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心

《蛙》的全文幾乎都是圍繞着計劃生育這項制度展開，這也是小説所描述的最主要、最明顯的政治性內容。小説從姑姑——這個計劃生育制度參與者的角度切入，描繪了人人愛戴的鄉鎮醫生，在政策實施之後，變為“招人厭惡”的計生辦工作人員的一系列故事以及姑姑的心理活動。姑姑原本是個優秀的鄉鎮婦科醫生，因為運用科學方法接生幫助了鎮上許多婦女，被人們稱為“活菩薩”“送子觀音”。“我”的母親曾説：“姑姑的手在病人們的身上一摸，十分病就去了七分”。然而當計劃生育政策頒佈之後，她卻恰恰由於這一原因被安排成為計生小組成員，而姑姑一絲不苟的工作作風使她執法嚴苛，又轉而被人們稱為“活閻王”，陳鼻更直接稱醫院為“屠場”。 ^[2] 

《蛙》除了描繪了中國跌宕起伏的計劃生育史，還是中國鄉土六十年真實的寫照，其中包括“文革”十年。這雖然不是作者的主要要描述的事件，卻是小説的重要組成部分。姑姑的同事黃秋雅惡意造謠姑姑“有罪”，小説寫道：“羣眾中藴藏着豐富的創造力，也藴藏着邪惡的想象力”，黃秋雅繪聲繪色編造的所謂罪狀，實際上滿足了精神生活幾位貧乏的鄉人們和極度性壓抑年代人們的心理需要。而姑姑的拒不認罪，進一步使得每一次批鬥大會都那麼“有聲有色”“喜聞樂見”，甚至成了東北鄉的“邪惡節目”和精神狂歡。 ^[2] 

當然，姑姑的容貌也是出類拔萃的。不説頭，不説臉，不説鼻子不説眼，就説牙。我們那地方是高氟區，老老少少，都齜着一嘴黑牙。姑姑小時在膠東解放區生活過很長時間，喝過山裏的清泉，並跟着八路軍學會了刷牙，也許就是這原因，她的牙齒沒受毒害。我姑姑擁有一口令我們、尤其是令姑娘們羨慕的白牙。（出自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年10月版《蛙》第16面原文） ^[3] 

姑姑那時身體略有發胖，那幾口令人羨慕的白牙也因無暇刷洗而發黃。（出自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年10月版《蛙》第55面原文） ^[5] 

姑姑轉過身，戴上一副小墨鏡，有幾分酷，幾分滑稽。姑姑右手拤腰，左手拇指、小指、無名指蜷曲，食指和中指併攏挺直，伸向前方，身着七十年代大流行的“的確良”軍幹服，衣袖高挽，身體胖大，白髮蒼蒼，像一個“文革”後期的縣社幹部。（出自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年10月版《蛙》第37面原文） ^[4] 

姑姑的父親是一名老軍醫，姑姑從小性格十分剛烈，即使不幸受到日本人的控制，她也從未表現出一絲一毫的軟弱和懼怕。專區衞校畢業後則繼承父業，在當地做起了一名鄉村婦產醫生，她學習過專業知識，堅信科學接生的她，十分反對傳統接生婆的做法，並表現出不屑和蔑視，甚至與自己十分厭惡的接生婆打架。她在當地推行運用科學的方法接生，逐漸取代了傳統接生在鄉村婦女們心中的地位。伴隨一個又一個嬰兒的成功出生，她被當地的村民們親切地稱為“送子娘娘”。這也為後來國家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和姑姑個人形象的轉變做了鋪墊。姑姑待人十分謙和善良，為了救人，她可以冒着大雨走山路去接生，即便是家中的母牛難產，她也要竭盡全力地救治。年輕時期的姑姑如此優秀，不僅是老軍醫的後代，同時也是一名黨員，這讓許多追求者望而卻步，直到姑姑遇到了飛行員王小倜，才讓她的心中對愛情和家庭有了希望，但是後來王小倜開飛機叛逃，姑姑美好的幻想和愛情一起破滅，這是姑姑性格開始產生變化的起點。即便後來姑姑仍然遇到了很多條件良好的追求者，但這一次情竇初開的相遇仍然是她難以釋懷的心病。 ^[6] 

在國家計劃生育政策實行後，姑姑始終對國家政策十分遵從，姑姑成了公社衞生院婦產科主任，同時兼任計劃生育領導小組的副組長，負責領導和實施計劃生育政策，她的使命和責任從原本的迎接新生命轉變為嚴格執行計劃生育，長期為計劃生育事業而奮鬥。但是由於傳統觀念與計劃生育政策完全相反，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偷生、搶生、超生的問題普遍存在，姑姑堅決執行計劃生育政策，從此她的生活中不僅有新生兒的哭聲，還有鄉村婦女的謾罵聲。她為了堅定地實施計劃生育政策，和張拳一家鬧到撕破臉，最後張拳的老婆在河中溺斃，落得一屍兩命。不僅僅是對待外人，即使是自己侄媳婦，也沒有手下留情，王仁美最初無法接受流產，最後只能接受安排，但不幸的是大出血死在了手術牀上。這一時期的姑姑對計劃生育的執行已經達到了瘋狂的狀態，在她知道王膽懷孕後，則開始用各種各樣的手段，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對王膽進行追捕，最後王膽在路上早產，孩子也在逃跑的路上不幸夭折。姑姑不再是原本善良、感恩的人，儘管仍然性子剛烈、潑辣，但逐漸喪失了辨別是非的能力，成為計劃生育政策實施的傀儡。 ^[6] 

姑姑是一名堅定的唯物主義者，認為實施計劃生育政策是國家的頭等要事，在計劃生育政策實施的過程中，她不顧個人安危，更不懼怕做惡人，運用多種手段和方法來控制超生問題。在中國傳統的生育觀念中，十分崇尚人丁興旺、多子多福，特別是在這一時代實施計劃生育，無疑會讓姑姑落入萬丈深淵。作為一名婦產科醫生，姑姑為了落實計劃生育政策，為2000多名孕婦實施墮胎手術，甚至發生了三起命案。姑姑曾説自己是一手芬芳，一手腥臭，芬芳來源於她曾經為幾千名產婦接生，挽救了難產婦女母子的性命，腥臭則是她在計劃生育政策實施的過程中，親手結束了2000多名胎兒的性命。晚年的姑姑始終認為自己罪不可恕，對自己實施計劃生育政策的做法感到十分後悔，內心充滿罪惡感，最後導致她時常神智失常。為了能夠彌補和懺悔自己心中的罪惡感，姑姑嫁給了泥塑大師，並且和丈夫一起通過捏泥娃娃的方式來贖罪，但這種方法無疑是蒼白的，並沒有讓她罪惡的內心得到一絲好轉。 ^[6] 

姑姑在計劃生育實行之前，是一個生活幸福、敢愛敢恨的自由女性形象，然而在實行計劃生育以後，面臨生命與政治的兩難選擇，以及被束縛在權利的牢籠中無法掙脱的困境，讓姑姑的人生逐漸走向壓抑，在不斷壓抑自我過程中，姑姑的人性逐漸異化。

從王膽、耿秀蓮、王仁美等為代表的孕婦來看，姑姑在追捕孕婦的過程中犯下不少罪過，欠着張拳兩條命，在追捕張拳老婆的過程中由於執行任務的慾望打敗了理性精神，按照她自己的想法“當時我心硬如鐵，將個人安危置之度外”，一心想着張拳老婆肚子裏的嬰兒不應該存在，而忘記了孕婦鳧水太久會有生命危險。孕婦生命的不斷隕滅，姑姑卻從未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在微觀權利層面足以判為侵犯生命權的罪行，而當姑姑醒悟過來以後，事情已經到了挽回不了的局面了，姑姑面對自己扼殺無辜生命時是束手無策的。

從無數死在姑姑魔掌中的嬰兒的復仇來看，嬰兒“復仇”是姑姑從“活閻王”到自我救贖人生階段的機緣事件，經過那一場驚心動魄的嬰兒化成無數蛙的復仇，姑姑所犯的罪彷彿在那一晚徹底被揭穿，姑姑也更清楚的認識到自己需要救贖，“姑姑説，那天晚上的蛙聲如哭，彷彿是成千上萬的初生嬰兒在哭。姑姑説她原本最愛聽初生嬰兒哭的。對一個婦產科醫生來説，初生嬰兒的哭聲是世界上最動聽的音樂啊！可那天晚上的蛙叫聲裏，有一種怨恨、一種委屈，彷彿是無數受了傷害的嬰兒的精靈在發出控訴，……無論她跑得多快，那些哇——哇——哇——的淒涼而怨恨的哭叫聲，都從四面八方糾纏着她。”莫言這一幕驚心動魄的“復仇”場面描寫，讓人深切感受到姑姑那一晚所受的罪，就這在不斷被“復仇”的過程中，姑姑精神上所受的壓抑，已經到達正常思維所承受的大維度。

從自我譴責的原因來分析，姑姑的身份轉換出現了悖論，姑姑作為一名救死扶傷的醫生，本職是挽救生命，“神性”是姑姑這一人生階段的特徵。然而在計劃生育實行以後，卻成了人人敬而遠之的“魔性”人物。姑姑作為醫生的良知並未完全泯滅，前後雙重身份之間的矛盾，讓姑姑不斷的自我化解罪惡、壓抑自我人性的過程中產生精神異化。

姑姑所面對的現代性困境——微觀權利在宏觀權力面前的無望。隱含在宏觀與微觀權力下的“二律背反”現象，導致姑姑無法在人性與理性的交叉點尋找到自己的出路。由於從自由的生活處境到尋找逃出權力的牢籠的過度壓抑的生活之間的差異，姑姑開始在自我精神的世界裏找尋原因，然而面對自我的愧疚與懺悔和王膽等人的責難，以及死在姑姑手下無數嬰兒的復仇的展開，姑姑最終沒能走出困境，這種困境已經演化成無法化解的難題。莫言先生就是通過人與人、人與蛙、人與社會、人與原始力量之間的矛盾衝突與現實衝突，引發現實社會對歷史事件的反思。 ^[7] 

小説《蛙》中的主人公“姑姑”萬心，原型是作者莫言的姑姑管貽蘭。莫言説，他是通過姑姑的手來到人間。“我小時候，家裏人生了病，就會把我姑姑請來，她一般是在很多家看完病以後再來。看完了病就開始講她當天遇到的事，我們就瞪着眼聽，她一來我們就特別興奮。”

莫言表示，姑姑一生經歷坎坷、曲折、傳奇，她非常健談，也非常有個性。姑姑一生從事婦科醫生，一萬多名孩子由她接生到人間。在姑姑剛剛工作的20世紀50年代，政府用物質獎勵生育，每生一個孩子都可以獎勵油票、布票。那時候是姑姑在高密東北鄉聲譽最高的時候，因為她帶來了生命、帶來了喜悦。到了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作為婦科大夫，姑姑由原來的單純接生到開始承擔計劃生育工作。這一角色轉變，讓她成為了一個不被鄉親們歡迎的人。到了晚年退休，姑姑開始反思她所做的事情。莫言表示，姑姑晚年的生活，就在痛苦與矛盾中度過。 ^[8] 

《蛙》中的姑姑在計劃生育社會背景下，從千家萬户心目中的“英雄”突然變作產婦們的“仇人”。作為堅定的政策實施者，姑姑在湍急的河流上堅定不移地圍堵小獅子，展開生死的衝突較量。但是，當過往的衝突逐漸消散，一切歸於平靜，晚年的姑姑卸掉了責任與身份。當她獨自一人在幽暗中徘徊，回顧自己的過往所為時，她的本我、自我與超我三者劇烈碰撞，產生了複雜的內心矛盾掙扎。（《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評）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