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黎先生集

《昌黎先生集》為韓集古本，以南宋魏懷忠《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為最善；廖瑩中世綵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遺文》（明徐氏東雅堂翻刻）最為通行。清代顧嗣立、方世舉各有詩集單行注本。今人錢仲聯《韓昌黎詩系年集釋》是另行系年的集註本。另外，為韓集作校勘或補註而不列正文者，有宋方崧卿、朱熹，清陳景雲、王元啓、沈欽韓、方成和今人徐震。年譜以宋洪興祖《韓子年譜》最為詳備。趙翼《甌北詩話》、方東樹《昭昧詹言》、林紓《韓柳文研究法》中有關部分，是評論其詩文的代表著作。

經國務院批准，由海南省古籍保護中心申報的明代徐氏東雅堂刻本《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遺文一卷朱子校昌黎先生集傳一卷》，正式入選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檔案編號是05348。

韓愈（768年～824年）唐代文學家、哲學家。字退之。河南河陽（今孟縣）人，郡望昌黎，世稱韓昌黎。因官吏部侍郎，又稱韓吏部。諡號文，又稱韓文公。

儒家，但思想淵源於亦有離經叛道之言。他以儒家正統自居，反對佛教的清淨寂滅、神權迷信，但又相信天命鬼神；他盛讚孟子闢排楊朱、墨子，認為楊、墨偏廢正道，卻又主張孔墨相用；他提倡宗孔氏，貴王道，賤霸道；而又推崇管仲、商鞅的事功。他抨擊二王集團的改革，但在反對藩鎮割據、宦官專權等主要問題上，與二王的主張並無二致。這些複雜矛盾的現象，在其作品中都有反映。

創作理論上：他認為道（即仁義）是目的和內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強調文以載道，文道合一，以道為主。提倡學習先秦兩漢古文，並博取兼資莊周、屈原、司馬遷、司馬相如、揚雄諸家作品。主張學古要在繼承的基礎上創新，堅持詞必己出、陳言務去。重視作家的道德修養，提出養氣論，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書》）。提出不平則鳴的論點。認為作者對現實的不平情緒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

在作品風格方面，他強調奇，以奇詭為善。韓愈的散文、詩歌創作，實現了自己的理論。其賦、詩、論、説、傳、記、頌、贊、書、序、哀辭、祭文、碑誌、狀、表、雜文等各種體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

論説文在韓文中佔有重要的地位。以尊儒反佛為主要內容的中、長篇，有《原道》、《論佛骨表》、《原性》、《師説》等，它們大都格局嚴整，層次分明。嘲諷社會現狀的雜文，短篇如《雜説》、《獲麟解》，比喻巧妙，寄慨深遠；長篇如《送窮文》、《進學解》，運用問答形式，筆觸幽默，構思奇特，鋒芒畢露。論述文學思想和寫作經驗的，體裁多樣，文筆多變，形象奇幻，理論精湛。

敍事文在韓文中比重較大。學習儒家經書的，如《平淮西碑》，用《尚書》和《雅》、《頌》體裁，篇幅宏大，語句奇重，酣暢淋漓；《畫記》直敍眾多人物，寫法脱化於《尚書·顧命》、《周禮·考工記·梓人職》。繼承《史記》歷史散文傳統的，如名篇《張中丞傳後敍》，融敍事、議論、抒情於一爐。學《史記》、《漢書》，描繪人物生動奇特而不用議論的，如《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清河張君墓誌銘》等。記文學摯友，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誌銘》、《南陽樊紹述墓誌銘》、《貞曜先生墓誌銘》等。但在大量墓碑和墓誌銘中，韓愈也有些諛墓之作，當時已受譏斥。抒情文中的祭文，一類寫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突破四言押韻常規，如《祭十二郎文》；一類寫朋友交誼和患難生活，四言押韻，如《祭河南張員外文》、《祭柳子厚文》。此外，書信如《與孟東野書》、贈序如《送楊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

韓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穎傳》、《石鼎聯句詩序》之類，完全出於虛構，接近傳奇小説。韓愈散文氣勢充沛，縱橫開合，奇偶交錯，巧譬善喻；或詭譎，或嚴正，藝術特色多樣化；掃蕩了六朝以來柔靡駢儷的文風。他善於揚棄前人語言，提煉當時的口語，如蠅營狗苟（《送窮文》）、同工異曲、俱收並蓄（《進學解》）等新穎詞語，韓文中較多。他主張文從字順，創造了一種在口語基礎上提煉出來的書面散文語言，擴大了文言文體的表達功能。但他也有一種佶屈聱牙的文句。自謂不可時施，只以自嬉（《送窮文》），對後世有一定影響。

韓愈也是詩歌名家，藝術特色以奇特雄偉、光怪陸離為主。如《陸渾山火和皇甫用其韻》、《月蝕詩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內容深刻；《南山詩》、《岳陽樓別竇司直》、《孟東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韓詩在求奇中往往流於填砌生字僻語、押險韻。韓愈也有一類樸素無華、本色自然的詩。韓詩古體工而近體少，但律詩、絕句亦有佳篇。如七律《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答張十一功曹》、《題驛梁》，七絕《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題楚昭王廟》等。

後人對韓愈評價頗高，尊他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韓文與杜詩並列，稱為杜詩韓筆；蘇軾稱他文起八代之衰。韓柳倡導的古文運動，開闢了唐以來古文的發展道路。韓詩力求新奇，重氣勢，有獨創之功。韓愈以文為詩，把新的古文語言、章法、技巧引入詩壇，增強了詩的表達功能，擴大了詩的領域，糾正了大曆（766～780）以來的平庸詩風。但也帶來了講才學、發議論、追求險怪等不良風氣。尤其是以議論為詩，甚至通篇議論，把詩歌寫成押韻的理論，對宋代以後的詩歌產生了不良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