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務必

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要求全黨在勝利面前保持清醒頭腦，在奪取全國政權後要經受住執政的考驗，提出“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胡錦濤同志在革命聖地西柏坡發表重要講話,要求全黨同志一定要牢記毛澤東同志倡導的“兩個務必”，發揚艱苦奮鬥的工作作風。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2013年7月11日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舊址調研指導黨的羣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時表示，正是因為始終強調和堅持“兩個務必”，黨才能保持同羣眾的血肉聯繫，團結帶領人民戰勝了前進道路上的各種風險和挑戰，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要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週期率，就要靠頭腦清醒，靠保持“兩個務必”。他強調，這麼多年中央經常講、反覆提“兩個務必”，圍繞改進作風發了不少文件、採取了不少措施，但為什麼背離“兩個務必”，搞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那一套還有不小的市場？為什麼還有些人對不正之風樂此不疲？主觀上説，主要原因是一些同志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問題沒有解決好。客觀上説，主要原因是黨要管黨、從嚴治黨方針在有些地方沒有落到實處，在一些方面管黨、治黨失之於寬、失之於松。

“兩個務必”是特定歷史時代的產物。首先，從直接背景看，“兩個務必”形成於中共中央進駐西柏坡時期，中國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前夕。解放戰爭中後期，中央工委、後委和毛主席、黨中央先後從陝北向華北轉移，進駐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從1947年5月中央工委進駐西柏坡，到1949年3月毛主席、黨中央由西柏坡移駐北京，前後不到兩年時間。黨中央駐西柏坡時期，三大戰役的發動和全面勝利，標誌着全國勝利即將來臨，中國共產黨將由一個長期被壓迫、被圍剿的黨變成全國範圍的執政黨；標誌着共產黨的工作重心將由農村包圍城市轉入城市領導農村；標誌着中國共產黨的創業之難即將成為過去，而鞏固和開創新事業的考驗即將成為現實；標誌着中國一箇舊時代的結束和新時代的開始。這樣的歷史條件，就將勝利之後如何防止“其亡也忽”的悲劇發生很尖鋭很現實地提上了黨的議事日程，而黨中央在西柏坡時期的一切活動就是為加速實現這樣的歷史性轉變和戰勝轉變之後所面臨的各種新考驗作政治、經濟、軍事和思想理論上準備。這一時期形成的西柏坡精神，內涵十分豐富，包括萬眾一心的團結精神，艱苦奮鬥的創業精神，戒驕戒躁的謙虛精神，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大無畏精神，堅定不移的徹底革命精神等。其最核心的內容，則是“兩個務必”。由此可以看出，西柏坡精神主要是一種歷史性轉變的精神，是承前啓後、繼往開來的精神，它的最大特點在於充分表現了革命者在敢不敢勝利問題上的堅定不移，和對勝利後革命前途的冷靜思考。

其次，從更遠一些的背景看，至少有三點值得引起注意。

黃炎培(18張)

一是1945年毛澤東與國民參政員在延安窯洞裏的那次談話。1945年7月，黃炎培等6位國民參政員應邀訪問延安。痛感於歷史的無常，黃炎培在和毛澤東談話時大發感慨。他説：“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説，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能跳出這週期律的支配力。”這是所知人們第一次談到歷史週期率問題。他同時希望中國共產黨能找到一條道路，擺脱週期律的支配力。

那麼，什麼是歷史週期率發生的內在原因呢？黃炎培認為：“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週期律。”於是“其興也浡”、“其亡也忽”，週期律就在這樣的情況下發生了。

那麼共產黨究竟能否跳出和怎樣才能跳出歷史週期率呢？對此，毛澤東的回答是：“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當然，就像找到了船不等於到了對岸一樣，找到了民主這條新路，並不意味着已經跳出了歷史週期率。能否跳出去，還要看這條路具體怎麼走，要看能不能對跳出週期率時刻保持高度警惕性。這就是“兩個務必”所要解決的問題。從這種意義上講，“兩個務必”和毛澤東與黃炎培在延安的那次著名談話有一脈相承的思想淵源關係。

二是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的發表。1941年皖南事變後，郭沫若寫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本文以豐富的史料揭露了明末尖鋭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朝廷腐敗，天災人禍，民不聊生，官逼民反，隸屬於延安府轄區的李自成、張獻忠發動和領導農民起義，並在李巖的幫助下，使“農民起義走上了正規”，節節勝利，勢如破竹，直打到北京城，推翻了明朝最專制的王權統治。

然而進了北京以後，李自成便進了宮。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籌備登基大典，招攬門生，開科選舉。將軍劉宗敏所忙的是“拶挾降官，搜刮贓款，嚴刑殺人。紛紛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為天下就已經太平無事了的一樣”。近在肘腋的關外大敵，他們似乎全不在意。山海關只派了幾千士兵鎮守，而幾十萬的士兵都屯積在京城裏享樂。進京不久，李巖便被陷害。乃至清軍入關，“自成親自出徵，倉惶而去，倉惶而敗，倉惶而返。”不得不離開北京，一敗再敗，終於在湖北通山九宮山戰死，時年39歲。“這無論怎樣説都是一場大悲劇。李自成自然是悲劇的主人。”

此文於1944年3月在《新華日報》全文連載。此時正值偉大抗日戰爭勝利的前夕，歷史轉折的重要關頭，毛澤東自然洞悉它的重大政治意義，立即批示在《解放日報》全文轉載，並加發了《編者按語》，同時把它作為整風文件，印發全黨學習。1944年11月21日，毛澤東在給郭沫若的覆信中説：“……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倘若經過大手筆寫一篇太平軍的經驗，會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為正式提議，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後》，和我那時在湖南經歷的，幾乎一模一樣。不成熟的資產階級革命，那樣的結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戰爭，國際條件是很好的，國內靠我們努力。我雖然兢兢業業，生怕出岔子，但説不定岔子從什麼地方跑出來；你看到了什麼錯誤，希望隨時示知。你的史論、史劇有大益於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決不會白費的，希望繼續努力……”（見《毛澤東書信集》）“我雖然兢兢業業，生怕出岔子，但説不定岔子從什麼地方跑出來。”這段話充分説明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那種心境。就像“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嘔心瀝血，時刻防止出現失誤。他自信無比，膽略過人。但他的自信和膽略是建立在對必然的認識上的，同時又要防止各種偶然性。從這種意義上講，“兩個務必”的提出，體現了毛澤東、黨中央對中國歷史上一些農民戰爭尤其是李自成農民起義失敗教訓的深刻總結。

三是在黨的歷史上，“曾經有過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947頁）1944年4月12日，毛澤東在作《學習與時局》報告時，回顧了黨的歷史上曾經有過的幾次大的驕傲。“第一次是在1927年上半年。那時北伐軍佔領了武漢，一些同志驕傲起來，自以為了不得，忘記了國民黨將要襲擊我們。結果犯了陳獨秀路線的錯誤，使這次革命歸於失敗。第二次是在1930年。紅軍利用蔣馮閻大戰的條件，打了一些勝仗，又有一些同志驕傲起來，自以為了不得。結果犯了李立三路線的錯誤，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損失。第三次是在1931年。紅軍打破了第三次‘圍剿’，接着全國人民在日本進攻面前發動了轟轟烈烈的抗日運動，又有一些同志驕傲起來，自以為了不得。結果犯了更嚴重的路線錯誤，使辛苦地聚集起來的革命力量損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第四次是1938年。抗日戰爭打響了，統一戰線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驕傲起來，自以為了不得，結果犯了和陳獨秀路線有某些相似的錯誤。這一次，又使得受這些同志的錯誤思想影響最大的那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損失。全黨同志對於這幾次驕傲，幾次錯誤，都要引為鑑戒。”同時説明：“近日我們印發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以為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可以説，“兩個務必”的提出，也體現了黨對自己歷史上幾次錯誤的深刻總結。

從以後的形勢發展看，“兩個務必”的告誡是很有預見性的。因為此後不久，隨着一座座大中城市被接管，一些幹部面對燈紅酒綠的城市生活，或被資產階級以各種手段拉下水，或自發滑入腐敗的深淵，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報告中所擔心的事情很快就出現了。

下面這件事就很有代表性：七屆二中全會僅僅開過5個月，1949年8月15日，上海《解放日報》就刊登了這樣一條消息：“知法犯法，罪在不赦”、“玷污軍譽，破壞紀律，歐震被判處死刑”。被處決的是擔任接管工作的軍代表。

1949年6月8日，時年25歲的歐震奉命參加公安部查處國民黨軍空軍司令部第21電台台長畢曉輝私藏武器案件。當時，畢曉輝早已隨國民黨軍南逃，家中只有畢的妻妾兩人。公安部辦案人員在畢家查獲了非法武器之後，考慮到畢的妻妾年輕無知，且能知罪服法，故對其作了寬大處理，將案子就此了結。而歐震人雖離開了畢家，心卻留在了畢妻朱氏身上。朱氏20出頭，生得眉清目秀，歐震心生邪念：一定要把她搞到手！於是當晚，歐震置軍管會紀律於不顧，趁外出執行任務之機，踅進畢家，勒索畢家錢財，迫使朱氏答應從此與他同居。

歐震的犯罪行為很快就東窗事發。歐震被捕後，各級領導對此都十分重視，最後經陳毅市長批准，執行就地槍決。歐震事件的發生，再次向即將在全國執政的共產黨人敲響了反腐倡廉的警鐘。

然而在這一時期，歐震事件並不是一個偶然事件，歐震所犯的罪行也不是一種孤立的社會現象。事實是，共產黨剛剛執政，以貪污、浪費、官僚主義為主要表現形式的腐敗行為就在一部分人中蔓延、滋長了起來，也冒出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李自成”式的人物。

比如，1951年11月東北局向中央報告説，瀋陽市在部分單位揭發出3629人有貪污行為，東北貿易部僅檢舉和坦白的金額就達5億元人民幣（舊幣，下同）。浪費現象和官僚主義也很嚴重，僅東北鐵路系統就積壓了價值上千億元的材料而不作處理。其他各中央局也有類似的情況向中央報告。在大大小小的“李自成”式人物中，劉青山、張子善可謂罪行昭著的突出代表。他們利用職權，非法經營；違反政策，投機倒把；以次充好，盤剝民工；嫖娼吸毒，腐化墮落。他們給國家造成的損失和非法獲利且不必説，僅個人從盜竊的國家資財中貪污、揮霍即達3.7億元以上，其中劉青山1.8億元，張子善1.9億元。確屬罪大惡極，十惡不赦。

毛澤東接到華北局向中央所作的關於天津地委嚴重貪污浪費情況的報告，感到非常震驚，他在為中央起草的轉發這一報告的批語中指出：“華北天津地委前書記劉青山及現書記張子善均是大貪污犯，已經華北局發現，並着手處理。我們認為華北局的方針是正確的。這件事給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區黨委提出了警告，必須嚴重地注意幹部被資產階級腐蝕發生嚴重貪污行為這一事實，注意發現、揭露和懲處，並須當作一場大斗爭來處理。”同時，毛澤東在另一封給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並告各中央局的覆電中又強調：“我們認為需要來一次全黨的大清理，徹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貪污事件，並着重打擊大貪污犯，對中小貪污犯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針，才能停止很多黨員被資產階級所腐蝕的極大危險現象，才能克服二中全會所早已料到的這種情況，並實現二中全會防止腐蝕的方針。”迅即中央便做出《關於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並深刻指出：“自從我們佔領城市兩年至三年以來，嚴重的貪污案件不斷髮生，證明 1949年春季黨的二中全會嚴重地指出資產階級對黨的侵蝕的必然性和為防止及克服此種巨大危險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確的，現在是全黨動員切實執行這項決議的緊要時機了。再不切實執行這項決議，我們就會犯大錯誤。”從此，以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為內容的“三反”運動在全國迅速展開。據統計，在半年左右時間內，全國縣以上黨政機關參加“三反”運動的總人數為383萬多人。經核實，貪污1000萬人民幣（舊幣，下同）以上的共10萬餘人，貪污的總金額達6 萬億元。對有嚴重貪污行為的罪犯，判處有期徒刑的9942人，判處無期徒刑的67人，判處死緩的9人，判處死刑的42人，其中就包括劉青山、張子善這樣的大貪污犯。建國才僅僅兩三年，即有這麼多人腐化犯罪，其速度之快，數量之大，確實令人觸目驚心。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兩個務必”仍然有着非常重大的現實意義。共產黨要永葆先進性，始終保持自己的政治本色，必須時刻牢記“兩個務必”，警鐘長鳴。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對全黨同志“兩個務必”的告誡任何時候都不會過時。

2013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組織部部長趙樂際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鎮調研，就開展好黨的羣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聽取基層黨員幹部羣眾意見。調研期間，趙樂際瞻仰了西柏坡中共中央舊址，參觀了紀念館，重温七屆二中全會毛主席提出的“兩個務必”的要求。他指出，要大力弘揚西柏坡精神，切實加強黨的作風建設，進一步密切黨同人民羣眾血肉聯繫。

趙樂際指出，深入開展以為民務實清廉為主要內容的黨的羣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要圍繞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繼承、堅守、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要落實黨要管黨、從嚴治黨要求，認真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着力解決人民羣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特別是思想、宗旨、作風、紀律等方面存在的問題。要提高做好新形勢下羣眾工作的能力，相信羣眾、發動羣眾、凝聚羣眾、依靠羣眾，團結帶領人民羣眾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促進社會和諧進步。要加強分類指導，針對不同層次、不同行業、不同部門具體情況，提出有針對性的要求。要借鑑歷次黨內教育活動的成功經驗，認真總結運用各地區各部門在聯繫服務羣眾方面的好經驗好做法，使其在教育實踐活動中得到完善和發展。各地區各部門要結合實際，搞好調研、明確任務、做好準備，需要做的事情先做起來，需要改的問題先改過來。要把教育實踐活動與正在做的事情結合起來、與改革發展穩定各項工作結合起來，協同推進，相互促進。 ^[1]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兩個務必”仍然有着非常重大的現實意義。趙樂際重温毛澤東“兩個務必”，意在警鐘長鳴，告誡廣大黨員幹部要時刻牢記“兩個務必”，永葆共產黨人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始終保持自己的政治本色。

當前，世情、國情、黨情繼續發生深刻變化，我們面臨的發展機遇和風險挑戰前所未有，一方面，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人民生活日益富裕；另一方面，有些黨員幹部喜好於形式主義、政績工程，甚至是抵擋不住燈紅酒綠和各種誘惑繼而走上貪污腐敗的深淵。如果這些問題解決不好，必然會人亡政息。

2013年7月11日下午，習近平總書記來到平山縣西柏坡參觀。他對當地幹部羣眾説，西柏坡我來過多次，每次都懷着崇敬之心來，帶着許多思考走。對我們共產黨人來説，中國革命歷史是最好的營養劑。多學習多重温，心中會增添許多正能量。習近平在西柏坡説，毛澤東同志當年提出的“兩個務必”，包含着對我國幾千年歷史治亂規律的深刻借鑑，包含着對我們黨艱苦卓絕奮鬥歷程的深刻總結，包含着對勝利了的政黨永葆先進性和純潔性、對即將誕生的人民政權實現長治久安的深刻憂思，思想意義和歷史意義十分深遠。

習近平總書記在 ^[2]  前段時期在走訪民主黨派中央和全國工商聯時，也重提了和“兩個務必”有一脈相承淵源關係的關於歷史週期率的談話，並提出了“物必先腐，而後蟲生”的告誡，而後又出台了密切聯繫羣眾、改進工作作風的“八項規定”，以及新華社刊發的常委“特稿”，都透出一個強烈信號：要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繼承、堅守、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始終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終與人民羣眾並肩在一起，一心一意服務羣眾，多辦幫民、利民、富民的實事，千方百計讓羣眾過上更好的日子。這是新一屆領導集體對當前形勢的清醒認識和客觀分析，也體現了務實、理性、冷靜的執政精神。

十八大報告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要把藍圖變為現實，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需要我們付出長期艱苦的努力。”因此, 趙樂際重温“兩個務必”意義重大、寓意深遠，既是一種鞭策和警示，更是一種危機感、責任感、使命感。全黨同志一定要牢記“兩個務必”，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和艱苦奮鬥的作風，始終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重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