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養老

1999年中國進入國際公認的老齡化社會，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10%，短短10年，中國老年人口就增加了5000萬，超過江西省的總人口。全國除青海、新疆、西藏外，均已進入老齡化社會。

養老漫畫(9張)

隨着老齡化的持續加劇，老年羣體中的高齡化、“空巢”化問題嚴重。據全國老齡辦測算，全國80歲以上老人正在超高速增長，約為老年人口增速的2倍，預計到2050年5個老年人中就有1個是80歲以上老人。

與此同時，“空巢”老人增多。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調查顯示，全國城市地區有近一半的老人沒有子女相伴，而農村“空巢”老人的比重也佔到四成左右。如果考慮農村大量勞動力外出打工因素，農村“空巢”化更加嚴重。

此外，老齡化程度城鄉倒置情況也十分突出。農村老齡化程度遠高於城市。農村老年人口占老年人口總數的七成以上，農村老齡化程度高於城鎮1.24個百分點，預計這種城鄉倒置的狀況將一直持續到2040年。 ^[2] 

“擁有健康身體”當作首要保證，與“有充足的金錢儲備”、“有適合自己的地方養老”、“有家人陪伴”、“生病了有人照顧”等，構成了養老必備的五大條件。 ^[3] 

“人口紅利”這個詞通俗的解釋就是説因為一個國家的人口中適齡勞動力比較多，有助於經濟的增長。直觀的看來，充足的勞動力帶來低價格，勞動力低價格使得我國在勞動力密集產業中獲得比較優勢，我國也因此博得了製造業大國之名。老齡化社會又被稱為“人口負債”，它是“人口紅利”的消減，屆時適齡勞動力的減少將促進勞動力成本的上升，這對勞動者來説這並非壞事，一方面可以提高勞動者的收入水平，體現勞動力價值；另一方面，勞動力的減少使得充分就業也成為可能。

人口紅利造成的低勞動力成本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產生了無往而不利的“中國製造”，另一方面，產業升級的標誌就是資本對勞動力的替代，而由於勞動力成本的低廉企業沒有動力更新設備，經濟增漲由此持續依賴於勞動力的擴大供給。

而且，低工資有着自我加強的能力，因為勞動力成本較低，企業用勞動力替代資本，那麼產品成本中勞動力成本所佔比例擴大，勞動力價格的變動對產品價格的影響更加強烈，企業主則更加不願調整員工工資，面對加薪要求寧願選擇解僱老員工僱用新員工。中國“人口紅利”帶來的只是在經濟增長面具之下的為世界各國提供廉價勞動的實質，一國經濟增長的目的是人民福利的增加，GDP的增長而福利原地踏步甚至後退，這種增長無足誇耀。

西方經濟學家把“人口紅利”是分作兩個時期，第一紅利期和第二紅利期。第一個就是我們所熟悉的中國提法，或者是印度提法，也就是説人口的比例是兩頭輕，中間重，適齡勞動人口眾多。一般認為第一紅利期會經歷六十年左右，它不僅是退休人數少。同時出生人口也少，所以整個社會的負擔都不重，勞動力充足，並且負擔很輕。

而第二人口紅利期恰恰是隨着老齡化社會一起到來的。隨着大批勞動者開始進入退休年齡，人口會呈現出兩個特點，第一是可能人們的退休時間會推後，工作年限會提高，第二是進入老齡生活的人也更多，這樣的人口結構對增加資產會是一個強有力的刺激。因為退休者的養老金將發揮作用，除開政府或家庭為他們的養老提供保障，他們的個人積蓄也將進入投資和消費領域。不管是這些年老者的個人投資放在哪裏，都會對經濟增長有所貢獻。第二次紅利期，一般被看作是把第一次紅利期的紅利擴大，它是人口紅利穩定的持續發展。世界各國經驗是，第二人口紅利期對經濟的貢獻比第一人口紅利期更大也更穩定。

毫無疑問，老齡化並不等於衰退，甚至在統計學意義上而言，老齡化是經濟發達國家的“專利”。問題是，中國的老齡化社會屬於典型的“未富先老”，與對“第二個人口紅利期”的暢想比起來，蕭條的老齡化也許更接近我們真正的現實。

發達國家在進入老齡化社會時，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基本上在5000美元至1萬美元，平均達到2萬美元左右，08年，中國人均GDP也突破了3000美元，似乎差距不是很大。但真正的差距在於，中國的工資總量只佔GDP的13%左右，約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接受超低工資收入的勞動者在老齡化到來的時候，個人養老能力可想而知。

中國經濟發展嚴重依賴於勞動者低工資，低保障的成本優勢，中國這一輪的人口紅利主要來自於是70年代人口高峯期出生的農民工，他們大多隻受過初中教育，大多從事體力勞動而不是技術勞動，經驗的增長對這種勞動的益處趕不上體力衰敗的壞處，他們在體力勞動崗位上難以延遲退休，中國針對這一社會羣體的社會保障也嚴重缺失，因此他們退休之後不會有多少的積蓄和穩定的養老金收入。

儘管今天的人們有總量數額巨大的個人存款，但是教育，住房，醫療正在源源不斷的從中吸取，而且由於缺乏保障，剩下的根本不敢用於投資和消費。因此，最現實的結果是，人口紅利期結束後，人們沒有多餘的錢用來投資，拉動第二次人口紅利。

老了以後，“沒有足夠的金錢看病”、“養老保障制度不完善”、“生病或不能自理時，沒人照顧”，是國人最擔心的三大問題。

一是有些人沒有養老或醫療保險；二是有保險卻對其內容不瞭解；三是醫保還做不到完全保障，比如進口藥和有些醫療器材不報銷。而且各地政策有別，做得好的地方能報銷慢性病用藥，有的地方就得讓老人自己負擔，造成較大生活壓力。

過去人退休後，知道自己每個月固定能拿多少退休金，心裏有底。但養老保險計算特別複雜，分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户兩部分，自己退休後能拿多少錢，大家心裏沒底。相對於在職的人來説，退休人員這十幾年來的收入卻一直呈下降趨勢，對於已退休和沒退休的人來説，看到這種情況，都會有一定的擔心。

老了之後，難免有一天生病或不能自理，上哪兒找有人照顧又讓自己滿意的養老地點，成為不少人擔心的問題。國際上對養老有兩種理論：一是脱離理論，就是把老人放在養老院，剝奪他們對社會事務的參與權，這是一種消極的養老方法，老人會衰老得更快。第二是參與理論，讓老人待在家裏或社區，積極參與社會和家庭生活，對他們的健康更有利。 ^[3] 

養老就質量來説是有層次的，具體到退休生活來説分為三種層次，基本的退休生活；優質的退休生活；富足的退休生活。基本退休生活只靠社保，解決基本的温飽問題；優質退休生活則需要資金用於老友人情交往、國內旅遊、養車用車、學習、一般健康檢查等；富足退休生活需要提前積攢大筆的退休生活準備金，以應對高消費、請傭人、做慈善、海外旅遊、高規格身體檢查等。

如果按照3%的通貨膨脹率來測算，要過上富足的退休生活，想要在退休後每年花10多萬元進行消費，就需要從30歲開始規劃，每年應該拿出6萬元用於投資，退休時可以達到500多萬元。即便是對於差一個檔次的優質退休生活，他認為也需要從30歲開始規劃，每年應該拿出2萬多元用於投資，退休時可以達到170多萬元。

想要退休以後過富足生活，可以選擇比較進取一點的投資方式，選擇讓每年40%的投入資金達到9%的收益產品；如果滿足於退休以後過優質生活的市民，則需要選擇穩健一點的投資產品，可以考慮把每年用於投資資金的40%獲得4%的收益。退休準備金也不能放在一個賬户中，市民最好準備七個賬户應對不同的退休生活需求：生活賬户、醫療賬户、安全賬户（預防活得太老）、旅遊賬户、個性化需求賬户、援助子女賬户、緊急預備金賬户。

俗話説“養兒防老”，但不少年輕人就像螞蟻一樣，把父母的資產一點一點搬完。在對待子女的問題上，父母應該大膽地多講“拒絕”二字。“養兒防老”已在慢慢失去作用，可能會逐漸變成“養老防兒”。父母對子女講拒絕其實用不着考慮“自己是不是太自私”這個問題。如果一個成年子女還把各種問題甩給父母，那麼應該是這個子女太自私。

社會上出現了“啃老族”，他們雖然年齡不小已經成人，卻仍未“精神斷奶”，許多人或不願吃苦受累賦閒在家，或收入微薄不夠揮霍，便依靠父母買單。在這種“啃老”人羣中，有些已經成立家庭，甚至為人父、為人母，但仍然不遺餘力地啃父母。從這個角度看，真的有些“養老防兒”的感覺。

提出“1000萬不夠養老”説法的北京師範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鍾偉表示，寫這篇文章的初衷是考慮自己的養老問題，“公眾的感受和專業人員的研究有差距，我只是推導出我的觀點。”鍾偉提出“千萬難養老”的本質是對於極速貨幣化造成人民幣購買力下降的擔憂。2009年，他曾撰文指出各口徑貨幣供應量的極速增長，仍然巧妙地、不知不覺地取走了居民財富的大部分，這種進程就是所謂的貨幣化。極速貨幣化的一個表現是貨幣購買力不斷下降。

鍾偉估算，上世紀80年代購入昂貴的彩電、冰箱、錄像機，提前消費，則這些資產今天的殘值為零。買黃金保值，到今天，增值不到五倍。買不會變質的大米，增值七倍。選擇儲蓄或國債，損失2/3。不管買入什麼，積累的速度都趕不上工資增加的速度。北京城鎮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從1988年的2000元，上漲到2008年的56328元，20年間工資上漲近28倍，年均複合增長率約為18.2%。正是在這一邏輯下，鍾偉作出了20年後一線城市居民退休1000萬元養老金未必夠的判斷。

20年裏為何人均工資出現如此快的增長，鍾偉將原因歸結於發鈔過快導致幣值不穩定。但顯然，在未來的20年間仍保持如此高的貨幣投放量並不現實，1000萬元的數據也就失去了真實意義，更會帶來“如何準備養老金”無解的答案。 ^[4] 

中國絕大多數人依靠子女來贍養晚年，但是由於當前的獨生子女政策，可以想象，隨着老年人更長壽，獨生子女們成人後可能要贍養他們的父母以及他們父母的父母，人口學家稱之為“421”（4個老人、2個年輕人、1個孩子）問題。80後稱自己無法承擔起贍養父母的責任，主要原因來自二方面：

一是面臨的生活壓力過大。

其次，就是來自工作的壓力。面對競爭激烈就業市場，能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已實屬不易，而找到一份高薪水又穩定的工作更加困難，很多80後為了經濟獨立等現實問題，只能被迫從事着高投入低迴報的工作。

中國老人撫養問題不能只依靠家庭撫養，應逐漸轉向社會撫養，即由家庭責任主體過渡到國家或社會責任主體。然而，現行社會保障體系及政策制度的不完善，導致贍養負擔加重。

“35年前，中國有贍養老人能力的成人與老年人的比率是6比1，但按照人口變化趨勢，再過35年，這一比例將鋭降為1比2”，勞動力的相對減少和人口的老齡化趨勢對中國帶來的直接後果是：中國的退休金制度將受到嚴重挑戰！

在中國社保體系中，養老保險體系的構建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較優的養老金制度對於贍養老人來説無疑至關重要。然而，養老保險覆蓋面廣、成本高，在許多國家已經成為公共財政的一大負擔。在中國，光憑徵繳養老保險税的收入並不能滿足養老保險支出，財政每年都必須向養老保險基金進行補貼，並且這種補貼還在逐年增長。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不得不面對這一世界性難題。

再分配功能是養老金制度的一個重要功能，中國養老金制度雖然實際上是一個現收現付制度，但並沒有起到應有的再分配功能。

中國經過了改革開放後，貧富差距日益擴大，中國的基尼係數1991年為0.282，到2000年已達0.458，增長幅度較大，已經超過國際公認的警戒線0.41。中國養老金制度沒有起到縮小收入差距的功能，相反存在逆向補償的傾向。

中國養老金制度原來主要侷限於國企和公共部門，採用現收現付制。1997年改革後，國家把私營部門的員工包括到基本養老保險中，新制度主要包括現收現付制和個人退休賬户。

個人賬户是1997年改革後建立的一個非常好的解決養老金的途徑，體現的是“自我積累、自我保障”的原則。但它在中國並沒有很好地發揮作用。私營企業主、包括不少新參加工作的職工都不願意為這部分賬户掏錢。原因是他們不願意為沒有資金的舊制度付賬。 ^[5] 

“以房養老”也被稱為“住房反向抵 ^[6]  押貸款”或者“倒按揭”。是指老人將自己的產權房抵押或者出租出去，以定期取得一定數額養老金或者接受老年公寓服務的一種養老方式。

（1）子女養老，房產由子女繼承； 以房養老（2）撫養人養老，房產由撫養人繼承；

（3）租出大房再租入小房，用房租差價款養老；

（4）將房子出租出售，自己住老年公寓，用租金或售房款養老；

（5）售出大房，換購小房，用差價款養老；

（6）將住房出售，再租回原住房，用該筆款項交納房租和養老；

（7）將房屋抵押給有資質的銀行、保險公司等機構，每個月從該機構取得貸款作為養老金，老人繼續在原房屋居住，去世後則用該住房歸還貸款。

2010博鰲房地產論壇上，中房集團理事長、中國企業聯合會執行副會長孟曉蘇力推以房養老。孟曉蘇建議通過反向抵押貸款啓動房產金庫，補償老年人生活。他認為房子並不一定要傳子女，而且將來實行遺產税後，可以依法避税。

孟曉蘇介紹説，很多國家包括發達國家都存在“住房富人、貨幣窮人”。有很多老年人有了房產，但卻沒有多少資金來源養老。現行制度下房子只傳給子女，但是如果老人把房子賣了，就沒有房子住了。有沒有辦法讓老人住着房，又能夠領到房子的銷售資金？有辦法，這就是歐洲起源的反向抵押貸款。2000-2010年，美國有100多萬老人採取以房養老的方式。這種方式操作方式是：根據房屋品質評估，確定每個月給老人多少錢，老人活着又住房又領錢，可以住到去世。這是一個人生資源的好配置，老人把未來的房屋賣給了保險公司，他得到了現世的錢。這種產品在日本也得到了發展，日本已經有1/3的老人通過反向抵押貸款實現了以房養老，而中國還在原地踏步。

在孟曉蘇看來，實行反向抵押貸款有五大利好：第一是啓動房產金庫，補償老年人生活；第二是解除經濟顧慮，愉快延長生命；第三是增強生活自信，保持社會尊重；第四是保護弱勢羣體，有利於社會穩定；第五是實現遺產税後，可以依法避税。他分析説，房子傳給子女行不行？但是不要忘記了，全世界144個國家都有遺產税，西方徵税收高達35%-65%的遺產税，這是一筆很大的支出。孟曉蘇認為，反向抵押貸以後，中國老人自己可以獲得經濟能力，這樣房屋也多一種功能，即有養老功能，更有利於更好地構建和諧社會。 ^[7] 

蘭州城關區虛擬養老院由三部分構成：呼叫指揮中心，主要任務是彙總老年人服務需求，組織企業為老年人服務，同時進行評價計費。呼叫指揮中心由信息管理系統、語音管理系統兩大部分組成，接入號碼為965885；接待中心，主要任務是建立老年人信息庫，開展心理和法律諮詢服務，管理為老服務志願者，開設心理諮詢和法律援助熱線；金色晚年服務中心，負責協調有關政策的落實，考察確定服務企業並建信息庫，考核加盟企業服務質量，確定服務項目價格，撥付政府有關補貼，與加盟企業結算等。

老年人通過註冊納入虛擬養老院，由加盟企業為老人提供生活照料、醫療保健、物業維修、應急救助等9大類400多項服務，並確定了每項服務的收費標準。已註冊入院老人40066人，加盟服務企業13家，專業服務人員560人，通過遍佈全區的16處服務網點，以及兩處託老服務站向老人提供服務。

虛擬養老院採取分類服務方式，對入院老年人按照ABC三類給予補貼。A類為空巢老人、三無老人、沒有經濟收入的老年人，並將這些老人細分為A1至A4類，由政府給予每月700元至50元不等的服務補貼；B類為重點優撫對象老年人、90歲以上高齡老年人、市級以上勞模以及為社會做出較大貢獻的老年人，享受每月50元政府補貼；C類是有經濟收入或生活條件較好的老年人，購買服務價格優惠20%左右，優惠部分由政府補貼給服務企業。 ^[8] 

“養老”一直是熱門民生話題，往年的兩會上，各界代表和委員都積極為養老支招，“沒錢”和“沒人”成為養老的最大缺口。近幾年，隨着互聯網的迅猛發展，養老話題也搭上了科技的快車，各方都期待智慧技術為“養老”帶來解決新思路，讓智能設備完成人力所不及之事。

隨着科技的發展，社會上也湧現出一系列如只為父母設計的電視盒子等高科技產品，遠程分享讓親情零距離，提升老人的晚年生活質量，最大程度的解決空巢老人寂寞的問題，是智慧養老，候鳥式養老，信息化養老，中國式養老的新形式。 ^[1] 

中國式養老則呈現“9073”的格局，也就是約90%的老人居家養老，7%左右依託社區支持養老，還有3%的老人由機構養老。最新數據顯示，作為全國最早進入老齡化，且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每100個人當中，就有接近37位60歲以上的老人，這個數字比全國平均水平多了一倍。而居家養老，是大部分上海老人的選擇。

2023年，上海已經為全市超7千户老年家庭提供類似的適老化改造服務。從2019年開始，上海率先在全國試點“面向全體老年人家庭的新型居家環境適老化改造”。老人及家屬申請後，相關工作人員會先對老人情況進行評估，然後根據需求，確定適老化改造方案。同時，對符合條件的三類上海本市户籍老人，最高補貼3000元。截至2023年底，上海已累計為全市2.1萬户老年人提供改造。2023年，從中央到地方，從城市到農村，多項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政策出台落地。

《關於推進基本養老服務體系建設的意見》提出到2025年，基本養老服務體系，覆蓋全體老年人。《國家基本養老服務清單》首次以清單的形式，明確了老年人能享受的基本養老服務。《積極發展老年助餐服務行動方案》，積極構建老年助餐服務網絡。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