊司令部，劉子超為司令員。1939年2月，該部被編為晉冀豫軍區第五軍分區，劉子超為副司令；5月，第十八集團軍總部決定在山東建立第一縱隊，任命徐向前為司令員，朱瑞為政治委員，劉子超被任命為政治部宣傳部長，6月來山東抗日根據地。10月，第一縱隊和山東縱隊機關合並，劉子超仍任宣傳部長。

1940年2月，當選為山東省憲政促進會常務委員。4月組織成立山東省文化界救亡協會，為協會領導人之一。7月，出席山東省各界人民代表聯合大會，當選為山東省戰工會委員。

1941年冬，劉子超隨部隊進行反“掃蕩”。12月11日，在沂南縣上高湖附近犧牲。 ^[6] 

劉子超，1906年出生於廣東省興寧縣新圩鎮鯉湖村。父劉海鳳，母陳鳳英，生有二子，子超為長。他9歲隨父親到粵北忠信圩讀了六七年古文詩書、歷史小説。他才思敏捷，追本窮源，塾師稱其聰慧超人。 ^[7] 

1925年春，在興寧坭陂中興學堂插班讀高小二年級，因學業超羣，次年由校長破格推薦到興寧縣立中學就讀初中。劉子超參加學校讀書會，如飢似渴地讀了《共產主義ABC》、《唯物史觀淺談》及《嚮導》等許多進步書刊，思想覺悟不斷提高，8月加入共青團。入團後，他更積極投身於學校的擇師運動，帶領同學到大坪、水口等地，大演白話戲，宣傳反帝反封建。因此國民黨興寧縣政府和學校當局把他定為“危險分子”而“革退”出校。 ^[7] 

1926年春，中共興寧縣組成立，在它的領導下，興寧縣立中學的學生紛紛組織“讀書會”，劉子超積極參加讀書會的活動，如飢似渴地讀了《共產主義ABC》、《唯物史觀淺説》及《嚮導》等許多進步書刊，思想覺悟不斷提高。同年8月，由彭秋帆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入黨後，積極工作，每當課餘、假期，他帶領同學到農村宣傳農民革命，曾主動回到家鄉主持成立了以李進福為會長的鯉湖鄉農會。因此，國民黨興寧縣政府和學校當局把他定為“危險分子”，於同年冬將他“革退”出校。 ^[8] 

1927年春，劉子超到梅縣東山中學就讀，不料幾個月後，又被他叔父告密而被捕，關在梅城監獄。他同看守兵搞好關係，在一個風雨交加之夜，藉故去廁所而逃脱，化裝回到興寧，繼續從事革命活動，在興寧黨組織領導下，10月，成立了新圩黨支部，劉子超任宣傳委員，他與肖向榮、馮憲章、伍揚俊、彭清寰等在新圩、水口一帶，宣傳發動羣眾。 ^[8] 

1928年12月興寧縣委駐水口機關被破壞，肖向榮等轉移，劉子超則輾轉到了上海。劉子超到上海後改名蘇華，在上海藝術大學學習。當時，他與家裏斷絕了聯繫，生活十分困難，為了維持學習生活，把稍值錢的衣物都典當了，連僅有的一條禦寒毛氈亦賣掉，忍飢挨餓，仍然堅持學習。這期間，他與創造社的潘梓年、潘漢年、李初梨、王學文、馮乃超等來往密切，很快成為上海藝術大學的活躍分子。在實際鬥爭中，他逐步成為黨的理論家和活動家。 ^[8] 

1929年，他先後擔任了中共滬西區委宣傳部長、中共閘北區委書記。他很重視馬克思理論的學習和研究，在一些大學、中學進步學生中宣傳馬克思主義，並撰寫一些理論文章。當時興寧黨組織連續遭到破壞，張中、陳孤風（斐琴）、羅坤泉、李戈倫、劉通玉等一批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到了上海，都由他恢復了組織關係並安排工作。 ^[8] 

1930年，興寧縣立中學掀起“倒袁”學潮，劉子超聞訊，即與在滬的同志議定，以興寧留滬青年社名義致電聲援。他親自起草電文，熱情支持興寧學運，並把它同全國的革命鬥爭聯繫起來，鼓舞了廣大青年學生的鬥志。 ^[8] 

1932年後，已成為上海社聯的主要骨幹，經常以國際共運研究專家的身份到暨南大學、復旦大學及某些社團發表演講，並參加關於社會性質的論戰。當時，中國的託派及一些反動文人在上海炮製了一場“中國社會史論戰”，他們從當時的社會性質、革命任務等根本問題上否認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劉子超作為與温健公齊名的青年哲學家寫了不少論文參加了這一論戰。有案可稽的一篇是《胡適哲學史大綱批判的批判》這是針對李季的謬論而撰寫的批判文章，第二篇是《唯物辯證法與嚴靈峯》，當時在上海的託派文人主要骨幹是嚴靈峯和任曙。嚴靈峯竟向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幾個所謂理論性的質問，劉子超根據中共中央的“六大”決議的正確方針路線，針對嚴靈峯掛着唯物辯證法的招牌而攻擊中共的惡行，一一給予理論性的回擊。 ^[8] 

1933年，國民黨在上海繼續加緊文化“圍剿”，劉子超曾兩次被捕，第一次無罪釋放；第二次被判處徒刑，關押於蘇州反省院。他巧妙地保護自己，始終未暴露其政治身份，次年刑滿釋放。出獄後，他以漆雕華為筆名寫了許多文章在《讀書生活》等雜誌發表。華北事變後，日本侵略軍步步進逼，對山西構成了嚴重威脅。 ^[7] 

1936年夏，出獄後急於尋找黨組織的劉子超應地下黨員宋劭文邀請滿懷報國之志到了太原。當時那嚴峻而複雜的形勢使閻錫山感到：降日、迎蔣都不是出路、而自己的力量不足，遂求助共產黨，故大批招攬進步人士到山西工作。宋劭文同劉子超等人適在閻錫山處從事抗戰的準備，於同年9月18日成立了以閻錫山為會長、宋邵文等人為領導的山西抗日團體“犧牲救國同盟會”（簡稱“犧盟”）。開始訓練派遣特派員及建立國民民兵軍官教導團。劉子超作為教官，為訓練班講授社會科學。 ^[7]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劉子超先後調任華北軍政幹部訓練所所長、華北軍政幹部學校校長、山西抗日新軍太行南區遊擊司令部司令員、晉冀豫軍區第五軍分區副司令員等職，為培訓抗日干部，發動羣眾積極投入抗戰，做出卓越貢獻。 ^[4]  而後，劉子超被介紹到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程潛將軍的政治部工作，適逢中共中央北方局組織部長朱瑞以十八集團軍代表的名義在程潛處任聯絡處主任。劉子超從此恢復了黨組織關係，被稱為“特別黨員”後“乃經北（方）局討論正式恢復黨籍”。他更加積極地投身於抗日戰爭。 ^[7] 

1937年秋，朱瑞和劉子超根據北方局的指示，以豫北師管區司令張軫的名義開辦了豫北軍政幹部訓練班。訓練班成立中共黨組，朱瑞任組長，劉子超為黨組成員、訓練班主任。第一期招收學員200多人，編為一個大隊，下設兩個隊：軍事隊、青年學生隊。訓練班的課程設置及實施辦法與“抗大”基本相同。政治課設政治常識、統一戰線、民運工作、中國革命運動史；軍事課除制式教練外，設游擊戰術課。開始，張軫對訓練班比較關心，朱瑞、劉子超均親自授課，深受學員歡迎。工作開展的較為順利。可是，為時不久，蔣介石為了監控張軫，派詹某任參謀長。詹拉來十多人插進訓練班，專門進行挑撥離間，造謠破壞活動。劉子超和朱瑞商量後，一面召開大會，揭露其破壞抗日的行徑，一面向張軫交涉，要他制止這不利於團結抗日的行為，但張軫迫於頑固派的壓力，無力制止。在這情勢下，訓練班只得提前畢業，這200多名學員“除了八、九個最頑固的外，其他的一律加入民先”，有些人還加入共產黨。他們大部分都分配了工作，僅留下四五十人作為骨幹，由劉子超親自率領於同年12月上旬遷往山西晉城。正式成立華北軍政幹部學校（簡稱“華幹”），由劉子超任校長。王振華為副校長，它既是中共在晉冀魯豫地區開辦的第一所大式幹部學校，又是北方局和八路軍總部在這裏進行抗日的一個重要陣地。 ^[7] 

1938年1月，“華幹”第二期在晉城開學，學員200多人。劉子超除認真抓好教學、訓練工作外，還組織了抗日話劇團、“鄉村教育團”，經常到附近羣眾和國民黨部隊去演戲、講演、教歌、寫標語等，廣泛開展抗日宣傳，並協同朱瑞先後恢復、建立了豫北、直南、晉豫特委及各縣縣委和抗日武裝，使這一地區的抗日運動蓬勃發展。 ^[7] 

1938年4月，豫北、太原、臨汾相繼淪陷。為了適應形勢需要，迅速發展人民武裝，開展游擊戰爭，北方局和八路軍總部決定以“華幹”校部為基礎，第二期留校學員為骨幹，在山西陵川成立太行南區遊擊司令部（旅級），劉子超任司令員（仍兼任“華幹”校長），統轄一、二、四、五支隊，共3000多人，在豫北修武、武陟一帶開展敵後游擊戰。翌年2月，太行南區遊擊司令部奉命改編為八路軍晉冀豫軍區第五軍分區，劉子超任軍分區副司令。 ^[7] 

1939年5月，八路軍總部為了統一和加強山東敵後抗戰的領導，決定建立八路軍第一縱隊，司令員徐向前，政委朱瑞。劉子超奉調八路軍第一縱隊政治部任宣傳科科長。 ^[7] 

1939年6月，劉子超隨徐向前、朱瑞到達山東。10月，第一縱隊機關與山東縱隊機關合併為八路軍山東縱隊，統轄12個支隊，24萬多官兵。劉子超任山東縱隊宣傳部部長。 ^[7]  一上任，他便立即投入到緊張的抗日宣傳工作中去。在輿論宣傳方面，他“希望《大眾日報》，首先擔負起引導抗日戰爭正義輿論的責任。其次希望能夠擔負起教育大眾的責任。最後，希望能夠擔負起反漢奸謬論和揭露日寇欺騙宣傳的責任”。當報社領導人請他為報紙撰寫稿件時，他笑着説：“作為宣傳部長，為黨報供稿是我義不容辭的責任。但我剛到山東戰場不久，對情況生得很。毛主席説‘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嘛。”後來，情況熟悉後，儘管工作很忙，他還是利用行軍和戰鬥的間隙，為報社撰寫社論、專論十幾篇。他寫的論文觀點鮮明，説理透徹，通俗易懂，在山東軍民中，起到了積極的教育作用。 ^[4] 

1939年12月，在山東省召開的紀念“一二·九”運動四週年大會上，劉子超做了《紀念一二·九與華北青年當前的任務》為題的報告。他在報告中論述了“一二·九”運動的重大歷史意義後，強調指出：廣大青年的重大任務，就是到民眾中間去，做喚起民眾、組織民眾參加抗戰的工作。要廣泛動員千百萬青年，積極參加抗日部隊，參加游擊隊、自衞團、青救會、職工會、婦救會，進行站崗放哨、偵察警戒，幫助軍隊作戰，打破日寇的政治進攻、經濟進攻等，使廣大青年進一步明確了在抗日戰爭中的歷史責任。 ^[4] 

1940年3月，大漢奸汪精衞投降日本之後，在南京成立了國民政府，公開為日本侵華政策效勞。為了揭露汪精衞投降類的醜惡行徑，使人們識破汪精衞的漢奸真面目，劉子超在《大眾日報》上接連發表了《汪逆兆銘賣國事敵的罪惡種種》《駁斥汪逆的偽三民主義》等文章，以大量事實，揭露了汪精衞賣國的種種罪行，從理論上戳穿了汪精衞標榜的所謂“三民主義”的投降實質，動員山東抗日軍民，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提出的“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三大口號，同國民黨的反共分裂行為做堅決的鬥爭。 ^[4] 

1940年4月3日，他發表《粉碎日寇文化侵略政策與發展抗戰的文化教育運動》。次日親自主持召開山東文化教育宣傳工作座談會，《大眾日報》、《新山東報》、魯迅宣傳大隊等文化團體代表60餘人參加。正式成立山東文協，推舉劉子超為山東文協的主要領導成員。他及時寫了《山東文化運動發展的新階段》發表於《大眾日報》，推動了山東文化教育工作的開展。他還組織成立了在華日人反戰同盟山東支部，號召日本、朝鮮、台灣（因台灣當時為日佔領）人民一致反戰，擺脱日寇枷鎖投身解放大道，他們為山東的抗日鬥爭貢獻了自己的力量，有的成員甚至犧牲了生命。 ^[7] 

1940年7月26日至8月26日，中共華北局和山東分局在青鴕寺召開山東各界人民代表首屆聯合大會，劉子超作為軍隊代表出席會議。會上成立了山東省臨時參議會和山東省戰時工作推行委員會（簡稱“戰士會”），劉子超當選為戰工會副主任兼秘書長。8月17日，戰士會舉行就職儀式，黎玉、劉子超等19名領導成員宣誓就職。這是山東省政權的最高執行機關，它初步貫徹了“三三制”政策，組織人民發展生產，動員青壯年參軍參戰，優撫軍烈屬，推行民主教育等，得到人民羣眾的擁護。 ^[7] 

1940年10月15日夜，八路軍山東縱隊為了配合百團大戰，主動聯合國民抗敵自衞軍，向沂蒙邊敵寇據點青鴕、徐公座、葛溝、高裏、湯頭諸地全面發動總攻擊，血戰四晝夜，攻克敵據點17處，斃敵500餘，生俘偽軍300多，繳獲，輕機槍2挺、長短槍400餘支及軍用物資一大批。劉子超連夜撰寫了《青鴕寺、徐公店戰役大勝利》發表在《大眾日報》，並以八路軍山東縱隊政治部的名義草擬了《告山東民眾書》，它指出：這一空前的大勝利，不僅配合擴展了百團大戰，而且是同國民抗敵自衞軍共同行動的結果，是“山東抗戰的新轉機，開闢了山東抗戰的二十新紀元”。 ^[8] 

1941年11月，侵華日軍總司令俊六指揮日偽軍五萬多人，分五路向沂蒙山區實行“鐵壁合圍”的大“掃蕩”。 ^[7] 

1941年冬，日軍對沂蒙山區發動了規模空前的大“掃蕩”，在隨部隊轉移途中，他仍主動克服各種困難，抓緊一切時機進行宣傳鼓動工作。12月11日凌晨，劉子超和部隊十幾名同志轉移至沂南縣高湖村時，與敵遭遇，形勢異常險惡。劉子超從沂南縣元牧馬池、田家北村衝出重圍，行進至南高虎山崖下，迅速跳下戰馬，鎮靜地隱藏好保密筆記本，利用有利地形，以手槍迎擊敵人。最後遭日軍夾擊而壯烈犧牲。時年35歲。 ^{[4]  [7]} 

父親：劉海風 ^[8] 

母親：陳鳳英 ^[8] 

養子：劉漢達 ^[9] 

侄子：劉善思 ^[10] 

侄孫：劉贊成 ^[10] 

劉子超自1928年離開興寧後再未返回家鄉，書信中斷後家人再無其音訊，直至1950年，時任興寧縣縣長李戈倫到其家裏，通知劉子超犧牲的消息，家人才知道。劉子超夫婦曾育有一子，但1歲時夭折，養子劉漢達也於2008年在香港離世。 ^[9] 

劉子超具有傑出的演講才能。他非常重視對部隊進行形勢任務的宣傳教育，常不定期地給機關和部隊做抗戰形勢報告，並把這項工作作為領導幹部的一項重要任務。在抗日戰爭的相持階段，山東抗日軍民面臨着十分艱苦的鬥爭環境。為了鼓舞部隊士氣，使廣大指戰員保持高昂的戰鬥熱忱，他特別注意活躍部隊的文化生活，親手創建了山東縱隊宣傳大隊，對宣傳大隊從思想建設到業務建設都非常關心。宣傳大隊演一齣戲，譜寫一首歌曲，他都要認真指導。他對宣傳大隊的一隊員們説：“越是部隊艱苦困難的時候，我們的宣傳工作越要活躍。”在他的關懷指導下，宣傳大隊經常深入部隊演出。每逢部隊打了勝仗或逢年過節，劉子超都組織宣傳大隊同部隊駐地羣眾進行聯歡，那種熱鬧場面令人歡欣鼓舞。劉子超還親手創作了《山東縱隊隊歌》，這首催人奮進的戰歌，像戰鬥的號角，成為激勵部隊奮勇前進的精神力量，曾在山東抗日根據地軍民中廣為傳唱。

劉子超曾長期從事黨的地下工作，有豐富的對敵鬥爭經驗。他剛到山東縱隊時，正是各部隊對敵工作初創時期，部隊分別設置了對敵工作科、站、組等，並相繼建立起五十多支武工隊。他非常重視對敵偽的宣傳和瓦解工作，從這項工作的計劃、佈置到宣傳提綱的擬定，他都親自過問。為了提高敵工人員的素質，他組織舉辦了敵工幹部培訓班，親自講課，傳授對敵鬥爭的知識和經驗，為部隊培養了一批對敵鬥爭骨幹。

劉子超是為抗日戰爭做出重要貢獻的八路軍著名將領之一，中共山東分局書記朱瑞評價他是一位有才華的理論家，一位不可多得的宣傳鼓動家。

1942年，朱德在延安《解放日報》上發表文章説：“當此抗戰五週年紀念之日，我們除對五年來英勇犧牲的將士及全國軍民舉行哀悼外，我特號召八路軍、新四軍全體戰士，繼承先烈遺志，為先烈復仇！為我們的左參謀長，周建屏旅長，羅忠毅旅長，魏大光旅長，劉子超、張德樓師及軍區政治部部長……及所有先烈復仇！為全國各友軍及各界殉國的先烈復仇！”劉子超的英雄形象永遠活在中國人民的心中。 ^[4] 

劉子超的遺骨安葬于山東省蒙陰縣垛莊村孟良崮烈士陵園。 ^[7] 

2014年9月1日，列入民政部公佈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羣體名錄。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