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發動“文化大革命”，主要考慮的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尋求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作為一個執政的無產階級政黨領袖，毛澤東不斷觀察和思考新興的社會主義社會現實生活中的問題，極為關注艱難締造的黨和人民政權的鞏固，高度警惕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為消除黨和政府中的腐敗和特權、官僚主義等現象，進行不斷探索和不懈鬥爭。但是，由於對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發展規律認識不清楚，由於“左”的錯誤在理論和實踐上的累積發展，很多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思想沒有得到貫徹落實，最終釀成了內亂。 ^[4] 

中共中央1966年5月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和8月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誌。兩個會議先後通過的《中共中央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以及對中央領導機構的改組，使“左”的方針佔據了主導地位。從此，開始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內亂。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的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是引發“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這篇文章的寫作和發表是江青秘密策劃的。文章點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長、明史專家吳晗，實際上涉及中央領導層在許多重大政策問題上的不同意見。文章發表後，《人民日報》和北京各報在十多天內沒有轉載。北京市被批評為“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毛澤東説：《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這使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帶上更為嚴重的政治色彩。此後，批判涉及的範圍迅速擴大。

1966年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開會，起草《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後被稱為“二月提綱”），試圖對學術批判中已經出現的“左”的傾向加以適當約束。這個提綱經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通過並向在武漢的毛澤東彙報後，於2月12日轉發全黨。 就在“二月提綱”擬定的同時，江青在林彪的支持下，在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這次座談會的《紀要》，認定文藝界被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號召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這種嚴重的政治責難不僅是對着文藝界，而且對着一些中央領導人。 與批判《海瑞罷官》大體同時，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遭到誣陷，被免去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被加以“篡軍反黨”等罪名，遭到軟禁。

1966年3月底，中央宣傳部和北京市委被指責為包庇壞人，壓制左派。於是，彭真和中宣部部長陸定一被停止工作。

為了在全國發動“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會議於5月16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對“二月提綱”進行了全面批判，並指出：“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這些判斷，是把階級鬥爭錯誤地擴大到黨的最高領導層甚至人為地製造階級鬥爭的重要根據。會議以反黨集團的罪名對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進行批判，決定停止他們的領導職務。林彪在會上的講話中大肆散佈黨中央內部有人要搞政變的謊言，竭力鼓吹個人崇拜。會議決定撤銷以彭真為首的文化革命小組，成立陳伯達任組長，康生為顧問，江青、張春橋等任副組長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簡稱中央文革小組），使之實際上成為不受中央政治局約束的、領導“文化大革命”的指揮機構。此後，“文化大革命”異常迅猛地發動起來。

大、中學校的學生率先起來“造修正主義的反”。在很短的時間裏，由學生成立的“紅衞兵”組織蜂擁而起，到處揪鬥學校領導和教師，一些黨政機關受到衝擊。這場運動很快從黨內推向社會，社會動亂開始出現。

黨中央在劉少奇、鄧小平等領導人主持下作出決定，派工作組到大、中學校協助領導運動，力圖使局勢穩定下來。各地工作組在領導運動的過程中，得到多數羣眾的支持，卻加劇了同造反派的對立。在如何對待運動的問題上，劉少奇、鄧小平等領導人同中央文革小組之間的分歧日趨尖鋭。工作組被指責為“實際上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反對無產階級革命”。中央決定撤銷工作組。

8月1日至12日，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會議期間，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提出中央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矛頭直指劉少奇、鄧小平。全會通過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對於運動的對象、依靠力量、方法等根本性問題作了有嚴重錯誤的規定。全會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夠發動，黨內之所以能夠接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觀點，是有社會歷史根源的。我們黨是經過長期殘酷的戰爭後迅速進入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對於如何在一個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缺乏充分的思想準備和科學認識。過去革命戰爭時期積累下來的豐富的階級鬥爭經驗，使人們在觀察和處理社會主義建設的許多新矛盾時容易去沿用和照搬，因而把在一定範圍存在的階級鬥爭仍然看作佔主要地位的階級鬥爭，並運用大規模羣眾性政治運動的方法來解決。戰爭時期在革命隊伍裏行之有效的近乎軍事共產主義的生活經驗，也容易用來作為規劃理想社會的某種依據。對馬列著作中某些論點的誤解或教條化，使人們日益陷於階級鬥爭擴大化的迷誤之中。堅持這種迷誤被認為是保衞馬克思主義的神聖事業，對這種迷誤持懷疑態度者則難以理直氣壯地起來反對。

八屆十一中全會後，紅衞兵運動迅猛發展。紅衞兵運動最初是破除“四舊”（即所謂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隨後發展為抄家、打人、砸物。無數優秀的文化典籍被付之一炬，大量國家文物遭受洗劫，許多知識分子、民主人士和幹部遭到批鬥。紅衞兵運動對社會秩序和民主法制的破壞，引起各地黨組織和許多幹部羣眾的不滿和抵制。但是，這種不滿和抵制當時卻被認為是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10月初，黨中央轉發中央軍委關於軍隊院校進行“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宣佈取消由黨委領導運動的規定。在“踢開黨委鬧革命”的口號下，造反狂潮全面擴展到工農業領域。為進一步克服運動的“阻力”，從10月上旬至下旬，召開了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主題的中央工作會議。林彪、陳伯達講話，將黨內不同意見升級為路線鬥爭，極力煽動無政府主義思潮。會後，聲勢浩大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風暴在全國掀起，中央文革小組策動造反派把攻擊的矛頭集中轉向各級黨政領導機關。社會上出現“打倒劉少奇”的標語和攻擊鄧小平的大字報。中央和地方的許多領導幹部受到批鬥，機關工作普遍陷於癱瘓、半癱瘓狀態。黨的基層組織的活動和黨員的組織生活陷於停頓。國家陷入空前的混亂之中。

1967年1月初，在張春橋、姚文元策劃下，上海市的造反派組織奪取了上海市的黨政領導大權。這場奪權鬥爭得到充分肯定。1月中下旬，各地掀起由造反派奪取黨和政府各級領導權的“一月革命”風暴。奪權狂潮一經引發便不可收拾，很快發展成“打倒一切”的全面內亂。

“文化大革命”發動後，在黨的領導層內，在廣大幹部羣眾中，對“左”傾錯誤和極左思潮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抵制和抗爭始終存在，並不斷髮展。這種抵制和抗爭，或表現為對批判、造反持消極態度，在各自的崗位上堅持工作和生產；或表現為對武鬥、破壞持抗議立場，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提出嚴厲批評。1967年在老一輩革命家中爆發的二月抗爭就是有代表性的重大事件。在這年1月19日、20日召開的中央軍委碰頭會上，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堅決反對江青、康生、陳伯達鼓吹軍隊應和地方一樣搞運動的主張。在激烈的爭執中，葉劍英、徐向前義憤填膺，奮起抨擊江青等人。2月中旬，在周恩來主持的懷仁堂碰頭會上，再次爆發了老一輩革命家和中央文革小組一班人的激烈鬥爭。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老同志，圍繞要不要黨的領導、要不要廣大老幹部、要不要穩定軍隊等“文化大革命”以來的一些根本性問題，拍案而起，接連怒斥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等人亂黨亂軍的做法。這些老同志的抗爭，被江青等人誣為“二月逆流”，受到嚴厲批判。

全面奪權使派性鬥爭激化。各造反派組織為爭權奪利，拉幫結派，爭鬥激烈，發生無數的糾紛和衝突，以至釀成殘酷的武鬥。1967年夏秋，謝富治、王力、江青等人乘機提出“徹底砸爛公、檢、法”、“文攻武衞”等口號煽動武鬥，北京發生了火燒英國代辦處的嚴重涉外事件。這幾個月是“文化大革命”發動以來國家動亂最劇烈、社會災難最嚴重的階段。

為了對混亂狀況加以約束，毛澤東號召羣眾組織實現大聯合，正確對待幹部，並派人民解放軍執行“三支兩軍”（即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任務，派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學校，還批發了多項命令、佈告，以制止武鬥蔓延，維護社會秩序，保護國家財產。這些措施，雖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但對制止局勢惡化還是起了一定作用。經過二十個月的社會大動亂和錯綜複雜的奪權鬥爭，全國（除台灣省外）29個省、市、自治區先後建立了革命委員會。革委會集黨、政大權於一身，實行黨政合一、高度集中的領導體制。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為黨的九大作準備召開的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舉行。在黨內生活極不正常的狀況下，會議批准了在江青、康生、謝富治把持下炮製的關於劉少奇問題的“審查報告”，給劉少奇加上“叛徒、內奸、工賊”的罪名，宣佈“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一年後，劉少奇含冤病逝。這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一起冤案。

1969年4月1日至24日，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1512人。當時，全國有黨員2200萬人，各省、市、自治區的黨委以至基層黨組織大都沒有恢復或建立，絕大多數黨員還沒有恢復組織生活。九大從始至終被強烈的個人崇拜氣氛所籠罩。林彪代表中央作政治報告，核心內容是闡述“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報告極力鼓吹這個理論的“偉大貢獻”和這場“革命”的豐功偉績，而對於黨應該怎樣領導和組織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卻根本不予提及。作為“文化大革命”指導思想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完全不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這個理論對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大會通過的黨章沒有關於黨員權利的規定，卻把林彪“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寫入總綱。這種完全違反黨的組織原則的做法，在黨的歷史上從未有過。大會選出新的中央委員會，在中央政治局委員中，林彪、江青幫派中的骨幹和親信佔半數以上，第八屆中央委員會成員中許多功勳卓著的革命家被排斥在外。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合法化，加強了林彪、江青等人在黨中央的地位。

黨的九大以後，“鬥、批、改”運動在全國展開。按照毛澤東的設想，“鬥、批、改”包括建立革命委員會、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整黨、精簡機構、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員等階段。在實際工作中還包含“教育革命”、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等內容。毛澤東試圖通過“鬥、批、改”，達到“天下大治”的設想，也含有結束“文化大革命”的意向。但是，“鬥、批、改”實際上是把“文化大革命”的“左”傾錯誤在各個領域具體化，結果是黨內矛盾和社會矛盾繼續緊張，引起動亂的因素更加深化。

九大結束後，林彪集團的權勢膨脹到頂點，同江青集團之間爭奪權力的矛盾急劇上升。他們擔心江青集團的勢力有可能超過自己，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會發生變化，因而妄圖提前“接班”。1970年8月，在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江青兩個集團長期以來不斷積累的矛盾集中地爆發出來。林彪集團的圖謀及其宗派活動被揭露並受到批判後，毛澤東採取一系列措施削弱林彪集團的權勢。林彪集團的骨幹成員決心鋌而走險。林彪的兒子、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兼作戰部副部長林立果，召集他的秘密小組策劃發動反革命武裝政變。毛澤東、周恩來機智地粉碎了他們的陰謀。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乘飛機倉皇出逃，在蒙古温都爾汗機毀人亡。 林彪叛逃事件的發生，是“文化大革命”推翻黨的一系列基本原則的結果，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論和實踐的失敗。 林彪事件發生後，毛澤東在周恩來協助下，採取措施解決與這一事件有關的問題。黨中央決定撤銷由林彪集團控制的軍委辦事組，成立由葉劍英主持的中央軍委辦公會議。全國開展“批林整風”運動，揭發、批判林彪集團的罪行。毛澤東親自過問對一些領導幹部落實政策的工作，為“二月逆流”平反。1973年3月，鄧小平恢復國務院副總理職務。同年12月，毛澤東提出要給被打倒的賀龍、羅瑞卿和1968年因受林彪、江青誣陷而被撤銷領導職務的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恢復名譽，承認自己聽了林彪的一面之辭，要做自我批評。這些行動為加快落實黨的幹部政策、在各方面進行政策調整創造了條件。

“批林整風”開始後，周恩來在毛澤東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周恩來正確地提出要批判極左思潮的意見，加快了落實幹部政策和知識分子政策的進程，使一批被打倒的黨政軍領導幹部重新走上領導崗位。針對無政府主義思潮對經濟工作的破壞，周恩來指示國務院提出整頓企業的措施，恢復被破壞的各種規章制度；通過大力壓縮基建規模、精簡職工人數等措施，解決職工人數、工資總額、糧食銷售量大大突破指標的問題，扭轉國民經濟下滑的趨勢。他頂着江青集團大批所謂“崇洋媚外”的壓力，努力開展對外貿易和經濟技術交流，從國外進口了一批技術先進的成套設備和單機。在農村，黨中央發出關於農村人民公社分配問題的指示，重申必須堅持按勞分配原則，不能把政策允許的多種經營和家庭副業當成資本主義的東西加以否定。在科學教育工作中，周恩來要求把基礎科學和理論研究抓起來，並提議召開了“文化大革命”以來的第一次全國科技工作會議。他還抓了落實黨的文化、民族、統戰等政策的工作。周恩來提出要批判極左思潮的意見，是1967年2月前後許多中央領導同志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錯誤這一正確主張的繼續，是對“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糾“左”整頓。經過近兩年的調整和整頓，各方面工作都有明顯起色。可是，在毛澤東看來，批判極左思潮是同否定“文化大革命”聯繫着的。他認定當時的任務仍然是反對“極右”，而不是批判極左。這樣，周恩來領導的糾“左”努力被迫中斷。林彪事件後，黨的一些重大的組織問題需要解決。其中最迫切的是修改載有林彪為接班人等內容的黨章和產生新的中央領導機構。黨中央決定提前召開十大。黨的十大於1973年8月24日至28日舉行。當時全國有2800萬黨員，出席大會的代表1249人。十大繼續了九大的“左”傾錯誤，仍然號召全黨“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堅持“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左”傾指導方針使“文化大革命”愈拖愈久，破壞性後果日益明顯。在上海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在十大竟當上黨中央副主席。但這時，也解放了一批自“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備受打擊迫害的老幹部，有些老幹部進入了中央委員會。周恩來、葉劍英、李德生被選舉為中央副主席，鄧小平、王稼祥等被選進中央委員會。十大以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內結成“四人幫”，江青集團的勢力得到進一步加強。

“文化大革命”的長期持續和幾經反覆，使人們對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的厭倦情緒越來越強烈。希望社會安定、經濟發展、生活有所改善成為廣大幹部羣眾普遍的迫切要求。十大以後，黨內圍繞着動亂與反動亂、篡權與反篡權、整頓與反整頓展開了更加激烈的鬥爭。

十大前後，毛澤東多次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中國歷史上的孔子和儒家聯繫起來。1974年1月，全國開展“批林批孔”運動。毛澤東批准開展“批林批孔”運動，不僅因為林彪私下推崇過孔孟之道，而且是要借宣傳歷史上法家堅持變革、批判儒家反對變革來維護“文化大革命”。 “四人幫”利用“批林批孔”把矛頭指向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他們在各種場合的講話中，點名攻擊中央、地方和軍隊的一批幹部，還指使他們控制的寫作班子發表大量所謂“批孔”文章，影射周恩來是“現在的儒”，對周恩來前一階段恢復“文化大革命”前一些正確的政策措施和落實幹部政策的工作進行攻擊。他們的幫派分子在各地揪鬥老幹部和知名人士，乘機大搞突擊入黨、突擊提幹，社會秩序再度混亂，剛剛有所好轉的國民經濟再遭嚴重破壞。 毛澤東對江青等人利用“批林批孔”搞亂社會的圖謀有所察覺，對“批林批孔”運動作出限制性規定，並在中央領導層提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結成“四人幫”的問題。這年下半年，毛澤東先後提出“還是安定團結為好”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使“四人幫”再次搞亂全國的圖謀受到抑制。同年10月，中央發出召開四屆全國人大的通知。“四人幫”認為這是他們篡奪更多權力的機會，加緊陰謀活動，企圖由他們出面“組閣”。這時，毛澤東提議由已在1973年恢復副總理職務，並增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的鄧小平，出任國務院排名第一的副總理。“四人幫”極為不滿，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借風慶輪事件對鄧小平發動突然襲擊，遭到鄧小平堅決抵制。事後，又由王洪文出面向毛澤東作誣陷周恩來、鄧小平的彙報。毛澤東當即批評了王洪文。此後，毛澤東又多次批評“四人幫”，重申“總理還是總理”，並進一步提出鄧小平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兼解放軍總參謀長。這對江青的“組閣”企圖落空起了重要作用。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重申在二十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把全國人民的注意力再次引到發展經濟、振興國家的事業上來。這是飽受“文化大革命”內亂之苦的中華民族最強烈的願望。四屆全國人大確定了以周恩來、鄧小平為核心的國務院領導人員，為鄧小平隨後主持國務院工作奠定了基礎。但這次大會通過的報告、決議和憲法，未能擺脱“左”傾錯誤的影響。

四屆人大閉幕後，已患重病的周恩來病情更加嚴重。鄧小平在毛澤東支持下，相繼主持國務院和黨中央的日常工作。受命於危難之際的鄧小平，大刀闊斧地開始了整頓。他強調四個現代化建設是大局，提出要全面整頓，部署以鐵路整頓為突破口，使堵塞嚴重的鐵路全部疏通，運輸狀況開始好轉。接着，開始整頓鋼鐵工業。鄧小平強調：把鋼鐵生產搞上去，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個堅強的領導班子，堅決同派性作鬥爭，認真落實政策，建立必要的規章制度。中國科學院和國防科技工作也開始整頓。文藝進行了政策調整。教育戰線的整頓同時在積極着手。軍隊整頓是各方面整頓中重要的一環，軍隊各大單位的領導班子進行了調整，這對抵制“四人幫”奪取軍隊領導權的企圖起了重要作用。鄧小平還提出：整頓的核心是黨的整頓，主要整頓各級領導班子，要在加快落實幹部政策的同時，對強行搞突擊入黨、突擊提幹的造反派區別不同情況分別作出處理。鄧小平還在六十年代初黨制定的工業等方面若干條例的基礎上，領導起草了《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關於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等文件，提出加快工業、科技發展的一系列措施和“科學技術也是生產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動生產向前發展”等重要觀點。鄧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頓，是“文化大革命”中黨的正確領導與“四人幫”的一場重大斗爭，整頓雖然還不可能直接觸及“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問題，但力圖在一些重要問題上把“文化大革命”中被顛倒了的思想理論、政策是非加以澄清，從而開始了有限度的撥亂反正。整頓中，大部分地區的社會秩序趨於穩定，國民經濟由停滯、下降轉向回升，工農業產品產量均有較大幅度增長，1975年是“文化大革命”以來國民經濟發展較好的一年。 毛澤東支持鄧小平主持黨和國家的日常工作，但他仍然認為“文化大革命”是正確的。為了進一步闡明發動和堅持“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毛澤東曾在1974年10月至12月的幾次談話中，提出若干有關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問題。他希望鄧小平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實現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然而，整頓工作的深入展開，勢必觸及“文化大革命”的“左”傾錯誤，逐漸發展成為對“文化大革命”的比較系統的糾正。這種發展趨勢，既遭到“四人幫”的猖狂反對，也為毛澤東所不能容忍。1975年11月下旬，發動了“反擊右傾翻案風”（翌年初改稱“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這個運動既違背事理，又大失人心，再度造成社會混亂。越來越多的幹部羣眾對長期持續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感到困惑，對“四人幫”的倒行逆施更加不滿，要求社會安定和發展經濟的願望愈加強烈。

在“文化大革命”進入第十個年頭時，廣大幹部羣眾長期鬱積的對“文化大革命”的不滿和對“四人幫”的憤恨，終於在1976年清明節前後爆發出來。

這種不滿像火山熔岩一樣不可壓抑的迅速噴發，是由“四人幫”壓制人民羣眾對周恩來的悼念而引起的。1976年1月8日，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之一、人民的好總理周恩來逝世，在人民羣眾中引起巨大的悲痛。“四人幫”不僅發出種種禁令壓制悼念活動，而且加緊展開了對鄧小平的“大批判”。“四人幫”的倒行逆施使廣大羣眾的悲痛心情迅速轉化成憤怒的情緒，並進而轉變為強烈的反抗行動。自3月下旬起，南京、杭州、鄭州、西安等城市的羣眾衝破“四人幫”的阻力，自發舉行悼念活動。首都人民也彙集到天安門廣場悼念周恩來。4月4日清明節這一天，聚集了200多萬京內外羣眾的天安門廣場，悼念活動達到高潮。人們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在共和國曆史上罕見的“花山詩海”中慷慨陳詞，深切懷念周恩來，怒斥“四人幫”迫害周恩來、陰謀篡黨奪權的滔天罪行，出現了一人振臂，萬人應和，震天動地的感人場面。當時在廣場上爭相傳抄、凝聚着愛和恨的那些詩詞、傳單，莊嚴地表達了人民羣眾要求把中國建成現代化強國的心聲。當晚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葉劍英、李先念未參加），天安門廣場的事態被定為反革命事件。4月5日，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的數萬羣眾同一部分民兵、警察和部隊戰士發生了嚴重衝突。一場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支持鄧小平所代表的黨的正確領導的強大抗議運動，就這樣被壓了下去。儘管如此，這場全國性的運動，為後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奠定了偉大的羣眾基礎。 天安門事件後，中央政治局通過兩個決議：一是決定在周恩來逝世後擔任國務院代總理同時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的華國鋒，為黨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二是撤銷鄧小平的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隨着鄧小平的被撤職，“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以更大的規模和聲勢在全國強行推開。 1976年7月6日，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及人民解放軍創始人之一的朱德逝世。7月28日，河北唐山一帶發生強烈地震，人民生命財產受到巨大損失。9月9日，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人之一，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毛澤東逝世。全國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在黨和國家的幾位主要領導人相繼去世後，黨和國家的前途成為人們憂慮的問題。 毛澤東逝世前後，“四人幫”加緊了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他們暗地佈置其在上海的親信突擊發放武器；撇開中央辦公廳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設值班室，企圖由他們指揮全國；還在報上公開誣衊和威脅華國鋒等中央領導人。“四人幫”篡黨奪權的活動，使葉劍英、李先念等許多老一輩革命家深感憂慮。身為黨中央第一副主席的華國鋒，在“四人幫”咄咄逼人的進攻下，也認識到必須割除黨和國家肌體上的這個癰疽。10月6日晚，華國鋒、葉劍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對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幫派骨幹實行隔離審查，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黨中央還採取有力措施控制了上海局勢，使江青集團骨幹分子妄圖武裝叛亂的陰謀未能得逞。 粉碎“四人幫”的勝利，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從危難中挽救了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為黨和國家進入新的歷史時期創造了前提。

“文化大革命 ”持續十年，使黨、國家和各族人民遭到新中國成立以來時間最長、範圍最廣、損失最大的挫折。黨的組織和國家政權受到極大削弱，大批幹部和羣眾遭受殘酷迫害，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踐踏，全國陷入嚴重的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文化大革命 ”不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和社會進步，它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留下了極其慘痛的教訓。 ^[5] 

“文化大革命 ”期間，黨和人民對 “左”的錯誤的鬥爭一直沒有停止過。正是全黨和廣大工人、農民、解放軍指戰員、知識分子和各級幹部的抵制和鬥爭，使“文化大革命 ”的破壞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社會主義建設在一些重要領域仍然取得一定進展，黨、人民政權、人民軍隊和整個社會的性質都沒有改變。 ^[5] 

作為政治運動的 “文化大革命 ”與“文化大革命 ”歷史時期是有區別的。這一時期，我國國民經濟出現較大起伏，但在黨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各項工作在艱難中仍然取得了重要進展。 ^[5] 

“文化大革命”是在探求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的歷程中遭到的嚴重挫折。中國共產黨依靠自己的力量，最終自己糾正了這一嚴重錯誤。歷史再一次證明，中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中國共產黨有能力靠自己的力量糾正錯誤，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文化大革命 ”持續十年，以未曾想見的形式，暴露出當時黨和國家在體制、政策、工作等方面存在的嚴重缺陷。正如鄧小平總結 1957年以來歷史經驗時所指出的：“二十年的經驗尤其是 ‘文化大革命 ’的教訓告訴我們，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政策不行。” ^[5] 

從新中國成立到 “文化大革命 ”結束，是我們黨領導人民艱辛探索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道路的歷史時期。雖然經歷了嚴重曲折，但仍取得了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我們黨領導人民在舊中國一窮二白的基礎上，進行了中國歷史上從來不曾有過的熱氣騰騰的社會主義建設，在不長的時間裏，我國社會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獨立研製出 “兩彈一星 ”，有效維護了國家主權和安全，成為在世界上有重要影響的大國，積累起在中國這樣一個社會生產力水平十分落後的東方大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我們黨努力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逐步形成了一些十分重要的認識：提出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到社會主義建設和技術革命上來；提出走自己的路，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提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發展生產力是根本任務；提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分兩個步驟，進而提出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分兩個階段；提出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要尊重價值法則，大力發展商品生產；提出必須正確區分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等等。這些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為在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 ^[5] 

其發展過程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到1969年4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這一階段的中心任務，是摧毀所謂“資產階級司令部”，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目的是所謂變“資產階級專政為無產階級專政”；運動表現為“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內戰”。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同年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召開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誌。兩次會議相繼通過了《五一六通知》和《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對所謂“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和“劉少奇、鄧小平司令部”進行了錯誤的批判。根據《五一六通知》，5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由陳伯達任組長、康生等任顧問，江青、張春橋等任副組長，並規定“中央文革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以後，文革小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實際指揮機構。 ^[2] 

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全國掀起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狂潮，矛頭直指劉少奇、鄧小平。紅衞兵突起，並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大串連”，他們把中央文革的旨意帶到各地，帶動了各地的動亂，使地方黨組織陷於癱瘓。1966年10月5日，中共中央轉發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的緊急指示，宣佈取消“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在撤出工作組後由院校黨委領導的規定”。從此，全國掀起了“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浪潮，除野戰部隊外，各級黨委陷入癱瘓，基層黨組織停止活動。接着，毛澤東主持召開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主題的工作會議，點名批判劉少奇、鄧小平，強調讓羣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會後，全國掀起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潮。同年12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草案）和《關於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規定業餘時間由羣眾安排搞文化大革命，其方法也是採用“四大”。全國大動亂局面開始形成。

1967年1月6日，以王洪文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等造反組織在江青、陳伯達、張春橋等策動下召開“打倒上海市委大會”，奪了上海市委的權，這就是“一月風暴”。1月8日，毛澤東表示支持並號召奪權，全國內亂由此加劇。

1967年1月至2月間，在中央召開的不同會議上，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作法表示強烈不滿，對林彪、江青一夥誣陷迫害老幹部、亂黨、亂軍的罪惡活動進行鬥爭。康生一夥向毛澤東作了片面彙報。毛澤東批評了參與鬥爭的老同志，二月抗爭被誣之為“二月逆流”。

二月抗爭被否定後，全面內戰，打倒一切的風潮愈演愈烈，在林彪、江青、康生一夥的操縱下，還掀起了所謂揪叛徒運動、“革命大批判”運動、清理階級隊伍等，製造了劉少奇、陶鑄、彭德懷、賀龍等無數冤案。到1968年9月5日，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先後建立了革命委員會，實現了所謂“全國一片紅”。

1968年10月，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對“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作了完全的肯定。全會決定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全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草案）》規定“林彪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

1969年4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林彪在會上作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政治報告，林彪、江青一夥的骨幹分子進入中央政治局，大大加強了他們在黨中央的勢力。

第二階段：從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召開到1973年8月中共十大的召開。這一階段的主要內容，是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策動反革命政變被粉碎。這一事件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敗。此後，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項工作有了轉機。

黨的九大以後，全國進入“鬥、批、改”階段。這一階段的中心是要徹底否定所謂“修正主義路線”，貫徹九大方針，把全國各方面工作納入“文化大革命”的軌道。這一階段繼續開展“革命大批判”；繼續“清隊”，進行“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分子，使清隊工作擴大化。而精簡機構、下放幹部，走所謂“五七”道路，使大批幹部、知識分子受到迫害。“教育革命”又造成了教育質量普遍下降和教學秩序的混亂。1971年，江青炮製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嚴重壓抑了廣大知識分子的積極性。

1971年9月，林彪集團的反革命政變被粉碎後，周恩來在毛澤東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採取了許多措施，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轉機。但遭到江青一夥的攻擊。毛澤東也認為當時的任務仍然是反對“極右”，從而使批“左”的正確意見被否定，“左”傾錯誤繼續發展。

1973年8月，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大會繼承了九大的“左”傾錯誤和指導方針，王洪文當了黨中央副主席。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內結成了“四人幫”，使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勢力又得到了加強。

第三階段：從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開到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

1973年7月，毛澤東提倡批林批孔，以維護“文化大革命”。1974年1月初，江青、王洪文提出開展“批林批孔”運動，得到毛澤東的批准。江青一夥藉機把矛頭指向周恩來，以實現其篡黨奪權的陰謀。毛澤東及時發現江青等人的陰謀，對他們作了嚴厲批評，宣佈他們是“四人幫”，並指出江青有當黨中央主席和“組閣”的野心，使其陰謀受挫。

1975年初，四屆人大確定了以周恩來為總理，鄧小平等為副總理的國務院人選。會後，周恩來病重，鄧小平在毛澤東、周恩來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先後召開了軍委擴大會議和解決工業、農業、交通、科技等方面的一系列會議，着手對許多方面的工作進行整頓，使形勢有了明顯好轉。但是，毛澤東不能容忍鄧小平系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先是號召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繼而發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全國人民以各種方式進行悼念活動，“四人幫”卻竭力壓制，加上“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的繼續，激起了民憤。北京、南京、太原等地羣眾自發地發動了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聲勢浩大的羣眾運動。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對天安門事件的性質作了錯誤判斷，將其定為“反革命事件”，並錯誤地處理了鄧小平。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四人幫”加快了反革命步伐。王洪文企圖取代黨中央的領導。同時向上海民兵分發武器，為叛亂作準備。10月4日，《光明日報》登載“四人幫”炮製的文章《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偽造所謂“按既定方針辦”的毛主席臨終囑咐，圖謀執掌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以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從根本上挽救了黨、挽救了革命，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1977年8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黨中央正式宣佈“文化大革命”結束。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