蛙

在敍述從20世紀50年代到當下這些故事的過程中，作為小有名氣劇作家的“我”，也為自己以姑姑一生為素材創作的話劇找到了靈感。當下生活中的許多事件和“我”要創作的劇本中的故事糾纏在一起，使“我”已經分不清劇本中哪些是紀實，哪裏些虛構。而且在與杉谷義人的通信交往中，“我”內心中的贖罪心理也日漸加重，“我”甚至把寫作當成了一種贖罪的方式。在寄給杉谷義人的劇本中，“我”把前面的敍述延伸到了如夢如幻的話劇舞台上。這是一部具有荒誕色彩的，融合了詼諧、戲謔、調侃、反諷、嬉鬧、靈魂獨白、戲中戲等文體風格的話劇。在劇本中，生下孩子的陳眉因為孩子被抱走而精神失常，到處尋找自己的孩子，甚至闖進公安派出所去訴冤。“我”一家子給代孕生的孩子“金娃”辦滿月宴席時，陳眉闖進來搶走“金娃”，跑進一個以民國時期縣衙大堂為背景的電視戲劇片拍攝現場。經過“縣長”一番頗具諷刺意味的斷案後，“金娃”回到了小獅子的懷抱。在話劇的最後一幕，姑姑展開了內心的剖白：她經常回想起那些因計劃生育而死去的女人和她接生過的孩子。 ^[3] 

2002年夏天，莫言動筆寫這部小説，當時的題目叫《蝌蚪丸》。這題目的靈感得之於1958年的報紙上的一條新聞：男女行房前生吞十四隻蝌蚪便可避孕。稍有常識的人都會從這條新聞中讀出荒謬，但在當時，此法竟大為盛行。這情形與幾十年後風靡大江南北的“打雞血”“喝紅茶菌”十分相似。莫言沿着這條思路寫了足有十五萬字，但忽覺這寫法無意中又在重複荒誕誇張之舊套路，況且，所用的結構方法（以一個劇作者在劇場中觀看舞台上正在演出自己所寫話劇時的諸多回憶聯想為經緯）也有過分刻意之嫌，因此，莫言便將此稿放下，開始構思並創作《生死疲勞》。直到2007年，莫言又重起爐灶寫這部書，結構改為書信體，並易題為《蛙》。 ^[4] 

姑姑是一名堅定的唯物主義者，認為實施計劃生育政策是國家的頭等要事，在計劃生育政策實施的過程中，她不顧個人安危，更不懼怕做惡人，運用多種手段和方法來控制超生問題。在中國傳統的生育觀念中，十分崇尚人丁興旺、多子多福，特別是在這一時代實施計劃生育，無疑會讓姑姑落入萬丈深淵。作為一名婦產科醫生，姑姑為了落實計劃生育政策，為2000多名孕婦實施墮胎手術，甚至發生了三起命案。姑姑曾説自己是一手芬芳，一手腥臭，芬芳來源於她曾經為幾千名產婦接生，挽救了難產婦女母子的性命，腥臭則是她在計劃生育政策實施的過程中，親手結束了2000多名胎兒的性命。晚年的姑姑始終認為自己罪不可恕，對自己實施計劃生育政策的做法感到十分後悔，內心充滿罪惡感，最後導致她時常神智失常。為了能夠彌補和懺悔自己心中的罪惡感，姑姑嫁給了泥塑大師，並且和丈夫一起通過捏泥娃娃的方式來贖罪，但這種方法無疑是蒼白的，並沒有讓她罪惡的內心得到一絲好轉。 ^[5] 

從“我”的人生觀的變化，能反映出不同時代的人生價值觀。“我”的筆名“蝌蚪”，也就是青蛙發生變態反應之前的那個狀態。“我”雖然沒有參與那些變態的工作，但“我”作為一個高級知識分子，在面對那樣一個“殘酷無情”的社會環境時，卻沒有拿出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應該做的去勸止與抗爭，而是默默地忍受，甚至消極地接受了那個沒有天理“制度”，並且間接地成為了那些變態的人們的“幫兇”。這也更體現出了在一個強權社會里，知識分子的懦弱與卑微。“姑姑”強迫“我”的妻子王仁美引產，“我”為了自己的“前途”，不但沒有反抗，而且還多方勸説妻子配合“姑姑”，最後造成自己的妻子死亡。妻子死亡後，“我”不但對那些人格變態的人沒有產生仇恨的情緒，而且還在“姑姑”的勸説下，與崇拜“姑姑”的計生人員小獅子結婚，雖然受到了很多人的白眼，但“我”還是無視“世俗的眼光”，把自己的人格隱藏了起來，去順應那個時代的潮流。 ^[9] 

在小説中，“蝌蚪”即是敍述者“我”，自然對於自己，並不會着墨太多，但是讀者可以從他與自己身邊人的相處中發現，他是一個有着傳統思想、極度自我、虛偽懦弱的知識者。首先，他身上有着傳統男性所帶有的劣根性，潛意識裏仍舊帶有很深的“重男輕女”的思想，從他的兩任妻子身上，讀者可以看到他有着男尊女卑的印記，時刻保持自己的男性主體的尊嚴地位；其次，他又是一個極度自我、追名逐利之人，不管是娶妻還是生子，他擔心的始終是自己；最後，在他追名逐利之下的內心，是其虛偽懦弱的本性。不管是二婚娶小獅子，還是兩次懷孕生子，他都是“被迫”接受事實，用“順水推舟”來麻痹自己的內心，被姑姑、王仁美小獅子等周圍人牽着鼻子走，失去了自己的主見，蝌蚪兩次婚姻帶來的家庭與個人的悲劇，很大程度上是蝌蚪自身懦弱本性造成的。 ^[6] 

王仁美是蝌蚪的第一任妻子，蝌蚪是軍官，王仁美按照規定必須8年之後才能生第二胎，但因為王仁美第一胎生的是女兒，她自己不滿意，想要一個兒子，甚至不惜冒着生命危險讓袁腮幫她用鐵鈎取出了節育環而再次懷孕，在被發現後東躲西藏，最後丟了自己的生命。王仁美作為一個女人，沒有認識到什麼才是自己的價值，要怎樣才能真正獲得和男人平等的社會地位，不但沒有努力地去反抗男權社會強加於自身的不平等，相反還主動讓自己淪為生殖工具。 ^[7] 

小獅子是蝌蚪的第二任妻子，曾經是姑姑的助手，一方面是殺人的幫兇，一方面也是受害者。她沒有孩子，做夢都想有個孩子，看着中美合資醫院的嬰兒廣告發呆，看着別人的孩子就想抱。這樣一個五十幾歲的失去了生育能力的女人，卻向外界發佈神話，説自己懷孕了。她偷了蝌蚪的精子，去向陳眉借腹，後來真的給蝌蚪生了個兒子。可當陳眉從她的懷裏搶去孩子的時候，她又利用中美合資醫院的保安，將孩子搶了回來，並逼瘋了她。 ^[8] 

黃秋雅是一個尖酸刻薄，皮膚像青蛙肚皮一樣白的中年女人。名牌醫學院畢業，千金小姐，右派，，醫術高明，與姑姑。她捕風捉影的説説姑姑是特務，被姑姑打得嘴巴出血，滿地找眼鏡。她雖出身成分不好，是個右派，但是是名牌醫學院畢業的學生，後被貶到公社衞生院做婦產科醫生。她醫術精湛，且有近乎完美的職業素質，但在作者的筆下卻是一副可憐可鄙的樣子。她與姑姑曾有過節，但後來還是與姑姑和好了。 ^[7] 

改革開放以後，社會突然變成了富人的天堂，有錢人趁此開始以各種方式生育孩子。袁腮就是在此形勢之下，以牛蛙養殖公司為幌子，實際上辦了一家代孕公司。陳眉為了給父親籌集看病的醫藥費，只好出賣自己的子宮，為“我”和小獅子代孕，資金為十萬元。然而她既沒有拿到應得的酬勞，孩子一出生也就被別人強行抱走了。她原本是打算生完孩子，拿到錢救了父親，自己一死了之，但孩子的出生卻激發出她無限的母性。用小説中陳眉自己的話説：“自從我懷孕之後，自從我感覺到那個小生命在我肚子裏跳動之後我就不想死了。我感到自己是一個醜陋的繭，有一個美麗的生命在裏邊孕育，等他破繭而出，我就成了空殼。”他向醫院要孩子，醫院説孩子死了；她向政府部門要孩子，政府部門卻因沒有證據而幫不了她。最後她瘋了。 ^[8] 

肖下唇曾在農業中學代課教語文，後來因為參加高考上了北京的大學，並被留在了國務院的某個要害機構。後來政策好了，他也下了海，利用自己的人脈以及做官時貪腐的錢財，辦了這家中美合資家寶婦嬰醫院，專門給有錢人生二胎進行暗箱操作。他給醫院的大門口，豎起高大的廣告牌，上面是一百個嬰兒各種表情的照片，以此來吸引那些想要孩子而沒孩子，要生兒子卻沒兒子的人。一方面他與牛蛙養殖公司沆瀣一氣，私下裏幹着非法接生的勾當，一方面又與牛蛙養殖公司的前台小姐暗通款曲，表面正人君子，私下裏男盜女娼。 ^[8] 

①選題角度

莫言説：“作家要寫靈魂深處最痛的地方。”這句話，莫言在不同的場合接受不同的訪談時都一再提到，因此可以看成他寫作的根本動因，也即莫言小説想要描述和揭示的，是其“靈魂深處最痛的地方”。“靈魂深處最痛的地方”粗淺的理解，就是寫作對象在某個層面上真正進入莫言的精神世界，並且深深地使他感到揮之不去的痛苦，不寫出來無以疏解這種精神之痛。具體到《蛙》這篇小説，是計劃生育政策在中國社會底層引發的一系列問題，已經深深地震撼到莫言。這些問題，不僅是他人的痛苦，也與莫言自己的家族息息相關。這種感覺進行寫作的根本目的並不是抨擊某項政策，而是通過寫作的過程，剖析人性並實現自我救贖。 ^[11] 

②政治色彩

《蛙》不但延續了莫言一貫以來的精神姿態，而且更進一步，選取了一直在現實中存在並剛剛成為歷史的計劃生育題材，這一題材本身就帶有政治性色彩，而且無疑是個相當政治敏鋭性的話題。莫言曾回答過如何處理這些帶有“敏感色彩”的話題，他説：“事件儘管敏感，但是我沒有把再現事件作為我的目的，因為這個事件矛盾越尖鋭，對抗越激烈，越是複雜、越是敏感，人性表現得越是充分。在這樣的事件、環境裏，就是對這個人物一種靈魂的考驗，或者我設置了一個人類靈魂的實驗室，用這種特殊的事件、特殊的環境設置了這麼一個實驗室，把我的人物放進去考驗他，然後看看他的內心，看看他的靈魂發生一些什麼樣的變化。”這段話再次迴應了莫言曾説作家應該寫“靈魂深處最痛的地方”的觀點，也即，《蛙》的寫作目的並非探討、評價計劃生育這一政策的是非對錯以及施行這一過程中的殘酷，而是要把由這項政策而引發的所有事件和過程，作為一個精神事件和背景，來表現其對中國社會和對中國人的精神世界的影響。 ^[11] 

《蛙》總共有五個部分。每一部分的開頭，莫言都預設了一個固定的理想的傾聽者（杉谷義人），並以書信體的形式展開故事情節的敍述。文本的前四個部分，莫言用一種片段的結構講述了20世紀60年代、80年代和21世紀初期三個不同階段的故事，並以我“姑姑”的生活經歷為線索將其串接起來。莫言刻意地打破計劃生育發展史的連續性，從而呈現出一種結構上的跳躍。最後一部分則是文本的敍述者在給杉谷義人的信中屢次提及的那個話劇劇本，《蛙》的敍述視角也由個人獨白轉化為多人講述，眾多的人物形象具有了自己的話語，形成了一種眾聲喧譁式的復調，這是莫言在敍述角度上的開拓。文中還這樣寫道：“現實生活中的許多事件，與我劇本中的故事糾結在一起，使我寫作時，有時候分不清自己是在如實記錄還是在虛構創新。”“這個劇本，應該是我姑姑故事的一個有機構成部分。劇本中的故事有的儘管沒在現實生活中發生過，但在我的內心裏發生了。因此，我認為它是真實的。”顯而易見，莫言試圖藉助這個九幕話劇來消解虛構與真實之間的界限。特殊時期的計劃生育政策、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娓娓道來的敍述情節，從文中的前四個部分讀者可以明顯地察覺出故事發生的真實性。同樣又是因為文本採用了一種片段化的敍述，在客觀上造成了故事情節的間斷性。讀者在這種雙重的閲讀感覺下，自覺地產生了對莫言在敍述中所形成的空白的求知慾。莫言用一種微妙模糊的敍述語氣來迎合讀者的求知慾，使讀者在這個真真假假、如真似夢的文學世界裏越陷越深。這種反傳統的敍事策略把真實與想象，現實與虛構巧妙的結合在一起，使整部作品籠上一層魔幻色彩。 ^[12] 

莫言的魔幻現實主義創作，與他獨特而敏鋭的感覺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文本中存在着大量的帶有感覺意識的描寫。“它們堅硬的嘴巴在啄着她的肌膚，它們似乎長着尖利指甲的爪子在抓着她的肌膚，它們蹦到了她的背上……它們那冰涼粘膩的皮膚與自己肌膚接觸時那種令人難以忍受的噁心。”“千萬只青蛙組成了一支浩浩蕩蕩的大軍，叫着，跳着，碰撞着，擁擠着，像一股濁流快速地往前湧動。”“姑姑”一想起王仁美、王膽、賀秀蓮等超生女性，就會想起自己被青蛙撕咬，追逐的那驚心動魄的一幕。而我被那個偷錢的黑胖男孩瘋狂地“追殺”時，求生的本能又恢復了“我”快速奔跑的能力，“我感到腿輕得如草一樣，一腳下去，地面上似乎有巨大的彈性，使下一步獲得更大的動力，我是一頭鹿，一隻黃羊，一個登上了月球表面因而身輕如燕的超人。我感到我是一匹馬……”類似上述的感覺性描寫，在文本中大量存在，這類感覺性的描寫代替了莫言先前的狂放而不加節制的語言敍述，提升了莫言魔幻現實主義小説語言的審美藝術價值。 ^[12] 

在《蛙》中，雖然也有不少魔幻的成分，但莫言卻一改前風，將現實主義的呈現風格擺佈得綿密平實，隱喻的元素呈現了出來。“蛙”“媧”同音，本身就是一重隱喻。原始時代，人類搞不清自己是從哪裏來的，於是從蛙卵中想象出自己的身世。“女媧摶土造人”的傳説，正是基於這樣的想象而來的。蛙的卵在水中，一嘟嚕一串串，繁殖旺盛。而那個生產力極度低下的社會，人的生命存活和成長，都極其困難。於是，人類便把蛙當成是自己最早的圖騰崇拜對象。當然，隨着社會的發展，其它動物不斷地走進圖騰的崇拜圈中，如鼠、虎、蛇、魚等，而蛙卻逐漸淡出了人類的圖騰之列。但我們仍然能從一些遺留下來的原始神話中，看到它的身影。同時，在一些剪紙、麪塑、刺繡等民間藝術中，也有大量的蛙形圖案。而有關月亮傳説的蟾蜍，以及馬王堆出土的T形帛畫所呈現的蛙的造型，都足以説明，它在人類發展史上的舉足輕重。“蛙”是生命、繁殖的隱喻，是人類長河中不斷延續香火的象徵。 ^[8] 

在《蛙》中，最主要的象徵是“蛙”和“人名”。按照小説中的解釋，“蛙”與“娃”“媧”同音，人類的始祖是一隻大母蛙，女媧造人是多子的象徵，“蛙”是高密東北鄉的圖騰。青蛙的“蛙”，娃娃的“娃”，孩子哇哇大哭的“哇”，女媧的“媧”，四種理解在文本中來回流轉。所以總地來講，《蛙》的命名就體現為“娃”生命，這就與小説中的計劃生育、人口運動聯繫起來了，進而表現出莫言的生命意識和人文關懷。再者是“人名”的象徵，“我們那個地方，曾有一個古老的風氣，生下孩子，好以身體部位和人體器官命名。譬如陳鼻、趙眼、吳大腸、孫肩……”這些以身體部位和人體器官命名的名字都具有明顯的象徵意義。在眾多的“人名”中，又尤以文本的獨白者“蝌蚪”最為特殊。“蝌蚪”是青蛙的最初形態，也類與人類繁衍後代的原始狀態相似，“蝌蚪”和人的生育、生長存在着一種神秘的聯繫。“青蛙”是高密東北鄉的圖騰，經常出現在年畫和各類雕塑藝術品中，在人們的潛意識裏，“青蛙”就是多子多福的的象徵。與此同時，無論是接生“娃”，還是向“娃”贖罪懺悔，“姑姑”這一人物形象也始終與“蛙”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蛙”也好，“人名”也罷，所有的這些象徵都指向一個源頭：“母親”。無論是“青蛙”還是“蝌蚪”，亦或是人們的各項器官，這些都是母親賜予的。“母親”是莫言文學創作的三大主題（大地、母親、人性）之一，莫言運用象徵暗示性的寫作手法再一次凸顯了其文學創作的生命意識。 ^[12] 

《蛙》中荒誕手法的使用，體現在矛盾的情節設置和荒誕的故事事件之中。在前文的情節暗示中，“姑姑”作為計劃生育政策的堅定執行者，在“計生”運動中毀掉了兩千多名孩子的生命，所以她有一種沉重的負罪感，由“娃”聯想到“蛙”，故見“蛙”就恐懼。而在小説的“劇本”部分，“姑姑”解釋自己的害怕青蛙，是由當年女人為響應《人民日報》的“蝌蚪避孕法”，大量吃青蛙造成的。而當時“姑姑”是堅決反對這種做法的，卻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矇騙着吃了青蛙肉做的丸子，從此，“姑姑”才產生了對青蛙的恐懼。所以，“姑姑”可以看作是保護青蛙的英雄。一方面“姑姑”自認為有罪，另一方面又否認罪過的存在，這就是一組明顯的矛盾。莫言意藉此，暗示“姑姑”那矛盾而複雜的內心。另外，在“姑姑”的身上還有許多離奇荒誕事情的發生。“姑姑那天回來，感到肚子裏上下翻騰，似乎還有嘎嘎咕咕的聲音，那個難受，那個噁心，到了河邊，姑姑一低頭，嘔出一些綠色的小東西，那些東西一落到水裏就變成了青蛙……”這種在現實中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卻離奇地出現在作者的文本敍述中，荒誕得讓讀者目瞪口呆。總而言之，荒誕手法的借用在揭示“姑姑”複雜而矛盾的內心的同時，也加重了作品的魔幻氣息。 ^[12] 

同時，書信體的形式也像是一種自白，是作者自己心與心的溝通，作者寫信的過程，相當於自我反思，自我救贖的過程。從小説中蝌蚪給衫谷義人的書信的五個部分，可以看出作者情緒的一步步變化，一步步敞開心扉，心與心之間的距離也隨之拉近。第一封信的開頭是“尊敬的杉谷義人先生”，第二封信是“敬愛的杉谷義人先生”，第三封“親愛的杉谷義人先生”，第四封則是“親愛的杉谷先生”，最後一封乾脆變成了“親愛的先生”，稱呼的變化、形容詞的變化，意味着感情一步步遞進、加深，是“我”與“衫谷義人現實”的距離越來越近的過程。 ^[11] 

《蛙》是一個利用多重文本進行反覆敍事的複合結構。除了書信體小説中講述了姑姑的故事，蝌蚪寫給杉谷義人的五封信，也像《酒國》中莫言與李一斗的通信一樣，具有中斷敍事進程，顯示杜撰特性，混淆寫實與虛構界限的作用。同時，這五封信也成為敍事的一個組成部分，參與和豐富了小説的敍事過程，既成為小説時空轉換的驛站，又是一反覆敍事。但這種反覆敍事並不是簡單的重複，而是在視角的轉換中，展現出事件的豐富性。在信中，蝌蚪對姑姑的故事進行了評點和再敍述，就是由於文體的轉換所帶來的視角變換，使蝌蚪能夠跳出事件的進程，以現在的視點來反顧、闡釋姑姑過去的故事，從而顯得更加客觀公正。但真正起到對小説敍事進行重複敍述作用的則是第五部中的九幕話劇《蛙》的劇本。在第四部的書信體小説敍述中，寫到了蝌蚪與小獅子婚後多年小獅子無法懷孕，到娘娘廟求子，並去袁腮的牛蛙養殖場參觀，後來得知袁腮還暗中經營代孕公司。小獅子求子心切，進入牛蛙養殖場上班，暗中卻想盡辦法找陳眉代孕。蝌蚪後來得知此事，心急火燎地要想辦法終止妊娠，但此時陳眉已懷孕六個月，而小獅子則堅決不讓。小獅子假裝懷孕，後在牛蛙養殖中心的“隱秘產房”分娩，產下一男嬰（實際上是陳眉代孕所產）。陳眉走向代孕之路，也有不得已的苦衷。這個當年的早產兒，長大以後出落成一個漂亮的姑娘，她與姐姐陳耳去廣東東麗毛絨玩具廠打工，在一場震驚全國的火災中姐姐喪生，陳眉徹底毀容。回到家鄉後，父親陳鼻又遭遇車禍，欠下鉅額債務。為償還欠債，陳眉才答應為人無性代孕。在敍述上述事情的同時，還講到了姑姑退休那天酒醉後的一段經歷。姑姑酒醉後無意間走進一片窪地，聽到遍地蛙鳴，猶如成千上萬的嬰兒啼哭，在姑姑聽來這如哭的蛙聲裏，彷彿是無數受了傷的嬰兒的精靈在發出控訴。姑姑不由得驚出一身冷汗，拔腿就跑。但千萬只青蛙從四面八方湧了過來，將姑姑團團圍住，並跳到她的身上抓撓和咬啄，將她身上撕得不着寸縷。姑姑驚恐不已，幸遇泥塑藝術家郝大手而得救。一直未嫁的姑姑遂與郝大手結為夫妻，在反思中，也為自己在計劃生育中扼殺的胎兒充滿了悔恨。 ^[33] 

小説的最後一部分跳出蝌蚪的敍述，向人們呈現了一部九幕話劇，其內容是對前面故事情節的有力補充，通過幾個場景來對基層變了味的計生工作進行控訴與批判，將作品推向巔峯，使人們久久停留在高峯的閲讀體驗中。信件、小説及戲劇融於一體，大大豐富了小説的表達空間。 ^[34] 

2010年，《蛙》被《南方週末》評選為2009年“文化原創榜年度圖書虛構類致敬作品”。 ^[16] 

2011年，《蛙》獲得第八屆茅盾文學獎。 ^[2] 

第八屆茅盾文學獎授獎詞：在二十多年的寫作生涯中，莫言保持着旺盛的創造激情。他的《蛙》以一個鄉村醫生別無選擇的命運，折射着我們民族偉大生存鬥爭中經歷的困難和考驗。小説以多端的視角呈現歷史和現實的複雜蒼茫，表達了對生命倫理的深切思考。書信、敍述和戲劇多文本的結構方式建構了寬闊的對話空間，從容自由、機智幽默，在平實中盡顯生命的創痛和堅韌、心靈的隱忍和閃光，體現了作者強大的敍事能力和執著的創新精神。 ^[2] 

山東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山東省作家協會副主席譚好哲：這是一部關於生命的敍述和追論的作品，很多場景都值得去思考其文化寓意，怎樣看待生命，生命的成長、生命的孕育、生長的歡快和困頓，作品在特定的語境下都展現得暢汗淋漓。同時，這個作品有很強的多方面呈現的主體意識，比如反思意識和罪感意識，莫言是在替這段歷史當中某些不能夠讓人性和人生正常發展的因素懺悔。 ^[12] 

山東師範大學傳媒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山東省作家協會副主席李掖平：這部作品是莫言是想盡自己作為一個作家的職責和良心，以文學的話語來審視和直面一段繞不過去的特定歷史和情境。他選取了巧妙的敍述視角，雖然描寫的是非常宏大的歷史事件，採用的卻是個人的、民間倫理的小切口進入。 ^[12] 

日本評論家加藤修《挑戰獨生子女政策的禁忌一一莫言的〈蛙〉》：莫言的這部小説通過一位女婦產科醫生的形象展現了獨生子女政策所帶來的混亂。莫言是有社會責任感的作家，敢於觸碰中國獨生子女政策這一忌諱題材。（刊登於《朝日新聞》） ^[15] 

馬來西亞作家歐大旭（Tash Aw）：在對小説人物的描寫上，莫言充分展現了作為一個長篇小説家的高超技藝。姑姑是一個怪誕卻又有着熱心腸的角色；小説中的敍事人“蝌蚪”對他所見的紛爭不表明自己的立場，這種“疏離”叫人感覺心酸……莫言對小説的框架的謀篇佈局——書信和怪異短小的劇本——強化了人們的感知，去體會“蝌蚪”經歷過的恐怖和驚心動魄。（刊登於《金融時報》） ^[14] 

法國記者哈斯基：莫言的確只是在小説中談到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這一話題，他沒有直接表述過自己的觀點。文學是超越現實的。與莫言此前的作品風格相比，《蛙》的亮點要少一些，但人物對話很鮮活。作者在創作這部作品時局外人的口吻更加明顯，敍述者同主人公的關係也拉開一定的距離。主人公的形象也較為抽象，作者沒有對她進行細緻的形體描寫。作品中有些描述奇異而荒誕，但恰如其分。 ^[15] 

英國記者伊莎貝爾·希爾頓（Isabel Hilton）：很遺憾莫言的作品被以政治劃線。若讀者能夠帶着開放的思維去讀《蛙》，就會發現一個雖略顯臃腫卻不乏精彩微妙之處的文本，而這一文本的意義遠遠超越了非黑即白、二元對立的政治話題。莫言筆下的村民幾乎都不受意識形態的影響，儘管有計劃生育政策，但遠不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古訓來得根深蒂固。村民們忍受着生活的荒謬和殘酷，使人想起《好兵帥克》。莫言運用魔幻和寓言的能力可以跟馬爾克斯相比。（刊登於《衞報》） ^[15] 

愛爾蘭作家Darragh McManus：在一定程度上，《蛙》寫得非常好。它是一部廣闊的、迷人的政治文化史，巧妙地把荒誕的鬧劇和爭議的輿論、中國的國情和深刻的主題聯繫在一起。小説裏存在着有趣的部分，也藴含着哀傷和感動。讀者會直觀地體會到從毛主席時代到經濟騰飛的當下，高密以及整個中國的變遷。可是小説最後的部分有點“栽”了，裏面有個叫人難以置信的、粗糙的代孕和偷精子的愚蠢橋段。虛構的編劇寫了一個自我寫照的劇本，象徵着後現代的繁榮，但卻沒有為故事“增色”。（刊登於《愛爾蘭獨立報》） ^[14] 

美國評論家珍妮特·麥斯琳（Janet Maslin）：這不是一本描寫黑客或思想家的小説，而是寓意豐富卻令人不安的史詩級作品，講述了一個與人類密切相關的故事：關於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自認為了解這一政策的西方讀者恐怕要大錯特錯了。《蛙》是一本驚人地充滿戲劇性的小説，準父母們與計劃生育工作者之間存在激烈的衝突，這些受命於政府的工作者深信自己的所作所為是正確的，而不僅僅是聽從命令。（刊登於《紐約時報書評》） ^[13] 

2010年，《蛙》越南語出版，譯者為陳忠喜。2011年，《蛙》日語版、法語版、西班牙語版、法語版出版，譯者分別為吉田富夫、尚德蘭、李一帆、諾埃·杜特萊，其中日譯本由日本中央公論新社出版，法語版由法國瑟伊出版社（Seuil）出版。2012年，《蛙》韓語版、荷蘭語版出版，譯者分別為沈奎浩、馬蘇菲。2013年，《蛙》德語版、瑞典語版、世界語版、阿爾巴尼亞語版出版，譯者分別為郝慕天、陳安娜、王世榮、伊利亞茲·思巴修。 ^[15]  2014年，《蛙》英文版由企鵝出版集團旗下的哈米什·漢密爾頓出版社（Hamish Hamilton）出版，譯者為葛浩文； ^[14]  同年，《蛙》匈牙利語版出版，譯者為宗博莉·克拉拉。 ^[15]  2015年3月，《蛙》美國版由企鵝蘭登旗下的維京出版公司出版發行。 ^[13] 

截至2012年8月，《蛙》英譯作品有17種，由5家出版社出版，其中企鵝集團（含集團下屬的美國維京出版社、英國的哈米什·漢密爾頓）合計出版了6種，屬於英國聯合出版集團的梅休因出版公司（Methuen）一家就出版了5種，美國的拱廊出版公司（NewYork:Arcade Pub）出版了4種，英國的海鷗出版社（London：New York Seagull）和香港中文大學各出版了1種。 ^[12] 

2010年1月，《蛙》繁體字版由台灣麥田出版社在台灣地區發行，後有不同版本再版。 ^[32] 

莫言，本名管謨業，山東高密人，中國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除了諾貝爾文學獎，莫言曾經榮獲的其他獎項包括：茅盾文學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傑出成就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説獎•紅樓夢獎、聯合文學獎等國內文學大獎，以及法國Laure Bataillon（儒爾•巴泰庸）外國文學獎、法蘭西文化藝術騎士勳章、意大利Nonino（諾尼諾）國際文學獎、日本福岡亞洲文化大獎、美國紐曼華語文學獎等國際重要獎項。主要作品有《紅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酒國》《豐乳肥臀》《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勞》《蛙》等長篇小説十一部，《透明的紅蘿蔔》《白狗鞦韆架》《戰友重逢》《師傅越來越幽默》等中短篇小説一百餘部。著有劇作、散文多部。作品被譯為英、法、德、意、日、西、俄、韓、荷蘭、瑞典、挪威、波蘭、阿拉伯、越南等四十餘種語言。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