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民主主義革命

1840年起至1919年，中國人民同外國侵略者，同本國剝削者進行了艱苦的革命鬥爭。這段時期大致可分為：1840-1901：以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運動為代表的農民革命；1901-1919：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其中後一個階段還可以分為由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1901-1919）。這期間先後出現了六次較大的運動，代表着歷史的發展方向，勾畫出這一歷史時期的主要脈絡，形成這一時期的主旋律。 ^[1] 

“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以洪秀全為核心的太平天國運動就是一次有計劃、有組織的以貧農和貧苦中農為主體的旨在反封建反侵略的革命戰爭。太平天國運動分前後兩個階段。“天京事變”是這次運動的轉折點。前期發展迅速，從廣西省桂平縣的一個小村莊（金田村）起義，迅速輾轉到永安（今廣西壯族自治區蒙山縣），初步建立政權。1853年春，在南京正式建立了與清政府對峙的政權，正式頒佈了《天朝田畝制度》作為太平天國前期的革命綱領。這個既充分暴露了小生產者的狹隘的實際主義，揹負着舊時代的沉重的陰影，又閃耀着歷史遠見的綱領，表現出了高度的徹底的革命性。但事實證明這僅僅是個“世外桃源”，是一個無法實現的理想王國。定都天京後，為了建立具有全國意義上的“天國”，太平軍開始了北伐、西征和東征。尤其是西征和東征的勝利，標誌着太平天國在軍事上達到了全盛。由於農民自身無法克服的階級侷限性，“天京事變”發生了。這種發生在最高領導集團內部令親者痛仇者快的自相殘殺和分裂使太平天國失去了它先前的魅力，後來，雖經洪秀全、洪仁玕、陳玉成、李秀成等人的辛苦經營，也頒佈了旨在發展資本主義的方案——《資政新篇》，但無奈太平天國已失去了它的黃金時期，最後在中外反動勢力的聯合絞殺下失敗了。 ^[1] 

洋務運動是指19世紀60—90年代，洋務派打着“自強”、“求富”的旗號，採用西方先進技術，創辦近代工業，掀起的一場“師夷長技以自強”的運動。 ^[1] 

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面臨着內憂外患的重重危機。洋務派掀起了一場名為“師夷長技以自強”的洋務運動。所謂“洋務”又稱“夷務”，當時泛指一切與外國有關的事物。洋務派付出了實踐，並且在這30多年中也進行了艱苦的探索，先後創辦了帶有資本主義因素的封建性質的近代軍事工業和帶有濃厚封建因素的資本主義性質的近代民用工業，開啓了中國經濟近代化。加強海防力量，建設海軍，開啓了中國軍事近代化。其中最有遠見的措施是培養“經世致用”的人才，開啓了中國教育近代化。這些洋務派雖然自我標榜“自強新政”，但由於他們都是封建傳統思想的衞道者，根本無意於學習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只主張學習西方技術，極力反對對封建思想和封建制度進行任何形式的變革，只是徘徊在封建王國的藩籬中自認為有所新創而洋洋得意，所以最終也沒能在外國侵略者面前表現出“自強”、“中興”。相反，在列強侵略勢力的進攻下，這些封建思想的衞道者們所舉行的“壯舉”迅速歸於失敗。 ^[1] 

恩格斯曾經預言説：“甲午中日戰爭意味着古老中國的終結，意味着它的整個經濟基礎全盤的但卻是逐漸的革命化；意味着舊有的小農經濟的經濟制度，以及可以容納比較稠密人口的整個陳舊社會制度也都在瓦解。”歷史的發展證實了恩格斯的預見。 ^[1] 

隨着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民族資產階級作為新的政治力量開始登上歷史舞台，“秀才”們開始造反，充當了當時情況下中國人民的代言人。康有為以其敢為天下先的勇氣和超凡的智慧，理所當然地成為這個船隊的旗手、政治運動的領袖。這種“救亡圖存”的維新思想在當時確實使世人耳目一新、振聾發聵，在社會上起到了思想啓蒙作用，打破了兩千多年來封建文化獨佔文化陣地的局面，促進了中國人民的覺醒，促成了近代中國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康有為曾經努力試圖超越傳統的儒家學説的藩籬。但由於當時的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不充分，決定着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和妥協。他和同伴們也只能把資本主義的政治學説同傳統儒家思想糅合到一塊來宣傳他的維新理論，盡力地編織他的“大同世界”的浪漫主義理想藍圖，包括最激進的譚嗣同和對西方知識瞭解最多的嚴復在內。 ^[1] 

在政治方面都停止在君主立憲上，也從來沒有超越出破壞君權的限度。光緒皇帝雖然接受了維新派變法的請求，但其基本出發點是為了同慈禧太后為首的“後黨”爭奪最高領導權，是為了維護其封建專制統治，而絕非要改變封建制度。維新派雖然有所預見。但深感“皇恩浩蕩”深入其裏而不能自拔。甚至他們對帝國主義列強也充滿好感，時刻準備“與狼共舞”。他們旋轉於沒有實權的光緒皇帝周圍，以至於譚嗣同甘願為變法而流血，到了最後還是落了個茫茫然。更為滑稽的是，隨着滾滾向前的歷史車輪，康有為卻又變成了皇權的衞道者。 ^[1] 

1898年秋，趙三多在山東冠縣豎起了“扶清滅洋”的大旗，揭開了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的序幕。然後一路北上，攻城掠地，勢力發展到京津地區，震驚了中外反動勢力。 “扶清滅洋”的口號，具有高度的愛國性質，它反映了當時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的最主要矛盾 ，義和團民眾致力於“滅洋” ，表現了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無比仇恨，有利於爭取官兵和動員廣大人民羣眾參加反帝鬥爭。但是，由於農民小生產者的階級地位和狹隘的眼界限制了他們，使他們無法從階級本質上對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進行客觀的分析和認識，使這種口號具有很大的模糊性 ，容易讓羣眾放鬆對清政府的警惕，沒有把這個任務同反封建、爭取民族進步的任務有機結合起來，而且嚴重地沾染上了封建主義的落後性和盲目的排外主義的毒素，因而被清政府控制和利用，最後被清政府出賣。 ^[1] 

農民羣眾的樸素和天真使他們意識不到他們的目標與清政府“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是背道而馳的，儘管他們以自己的血肉之軀拼搏在反侵略戰爭的最前線 ，也仍然得不到清政府的絲毫憐憫 ，甚至當他們迎擊當面的敵人的時候，卻往往遭到從背後射擊過來的子彈。最後在中外反動勢力的聯合絞殺下糊里糊塗地失敗。 ^[1] 

義和團運動雖然無法阻止中國在半殖民地的深淵裏繼續沉淪 ，但中華民族不畏強暴，英勇鬥爭的精神，教訓了列強侵略者 ，使帝國主義列強恐怖地看到中國社會的最底層藴藏着如此巨大的反抗力量。 ^[1] 

辛亥革命，是指發生於中國農曆辛亥年（清宣統三年），即公元1911年至1912年初，旨在推翻清朝專制帝制、建立共和政體的全國性革命。狹義的辛亥革命，指的是自1911年10月10日（農曆八月十九）夜武昌起義爆發，至1912年元旦孫文就職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前後這一段時間中國所發生的革命事件。廣義上辛亥革命指自19世紀末（一般從1894年興中會成立開始，但也有學者認為從1905年同盟會成立算起）迄辛亥年成功推翻清朝統治在中國出現的連場革命運動。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是一個多災多難的國度，同時也孕育着偉大的人物。他們不要康、梁跪着的“改良”，他們要進行站着的“革命”，決心“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1905年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然後輻射全中國，以星星之火逐漸形成燎原之勢。他們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下匍匐前進，即使到了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在南京成立也沒有放鬆他們革命的腳步。正是這種堅強的決心和勇氣使他們推翻了“洋人的朝廷”，沉重打擊了帝國主義在華的侵略勢力，為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掃除了一些障礙，成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黃金時期”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時也極大地配合了近代亞洲各國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成為“亞洲覺醒”的重要組成部分。 ^[1] 

但是，這種單純依靠“秀才造反”為主的革命，或者是依靠一個軍閥打倒另一個軍閥的鬥爭，或者沉醉於個人的暗殺行動，似乎還不能托起共和國的大廈。他們沒有也無意於到農民和工人當中去做艱苦的動員和組織工作，在“三民主義”中的“平均地權”里根本無視對於早已存在於中國廣大農民羣眾中的平分土地的革命要求。因此，也就得不到藴藏於中國社會最底層的強大力量的支持和擁護，而格外顯得單薄無助，這種看起來很先進的共和國政權也就很自然地在立憲派和舊官僚的投機下顯得搖擺不定而終致於把政權拱手讓給“竊國大盜”袁世凱。更是由於資產階級的軟弱和妥協，他們非但沒有明確提出反帝的革命綱領，甚至還幼稚地寄希望於帝國主義列強的支持和同情，一紙《告各友邦書》充分體現了他們對列強充滿了極其友好的幻想。而最終也正是在這些“友邦友”的“調停”下中華民國只剩下一個空招牌。 ^[1] 

北洋軍閥統治前期，社會上到處流傳着這樣的風氣：封建主義的三綱五常、忠孝節義的説教，對鬼神的迷信崇拜，使人精神萎靡的低級趣味的文藝，這三者互相交織，形成了束縛人民思想、扼殺民族生機，卻僅僅有利於封建軍閥統治的精神羅網，整個中國的上空佈滿了令人窒息的陰霾，整個社會對辛亥革命後出現的混亂局面表現出慌亂不安而又不置可否的悲觀情緒。 ^[1] 

1915年創刊的《青年雜誌》（1916年9月出版第二卷第一期時改名為《新青年》）震醒了昏睡中的人們，勇敢地站在正義的一邊，以堅定的態度作為辛亥革命的辯護人。他們高舉民主和科學兩面旗幟，來“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向時下的尊孔逆流發起猛烈的衝擊，衝破了戊戌變法時期的維新派和辛亥革命時期的革命派的思想語言枷鎖。 ^[1] 

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陳獨秀經過認真研究，把中國革命的多次失敗歸結於幾千年封建文化的毒害。從而果斷地提出救亡之道首先要打倒中國的封建而代之以西方的文明。被稱為新文化運動旗手的魯迅先生以犀利的筆鋒深刻地揭露出封建禮教的吃人本質。北大校長蔡元培更是熱情地鼓勵新文化的倡導者去佔領封建文化的陣地。新文化運動後期，隨着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消息傳來，這些新文化的倡導者更是激動非常，尤其是李大釗先生為宣傳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傾注了高度的熱情。他樂觀地指出，俄國革命“是立於社會主義上之革命”，是“世界人類全體的新曙光”，預示着社會主義革命時代的到來。由於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當時（前期）自身的階級侷限性和思想侷限性，使他們對東西方文化存在着絕對肯定和絕對否定的偏向，在徹底批判封建儒家思想，促進人們思想解放的同時，又全面地否定了儒家精華的一面，產生了消極的後果。同時，也沒有提出實際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方案。因此也就不能給中國人民指出真正的出路，缺乏了完全意義上的羣眾基礎。 ^[1] 

《三原》的主要內容是相互聯繫的，它構成了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因為 這三篇文章的中心課題，是要建立一個“ 公平正直之世” 的理想社會，即“ 天下一家，共享太平” 的地上天國。 ^[3] 

洪秀全在《三原》裏，巧妙地運用宗教語言，通過對正與邪的對立、公與私的對立、神與妖的對立這三對矛盾的闡發，把建立“公平正直之世” 的地上天國的前提、憧憬藍圖、以及戰鬥目標和手段緊密的結合在一起，構成了一個比較系統的反清革命思想理論。它集中地反映了廣大農民要求擺脱被剝削被壓迫地位的願望，代表了他們對於理想太平之世的嚮往和追求。 ^[3] 

當然，《三原》所具有的那個歷史時代的真理性，還是樸素的，並具有侷限性。它的侷限性概而言之，主要是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它的封建性。在《三原》中，洪秀全宣傳了封建主義的“天命觀” ，説什麼：“貧富天排定” 、“ 富貴在天生死命” ，“ 知命安貧意氣揚” ，提倡“ 恕，道以及“ 非禮四勿” ^[4]  等封建禮儀道德，還受“ 勝者王侯敗者賊” 的傳統思想影響，將黃巢、李自成等農民起義領袖置於不正之列。這説明，洪秀全長期受儒家思想教育，雖然產生了革命思想，但還沒有與封建主義思想徹底決裂。其二是它的宗教迷信。《三原》反對崇拜邪神，尊崇皇上帝，企圖以一神教取代多神教，從根本上説，並未擺脱宗教迷信的羈絆。但是，任何宗教都是唯心主義世界觀的反映，它不可能正確地科學地解釋社會矛盾，不可能正確地揭示社會發展的動力和規律。因而，以宗教意識為動力和精神支柱的理論，也不可能為農民革命找到新的發展方向。總之，《三原》在思想理論上，既有革命性，也有侷限性，這是農民階級的階級特點決定的。在當時來説，革命性還是主要的。 ^[3] 

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概括起來説，就是“ 師夷制夷” 、“ 中體西用” 八個字。前四個字“師夷制夷” 表明洋務運動與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者的關係，即學習西方的長技用以抵制西方的侵略。後四個字“ 中體西用” ，表明洋務運動與本國封建主義傳統文化的關係，表明中學與西學各自在洋務運動中的地位，即以中學為主體，西學為輔用。“師夷制夷” 、 “ 中體西用”，也是洋務運動中洋務派處理中西民族國家關係及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原則。 ^[5] 

師夷制夷，可以説就是李鴻章所説的“辦洋務制洋兵。 ^[6]  ”師夷制夷，當然不是洋務派的作品，林則徐、魏源早已提出來了。但洋務派繼承了這一思想，而且自始至終奉行不悖，把它作為開展洋務運動的第一個指導思想。左宗棠在其《海國圖志序》中説： ”同光間福建設局造輪船，隴中用華匠制槍炮，…… 此魏子所謂師其長執以制之也” 。”左宗棠在這裏明確地表示，自己的洋務事業是林、魏思想的繼承與實踐。左宗棠在其他地方還不止一次地提到“師夷長技以制夷” 。他在《藝學説貼》中説，“ 自海上用兵以來，泰西諸邦以機器輪船橫行梅上，英‘、法、俄、德又各似船炮互相矜躍，日竟其鯨吞蠶食之謀，乘虛蹈瑕無所不至、此時而含自強之策，又非師遠人之長技還以治之不可” 。 ^[7]  “ 左宗棠在《覆陳福建輪船局務不可停止折》中説，“實以西洋各國恃其船炮橫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無，不得不師其長以制之”。 ^{[5]  [8]} 

最先提出中體西用這一思想的是洋務派思想家馮桂芬（1809 一1874）。他於1861年在《校邠廬抗議》一書中説： “ 以中國之倫常名數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 。他以“ 本”“ 輔” 的主從關係來處理中學與西學的關係。從字面上，一字不差地提出“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的人，是《萬國公報》的編者沈壽康。1896年四月，他在《匡時策》一文中説： “ 中酉學問術自互有得失，為華人計，宜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 中學” 、“西學” ，最初都是作為學問提出來的。“ 中西學問” 對於社會， 對於一個政權， 對於統治者來説， 本來都是“ 用” ， 沈壽康在此以“ 體” “ 用” 處分，並非是作為目的與手段之分， 而只表明主次。這種主次之分， 是“ 為華人計” 。是為了發展中華民族， 是為了在學習和引進西方科學技術的時候， 維護中華民族的優良文化傳統， 在中西文化大交流中， 保持中華民族的特色。不僅要保留使用中國的學問， 而且要將其放在主要的地位， 還要使西學與中國的國情結合起來， 為發展中華民族服務。因此， 由於“ 中學為體， 西學為用” 這一口號， 非常簡切地反映了當時中國人的一般思想傾向， 甚至可以説， 在當時西方資本主義侵略者， 以先進的西學作為侵略中國的手段的情況下， 這個口號是一面愛國的旗幟。因此， 它在中國的大地上， 風行數十年而不衰。新老洋務派思想家， 不斷熱舉起這面旗幟， 並不斷地闡發這一口號的內容。 ^[5] 

“扶清”主要是扶保中國，但絕不是扶持腐敗的清政府，對當時的農民階級，受各種因素制約，不可能把“朝廷”和“國家”兩個概念區分得很清楚，在義和團告示中曾這樣説：“扶清滅洋，替天行道，出力於國家而安於社稷，佑民於農夫而護村坊。”可見，明顯地具有樸素的愛國主義思想。但是，“扶清”和“滅洋”本質上卻是兩個彼此矛盾，相互對立的命題，因為“扶清”、“保清”就不能滅洋。自從帝國主義入侵中國以後，招致“洋人”橫行中國的就是清王朝腐敗、對外投降、妥協的結果。但是為什麼還是提出“扶清”呢？可以説是義和團採取的鬥爭手段，只是迫於鬥爭形勢而採取的權宜之計，正如義和團在揭貼中所説的“先拆電線杆，後拆火車道，殺盡外國人，再與大清鬧”。明確地表示滅了洋再反大清，而“扶清”只是暫時的現象。

“扶清滅洋”的口號並不是也不可能是義和團通過對社會主要矛盾和客觀形勢的科學分析提出的，而是他們在反侵略、反瓜分的鬥爭實踐中，自發地順應了中華民族和帝國主義的矛盾已上升為主要矛盾，國內階級矛盾已降為次要地位的客觀現實。雖然農民小生產者沒有科學的世界觀，還不可能自覺地制定和運用科學的鬥爭策略，但是他們畢竟是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的實踐者，因此他們能夠從長期鬥爭的實踐中摸索出一些比較切合實際的樸素的鬥爭手段和策略。因為在以往的反洋教、反侵略鬥爭中，總有或多或少的官紳、士大夫和一般文人直接或間接地參加鬥爭，由於教會勢力的猖獗和帝國主義瓜分中國，不但平民百姓不能安居樂業，就連官紳士大夫亦人人自危，加上農民和地主紳士當中本來就存在着狹隘的排外思想。因此，義和團提出“扶清滅洋”的口號旨在得到封建官府和地主紳士的同情和支持，至少能減少封建統治者的阻撓和破壞，“滅洋”是他們的鬥爭宗旨，“扶清”則是為達到“滅洋”的目的所採取的手段，具有明顯的策略性質。

但是，“扶清滅洋”口號也有其嚴重的消極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模糊了義和團對清朝統治者的認識，使羣眾對清王朝抱有幻想，麻痹和消弭了羣眾的反清革命意識，喪失了對清政府的警惕性，便利於清王朝利用義和團，壓制、歪曲運動的健全發展，不能將這場運動引向正確發展的軌道。在義和團運動中，清朝封建統治者有意識地採取派一些人到義和團組織裏當頭子的辦法，從而使義和團的組織本身受到很大破壞。這些消極作用主要是農民小生產者受階級和時代的侷限性造成的，但不能因此而抹殺這場運動的主流和本質。

隨着外國資本主義勢力的入侵，到了19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西方資本主義思想和生產方式已開始深入到當時中國思想、文化、經濟和社會生活等各個方面，中國出現“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而反映新興民族資產階級利益和要求的早期維新思想也隨之興起，對當時人們的生活產生了很大影響，同時為維新變法活動作了一定的思想準備。 ^[9] 

早期維新思想的初步形成應該在19世紀七十年代。它的形成與當時的國內外環境有密切聯繫。從國內情況看，由於太平天國革命的失敗，國家封建統治秩序得以重建。從國際環境來看，國家並未遭受大規模的外敵入侵。於是封建統治出現了所謂的中興，國家出現了虛假的繁榮。隨着國門日益洞開，先進生產方式的應用，各種新思潮的湧入，國人眼界頓開，而國家舉辦的洋務運動的興起，使得一部分地主、官僚、商人、洋行買辦、舊式礦主等紛紛投資近代企業，於是他們一開始就自然地投入到洋務運動中，而恰恰就是他們在這場運動中發現洋務運動的宗旨和措施不能符合他們這些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利益要求，兩者經濟利益和政治觀點的分歧越來越大，最終導致了改良派從洋務派中分離出來，從而也催生了早期維新思想。 ^[9] 

在經濟思想層面上，維新派思想家要求在中國建立資本主義制度，富國養民與殖產興業始終是維新變法思想的主要內容之一，西方經濟學理論也逐漸輸入中國。康有為是近代中國主張實現國家工業化的第一人，提出了實現工業化的依據、現實意義與實現途徑的思想主張，儘管康的工業化思想並沒有實現，但對後世影響深遠。 ^[10]  梁啓超受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影響，對股份制這種新型的企業制度亦有所涉及，梁從整個社會發展的角度探討了近代股份制經濟產生的必然性，將股份制經濟與社會發展、政治改良相結合，主張法制化、有責任心、提高國民素質、養成企業能力與建立金融輔助機構。 ^[11]  譚嗣同要從根本上變革中國的舊經濟制度，批判封建傳統經濟思想，提出實現中外通商、採用大機器生產、發展市場經濟、建立自由平等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進步思想，力圖把中國變成一個現代化的資本主義國家。 ^[12-13] 

戊戌文化是以救亡圖存為主題的、與儒家文化相對抗的具有資本主義文化萌芽性質的新文化，是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文化，具有以西方文化為參照來完成傳統學術價值與社會政治價值再造、以激進反傳統手段來推進中國知識階層的羣體政治意識與權利意識的覺醒的價值，但它自身也存在種種無法克服的缺憾。 ^[14]  全盤西化是一種積聚震撼力與衝擊力的近代文化思潮，是近代文化激進主義的思想理念，戊戌維新是它形成的第一個階段，維新派表現出全盤西化的姿態。

孫中山是中國偉大的民主革命先驅者，他在對近代中國獨立、民主與富強目標的追求中，汲取了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並集成我國傳統文化精華，形成了一整套新的思想體系—三民主義，即民族主義、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三民主義思想觀念對於中國近代社會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是國民黨的總綱領與指導思想，並且也是孫中山在世期間國民黨價值觀的集中體現。從思想文化角度來説，三民主義具有豐富的內涵，是我國現代文化史上具有傑出代表意義的思想觀念。辛亥革命的成功，應主要歸於孫中山用三民主義思想凝聚了各派別愛國民主力量。作為連接傳統與現代的基點，三民主義在近代中國的民主政治發展進程中的歷史地位無疑是極其重要的。 ^[15] 

所謂的民族主義，就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這種思想內涵是通過革命手段來徹底推翻過去的民族歧視與封建壓迫政策，爭取漢民族獨立，光復漢人的天下。孫中山提出的民族主義思想，是來源於中國古代延續的華夷思想觀念，主要體現為以大漢族地位為最高統治，並對其他民族有着鄙視的態度，這其中難免具有傳統狹隘的種族歧視主義思想。然而，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思想經歷了不同階段才得以發展，由於封建政府的黑暗腐朽，對列強採取了妥協投降態度，已然成為了西方國家的走狗，為西方列強國家入侵中國提供了便利；對內部施行獨裁治，對民族持有歧視觀念並推行壓迫政策，導致國內階級矛盾十分激烈，因此孫中山提出的民族主義主要是針對當時代表滿洲貴族根本利益的清政府。 ^[15] 

“民權主義”，指的是推翻曾經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具有“惡劣政治之根本”的舊社會的封建制度，要構建“平等”與“民治”的現代資產階級共和國，並且要在“民主立憲”的觀念基礎上規劃了相應的政治體制，進而阻礙了封建君主制度的復辟，保證民主共和的順利建立。這種民權主義思想觀念，並不是我國傳統的民本思想——“民為邦本”，而是孫中山汲取了歐洲資產階級提出的民主主義觀念。孫中山早期的民權思想觀念發展軌跡，是從“英雄革命”過渡到“平民革命”，讓“國民政府”演變到“聯邦共和制”。 ^[15] 

對於民生主義，孫中山本人對其闡述是“民生主義，即貧富均等，不能以富者壓制貧者是也。”而作為關於國人經濟問題、物質均等問題方面的經濟綱領，他將民生解釋為人民生活與謀生之道。孫中山一直將人民的幸福與生活的安定當作畢生奮鬥的目標。作為孫中山先生深入探討革命力量與投身於民主革命實踐過程的重要思想結晶，民生主義思想自身的形成具有多方面的原因。在古代文化思想中，儒家思想創始人孔子提出的“天下為公”、“均貧富”等思想，在秦漢文獻中有關井田制度的文獻記載，以及歐洲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等，都為孫中山提倡的民生主義拓展內容。 ^[15] 

舊民主主義革命是指從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到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這一段時期的歷史。期間曾有三次革命高潮：太平天國運動，戊戌變法和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而太平天國運動是反封建反侵略的農民運動，戊戌變法是自上而下的資產階級改良運動，義和團運動是農民階級領導的反帝愛國運動，只有辛亥革命才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是在19世紀90年代以後相繼進入帝國主義的，中國人民的反帝鬥爭也是隨着帝國主義對我國的侵略而開始的。可見自1840年到19世紀90年代以前，中國人民的革命任務是反對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自19世紀90年代以後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才是反帝反封建。

中國資本主義產生於19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資產階級於19世紀末登上政治舞台，而其成為中國革命的領導階級應是自1905年中國同盟會的成立開始的。而在此之前，中國革命主要是農民階級領導的革命。“論從史出”，自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到20世紀初中國資產階級成為中國革命的領導階級之前，農民階級就是中國革命的領導階級，在此期間根本不存在或很年幼的階級——資產階級，決不可能去充當領導階級。

舊民主主義革命的主力是人民羣眾，但卻沒有充分發動人民羣眾。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人民羣眾參加的規模、深度、廣度都是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無法相比的。

1918年5月21日，孫中山憤然離開廣州去上海，標誌着第一次護法運動失敗。1922年6月，陳炯明叛變；8月孫中山被迫前往上海，第二次護法運動失敗。

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終結並不意味着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始，通常認為1922年第二次護法運動的失敗是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終結。新舊民主革命有一個交替時段。

近代中國的社會性質，中國封建社會的衰敗和西方列強的入侵，使它不可能按部就班地步入資本主義社會，而是淪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這個特殊的社會形態中，農民是最大的受害者，這是一個逆來順受的階級，卻起義反抗了。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經驗證明農民階級不能代表先進的生產方式，而是落後的小生產者，因此單純的農民戰爭是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但是，在中國，農民階級又是一個龐大的隊伍，所以，雖然農民階級不能作為領導階級登上歷史的舞台，卻必然以主力軍的身份參與革命，這在舊民主主義革命失敗後發起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中，有了成功的驗證。 ^[16] 

由於誕生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環境中，因而具有兩面性。一方面，民族資產階級同外國資本主義、封建勢力存在矛盾，一開始就受到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勢力的壓迫和束縛，這就決定了它具有革命性的一面。另一方面，民族資產階級由於資金少、規模小、技術力量薄弱，這些決定了它同外國資本主義、本國封建勢力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存在着一定的依賴關係，又有軟弱性、妥協性的一面。這些侷限性決定了民族資產階級提不出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不能發動和依靠廣大人民羣眾進行革命，它所領導的一系列運動都失敗了。 ^[16] 

在中國，無論是農民階級還是資產階級都無法領導革命取得成功，中國的民主革命必須由無產階級來領導才能勝利。無產階級對中國革命的領導和進入新民主主義社會以後無產階級的領導地位是革命繼續向前發展、社會主義革命取得最終勝利的重要保證，是中國革命成敗的關鍵。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