亭林遺書

顧炎武，原名絳，字忠清。生於明萬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死於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明之後，因慕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門生王炎午，更名顧炎武，字寧人。當時的學者們因顧炎武的家鄉是南朝大畫家顧野王所居住的亭林鎮，因此稱他為亭林先生。

顧炎武出身於沒落的官僚地主家庭，是江東有名的大富户之一。世代書香門第。自顧炎武的高祖一直到顧炎武的父親，三代進士，一代副榜，祖孫五代都做過明朝的大官。

他從小過繼給未婚守節的嬸母王貞孝。王貞孝是遼東行太僕少卿王宇的孫女，太學生王述的女兒。“自小嚴整如成人”，是一個有學識的婦女，不僅以《大學》之道教導顧炎武如何立身，而且還時常給他講述明初劉基、方孝孺、于謙等人的報國事蹟，在做人方面給他以啓迪。她是一位典型的舊式女性，未婚守節，斷指療姑，得貞節牌坊。在明末清初時，以“我雖婦人，然受國恩矣，設有大故，必死”的信念，在六十歲時，絕食十五天而死。遺命顧炎武“無為異國臣子，無負世世國恩，無忘先祖遺訓，則吾可以瞑於地下”。她的忠君愛國思想，對顧炎武一生的為人和思想品德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顧炎武從三十三歲到七十歲去世時，都不肯做清朝的官。

“刀繩俱在，無速我死！”他曾多次不惜一死來拒絕。顧炎武的嗣祖顧紹芾，留心史事，關心現實，時時不忘告誡他：“士當求實學，凡天文、地理、兵農、水火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在嗣祖的朝夕課督之下，顧炎武自幼攻讀經史和兵家著述，逐漸確立學以經世的志向，他最恨一般知識分子逃避現實。他説：“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今日之清談，有甚於前代者；昔之清談老莊，今之清談孔孟。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已治人之實學。”

《亭林遺書》被列入抽毀的書目中。據《禁燬書目》記載：“查此書系崑山顧氏撰以所著十書合為一編，內除亭林文集、亭林詩集二種中均有偏謬詞句，應行銷燬，又《昌平山水記》一種亦有乖謬之處，應行抽毀外。其《左傳杜解補正》、《九經誤字石經考》、《金石文字記韻補正觚十事》及《顧氏譜系考》等7種，均系辯正經史之書，有補考證查無干礙，應請毋庸銷燬。”

顧炎武是從科舉制度桎梏中掙脱出來的人。在他青少年時代，也曾象當時的文士一樣，“注蟲魚，吟風月”，“為雕蟲篆刻之技”。然而，經歷了明清之際的社會大動盪，他斷然一改舊心，以“能文不為文人，能講不為講師”自誓，一洗明季的浮躁習氣。主張“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樹立了現實主義的文學觀。

他提出“文須有益於天下”，他贊同唐代著名文學家白居易關於“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主張，把寫作視為一種救世手段。他指出：“救民以事，此達而在上位者之責也；救民以言，此亦窮而在下位者之責也”。因此，他要求自己的文章，“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他的詩文集中充滿了反映現實，體現憂患意識的作品。

在明朝滅之後，他曾把希望寄託在南明政權身上，作《感事詩》“日角膺符早，夭拄主■臨。安危宗社計，擁立大臣心。舊國仍三豪，多方有二斟。漢災當百六，人未息謳吟。”又“縞素稱先帝，春秋大復仇。告天傳玉冊，哭廟見諸侯。詔令屯雷動，思波解澤流。須知六軍出，一掃軍神州”。這些詩句表達了他擁立福王的心情和收復失地的決心。

南明政權覆滅後，他又把希望寄託在民間鬥爭上。如《千里詩》：千里吳封大，三州震澤通。戈矛連海外，文檄動江東。《推官二子被難》：蒼黃一夜出城門，白刃如雪日色昏。欲告家中賣黃犢，松江城上去招魂。反映了作者不為清軍暴行所威脅，決意繼續鬥爭的心情。這一時期他的詩深刻揭露了明末腐敗的政治，也熱情謳歌了抗清志士，同時控訴了清軍的鐵蹄蹂躪。風格沉雄悲壯，樸實感人。在他北行之後，他“生無一錐土，常有四海心”。在這一時期他的詩歌，則多是眷戀故國，關懷民生心境的真實寫照。蒼勁沉鬱，頗有杜甫的遺風。如：《重謁孝陵》：舊識中官及老僧，相看多怪往來曾；問君何事三千里，春謁長陵秋孝陵。《五十初度時在昌平》一詩是他晚年作品，也仍然有着濃重的懷念故國的情懷。“居然■落念無成，陳駟流萍度此生，遠路不須愁日暮，老年終自望河清。常隨黃鵠翔山影，慣聽青驄別塞聲。舉目陵就猶舊國，可能鐘鼎一揚名。

在他筆下也寄寓着對人民的深切同情。他的《夏日》詩寫道：“未省答天心，且望除民患。《黍苗》不作歌，《碩鼠》徒興嘆”。他憧憬着“四海皆農桑，絃歌遍井閭”的太平盛世，表示“願作勸農官，巡行比陳靖。畎澮氵遍中原，粒食始百姓。”

在顧炎武的文集中，他的文章以文字淳樸，不事雕琢而見長。他強調文章的實用性，因此極少去寫那些為死者歌功頌德的應酬文字。他曾説：“《宋史》言，劉忠肅每戒弟曰：‘士當以器識為先，一命為文人，無足現矣’。僕自一讀此言，便絕應酬文字，所以養器識而不墮於文人也。就是對於“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因為做了“無關於經術致理”的應酬文章，顧炎武也對他持保留態度。他説：“韓文公文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毀》、《爭臣論》、《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序》諸篇，而一切銘狀概為謝絕，則誠近代之泰山北斗矣。今猶未敢許也。”

顧炎武不僅拒絕做應酬文章，而且有力抨擊了中國古代長期存在於文學中的擬古弊病。他指出：“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極詣，況遺其理而得其皮毛者乎。”因此他斷言：“效《楚辭》者，必不如《楚辭》；效《七發》者，必不如《七發》。蓋其意中先有一人在前，既恐失之，而其筆力復不能自遂。此‘壽陵餘子學步邯鄲’之説也。他還從文學史的角度論證了這個問題。他説：“《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辭》。《楚辭》之不能不降而漢魏，漢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者，勢也。用一代之體，則必似一代之文，則後為合格。”因此在他的文集中有許多優秀的文章，切中時弊，幹人論世大有裨益。

在學術研究上，顧炎武“以博學於文，行己有恥”的為學主張和鍥而不捨的學術實踐，為轉變明季空疏學風，開啓清初實學先路，作出了積極貢獻，使他成為清初務實學風的倡導者。《亭林遺書》中許多的學術著作反映了他在考據學、金石文學、音韻學方面的巨大成就。

他的《左傳杜解補正》，破除了《左傳》研究中今古文壁壘，博採《左傳》、《公羊》、《穀梁》三家之長，並且對前人所譏刺的唐人啖助的《春秋》研究尤加讚許。他不同意對啖助“不本所承，自用名學，謂後生詭辯為助所階”的批評。認為：“故啖助之於《春秋》，卓越三家，多有獨得。”所以，顧炎武的《春秋》研究深為後人重視，被評為“掃除門户，能持是非之平。”

正是因為顧炎武深湛的學術造詣，才使得這些學術作品沒有被一同禁燬，得以保留，並影響了清代的學術研究。開創了一代學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