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禮監秉筆太監

洪武十七年（1384年）四月，朱元璋對宦官機構進行第一次調整時，增設了司禮監，其職權為掌宮廷禮儀。至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第二次全面調整時，司禮監的職權則改為掌管婚喪祭禮儀、賞賜筆墨書畫、督導光祿司供應皇宮筵宴等事務。這時，司禮監雖仍排列在內監之後，但新增加的掌御前勘合、內使出門馬牌等機要工作，無疑已大大提高了其地位。

永樂時期，司禮監仍為宦官的一般衙門。但到宣宗朝，司禮監的地位開始得到提升。宣德四年（1429年），特設內書堂，命大學士陳山專授小內使書，而太祖不許宦官識字讀書之制從此廢除。內書堂直屬司禮監，其主要任務是為二十四衙門提供有文化的宦官。負責記錄御前文字的太監和掌封進本章、發行諭批的文書房宦官亦均出自內書堂。

伴隨着內閣票擬的制度化，司禮監秉筆太監“批紅”的制度應運而生。票擬出現之後，依制閣票應由皇帝親自批答，但實際上早在宣德時期皇帝已不能做到這一點。不久，代替皇帝批紅的司禮監秉筆太監即應運而生。正統以後，每日所奏文書，除皇帝御筆批數本外，其他都歸眾太監擬照閣中票擬字樣用硃筆楷書批寫。與此同時，司禮監自身的權力和結構也進一步高漲和嚴密化。首先，司禮監將宦官各衙門的主要權力逐步集中到自己手中，舉凡鎮守太監的調派，同三法司錄囚，提督京營、東廠等大權皆歸屬司禮太監。其次，在組織形式上，司禮監已形成為一個以掌印、秉筆太監為首腦的和內閣部院相對應的龐大的官僚機構。司禮監實質上成為內廷的另一內閣，其掌印太監實際已成為與內閣首輔對柄機要的“內相”，秉筆太監可權視次輔。

《明史卷七十四》：“凡內官司禮監掌印，權如外廷元輔；掌東廠，權如總憲。秉筆、隨堂視眾輔。各設私臣掌家、掌班、司房等員。提督西廠，不常設，惟汪直、谷大用置之。劉瑾又設西內廠。尋俱罷革。提督京營，提督太監，坐營太監，監槍、掌司、僉書俱無定員。”

《萬曆野獲編補遺》卷一載：“……司禮今為十二監中第一署。其長與首揆封柄機要，僉書、秉筆與管文書房，則職同次相；其僚佐及小內使俱以內翰自命，若外之詞林，且常服亦稍異。其宦官在別署者，見之必叩頭稱為上司。雖童稚亦以清流自居，晏然不為禮也。內官監視吏部掌升選差遣之事，今雖稱清要，而其權俱歸司禮矣。”

明初，司禮監與各監主管設“太監”一，左右少監各一，各司設“司正”一，各局設“大使”一。以後編制擴張，各監分設“掌印太監”。司禮監以“掌印太監”為首，下設“秉筆太監”數人，一般首席秉筆主管東廠、詔獄等特務刑訊機構，各秉筆分管各監各司局。

司禮監諸太監權力來自明代特有的票擬與批紅制度。

明代廢相，內閣與各部大臣奏議公事先行“票擬”，由皇帝“硃批”決定可否。由於廢相後繁瑣朝議使皇帝無力負荷，加以若干君主廢弛朝政，遂有秉筆太監代為“批紅”的制度。即各部公文奏議交司禮監分類後，揀選其要呈送皇帝。皇帝或親批，或由秉筆口述大要而皇帝口決，秉筆代為“照閣票批紅”，發還內閣與各部依據批紅撰寫正式詔書執行。但秉筆太監只是寫上意見，最後由掌印太監審核，如果認為可以，就蓋上印章。如果認為不行，有權打回去重批。

明正統時太監王振。

明正德時太監劉瑾。

明萬曆時太監馮保。

明天啓時太監魏忠賢。

明崇禎時太監王承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