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6軍事政變

1960年，韓國爆發四一九革命，推翻李承晚政權，建立以許政為首的過渡政府，四個月後成立以張勉為國務總理的民主黨政權，實行責任內閣制，開啓大韓民國第二共和國。但是，張勉政權未能及時滿足韓國國民的訴求，例如對貪污受賄和選舉舞弊相關人員的處置進展緩慢，而且張勉政府雖然決心引進外資、發展經濟，但在短期內沒有收到成效，反而有所倒退。1960年韓國的經濟增長率僅有2.1%，低於2.7%的人口增長率，整個張勉政府時期的生產量減少了9.8%，通貨膨脹率高達38%，韓國仍處於赤貧之中。 ^{[3]  [4]} 

另一方面，隨着韓國的言論、出版、集會和結社等方面的自由在四一九革命後得到長足發展，許多左翼團體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如社會大眾黨、韓國社會黨、統一社會黨等，這些團體被稱為“革新系”，他們標榜社會民主主義，呼籲南北自主統一，展開統一運動，反對美軍駐韓，一些學生團體準備組織十萬人去板門店與朝鮮對話。此外，工會組織和工人運動蓬勃發展，各種報刊紛紛問世，到1961年3月1日為止，登記的各類報刊達1509種，頗有“百花齊放”之勢。對此，張勉政府提高了警惕，在1961年2月到4月相繼向國會提出了“反共特別法案”和“示威規制法案”，試圖加強對人民權利的控制，但反而引發了更強烈的抗議浪潮，一直持續至5·16軍事政變。 ^{[3]  [4]} 

民主黨自身也處於內鬥之中，在李承晚倒台後就分裂為“新派”和“舊派”。前者由張勉主導，後者由尹潽善（當時虛位總統）、金度演等主導，雙方几乎在所有議題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對立，因此舊派國會議員在1960年9月與民主黨分道揚鑣，1961年2月另立新民黨，使兩派鬥爭更加激烈，這些內鬥極大牽制了民主黨政權穩定社會秩序、發展國家經濟的能力，無法形成強有力的領導力量來改善和扭轉韓國的亂局。 ^{[3]  [4-5]}  美國駐韓大使塞繆爾·伯格（Samuel D. Berger）後來分析政變的背景稱：“韓國學生通過四一九革命推翻了李承晚政權，其後為了給張勉政府施加壓力天天開展示威，而張勉政府則沒有成功維持全國秩序，因此人們急速對民主主義失去信任。” ^[2] 

朝鮮戰爭前，韓國軍隊不到10萬人。戰後李承晚政權大規模擴充軍隊，導致大韓民國國軍數量激增，這個2500萬人的國家有“六十萬大軍”，數量居資本主義陣營第四位。同時，韓國模仿西點軍校，成立陸軍士官學校，按西方標準大力發展軍隊教育，使軍隊教育水平遠超一般社會教育水平。截至1961年，超過6000名韓國軍官被送到美國接受軍事培訓，回國後被委以重任（包括朴正熙、全斗煥、盧泰愚）。因此，韓國的軍部成為韓國社會最西化的領域，也是精英意識最濃厚的地方，這些有思想的青壯年軍官面對腐敗的政客與混亂的時局，在政治上自然難以保持中立，於是導致了朴正熙這樣的“政治軍人”的出現。 ^{[6]  [7]} 

另一方面，韓國軍隊內部充滿派系鬥爭，代際矛盾也十分尖鋭。韓國軍部高層起初分為白善燁（出身偽滿洲國軍）為首的西北派、丁一權（出身偽滿洲國軍）為首的東北派、李亨根（出身日軍）為首的中南派。1959年，出身日軍的宋堯贊出任陸軍參謀總長，日軍背景的軍官開始得勢，並分化為宋堯贊、崔慶祿為首的日軍志願兵派和劉載興、張昌囯為首的日軍陸士派，以及崔榮喜、金鐘五為首的日軍學生兵派，朴正熙為代表的出身偽滿軍的軍官則相對邊緣化，成為非主流派。就代際矛盾而言，不同於戰爭時期的頻繁升遷，陸士8期以後畢業的新晉軍官很難升遷，他們對高層軍官的不滿也就與日俱增，後來陸士8期的軍官就成為5·16軍事政變的核心力量。而民主黨政權疏忽了對軍部動向的關注，甚至打算裁軍20萬，引發軍中不滿，後來在美國干預下才改為裁軍5萬。未能強化對軍部的統制被認為是張勉執政期間的最大失策。 ^{[6]  [8]} 

四一九革命的導火索——3·15選舉舞弊事件中，軍部充當了李承晚政權的幫兇，直接介入選舉舞弊。四一九革命後，軍隊內部針對高層的“整軍運動”隨即展開。1960年5月2日，釜山軍需基地司令官朴正熙上書追究宋堯贊等軍部高層介入選舉舞弊的責任，要求他們辭職；8日，以金鐘泌、金炯旭等陸士8期畢業生為核心的8名少壯派軍官（金鐘泌、金炯旭、吉在號、玉昌鎬、申允昌、崔浚明、石昌熙、吳尚均）寫聯名信，呼籲中將以上全體引咎辭職。宋堯贊認為朴正熙是幕後主使者，打算除掉朴正熙，但因國防部長官李鍾贊施加壓力，宋堯贊被迫辭職，此外以白善燁為首的一批高級將領也被迫退役。 ^[4] 

1960年8月23日張勉組閣之際，以文官玄錫虎接替李鍾贊，出任國防部長官。9月10日，金鐘泌、金炯旭等11名少壯派軍官打算會見玄錫虎，商討整軍問題，但玄錫虎不在。當晚，他們聚會於首爾一家叫忠武莊的日式餐廳，密謀兵變，除了石正善、石昌熙二人不願參與兵變外，其餘九人（金鐘泌、金炯旭、鄭文淳、吳致成、玉昌鎬、吉在號、金東煥、禹瀅龍、申允昌）決議“革命”並進行分工，如金鐘泌是總務（總指揮）、金炯旭負責情報、吳致誠負責人事等，是為“忠武莊決議”。 ^[9] 

不久後，美國國防部軍事援助計劃局局長威利斯頓·帕爾默（Williston B. Palmer）應聯合參謀本部總長崔榮喜的邀請訪韓，9月20日離韓前發明聲明，反對整軍，並警告少壯派軍人不得脅迫長官。帕爾默走了以後，金鐘泌等16人拜訪崔榮喜，就這個聲明問責於他，並逼其引咎辭職。結果16人都被逮捕，移送懲戒委員會，其中金東馥大領（大校）説了句“請您高升駐外大使，給後輩開條路”而被定為“上官不敬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個月，其餘人無罪釋放，但金鐘泌、石正善二人在1961年2月還是被強制退役。 ^[10] 

在此次“16人下克上事件”發生後，政變集團意識到僅憑他們難以成事，決定推舉一名高級軍官作為領導人，金鐘泌提議自己妻子的叔叔朴正熙。朴正熙因被懷疑為整軍派軍官的幕後主使者，已在1960年12月7日由陸軍本部作戰參謀部部長外放為駐紮大邱的第二軍副司令官。他在軍校讀書時就對日本二二六兵變抱有濃厚興趣 ^[11]  ，長期懷有奪權野心，在1952年和1960年都密謀過未遂兵變。不過，他在朝鮮戰爭前曾秘密加入南勞黨，一度強制退役，所以他的“不光彩”歷史一直是他的把柄與弱點，政變集團中的吳致成等人也因此懷疑朴正熙。但在金鐘泌的一再推薦下，決定先調查其情況，確認朴正熙是一個“既乾淨又能幹”的人後，委託金鐘泌赴大邱向朴正熙説明情況，邀請他領導“革命”，朴正熙爽快應允，立即投入到“革命”的策劃中，時為1961年2月19日。 ^[12-13] 

張勉執政期間，有一個在騷亂時動員軍隊來鎮壓的“鴿子作戰”計劃，而朴正熙的上司、第二軍司令官張都映在駐韓美軍司令官馬格路德（Carter B. Magruder）的支持下，於1961年2月接替崔慶祿出任陸軍參謀總長，負責“鴿子作戰”。朴正熙等人就打算利用這個機會來發動軍事政變。他們秘密拉攏用於“鴿子作戰”的駐紮首爾近郊部隊的軍官，吸收陸軍第6管區司令部、陸軍第30師團、陸軍第33師團、陸軍第6軍團炮兵團、陸軍第1空輸特戰團以及陸軍本部、國防部的一批中堅軍官參與政變。此外，雖然另有一個以海軍陸戰隊第1旅團長金潤根准將為中心的軍事政變計劃，但最後也歸入朴正熙的領導下。 ^[4]  在這期間，朴正熙乘坐軍用飛機，往來於大邱和首爾之間，奔走聯絡。4月7日，朴正熙在首爾明洞姜尚鬱中領（中校）家與29名政變核心成員碰頭，正式被推為領袖，並決定在1961年4月19日發動軍事政變。 ^[14-15] 

朴正熙等之所以選擇在1961年4月19日舉事，是因為這天是四一九革命週年紀念日，判斷必有大規模示威和騷亂，張勉政權將執行“鴿子作戰”計劃，這樣就有機會直接將鎮壓部隊轉換為政變部隊。為了製造這個前提條件，金鐘泌、樸鍾圭等人一直在暗中煽動學生反對張勉政府。但當時坊間已流傳“4月危機論”，即可能有軍人會在4月造反，因此張勉政府嚴陣以待，大多數學生也不為所動，在4月19日當天只進行了和平遊行，沒有示威與騷亂，於是朴正熙的第一個政變計劃流產。 ^{[8]  [16]} 

其後，他們將舉事日期調整為5月12日。但在舉事前，李鍾泰大領（大校）向一箇中領（中校）不慎走漏風聲，這個中領便向防諜隊告密，防諜隊上報參謀總長張都映。除此之外，駐韓美軍及美國中央情報局駐韓機構也提醒張勉政府及張都映“朴正熙可能在策劃政變”，但由於朴正熙和張都映關係很好，所以張都映不以為意，並對國防長官玄錫虎聲稱這是誣陷朴正熙的陰謀，朴正熙值得信賴，反覆擔保決不會有政變發生。張勉、玄錫虎也相信有五萬美軍駐紮韓國，不至於有軍人敢輕舉妄動，所以放鬆了警惕，無視了接二連三的政變預警。 ^[17-18] 

1961年5月，朴正熙的上司、第二軍司令官崔慶祿赴美長期考察，因此朴正熙能更加自由的活動。5月12日，朴正熙從大邱來到首爾，直接指揮政變。由於得知事泄，所以決定延期至5月16日凌晨3時舉事。隨後幾日，他們進行了政變部署，擬定了“革命公約”，決定藉口夜間演習發動兵變，將位於永登浦的第6管區司令部設為指揮所，佔據首爾市區要地，逮捕張勉等政府高官，並在5月16日凌晨5點在中央廣播電台（KBS）以陸軍參謀總長張都映的名義將“革命公約”通告全韓。 ^[19-20] 

5月15日下午，駐首爾水色洞的陸軍第30師團的兩個軍官（參謀長李甲榮、90聯隊長樸常勳）“叛變”，向師團長李相國告密。張都映接到李相國等的報告後，只指示第30師團及駐京畿道富平的第33師團取消夜間演習計劃，並要求506防諜隊長李喜英跟蹤朴正熙，不過並未下令逮捕朴正熙。當晚，政變骨幹、第6管區司令部參謀長金在春發現憲兵出動、部隊進入緊急狀態，便電話通知朴正熙，朴正熙聽説後有所猶豫，但在金在春的力勸下，決定按計劃前往第6管區司令部指揮政變。朴正熙、金鐘泌、張坰淳（陸軍情報學校校長）、韓雄震（陸軍本部教育處長）從新堂洞的朴正熙家開車出發，甩掉了跟蹤他們的防諜隊後，於5月16日凌晨0時15分左右抵達第6管區司令部（金鐘泌中途下車，去光明印刷廠要求工人印自己起草的“革命公約”）。朴正熙對司令部內的軍官（包括未參與政變的軍官和來監視他們的防諜軍官）發表了簡短的演講，痛斥政客腐敗，導致國將不國，稱自己冒着生命危險“革命”救國，同時要求“革命”不能流血。在朴正熙的感召下，兩名防諜隊軍官李光善和鄭名煥同意參加“革命”。 ^[21] 

其後，朴正熙驅車前往駐紮金浦的空輸特戰團和海軍陸戰隊第1旅團駐地，通知他們出動。隨後，金潤根准將指揮的海軍陸戰隊第1旅團（1300餘人，前鋒）和樸致玉大領指揮的空輸特戰團（1000餘人，尾隨）以“烽火軍事演習”的名義向首爾市區進軍，凌晨3時30分抵達漢江大橋南端的鷺梁津。另一方面，第6軍團炮兵團5個大隊（第633大隊、第933大隊、第822大隊、第911大隊和第1重炮大隊）1300餘人也在炮兵團長文在駿大領的指揮下從議政府方向進軍首爾，於凌晨3時30分佔領了陸軍本部。5·16軍事政變正式爆發。 ^[22] 

政變爆發時，張都映在防諜隊辦公室，他接到政變消息後，指示陸本直屬憲兵中隊隊長金錫律大尉和第15犯罪搜查隊副隊長方滋明中領部署憲兵隊阻攔他們進入首爾市區，但方滋明提出增加工兵團以及給憲兵隊配重武器的建議時，張都映卻認為不必如此。因此只是在海軍陸戰隊試圖通過漢江大橋時與阻攔的憲兵第7中隊發生槍戰，在朴正熙的親自指揮下，海軍陸戰隊衝破憲兵設置的三道路障，於4時15分左右通過漢江大橋，進入首爾市區，交火過程中憲兵隊有3人、海軍陸戰隊有6人受傷。 ^[23] 

其後，政變部隊再未遭遇任何抵抗。主力部隊佔領了首爾市廳，其餘部分海軍陸戰隊佔領了治安局和首爾市警察局。空輸特戰團佔領了位於南山的中央廣播電台，朴正熙也趕到廣播電台，發現金鐘泌還沒到，於是又去光明印刷廠找金鐘泌，拿到了印好的“革命公約”，於5時趕回中央廣播電台，要求播音員樸鍾世播送。“革命公約”是以張都映的名義發表的，宣佈成立“軍事革命委員會”，軍人接管國家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在譴責了張勉政府和“既成政治人”（舊政客）的腐敗無能後，提出六項約定：

5月16日凌晨4時，張都映提醒總統尹潽善及總理張勉發生政變，直接請他們避難。尹潽善繼續留守青瓦台，張勉試圖前往自家（半島酒店）附近的美國駐韓大使館和美國大使館宿舍躲避，然而無人給他開門，於是他逃到了惠化洞的聖衣會修女院避難。張都映聽到廣播播放以自己名義發表的“革命公約”，才開始調遣鎮壓軍隊，打電話給第30師團長李相國，但李相國告訴他只有1箇中隊的兵力可以出動，後來這一個中隊到達首爾市廳後就倒戈了。同時，張都映還到駐韓美軍司令部，與馬格路德會談，請求他調動美軍憲兵到首爾鎮壓兵變，卻被馬格路德拒絕。晨7時許，張都映趕到被政變部隊佔領的陸軍本部，見到了稍早趕到那裏的朴正熙，雙方舉行談判。朴正熙要求張都映加入“革命”並宣佈戒嚴令，張都映説要請示總統，雙方相持之際，軍事革命委員會就在晨9時以張都映的名義發佈了戒嚴令。 ^[25] 

在總理張勉逃走的情況下，虛位總統尹潽善代行國軍統帥權，所以朴正熙偕張都映、玄錫虎（之前被政變士兵抓住，關在首爾市廳市長秘書室）和陸軍本部軍事開發局次長柳原植大領前往青瓦台請示總統尹潽善，尹潽善見到他們後只説了句“該來的來了”。朴正熙在青瓦台兩次進接待室，對尹潽善表示自己忠於總統，這場“革命”猶如歷史上的“仁祖反正”，闡明瞭自己因愛國而發動“革命”，並請求尹潽善追認戒嚴令並表態支持“革命”。他們的要求都被尹潽善拒絕，不過尹潽善也並未表現出鎮壓或阻撓政變的意思。朴正熙走後，駐韓美軍司令馬格路德和美國駐韓臨時代辦馬歇爾·格林（Marshall Green）來到青瓦台，馬格路德對尹潽善提議用十倍兵力鎮壓政變，也被尹潽善拒絕，第二天尹潽善還派秘書給各軍及軍團司令部發公函，要求國軍之間不得有流血衝突，因此政變再無任何人阻攔。 ^{[17]  [26-27]} 

5月16日上午10時左右，朴正熙從青瓦台出來後，就在首爾市中央廳前帶着墨鏡，揹着雙手，正式向公眾亮相。由《朝鮮日報》攝影記者鄭範泰拍攝的這張照片幾乎成為5·16軍事政變的象徵。 ^{[1]  [25]} 

在總統尹潽善事實上默許政變後，張都映也接受了朴正熙的推戴，加入政變陣營。1961年5月18日上午，陸軍本部特戰監室企劃課代理課長全斗煥大尉組織陸軍士官學校學生上街遊行，支持政變，張都映應朴正熙要求，在首爾市廳的廣場上對遊行到這裏的陸士學生進行訓示，稱“此次我軍的行動取自愛國愛族之一念，此次革命乃是1919年三一運動時開始全民族不斷奮鬥的民族、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之一環”。訓示結束後，他回到陸軍本部，從一名美軍情報人員那裏得知張勉躲在聖衣會修女院，於是驅車趕往那裏，請張勉出來收拾殘局。張勉痛斥張都映之前屢作虛假報告，愧對國家和民族，但他也得知尹潽善暗中支持政變的態度，因此決定走出修女院，辭去總理職務。 ^[28]  張勉在中央廳召開了第69次臨時閣議，於12時30分宣佈內閣總辭職，將政權移交給軍事革命委員會。同日，張都映致電美國總統肯尼迪向他解釋軍事政變的動機，宣稱“軍事革命者”渴望與美國保持“最友好的關係”，表示“為不使局勢進一步惡化，我們開始了推翻腐敗和無能的政權、拯救人民和國家的神聖的革命任務”。 ^{[4]  [29]} 

1961年5月19日，軍事革命委員會更名國家再建最高會議，張都映仍任議長，朴正熙任副議長。尹潽善本欲辭去總統職務，但眾人以辭去總統會不利於國內局勢與國際影響，故尹潽善旋即撤回下野聲明，繼續留任虛位總統。5月20日，張都映出任內閣首班兼國防部長。 ^[30]  同日，美國國務院發表聲明，雖然強調了韓國的穩定、秩序、憲政和法治，但聲明繼續在軍事和經濟上援助韓國，歡迎韓國軍部領導人還政於民的表態，事實上承認了5·16軍事政變。 ^[32] 

1961年7月2日，張都映被解除國家再建最高會議議長、陸軍參謀總長兼戒嚴司令官、內閣首班兼國防部長官等職務，朴正熙成為國家再建最高會議議長，並推宋堯贊出任內閣首班兼國防部長官、金鐘五出任陸軍參謀總長兼戒嚴司令官。隨後，朴正熙又以涉嫌“反革命陰謀罪”逮捕了張都映和擔任軍政要職的高級軍官44人（包括曾參與政變的樸致玉、文在駿以及阻撓政變的方滋明等人），清除了威脅他統治的主要政敵。 ^[31]  1962年12月，國家再建最高委員會公佈第5號憲法修正案，這一憲法修正案的關鍵在於廢除第二共和國的責任內閣制，採取總統中心制以及單一議會制度。1963年10月舉行總統大選，朴正熙擊敗尹潽善，當選總統，開啓大韓民國第三共和國。5·16軍事政變時承諾的“民政移讓”（還政於民）至此兑現，軍管狀態也宣告結束，但接下來仍然延續着朴正熙的長期執政。 ^[4] 

5·16軍事政變的影響可歸納為以下四個方面：

5·16軍事政變發生時，韓國國民對此次政變並沒有表現出特別的反感，甚至為進步勢力代言的雜誌《思想界》也對“革命”表現出很大的期待感。 ^[1]  政變發生後，美國CIC（防諜隊）對路過的首爾市民進行了針對政變的輿論調查，10人中4名錶示贊成，而2名雖然贊成但表示為時過早，另外4名則表示反對。 ^[2] 

5·16軍事政變後赴任的美國駐韓大使塞繆爾·伯格將5·16軍事政變為“起義（revolt）”，並將其評價為愛國的、民主主義的、反共產主義的，接下來得出了“樸雖是機會主義者，但不屬於共產主義潛伏勢力”的結論。 ^[33] 

韓國右翼報紙《東亞日報》評論認為：“5·16是在落後國家可以經常看到的推翻合法政府的軍事政變。而且，其中還有像埃及納賽爾的政變一樣，有被稱為革命的因素……從1950年代起先後有40多個國家發生了軍事政變，但公認只有‘5·16’讓國家走上了富國強兵之路。” ^[34]  “在落後國家，經濟開發和民主主義的抑壓就像是銅錢的兩面。一方面指出，產業化來自朴正熙的領導能力，但也不是隻有權威主義指導者才能實現這一點。德國、日本等前後復興的國家在議會民主主義框架中實現了產業化。而另一方面指出，在沒有打好近代化基礎的落後國家，如果不是權威主義體制就很難實現產業化。不管怎樣，拿民主化和產業化評價5·16要比拿民主化評價5·16要進步得多。” ^[2] 

韓國左翼報紙《韓民族日報》評論：“朴正熙的軍事政變也就被記得5·16這個數字而已，之所以這樣，是因為其扼殺四一九革命的良心譴責。但是，在迎來政變50週年之際，5·16和朴正熙悄悄被貼上革命之名而膾炙人口。這樣的話，四一九革命反倒成了政變，李承晚是政變的替罪羊，政變以後對抗獨裁的民主化運動成了逆徒。……為5·16招魂，這個舉動是為了守護自己的飯碗而寧可毀掉國家。希望不要再誤國誤民。” ^[35] 

1963年8月由軍政府發行的《韓國軍事革命史》一書，記載參與“忠武莊決議”的9名軍官於1960年11月9日在新堂洞拜訪朴正熙，推他為“革命”盟主，朴正熙由此加入了政變。因為是官方發行書籍，所以這種記載被廣為引用。但金鐘泌、吳致成均否認有過這次會面，根據他們的説法，是金鐘泌推薦朴正熙為盟主後，經過其他軍官的暗中調查，然後才在1961年2月委派金鐘泌到朴正熙任地大邱，與之進行單線聯繫，從來沒有新堂洞聚會的事情。因此《韓國軍事革命史》的記載被認為是御用文人為了即將來臨的總統大選而刻意美化朴正熙、將其加入政變的時間提前了三個月，以顯示朴正熙早已居於“革命”的主導地位。 ^{[12]  [38]} 

朴正熙能以少數兵力成功政變，離不開陸軍參謀總長張都映和總統尹潽善的消極態度。張都映此前是朴正熙的恩人，正是拜他所賜，朴正熙才能在朝鮮戰爭重返軍隊，1960年朴正熙因整軍風波而面臨退役危機時，也是張都映拉了他一把，讓他成為自己身邊的第二軍副司令，免於強制退役。他和朴正熙的關係應該説非常親密。後來張都映被捕後，朴正熙作證他曾在1961年4月10日找過張都映，邀請他參加“革命”，張都映雖然讚許，但又説時機未至。在政變前，各方面都有情報顯示朴正熙在策劃政變，但都被張都映攔下，向張勉、玄錫虎反覆擔保決不會有政變發生，或者沒有充足證據可以逮捕朴正熙，最終坐視政變發生，政變發生後也沒有積極鎮壓。因此，張都映被認為“腳踏兩隻船”。不過，張都映本人極力否認他預先知道政變計劃。在張勉逃走後，唯一能調動軍隊鎮壓政變的只有總統尹潽善，但尹潽善拒絕鎮壓，還要求韓國國軍之間不能自相殘殺，以免朝鮮漁翁得利。根據柳原植的説法，他在政變前就已經秘密聯絡尹潽善，甚至從尹潽善那裏獲得部分舉事資金，但尹潽善對此矢口否認。張、尹兩人是否預先得知乃至參與政變並故意給政變開綠燈，成為爭議話題。 ^{[17]  [39]} 

韓國國軍受美軍指揮，但朴正熙就在美國眼皮底下發動了政變。張都映在政變爆發後要求駐韓美軍兼聯合國軍司令馬格路德出動美軍憲兵阻攔政變部隊，遭到拒絕。5月16日上午10時30分，馬格路德通過“聯合國軍電台”發佈聲明，譴責政變，支持“合法政府”（張勉政府）。在勸説尹潽善出兵鎮壓未果後，5月17日上午，美第8軍司令部參謀會議，決定在美軍第1軍團長萊昂中將和韓國國軍第一軍（司令部在原州）司令官李翰林中將的指揮下，動員部分韓國野戰軍和美軍1個機械化營，於次日凌晨4時發動攻擊，“鎮壓叛亂”。但是此一反政變計劃因尹潽善總統致各軍司令官和軍團長要求避免流血的公函和駐紮抱川的第5師團（蔡命新指揮）、駐紮春川的第12師團（樸春植指揮）相繼表示支持軍事革命委員會而流產，李翰林本人也在5月18日被軍事革命委員會逮捕。5月19日上午，恢復了中領軍銜的金鐘泌開始與馬格路德談判，同日（韓國時間20日），美國國務院發表聲明，事實上承認了政變。5月26日，國家再建最高會議與駐韓美軍發佈聯合聲明，最重要的一點是將“受國內共產主義勢力威脅時保護韓國”從駐韓美軍兼聯合國軍司令官的指揮權範圍中刪除，以後駐韓美軍只在朝鮮南下時保護韓國，不再介入韓國國內問題，此外還規定控制首爾的陸軍第30師團、第33師團、第1空輸特戰團和前線部隊抽調的5個憲兵隊由國家再建最高會議指揮。同日，美國國務院致函張都映，重申保持韓美同盟，讚賞其承諾還政於民。美國至此才完全承認了5·16軍事政變。 ^{[40]  [41]} 

不過，關於美國在這場政變中的角色，一直有不同説法，許多人認為這場政變始終得到美國的默許或支持，甚至可能就是美國中情局在幕後操縱的，駐韓美軍表面上要求鎮壓政變只是掩飾或故作姿態而已。據説在5月16日凌晨，空輸特戰團出動參加政變時有美軍顧問團同行。如果情況屬實，那就是美軍直接參與政變。1964年5月3日，曾擔任8年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的艾倫·杜勒斯（Allen Welsh Dulles）在英國廣播公司發表的演説中承認：“在我任職中，CIA在海外最成功的活動正是這次革命（5·16軍事政變）。受美國部分領導人支持的張勉內閣腐敗，不能應付推翻了李承晚政權的民眾的期待。確實是危險的瞬間。如果美國什麼也不做，也許民眾受共產主義宣傳的迷惑，而去支援要求南北統一的暴徒。”但由於相關檔案並未全部解密，所以真相不得而知。但一般認為即使美國沒有事先策劃或操縱政變，但他們也對張勉政權不滿，希望韓國出現一個強有力的反共政權，這場政變也是他們樂見其成的，因此對政變給予了事實上的支持。 ^{[40]  [41]} 

朴正熙聲稱他發動的政變是“革命”，因此在他執政的第三、第四共和國，這場政變都被稱作“5·16軍事革命”並寫入憲法。第五共和國將其從憲法中刪除，但依然保留“軍事革命”的稱謂。 ^[2]  直到金泳三成立“文民政府”以後，韓國官方機構國史編纂委員會才在1994年9月正式將5·16軍事革命改稱為“5·16軍事政變”（5·16군사정변）。同時更名的還有四一九革命（原稱四一九義舉）、馬山義舉（原稱三一五抗爭）、麗水-順天事件（原稱“麗水-順天叛亂”）。 ^[42] 

但是，韓國右派始終不滿“軍事政變”的定性，因此關於其定性也是韓國左右勢力的一個爭議話題。朴正熙的女兒朴槿惠在2007年曾公開稱5·16軍事政變為“救國革命”，2012年7月又表示，不管將5.16稱為“軍事政變”還是“軍事革命”，她的父親朴正熙在不可避免的情況下做出的最佳選擇。她的這些表態受到左派陣營的批評。之後為了挽回支持率，朴槿惠又在2012年9月改口，稱5·16軍事政變等行為違憲，替父親道歉。 ^[43-45]  此外，韓國右派還試圖在教科書中將5·16軍事政變的名稱改為“革命”或進行美化描述，但此舉遭到韓國左派的抵制。 ^[4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