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資派

走資派首要的特點是通過私人佔有實現人剝削人。走資派鼓吹私有化，通過資本的壟斷去剝脱被壟斷者的勞動的自由。搞剝削制度的走資派，只是將醜惡的東西打扮成漂亮的東西，以欺騙人民。走資派的罪與錯集中表現在其欺騙性、説謊性。

文化大革命初期，劉少奇被當作“黨內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的總頭目”和“全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 ^[1]  1980年2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作出了為劉少奇平反的決議，否認存在以劉少奇為首的所謂資產階級司令部。 ^[2] 

毛主席對國內階級鬥爭形勢做出預估，形成了共產黨內也存在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認識，這是形成“走資派”概念的根子。

1956年召開的黨的八大，對國內社會主要矛盾作了如下概括：“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個概括基本上是正確的。但到後來，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領導人的認識都發生了變化，對國內主要矛盾的概括也發生了變化。

實際上，毛主席在黨的八大閉幕不久，就對八大決議中關於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提法，表示了懷疑。當時參加八大決議起草工作的鄧力羣回憶説：“我記得，大概是（八大閉幕）兩個星期以後，毛主席對這個問題提出了懷疑。他説列寧講的是亞洲與歐洲比較，你們講的是自己與自己比。陳伯達向我們傳達過毛主席講的這個意見。”

實際情況是：正是傳達這個意見的陳伯達，建議在八大決議上加上上述這段話的。

1964年12月12日，毛澤東在陳正人關於洛陽拖拉機廠蹲點報告的批示中提出所謂“官僚主義者階級”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的概念，他説：“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鋭對立的階級。”“這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發佈全國工作會議討論的紀要《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二十三條》），提出“四清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3] 

毛主席早在1964年就認為中國出修正主義的主要危險在中央，所以他從那個時候起，就考慮要整中央的修正主義，而中央的修正主義的代表人物，也就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總代表是誰呢？毛主席認為是劉少奇。但他認為，這不是劉少奇一個人的問題，在中央有一批人是修正主義的代表人物。為了整掉中央的修正主義代表人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就要通過自下而上的羣眾運動來打倒從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主席的這個決心，是在1966年下的。

1966年5月，根據毛主席的意見，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會議期間的5月16日，中央通過了一個關於搞“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在這個通知中，還只是提到了“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和“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的詞彙，沒有提到“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一詞。毛主席認為通知中沒有提到“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問題，是個缺點。

為此，毛主席在1966年8月主持召開了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這次全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規定：“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之後，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成了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核心任務之一。毛主席雖然提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重點是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在他心中，還是把“走資派”問題當作人民內部矛盾來看待的。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發表經毛澤東審定的，題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社論，宣佈“1967年將是全國全面展開階級鬥爭的一年”，號召“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1月4日，江青、康生、陳伯達在北京接見武漢“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造反兵團”，他們在講話中，誣陷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陶鑄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忠實執行者”，“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1月5日，張春橋向上海“工總司”等“造反派”組織的頭頭們説：“當前的基本問題是把領導權從走資派手裏奪回來，希望革命造反派把要害部門控制起來。”６日，在張春橋、姚文元的策劃指揮下，以王洪文為頭頭的上海“造反派”組織召開“打倒市委大會”，篡奪了上海市的黨政大權，颳起了“一月革命”的風暴。《紅旗》雜誌、《人民日報》相繼發表社論，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奪權，號召全國“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4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戚本禹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一文。從此，在報刊上不點名地對劉少奇大肆攻擊。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林彪、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等人講話，羅織和批判所謂劉少奇、鄧小平的“罪行”。５月８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發表經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通過的編輯部文章《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中共中央在５月11日的通知中説：“希望各單位”“進一步深入地開展對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批判運動”。11月6日　《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發表編輯部文章：《沿着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闢的道路前進》。這篇文章首次把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論點概括成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六個方面的要點，提出“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人物”。 ^[4] 

但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發展，很快就超出了毛主席的預想，全國從中央到地方絕大多數領導幹部都被打成了“走資派”。毛主席得知這一情況後，不得不對“走資派”的概念進行重新認識。他重新認識的結果，是提出了“犯走資派錯誤”的概念，認為“犯走資派錯誤”的幹部，大多數是的，要團結這些人。按照毛主席的這個觀點，中共九大政治報告的草稿中寫上了這樣的話：“對於犯走資派錯誤的人，在他們提高了覺悟，並得到羣眾的諒解以後，應當及時解放他們，分配適當的工作，並鼓勵他們到工農羣眾中去，改造世界觀。”在九大和九大之後毛主席的一系列講話、談話中，他再也沒有提到“走資派”一詞。

在這之後，從全國來看，雖然仍有人偶爾提到“走資派”這一詞，但作為政治口號來提的情況少多了。但是，黨的十大以後，“四人幫”有一個説法----“走資派還在走”，提出要重新打倒“走資派”。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走資派”的概念就成了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