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朽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範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範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謂：“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三不朽。”唐人孔穎達在《春秋左傳正義》中對德、功、言三者分別做了界定：“立德謂創制垂法，博施濟眾”；“立功謂拯厄除難，功濟於時”；“立言謂言得其要，理足可傳”。“三不朽”中，“立德”有賴於見仁見智、眾口難調的外界評價，“立功”需要擠身壟斷性和風險性極強的官場，這些往往非一介書生的能力所及；於是，文人每以“立言”為第一要務，以求不朽，這誠如曹丕《典論·論文》講：“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自傳於後。”

在轉瞬即逝的時間之流中，人總想抓住些永恆的東西。美國現代哲學家詹姆士在《人之不朽》一文中曾這樣講：“不朽是人的偉大的精神需要之一。”當然，詹姆士這裏所説的“不朽”，是指宗教性的不朽。而中國歷史上的所謂“三不朽”，則是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一種凡世的永恆價值。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載，春秋時魯國的叔孫豹與晉國的範宣子曾就何為“死而不朽”展開討論。範宣子認為，他的祖先從虞、夏、商、周以來世代為貴族，家世顯赫，香火不絕，這就是“不朽”。叔孫豹則以為不然，他認為這隻能叫做“世祿”而非“不朽”。在他看來，真正的不朽乃是：“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三不朽。”言及“立言”的不朽，叔孫豹特以魯卿臧文仲為例，説：“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國語·晉語八》對此亦有記載：“魯先大夫臧文仲，其身歿矣，其言立於後世，此之謂死而不朽。”歷史上的臧文仲何許人也？他立了何言而被視為不朽？原來臧文仲系春秋時魯國大夫，屢建事功，且長於辭令，就為政立國之事多有高論，在諸侯國間廣為流傳。他所謂的“立言”是與“立德”、“立功”緊密相聯的，並非僅以立言為職志。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口碑不錯的歷史人物，孔子卻批評他“不仁者三，不知者三”（《左傳·文公二年》）。看來，要想做到“三不朽”或其中之一二，殊非易事。

唐人孔穎達在《春秋左傳正義》中對德、功、言三者分別做了界定：“立德謂創制垂法，博施濟眾”；“立功謂拯厄除難，功濟於時”；“立言謂言得其要，理足可傳”。在後人對“三不朽”的解讀中，“立德”係指道德操守而言，“立功”乃指事功業績，而“立言”指的是把真知灼見形諸語言文字，著書立説，傳於後世。當然，無論“立德”、“立功”或者“立言”，其實都旨在追求某種“身後之名”、“不朽之名”。而對身後不朽之名的追求，正是古聖先賢超越個體生命而追求永生不朽、超越物質欲求而追求精神滿足的獨特形式。孔子説：“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論語·衞靈公》）屈原的《離騷》講：“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雲：“立名者，行之極也。”誠然，歷史上晉代文人張翰曾説過“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唐代詩人李白亦講過“且樂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後千載名”，但事實上，二人雖則酒沒少喝，但詩文佳作也沒少寫。

可以説，對死後不朽之名的追求，可以激勵個體生命釋放出無比巨大的能量，拼搏奮進，建功立業；而置個人身後名譽於不顧的人，則難免流於酒囊飯袋、行屍走肉，甚或淪為惡棍暴徒、獨夫民賊。歷史上，功勳卓著的拿破倫生前總擔心自己在十世紀後的世界史上連半頁紙都佔不到，結果名垂千古；而生前放言“死後哪怕它洪水滔天”的法王路易十五，自然遺臭萬年。同時，對不朽之名的追求是要付出非凡代價的，被歷史大書特書的曠世偉人都是經過艱苦卓絕的努力、做出巨大的個人犧牲並放棄凡俗的某些物慾與私利，而後才功成名就的。例如，被後世稱為“至聖先師”的孔子“知其不可而為之”，周遊列國，講學傳教，結果畏於匡、困於蔡、厄於陳，“累累若喪家之犬”。再如，司馬遷因説真話而遭到宮刑，仍能忍辱負重，發憤著書，遂留下“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史記》。當然，歷史上也有些人借名求利，名利雙收。但浪得的虛名不會長久，最終難逃歷史老人的法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