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間

《人世間》分上中下三卷，以北方某省會城市一個平民區共樂區為背景，以一位周姓平民子弟的生活軌跡為線索，從20世紀70年代寫到改革開放後的21世紀10年代，多角度、多方位、多層次地描寫了中國社會的巨大變遷和百姓生活的跌宕起伏。周父是根紅苗正的老一輩建築工人，長子響應國家號召，上山下鄉變知青；長女為追求“詩人”的愛情，遠赴貴州農村插隊；小兒子留在城市，成為工人一份子……小説刻畫了十幾位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展示了波瀾壯闊的中國社會鉅變。

作者將從共樂區走出的十幾位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生活和奮鬥歷程，嵌入到中國社會近50年來發生的上山下鄉、三線建設、推薦上大學、恢復高考、知青返城、對外開放、搞活經濟、國企改革、個體經營、棚户區改造、反腐倡廉等重大社會變動發展進程中，既寫他們生活的磨難與困苦，更寫他們懷揣夢想艱苦奮鬥的尊嚴與榮光。他們中有的通過讀書改變命運成為了社會精英，有的子承父業努力打拼辛勞謀生，其性格命運雖各有不同，但始終恪守勤勞堅忍、自尊自強、正直善良、珍愛友情、樂於助人的倫理道德，做一個好人是他們的信念或者説信仰。 ^{[1]  [3]} 

周秉昆，在兄弟姐妹中排最小，留在了城裏。與哥哥周秉義和姐姐周蓉不同，周秉昆沒有讀書的潛質。從木材廠、醬油廠工人，到《大眾説唱》的責任編輯，再到飯店副經理，他在父母身邊過着相對普通的工人生活。他的人生經歷折射出的是新中國半個世紀以來普通大眾的命運沉浮，他的感情經歷所展現的也是老一輩北方男性對愛情的執着與堅守。

周秉昆是一條不寬不窄的敍述通道。道路的左邊，是他的哥哥周秉義、嫂子郝冬梅，他的姐姐周蓉、姐夫蔡曉光，他的父母，還有他自己後來建立的小家庭以及光明等。右邊，則是他的街坊、他的工友們，在他們的生活圈裏，有派出所的片警，有下到工廠來接受改造的“老革命”，有同為工友、後來上大學在中央機關工作的小夥伴，還有周秉昆後來在雜誌社工作的同事。道路兩邊的人物，有着各自不同的遭遇，在不同的社會層面上，上演着活色生香的人間悲喜劇。他們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生活圈子。這些生活圈，有的有些交叉，有的則相對封閉根本就沒有往來。不同的社會階層，有着自身發展的必然邏輯。周秉昆就在這些大大小小的生活圈子裏，發揮着穿針引線的作用。

周秉昆的一生都紮根在社會的底層，他是寄託了梁曉聲民間倫理本位意識和“好人文化觀”的人物載體。在城市平民周秉昆這裏，“好人文化觀”具體體現為對理想主義愛情的堅守、民間友情道義的擔當和倫理本位親情的守望。 ^{[6]  [13]  [14]} 

周秉義，周秉昆的哥哥。他到生產建設兵團後，和被“打倒”的副省長的女兒、自己的高中同學郝冬梅結成伴侶。改革開放後，他考上名牌大學（北京大學），在身為老幹部的岳母的挑剔和輔佐下一步步走上領導崗位。他當過國營大廠的黨委書記，當過省內第二大城市的市委書記，後來到中央機關工作，成為一位履職多年的正廳級幹部。臨到快退休時，他毅然回到家鄉，想要改變A市貧困區普通百姓的生活處境，進行棚户區改造。他在完成貧困區改造後被人誣陷，組織上經過調查還他清白，他最後無怨無悔地離開了人世。

周秉義是梁曉聲在《人世間》中着意塑造的知識分子、黨的幹部系列人物形象代表，他寄託了梁曉聲“英雄主義”和“浪漫主義”的文學創作理念。他是具有西西弗斯式英雄主義情懷的平民英雄，也是常常陷入情感與理智矛盾衝突的鮮活個體。 ^{[6]  [13]} 

周蓉，周秉昆的姐姐，周秉義的妹妹，她敢做敢為，自己的命運自己扛。早年作為文藝女青年，激情澎湃、義無反顧地奔赴貴州山區，與從北京發配到這裏的“右派”詩人馮化成結為伴侶。等到改革開放後自己考上北大，看到回城的馮詩人惡性彌補自己的青春損失時，她決然與之分手。後來她到國外照顧自己的女兒十幾年，回國後不戀過去的副教授身份，到民辦中學做數學老師，直到退休後和丈夫蔡曉光一起到貧困山村幫助失學兒童。

她是梁曉聲在《人世間》中從自由倫理維度塑造的一位具有叛逆與獨立精神的“知識女性”形象，具有在那個壓抑的年代難能可貴的獨立自主現代意識。周蓉經歷過兩段婚姻，第一段是建立在精神崇拜基礎上且具有浪漫主義色彩的愛情，但最終在認清生活的真相後走向破滅。她的第二段婚姻是褪去年少輕狂的理性之愛，重返故鄉的周蓉與曾經的追求者蔡曉光在冥冥之中的相遇，再次迎來了愛情的曙光。周蓉作為一個“不自由，毋寧死”的女性知識分子形象，其現代意識也貫穿在其一生的求學與工作中，她力圖衝破現實拘囿，積極尋找自己想要的生活的所做出的種種努力，都是對傳統女性温順軟弱，依附於男權的一種挑戰。 ^{[6]  [13]} 

周志剛是周氏兄妹的父親，他是新中國第一代建築工人。為了國家建設，他常年在外東奔西走，內心一直洋溢着國家主人公、社會建設者的豪邁和激情。同時，他又深明大義，通情達理。周氏兄妹之所以能在社會發展中發揮作用、體現價值，與周志剛的言傳身教不無關係。這是一個久違了的工人階級的高大形象。 ^[13] 

鄭娟，周秉昆的妻子。梁曉聲在《人世間》中塑造的鄭娟是一個温柔堅韌、帶有聖母光輝的完美妻子形象。鄭娟不同於《人世間》中其他女性形象，既沒有周蓉的博學多才，也沒有郝冬梅的官二代背景，她卑微的人生因周秉昆的出現而發生逆轉。婚前她是亟待拯救的落難天使，婚後轉變為賢妻良母式的“民間天使”。鄭娟的前期書寫延續了受難的母題，交代其年輕守寡不幸被強姦生子、家庭清貧的苦難命運。鄭娟與西方文學史上的“天使型女性”類似，這點在文中也有具體的闡述：“有一類女人似乎是上帝差遣到民間的天使，只要她們與哪一户人家發生了親密關係，那户人家便蓬蓽生輝。” ^[6] 

周蓉的第二任丈夫。周蓉中學時，省商業廳長的兒子蔡曉光就追求她，周蓉卻為愛情追到貴州插隊，與被打成現行反革命的詩人馮化成結婚，蔡曉光卻心甘情願為周蓉投奔戀人打掩護。“文革”結束後，成了北大學生的周蓉發現出了名的丈夫是個行為不端、沽名釣譽的人，果斷跟他離了婚。周蓉婚姻的變故卻給周家帶回了曾經的拯救者蔡曉光，蔡曉光成了周蓉的丈夫。蔡曉光“文革”後雖沒什麼政治前途了，但他改行搞文藝，專拍主旋律電視劇，成了A市頗具能量的名導“蔡絕主”。周蓉和蔡曉光間雖然多了些人生的波折，但彼此間的情感卻歷久彌深。 ^{[13]  [15]} 

周秉義的妻子。周秉義到生產建設兵團後，和被“打倒”的副省長的女兒、自己的高中同學郝冬梅結成伴侶，兩個不同社會階層的人物，因為生活的變故走到了一起。在周秉義生病去世後不久，郝冬梅便嫁給了一個“紅二代”。小説的尾聲這樣敍述道：“九月下旬，郝冬梅給周蓉發了條短信，説自己將在‘十一’當日結婚，希望周蓉做伴娘。”而她的第二任丈夫是一位標準的“紅二代”。對於自己的迅速改嫁，冬梅給周蓉的解釋是：“我是為你哥作出這種決定的，他臨終前，要求我答應他這麼做，當然，我自己需要重新找到歸宿。” ^[13-14] 

周家的第三代人以周蓉的女兒玥玥和周秉昆的兒子周楠、周聰為代表，他們的生活比父輩要幸福得多，擁有更好的受教育機會，又趕上出國熱。時代的變革某種程度上決定着個人的命運走向，時代的進步也給百姓們提供了施展自身才能的機會。 ^[16] 

周秉昆等人與曲秀貞老太太、白笑川、邵敬文等長輩之間的交際中體現了《人世間》的友情書寫。從“文革”到改革開放長達幾十年的過程中，周秉昆等人對曲秀貞老太太的態度，從一開始的誤解與不滿，到後來對老太太充滿尊重與敬佩之情，這種深厚的友誼實際上是一種官民之間的幫扶所促就的。周秉昆和他的朋友遭遇困境和禍患，曲老太太給予了幫助。《大眾説唱》的編輯白笑川和邵敬文也對周秉昆等人在生活和工作上給予了充分的幫助。這種基於不同階層之間的照顧與幫扶，既體現了作品於人間煙火之處彰顯的道義與擔當，也凸顯了底層社會的道德理想主義。 ^[17] 

鄭娟和光明的母親，她在《人世間》沒有留下姓名，她首次出現在小説中時，佝僂着身子，推着一輛破破爛爛的冰棍車，車上插着十幾支糖葫蘆。她又老又醜，走在嚴寒的冬天裏。就是這樣一個老婦人，在自己的貧寒中帶着兩個孩子一起生活，先是鄭娟，後是盲童光明。他們都是她撿來的，都不是她親生的孩子。她靠賣點冰棍、糖葫蘆，帶着鄭娟、光明糊着火柴盒在艱難度日。她不聲不響地離開了人世，平靜從容。她一生卑微，內心卻高潔善良，體現了深刻的人性美好，讓人為之動容。 ^[13] 

光字片”派出所的民警龔維則出現在小説中時，他自己年齡並不大，卻正在勸導哥哥姐姐們下鄉後留在城裏的一羣小青年：要管好自己，不要給社會惹事生非。多年以後，這位“小龔叔叔”當了分局常務副局長。從中紀委下來辦案的呂川和當年同在醬油廠的工友們聚會，臨別時不經意地和“小龔叔叔”的侄兒“擁抱了一下”。這個時候，讓人意識到：龔維則要出事。果不其然，“小龔叔叔”成了腐敗分子。對這個人物，小説裏只有幾處筆墨不多的下筆，卻讓人印象很深。 ^[13] 

在《人世間》中，值得品味的人物還有很多。盲童光明成年後，周秉昆還在為他的將來操心時，他主動去了寺院，為人們按摩推拿，做起善事。還有那些更普通、更底層的孫趕超、於虹、常進步、肖國慶、吳倩等。他們沒有多少文化，也沒有任何家庭背景。日子平順時，他們還能將就；一旦生活發生些變故，他們的日子就難以為繼，千瘡百孔。肖國慶後來得了尿毒症，每週要透析，為了不再給已經負擔不起的家庭增加負擔，最後他選擇了卧軌。 ^[13] 

《人世間》與梁曉聲以往的創作和思考，既有精神上的關聯，又有格局上的擴展。它突出體現在，《人世間》提供了一個新的寫作視野。在《人世間》這部作品中，梁曉聲對現實生活的表現，不再指向某個單一的社會階層和某一特定的人羣，而是面向普天之下的芸芸眾生，重在展現人世間的社會生活情形。在這裏，梁曉聲回到了自己生活的原點。他從自己熟悉的城市貧民區的底層生活寫起，然後一步一步發散到社會的其他階層和人羣，寫不同社會階層的生存狀態，寫人與人之間的糾纏，寫人生的悲歡離合，寫人物命運的跌宕起伏，從而勾畫出一幅錯落有致的世間百姓羣像圖。作品在人世間的大視野下展開，緊緊扣住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這一基本線索，多角度、多方位、多層次地展現了社會現實的豐富和生動。 ^[12] 

《人世間》開啓了真正意義上的“年代寫作”。所謂年代寫作，往往被理解為出生於某個年代的作家的寫作。《人世間》的寫作，恰恰是從年代開始的。《人世間》裏的周氏三兄妹，是共和國的第一代人。作品從他們走進社會的20世紀70年代初寫起，一直寫到改革開放的21世紀10年代，時間跨度長達近50年。梁曉聲和共和國同齡，他有條件寫出這一段感同身受的歷史。而這近50年，正是中國社會發生急劇變化的時期。這個時期，中國社會從封閉走向開放，百姓生活由貧困走向富裕，社會文化從貧乏走向多元。當一個急劇變化的時代與每個人的命運交織在一起時，人們看到了前所未有的人間奇景。而這正是《人世間》要向人們集中展示的。

把百姓生活放進近50年的時間長河裏去浸潤、磨洗，這確實需要膽識和勇氣。而百姓生活作為現實生活的基礎和根本，也最能印證社會的發展和時代的變化。於是，在《人世間》裏，可以看到，這近50年裏出現過的上山下鄉、三線建設、推薦上大學、知青返城、恢復高考、出國潮、下海、走穴、國企改革、工人下崗、個體經營、棚户區改造、反腐倡廉等重大社會動向和重要社會現象，在不同的時間節點上，對《人世間》中的各類人物，都發生過深刻的人生影響。於是，在作者構建的人世間的生活場景裏，人們讀到了個人的成長、草根青年的奮鬥，讀到了婚姻、家庭的維繫與經營，讀到了家族的衰敗與延續，讀到了百姓生活的酸甜苦辣，讀到了不同社會階層的親疏遠近，讀到了社會發展和時代進步。在《人世間》裏，還讀到了底層生活的艱辛和不易，讀到了平民百姓嚮往更好生活的人生努力，讀到了讀書影響人生、知識改變命運的提示，以及作者對人間世事的憂思和感懷。

《人世間》形象而直觀地展示了近50年中國的百姓生活和時代發展。這對於人們回望中國社會的發展進程和普通百姓的心路歷程，有着彌足珍貴的認知和審美功效。這是年代寫作的必然意義，更是《人世間》的價值所在。 ^[12] 

在《人世間》裏，作者善於挖掘人物身上所閃現的善良、正直、擔當和誠信。即便生活再艱辛，也要將心比心，為他人着想；就是身陷困境，也要互助互幫，自立自強。無論社會如何變化，時代怎樣變遷，都要努力做一個好人。社會越發展，時代越進步，作為人本身，更應該向善、向上、向美。 ^[12] 

同時，在《人世間》裏，作者傾注了自己對普通百姓生活的真切關懷。在時代大潮中，對每個人來説，追求更好的生活，都有其必然的合理性。但追求的方式和手段、具備的素養和能力，又往往決定了他們人生努力的價值優劣。平民百姓如何改變人生和命運，生活嚮往如何得到有效實現，這是作者尤為關切的。人世間的喜怒哀樂與每個人都休慼相關，《人世間》體現出了深厚寬廣的憂患和悲憫。這是梁曉聲的人間情懷，也是他寫出《人世間》的內在動因。 ^[12] 

《人世間》歷經數年創作完成，題材容量超過過往，時空跨度大，刻畫人物多，既抒寫了中國社會發展的“光榮與夢想”，也反映了改革開放進程的艱難和複雜。小説分上中下三卷，主要圍繞春節歡宴、家庭聚會、重大事變結構全篇，表現出作者駕馭複雜題材的匠心獨具和功力。 ^[1] 

《人世間》體現了作者駕馭生活的能力。小説沒有扣人心絃的懸念設計，沒有一波三折的情節安排，沒有人物命運的大起大伏。作者通過自己的生活積累和人生閲歷，平實而真切地描述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從百姓生活中去體現社會時代的巨大變化。 ^[12] 

山東師範大學教授、文學評論家李掖平：梁曉聲的《人世間》是一部關注時代關注普通民眾生活與生存，向平民的理想，尊嚴和榮光致敬的長篇小説。該小説縱橫交錯的複式結構，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樸實日常的平民視角，接地氣有温度的語言，以可親可敬的平民史詩性，標示出新時代現實主義小説創作的新高度。 ^[3] 

評論家孟繁華：《人世間》寫的是百姓生活，它將勵志色彩潛隱在作品當中，寫人物、寫人心對當下青年讀者具有教科書意義。 ^[3] 

中國青年出版總社黨委書記、社長皮鈞：《人世間》是一代人的時代閲歷，也是改革開放四十年的人民總結。 ^[11] 

中國青年出版總社副總編輯、文學評論家李師東：於人間煙火處彰顯道義和擔當，在悲歡離合中抒寫情懷和熱望，《人世間》堪稱一部“五十年中國百姓生活史”。 ^[11] 

梁曉聲，原名梁紹生，祖籍山東榮成，1949年生於哈爾濱市，當代作家、學者。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資深教授，全國政協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著有《今夜有暴風雪》《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雪城》《返城年代》《年輪》《知青》等作品數十部，多部作品被譯介到海外。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