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洋鬼子

假洋鬼子最早源於1862年，即同治元年，創始於上海。美國人華爾（Frederick Townsend Ward）組成所謂“常勝軍”（The Ever Victorious Army），帶兵軍官是真洋人，而普通兵勇全為華人。其義為沾染了“洋味”的中國人，不是真的洋人，故稱“假洋鬼子”。

自魯迅的《阿Q正傳》問世，假洋鬼子與阿Q一樣，大出風頭，成為某幾類人物的代名詞。這部作品裏，作者完美地解剖假洋鬼子的靈魂並從主要三個方面向世人展現了其可笑、可惡的嘴臉：搞假革命、摧殘革命和壓制革命的反動本質。

一部成功的作品中的主要藝術形象，往往千百年地流傳，載諸人民的口碑。但是也有些人物，在作品裏並不佔很大的篇幅，沒有筆酣墨飽的描繪，同樣能在社會上存在，在生活中發揮着審美、認識和教育作用。《阿Q正傳》中的假洋鬼子就是這樣。作品中他只正面出現過兩次，而且都是寥寥幾筆，另外就是從別的人物口中，隻言片語地提到他。可是自從這篇作品發表後，假洋鬼子這個人物就在社會上活躍開了，似乎歷時越久，這個形象越顯出他藝術的光彩。有那麼一個時候，人們每天唸叨着，甚至他的大名竟然被引用到報紙的大字標題上。可見這個人物的社會概括性和藝術生命力。

假洋鬼子這個形象的產生不是偶然的，他有着明顯的社會的時代的色彩。“洋鬼子”是個貶詞，原來是指外洋人説的。既然是人，為什麼叫“鬼子”呢?這是因為在近代史上，帝國主義對我國的侵略、壓迫，造成了嚴重的民族災難和危機，引起了廣大中國人民的憤恨。所以，中國人民除了奮起抵抗這種野蠻的侵略外，把外洋人一律叫做“洋鬼子”，表示對他們的仇恨和辱罵。毛澤東同志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很清楚地説明了這種社會現象。他説：由於帝國主義的掠奪和封建統治者敲骨吸髓的榨取，人民的生活日漸困窘起來。“他們覺得現在如果只使用和從前相等的勞動，就會不能維持生活。必須增加勞動時間，每天起早散晚，對於職業加倍注意，方能維持生活。他們有點罵人了，罵洋人叫‘洋鬼子’，罵軍閥叫‘搶錢司令’……”因此，所謂“洋鬼子”的説法，就是在這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時代中產生的。

假洋鬼子也是產生在這樣的時代社會中。鴉片戰爭之後，中華民族面臨着亡國的災難，先進的中國人，為了挽救國家民族的危急，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求救國的真理。“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麼書也看。向日本、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派遣留學生之多，達到了驚人的程度。國內廢科舉、興學校，好像雨後春筍，努力學習西方。”(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在這股向西方派遣留學生的狂潮中，也是魚龍混雜，泥沙俱下。有孫中山、魯迅這樣徹底的革命民主派，也有些為了維護本階級的利益，迎合新的形勢的官僚地主的子弟，混入留學生的隊伍，只不過是投機趨時，獵取虛名而已。《阿Q正傳》中的假洋鬼子就是這樣跑到東洋的。作品中説假洋鬼子“是錢太爺的大兒子。他先前跑上城裏去進洋學堂，不知怎麼又跑到東洋去了，半年之後他回到家裏來，……”回國之後，手中拿着黃漆棍子，頭上拖着假辮子，行為蠻橫霸道，衣着不倫不類，説話怪里怪氣。他是土紳士與洋紳士的混血兒，既有封建性，又帶着洋奴氣味。這種人，裝腔作勢，在人民面前是暴君，在帝國主義者腳下是奴才。阿Q們稱他“假洋鬼子”，是“裏通外國的人”。實質上，就是説他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和真洋鬼子是一路貨色，而和那些“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求救國真理”的先進的中國人，是有根本區別的。

在民族矛盾尖鋭，風雲瞬息萬變的年代裏，假洋鬼子這個人物的特點，首先是具有善觀風向的反動的政治敏感。他住在偏僻的未莊，卻能察覺到時代的動向，順應它發展的要求。清朝末年，廢科舉，興學校的風吹起來了，知識分子面前擺着兩條道路，何去何從，都要作出審慎的抉擇。年輕的假洋鬼子，竟然違背了傳統的成見，放棄科舉，走進學堂。對當時的年輕人來説，這種行動並不是輕而易舉的，是經過得失權衡、認真思考後的決定。“因為那時讀書應試是正路，所謂學洋務，社會上便以為是一種走投無路的人，只得將靈魂賣給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吶喊·自序》)假洋鬼子也確實因為進洋學堂、留學東洋、剪掉辮子遭到過“奚落”和“排斥”。阿Q們罵他為“禿驢”，家庭中也引起了軒然大波──老婆跳了三次井，母親也煞費心機地到處為他剪辮子的“罪責”開脱。而假洋鬼子本人倒對這種社會的非難似乎不大在意，依然穿着一身烏黑的“洋衣”，裝着假辮子，滿市招搖。魯迅説，辮子是我們中國人的寶貝和冤家，它“是砍了我們古人的許多頭，這才種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識的時候，大家早忘卻了血史，反以為全留乃是長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須剃一點，留一點，才可以算是一個正經人了。”(《且介亭雜文·病後雜談之餘》)《頭髮的故事》裏的N先生曾講過這樣的一個故事，他説：“……辮子早留定了，洪楊又鬧起來了。我的祖母曾對我説，那時做百姓才難哩，全留着頭髮的被官兵殺，還是辮子的被長毛殺!”待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起來，辮子又給人民帶來極大的麻煩和災難。為了辮子的問題，《風波》中的七斤家，曾鬧過一場軒然大波。可是，假洋鬼子卻非同一般，在他的生活經歷中，總能順應着環境的變化，將辮子時而剪掉，時而留起。留學東洋的時候，他不像魯迅在《藤野先生》中描寫的速成班的那些公子哥兒們，頭上盤着大辮子，高高聳起，形成一座“富士山”；或散開辮子，盤得平平的，油光可鑑，而是斷然剪除。當然，他的剪辮並不像魯迅那樣，表示“我以我血薦軒轅”的民族民主的革命獻身精神，而只是為了投機趨時。所以，回國之後，又留起頭髮，裝上一條假辮子。革命浪潮到來了，他又放下假辮子，並把留到一尺多長的頭髮散開披在肩上。如果未莊的人們為了表示革命，“秋行夏令”，將辮子盤起“是萬分的英斷”的話，假洋鬼子這種拆散辮子是更高過一籌了。因為這既可以顯示他是久已剪過辮子的“老革命”，而且一旦有變，又可以將辮子盤起，成為忠於皇清的順民。進攻退守，無往不利。對於辮子的剪留，他沒有很深的成見，既不看得那麼輕，又不看得那麼重，不像趙秀才那樣視若珍寶，因辮子被剪掉而愁苦、痛心、大哭號啕，以至於逐漸“發生了遺老的氣味”。所以，假洋鬼子奇形怪狀的裝扮，絕對不能單純看作衣着愛好，而是反映了他的思想，反映出他對社會政治形勢的態度。他和趙秀才都是未莊地主的少爺，是他那個階級利益的維護者，但對新的事物，新的社會思潮，兩個人有不同的認識並走着不同的道路。趙秀才更為守舊，不知變通，死抱着封建主義的殭屍，對新起的革命只是愚蠢的仇恨和排斥，幻想沿着科舉的扶梯，爬上天子的殿堂，飛黃騰達起來。而假洋鬼子則看到，新的革命浪潮勢不可擋，要想保存自己的社會地位並謀求發展，只有順應，不能頑抗，於是就因勢乘便，打入新的陣營。他們平常“不相能”，原因可能有種種，但其根本分歧就在這裏。從他們的階級立場來看，假洋鬼子比趙秀才要通達、敏感，也就是説要狡猾，並善於投機得多了。

其次，當革命風浪波及未莊的時候，假洋鬼子的活動，更充分暴露了他陰險的假革命、反革命的本質。假洋鬼子和趙秀才都是政治投機分子，但在革命高潮中，假洋鬼子顯得活躍主動，胸有成竹，隨機應變，輕而易舉地把革命引向變質。魯迅在《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一文中説得好：不管官僚和紳士們怎麼千方百計狠毒地反對，“可是革命終於起來了，一羣臭架子的紳士們，便立刻皇皇然若喪家之狗，將小辮子盤在頭頂上。”(《墳》)這就是趙秀才革命前後形象的寫照。他平時對阿Q勒索敲詐，阿Q從“中興”走向末路的時候，又惡狠狠地吩咐地保，把他趕出未莊，氣焰何等囂張。但是，聽到革命黨進城的風聲，便坐卧不安，懷着忐忑的心情到大街上觀風向。可巧碰上阿Q只是酒醉後的一通“造反了”的嚷嚷，便把他嚇得六神無主了。在未莊，他的“聲望”本來是遠在假洋鬼子之上的，而“一知道革命黨已在夜間進城，便將辮子盤在頂上，一早去拜訪那歷來也不相能的錢洋鬼子”。並託他為自己奔走，千方百計設法鑽進自由黨。假洋鬼子從城裏回來時，“向秀才討還了四塊洋錢，秀才便有一塊銀桃子掛在大襟上了”。秀才這樣慌忙地、低三下四地向假洋鬼子投靠，固然顯示了他的投機鑽營，但也應該看到革命風聲到來之際，他驚恐惶懼的心理。相形之下，假洋鬼子卻是另一付神態。他對於趙秀才的前來靠攏，不動聲色，慨然釋卻前嫌，對趙秀才簡直有求必應，親自跑到城裏，推薦他參加了革命黨，並主動給他代買了一塊“銀桃子”。假洋鬼子為什麼不乘機抬高身份，擺擺架子，為難一下秀才呢?我們想這絕不是他的寬宏大度，而是別有用心。因為，假洋鬼子本是一個假革命的反革命分子，從自己的階級利益出發，在革命的風浪中他和秀才的利益是一致的。風雨同舟，理應和衷共濟。從階級鬥爭的觀點來看，也很容易理解。統治階級內部，也是矛盾重重。原來“舉人老爺和趙秀才素不相能，在理本不能有‘共患難’的情誼”。可是革命風聲傳來之後，舉人老爺到鄉下遣散財物時，舉人老爺雖然沒有到，“卻有一封長信，和趙家排了‘轉折親’。趙太爺肚裏一輪，覺得於他總不會有壞處，便將箱子留下了，……”假洋鬼子也出於同樣的心理，當趙秀才移尊投靠時，他就欣然同意，認為“這是‘鹹與維新’的時候了，所以他們便談得很投機，立刻成了情投意合的同志，也相約去革命。”從來階級鬥爭都是極其微妙複雜，垂死的階級總不願退出歷史舞台，還要千方百計地阻撓時代車輪的前進。魯迅和那些狂熱的小資產階級革命家不同，他清醒地認識到，中國“舊社會的根柢原是非常堅固的，新運動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動搖它什麼。並且舊社會還有它使新勢力妥協的好辦法，但它自己是決不妥協的。”(《二心集·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從趙太爺為舉人老爺在革命風暴中藏匿財物，到假洋鬼子和趙秀才言歸於好並“立刻成了情投意合的同志，也相約去革命”的事實，證實了魯迅對中國社會認識的深刻性。這裏我們看到了在革命高潮中，反動勢力的頭面人物集結起來，並進而狼狽為奸，──他們接過革命的口號，挑着旗幟，也要“革命”了。

中國的民主革命，實質上就是農民起來推翻封建地主階級的革命。趙秀才和假洋鬼子，他們本身就是大地主，就是革命的對象，可笑的是這些人竟然也要“相約去革命”了。革誰呢?革王胡、小D、阿Q這些一貧如洗的受壓迫者的命麼?不，假洋鬼子沒有那麼愚蠢，他不幹這名不正、言不順的事情。於是這兩個反革命的陰謀家，挖空心思地“想而又想，才想出靜修庵裏有一塊‘皇帝萬歲萬萬歲’的龍牌，是應該趕緊革掉的，於是又立刻同到靜修庵裏去革命。”是的，庵堂寺院本來是舊社會搞封建迷信的地方，那裏住着的老尼姑和小尼姑，也沒有什麼力量可以負隅頑抗，並且確有一塊頌揚清王朝的“皇帝萬歲萬萬歲”的龍牌，到那裏去革命，是順理成章的。所以，假洋鬼子到靜修庵革命，不但師出有名，也沒有流血犧牲的危險，並保證可以旗開得勝。於是他們便大搖大擺地闖進靜修庵，“因為老尼姑來阻擋，説了三句話，他們便將伊當作滿清政府，在頭上很給了不少的棍子和栗鑿。尼姑待他們走後，定了神來檢點，龍牌固然已經碎在地上了，而且又不見了觀音娘娘座前的一個宣德爐”。歷史上的一切反革命分子，他們在進行陰謀活動坑害人民的時候，總離不開帽子和棍子，也就是要捏造罪名，給以鎮壓。假洋鬼子們竟然把老尼姑“當作滿清政府”，而且“在頭上很給了不少的棍子和栗鑿”。這是多麼荒唐野蠻的行為，但他們就用這樣滑稽透頂的事實，宣告未莊的命已經“革過了”。一場轟轟烈烈的革命，在假洋鬼子們的玩弄下，用變戲法的手段，張冠李戴，煙消雲散。魯迅深刻地研究了中國的社會歷史，感慨地説：“誰説中國人不善於改變呢?每一新的事物進來，起初雖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會改變。不過並非將自己變得合於新事物，乃是將新事物變得合於自己而已。”(《華蓋集·補白》)這裏，他用辛辣的諷刺和誇張的手法，勾畫了這兩個反革命分子的狼狽為奸，使革命變質，“變得合於自己”的陰險的行為；也為我們認識這場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留下了真實的歷史畫卷。

第三，假洋鬼子搞假革命，必然要摧殘革命、壓制革命。《阿Q正傳》裏，作家用專章寫了“革命”與“不準革命”的矛盾。這兩章主要是寫革命高潮衝擊着未莊的時候，阿Q要起來革命，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我們姑且不講阿Q對革命的認識多麼模糊，這裏實質上寫出中國民主革命時代，農村兩種勢力的鬥爭。原來，阿Q對革命是很反感的，但看到百里聞名的舉人老爺和未莊的人眾恐慌不安的神情，他心裏像六月裏喝了雪水似的高興。他想，革命也好罷，“革這夥媽媽的的命，太可惡!太可恨!”於是就乘着酒興，在大街上“造反了，造反了”的一通嚷嚷。回到土穀祠，“酒已醒了”。他躺在自己的小屋裏幻想着：“造反?有趣，……”怎麼個有趣呢?就是他再不像現在那麼貧窮、憋氣、餓肚子，可以隨意殺人、打人、搶東西、找女人，……可見阿Q的革命認識，還是很糊塗的，和真正的民主革命的要求，可以説很少有共同的地方。但在他這些糊塗和愚昧的想法中，卻也不自覺地透露出一些可貴的思想因素。就是説他的革命理想，雖然只是像毛澤東同志説的，“不過是想跟別人一樣拿點東西而已”。但是，他殺人、搶東西的時候，卻要殺掉趙太爺、假洋鬼子，要搶趙家的、錢家的這些大地主的財物，想到找女人時，也敢於在秀才娘子、假洋鬼子的老婆身上打主意。他在大街上“革這夥媽媽的的命”“造反了”的呼喊，是不自覺地在酒後流露出他對社會的不滿、怨毒和復仇的決心。他在土穀祠裏那些對革命可笑的幻想，事實上也是要攪亂舊的社會秩序，而舊社會秩序的任何破壞，都是動搖趙、錢這些大地主的統治，對人民都是有利的。

毛澤東同志説過：“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過去一切革命鬥爭成效甚少，其根本原因就是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假洋鬼子這個反革命分子，從他的立場出發，也很懂得這條階級鬥爭真理，在激烈的階級鬥爭中，團結誰，打擊誰，敵我界限他清清楚楚。他清醒地意識到，舉人和趙太爺、他和趙秀才之間的矛盾，是階級內部的事，在共同利害的基礎上，是可以調和、可以消除的。因此，革命風暴來臨的時候，他們很容易找到共同的語言，產生共同的觀點，並攜手走上反革命的道路。而阿Q迫切地要求革命找不到門路，來投奔假洋鬼子的時候，他卻是另一副窮兇極惡的樣子。作家獨具匠心地描寫了這個場面：

“唔，……這個……”阿Q候他略停，終於用十二分的勇氣開口了，但不知道因為什麼，又並不叫他洋先生。

……

“什麼?”

“我……”

“出去!”

“我要投……”

“滾出去!”洋先生揚起哭喪棒來了。

儘管阿Q用“十二分的勇氣開口了”，而假洋鬼子卻不容他説一句完整的話，便無情地揚起棍子把他趕了出去。這和趙秀才來投靠時的親切、融洽的場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知道阿Q是他的“對頭”，是他真正的敵人，是絕對不能準他革命的。阿Q被趕出錢府大門之後，心裏便湧起了憂愁，“他所有的抱負，志向，希望，前程，全被一筆勾銷了。”一個落後農民從內心燃起的革命火花，就這樣遭到撲滅。

魯迅在寫到假洋鬼子的時候，總要着重刻畫他手中的黃漆棍子。革命前阿Q曾遭到這根棍子的毒打，投奔假洋鬼子要求革命的時候，又看到它在眼前揮動。對於假洋鬼子的這根棍子，魯迅是極其厭惡的。在《頭髮的故事》裏，魯迅曾藉着N先生的嘴感慨地説：“我在留學的時候，曾經看見日報上登載一個遊歷南洋和中國的本多博士的事；這位博士是不懂得中國和馬來語的，人問他，你不懂話，怎麼走路呢?他拿起手杖來説：這便是他們的話，他們都懂!”這個博士，完全是一副帝國主義分子的嘴臉，所以N先生説：“我因此氣憤了好幾天”。假洋鬼子繼承了這個真洋鬼子本多博士的衣缽，手中拿着那條黃漆棍子，既表現了洋奴性，也表現了在人民面前的野獸相。“革命”和“不準革命”，在《阿Q正傳》中是一對尖鋭的矛盾。不論阿Q的革命有多少荒唐可笑的成分，但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就是對農民革命的鎮壓。因為他完全清楚，如果讓阿Q們起來革命，就等於在自己身邊燃起了烈火，他就要在這烈火中葬身。從這裏也可以看到，那些不准他人革命的人，必然是包藏禍心的反革命陰謀家。特別是不準別人革命這種剝削階級的思想意識，嚴重地腐蝕了我們的民族。假洋鬼子不準阿Q革命，揚起棍子把他趕了出來，阿Q也不準小D革命，甚至要“批他幾個嘴巴，聊且懲罰他忘了生辰八字，也敢來做革命黨的罪”。假洋鬼子不準阿Q革命和阿Q不準小D革命，二者的性質是不同的，但其思想病根是相通的。這種病態的思想流毒極為深廣，以至在作品發表三十多年後，毛澤東同志還説，在不准他人起來革命這一點上，我看“有些人很有點像假洋鬼子。”(《論十大關係》)假洋鬼子這個藝術形象頑強的生命力的秘密，也許就在這裏吧。

最後，談談假洋鬼子到哪裏去了。假洋鬼子在未莊人的心目中，本來不是最顯赫的人物，革命一來，驟然威風起來，成了未莊第一號的革命家。趙秀才匆匆忙忙向他靠近；曾經罵他“禿驢”的阿Q也來投奔；就是平常圍着趙家轉的他們的真本家趙白眼和那些閒人們，也都聚攏到假洋鬼子的周圍了。他在錢家大院中怪聲怪調地論革命，趙白眼和那些閒人們其實都似懂非懂，莫名其妙，但卻都“挺直的站着”，“必恭必敬”地聆聽。他胡扯什麼革命如果按照他的辦法“早已成功”，洪哥“再三再四”地請他上湖北，顯然都是吹牛皮，誇大其詞。可是，他野心勃勃，不願在這“小縣城裏做事情”，也是多少有幾分可信的。因為從他一貫的行徑來看，是個不甘寂寞，權勢慾望極強的活動分子。革命之後，他上竄下跳，奔走於城鄉之間，和城裏的革命黨混得很熟，很不費力地給趙秀才搞到一個“銀桃子”。“銀桃子”把舉人、秀才和假洋鬼子聯繫起來，從城裏到未莊，結成一個反革命的黑幫。他們互相勾結，先發制人，在未莊搞了一場尼姑庵的“革命”。可見假洋鬼子這個投機分子很懂得政治，懂得鬥爭的策略，懂得權力的重要，很有一套反革命的經驗。這種人，是非往新政權裏鑽不可的。可是後來卻無蹤影了。阿Q受審的時候，縣府大堂上的官員，有滿頭剃得精光的，有將一尺來長的頭髮披在肩後的，奇怪的是不見假洋鬼子。他到哪裏去了?作家沒有寫。我們想，這個人物不會安分守己地呆在未莊，而要混水摸魚，乘機撈權的。他也許鑽到更高的政權機構中去了吧。後來魯迅經過了許多事變，總結革命經驗的時候説：要“防被欺”。中國的舊官僚和紳士，對革命者誣衊、陷害，甚至到官府告密，其手段之殘酷、卑劣，是無所不用其極的。可是，歷史的潮流不是幾個反動分子所能逆轉的。

那些官僚紳士們，立刻惶惶然若喪家之狗，將小辮子盤在頭頂上，在“鹹與維新”的那些官僚紳士們，立刻惶惶然若喪家之狗，將小辮子盤在頭頂上，在“鹹與維新”的口號下，許多諸如假洋鬼子之類的反動分子，投機潛入到新的政權裏。所以革命剛趕走一條“狐狸”，而大大小小的“桃偶”又粉墨登場了。他們從內裏將革命蛀空，中國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裏，“而此後的明白青年，為反抗黑暗計，也就要花費更多更多的氣力和生命。”(《墳·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阿Q正傳》中假洋鬼子的形象，所提供的革命歷史教訓是非常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