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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牟

(趙國首都)

鎖定
中牟(zhōng mù),是春秋戰國時期趙國首都。歷經桓子、獻侯、烈侯、武公、敬侯等國君,趙國於公元前423年由都城山西晉陽遷至河南中牟(今河南鶴壁山城區一帶),後於公元前386年遷至河北邯鄲
中牟曾為趙國首都達38年,是趙國由弱到強、由小到大的重要轉折時期。為以後趙國進取河北平原、攻滅中山國、拓擴西北邊陲疆域,乃至最後定鼎邯鄲,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春秋戰國時期,戰爭紛起,各國都城屢經遷徙,韓、趙、魏三國也曾先後遷都。公元前425年趙襄子立三十三年卒,浣立,是為獻侯。獻侯少即位,治中牟。由於趙都中牟的時間短,沒有趙都邯鄲時間長、影響大,幾乎被忽視。 [1] 
中文名
中牟
拼    音
zhōng mù
釋    義
趙國首都
建立時間
春秋初年
歷經國君
桓子、獻侯、烈侯等
後遷址
河北邯鄲

中牟晉、趙治中牟

中牟 中牟
中牟約始建於春秋初年。當時,有赤狄、白狄、長狄等種姓部落,散居在太行山脈東西山麓的山間谷地一線,不斷侵擾華夏諸國。齊桓公聯合中原諸侯國,曾舉“存魯救燕”、“遷邢封衞”的善政,贏得諸侯們的擁戴。齊桓公伐戎年代約在公元前664年至前660年,又於前 659年“為衞築楚丘(今河南滑縣東)”。
中牟 中牟
晉國在春秋時期是較早設縣的國家之一。最初的縣都設在邊地。晉平公時向趙武徵詢中牟令人選的事,既表明中牟在晉公心目中的非常地位,又昭示該邑由衞轉屬晉國的時間約在春秋中期。《淮南子·主術》高誘注曰:“縣,遠也。”這時的縣內部也有一套完整的政治組織軍事組織,有利於集權統治,加強邊防。東周時爭戰頻繁,各諸侯國的都城營建,也多注重選擇具備這種軍事條件的邑城進行發展。《晏子春秋·內篇雜上第五》記:“晏子適晉,至中牟。”《左傳·定公九年(前501年)》:“秋,齊侯伐晉夷儀。晉車千乘在中牟,衞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乃過中牟。”這些文獻記載了中牟邑不僅是晉國擴大對外兼併戰爭中的軍事重鎮,同時也顯示其是齊、晉、衞之間的交通樞紐
周武王始有陪都之設,歷代均以周王朝為範本,推行兩京制或多京制”。至春秋晚期,“趙氏名雖晉臣,實專晉權,奉邑侔於諸侯”。而這時趙氏的政治中心是位於晉中地區的晉陽,對與齊、衞、魏爭奪東南邊鄙,“以長南藩之地”的戰略基地東陽地區,有鞭長莫及之憂。所以,爭奪中牟、治理中牟,在此“定天保,依天室”,建立新的根據地,營陪都為時勢所必然。史料中也記載有趙氏為此鴻圖而在中牟與諸侯爭雄的諸多舉措:《左傳·哀公五年(前490年)》: “夏,趙鞅伐衞,範氏之故也,遂圍中牟。”《説苑》、《新序》也記有趙鞅“屠中牟”。《淮南子·道應訓》:“趙簡子死,末葬,中牟入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之……中牟人聞其義,乃請降。”
太史公在《史記》中也記載了這一歷史階段趙對齊、衞、魏的頻繁較量:公元前490年“趙簡子伐衞”,“韓、趙伐齊至桑丘”;公元前485年“趙鞅伐齊”;公元前475年“趙簡子伐衞,(衞)莊公出奔”;公元前380年“伐齊至桑丘”;公元前379年“襲衞,不克”,又 “拔魏黃城”;公元前372年“伐衞,取都鄙七十三”;公元前370年“伐齊於甄”。在拓擴東南疆域過程中,中牟成了趙國東部邊陲對抗齊、衞、魏的前沿軍事基地。至於《竹書紀年》所云“齊伐趙東鄙,圍中牟”之事,這時趙的統治中心在晉陽,因中牟位太行山之東,是趙氏領土的邊鄙之邑,故云“趙東鄙。”

中牟崛起為趙都

中牟 中牟
在晉、趙兩朝治中牟時都重視選揀舉賢,任官使能。任過中牟令的邢伯子、佛月午、王累、壬登均因對中牟的發展作出過貢獻而名垂史冊。齊相晏嬰曾解左驂以贖身在“縲紲中”的中牟賢人越石父,“延入為上客”。壬登為趙襄子舉薦“其身甚修,其學甚博”的中牟人中章、胥已為中大夫。還有“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的中牟鄙人甯越,與“少室周者”角力的中牟徐子都是當時的佼佼者。長期任用良吏治理,使中牟很快發展為黃河以北、漳河以南地區具備軍事、政治中心條件的繁榮都市,成為趙宗主治晉陽時事實上的陪都。
至趙獻侯即位(前425年),終於遷都到此,為趙國逐鹿中原,東爭齊、魏奠定了地理上的戰略基礎。中牟為都歷經桓子、獻侯、烈侯、武公、敬侯幾代的整合,共38年,為以後進取河北平原、攻滅中山、拓擴西北邊陲疆域,乃至最後定鼎邯鄲,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中牟遷都後地位

遷都邯鄲後中牟地位雖有變化,但總體上並未衰落,依然保持着與邯鄲政治上息息相關的顯榮地位。《戰國策·齊策》:“昔者趙襲衞,衞君跣行,告朔於魏。魏王身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騖,河山之間亂。衞得是籍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 《史記·趙世家》悼襄王元年(前244年)條載:“大備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與魏、衞之間多次發生與中牟相關的戰爭,表明這裏繼續維持着趙氏政權根據地的地位,即事實上的陪都地位。又趙成侯二十一年(前355年),趙出兵攻衞,引發趙、魏之戰,“魏圍我邯鄲”三年,又“拔我邯鄲”。
至“二十四年 (前352年)魏歸我邯鄲,與魏盟漳水上(《史記·趙世家》)。在魏克邯鄲近三年中,趙政權並未滅國,但又在何地執行政權史無記載。不過這個政治中心必須地近邯鄲,能使趙氏遇到危難時得到其根據地的助力,甚至重返根據地。具備這種政治、軍事條件的大邑,自然應該在趙氏長期經營且又作過政治中心的都城中牟。與趙國休慼相關的大事先後在中牟發生,也正與中牟仍具備趙國後期陪都或根據地的條件相合。

中牟趙都中牟學説

春秋晚期,在與諸卿較量中逐漸強大乃至封為諸侯的趙氏,始都晉陽,趙獻侯元年(前423年)遷都中牟,至趙敬侯元年(前386年)定都邯鄲。晉陽在今太原市南古城營村;邯鄲今仍襲舊名,在今河北省南部;中牟在河南鶴壁鹿樓鄉
漢書·地理志河南郡中牟縣條:“趙獻侯自耿徙此。”認為河南中牟即趙都中牟。《晉書·地理志》、《通典·州郡》、《太平寰宇記》和《輿地廣記)等均沿此説。至唐代司馬貞《史記·索引》雲:“此中牟在河北,非鄭之中牟。”認為趙中牟在黃河以北。
影響後代大多數學者看法的當為唐張守節《史記·正義》所注:“按五鹿在魏州元城縣東十二里,鄴即相州,蕩陰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蓋中牟邑在此山之側也。”清人江永(春秋地理考實》、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洪亮吉《春秋左傳詁》以及《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中國歷史大事年表》、《中國歷史地名辭典》等皆持此説。
顧頡剛史念海中國疆域沿革史》、郭希汾《戰國策詳註》、楊寬《戰國史》、金景芳《中國奴隸社會史》等書皆謂趙都中牟在湯陰西鶴壁市。
考古方面的探索始於1960年鶴壁鹿樓鄉故縣村戰國至漢代的冶鐵遺址發掘。
1988年,鶴壁市文物工作隊,又在遺址中部進行考古發掘,為研究趙都中牟提供了一些線索。
到了20世紀80年代,學術界對趙都中牟研究的關注進入一個新的階段。1980年第4期《山西大學學報》載文《趙都中牟應在黃河之北》。 1987年,孫繼民郝良真二位先生根據有關文獻,進一步推斷此中牟位於邯鄲東南直至黃河西北岸這一地域”。是年,河北省史學會、邯鄲市史學會、邯鄲市博物館聯合中國先秦史學會在邯鄲市召開全國趙文化學術研討會,並出版了與會學者專家的論文集,其中對趙都中牟多方位的探索,令學術界所矚目。
1993年,張新斌先生撰文,首先提出了鶴壁鹿樓為趙都中牟説”。之後,姚志國、王文強二位先生又相繼提出鶴壁故縣為趙都中牟説。圍繞“鶴壁趙都”的確認問題,河南省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鶴壁市文物局組成專門的趙都中牟課題組,進行廣泛的考古調查
2000年9月,由中國古都學會、河南省社科院、鶴壁市共同舉辦了“鶴壁趙都與趙文化”研討會。會後,《黃河文化》2000年4、5合期刊載《鶴壁趙都與趙文化研究專輯》。同年,中華書局出版了由河北師範大學沈長雲教授等主編的《趙國史稿》一書,充分利用文獻、考古材料,對趙都中牟研究進一步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線索和問題。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