亓詩教

1557年（明嘉靖三十六年）出生於萊蕪李條莊。1598年（萬曆二十六年）考中進士，初任荊州、淮安二府推官，專管刑獄，因能公平執法，無冤案和積壓案件，於萬曆三十五年受朝廷勅命褒獎。後升禮科給事中。萬曆四十年，他和同僚趙興邦兩次彈劾禮部侍郎翁正春考場徇私，翁正春轉官以待歸養。由於其在禮科給事中任上能忠於職守，積極納諫，秉筆直言，稽查違誤，受到勅命褒獎，然後轉為吏科給事中。萬曆四十三年山東大旱，一歲皆空，千里如掃，饑民流離失所，盜者蜂起。萬曆四十四年，亓詩教奉差歸裏，見此慘狀，上《饑民疏》，論述饑荒為盜發的根源，要求朝廷發放國庫銀十萬兩，並從上交税銀中留十萬兩，再免去山東六郡包税二萬三千兩，約計二十三萬兩，得到朝廷批准，救活災民無數，平息了荒亂。後升為翰林院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萬曆末年，亓詩教與知縣胡士奇共同編纂《萊蕪縣誌》。 ^[1] 

亓詩教為官期間陷入明末黨爭之中。公元1614年（萬曆四十一年），方從哲入閣為相，依附者眾多。亓詩教為方從哲門生，齊黨首領，自然春風得意，一直持續到萬曆四十七年。其間齊、楚、浙三黨權傾朝野，炙手可熱。萬曆四十八年，給事中惠世揚、程詮相繼彈劾方從哲，方從哲被迫辭官後，齊楚浙三黨之魁失去靠山，相繼引去，作為齊黨之首的亓詩教於天啓元年三月乞歸故里。熹宗繼位後，東林黨得到重用，齊楚浙三黨的一些重要成員不斷受到東林黨的彈劾追論。其間宦官魏忠賢取得司禮監秉筆太監的重要職位，他內結王體乾、李承貞，外結亓詩教推舉的方從哲的老鄉馮佺，權勢日盛，把持朝政。天啓四年，方從哲的老鄉馮佺在魏忠賢親信魯生的極力推薦下登上相位。天啓五年九月，亓詩教被馮佺召回京城，升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隨後巡撫河南等處地方，並提督軍務，兼理河道，一直外放。天啓六年仲夏，亓詩教自開封抱病而歸。思宗繼位後，清洗閹黨，亓詩教被列入逆案，贖徒為民。他回鄉後隱居城南蒼龍峽，著有《饑民疏》《清閒詞》《胡公去恩碑》《石痴居士傳》《石痴詩集序》等文留世，約在崇禎末年去世，葬在蒼龍峽西側。 ^[1] 

萬曆四十五年，明廷為其父亓三顧在城南夾谷山（今筆架山）前立“天恩重賜坊”，在萊城西廂為其立“都憲坊”。 ^[1] 

明末官僚機構中因地緣關係結成的政治派系，浙黨、齊黨、楚黨的合稱。明中葉以後，嚴重的政治統治危機和財政危機，加深了社會矛盾，同時也使統治階級內部矛盾日趨激烈。萬曆三十三年(1605)被罷官的吏部郎中顧憲成回到家鄉無錫後，與高攀龍等講學於東林書院，諷議時政，要求改良政治，以緩和統治危機，得到在野及部分在朝士大夫的呼應，形成了一種頗有影響的政治勢力，被代表大地主集團的反對派稱為東林黨。在顧憲成罷官同年，浙江寧波人沈一貫入閣成為大學士，幾年後任首輔，他糾集在京的浙江籍官僚，結成東林黨的反對派，被稱作“浙黨”。此外，朝中官僚組成的東林黨的反對派還有“齊黨”(以亓詩教籍貫山東而得名)，“楚黨”(以官應震、吳亮嗣籍貫湖廣而得名)。以及“宣黨”、“昆黨”等，也都是以地緣關係結成的黨派。浙黨勢力最大，齊黨、楚黨皆依附於它，聯合攻擊東林黨，以排除異己為能事，故合稱“齊楚浙黨”。東林黨與他們展開了激烈的鬥爭。黨爭始於爭國本，既而爭“梃擊”、“紅丸”、“移宮”三案，綿延數十年。對立雙方還都利用每六年一次的京察作為排擠打擊對方的手段，使明末考核京官的制度成為黨爭的工具。萬曆三十三年東林黨人、都御史温純和吏部侍郎楊時喬主持京察，貶謫浙黨官員錢夢皋、鍾兆鬥等，沈一貫從中阻撓。三十九年北京京察驅逐齊楚浙黨官員，而南京京察主持在齊楚浙黨人手中，又大肆貶謫東林黨人。四十五年浙黨主京察，也大肆斥逐東林黨人。浙黨當政時期腐敗無能，直接導致了薩爾滸之戰的失敗。天啓三年(1623)東林黨人主京察，又盡逐齊楚浙黨。宦官魏忠賢得勢後，齊楚浙黨大多投靠其門下，形成閹黨，慫恿魏忠賢殘酷鎮壓東林黨人，編造黑名單《點將錄》、《天鑑錄》、《同志錄》等，興起黨獄，企圖將東林黨人一網打盡。崇禎即位後，雖除掉魏忠賢，但閹黨勢力仍存於朝中，繼續排斥東林黨人，直至明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