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雍

黃雍，字劍秋，1900生，湖南省平江縣城關鎮人；幼年孤苦，曾當過學徒、警察。

1918年出走廣州，1922年入講武堂，1924年入黃埔軍校第一期，同年參加中國國民黨；黃埔軍校畢業後，做農運工作。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東江和瓊崖特派員，先後組織武裝暴動，佔領過海陸豐，建立蘇維埃政府及工農革命軍第二師。

1929年，對立三路線不滿，與中共失去聯繫，由譚平山等介紹加入第三黨，1930年被捕後脱黨；1931年後，擔任過中國國民黨中央軍校特訓班駐南京辦事處主任，軍事委員會中將高參、三青團總務處長等職。其間，還創辦過中國通訊社，《中華晚報》及新生學校（後改名中正學校），浮沉於國民黨官場10餘年，直至1946年退役。

國共內戰時期，同時任重慶、南京、上海、杭州四所中正學校校長。學校系私立，名雖中正學校，但不準國民黨、三青團在校活動。相反，卻容納了進步教師，任中共黨員肖克勤開辦的上海夜校的教務主任等；1947年蔣介石的軍務局長俞濟時給黃雍來信和電話，要求將肖克勤等4位教師押送南京，並謂“吳國楨市長和宣鐵吾司令已報告蔣介石”。黃雍則贈送旅費，請肖克勤離校暫避。對進步教師陳逵等3人，則調整教課而已。

1948年秋，黃雍被迫辭去上海中正學校校長職返湘，任中央軍校畢業生調查處湖南分處主任。

1949年初，黃雍的秘書吳少嶽自上海來電，約黃到滬，與中共地下黨負責人吳克堅見面。三四月間，黃雍、陳逵等組織湖南在鄉軍官自救會，陳明仁任主委，黃副之，為促成湖南和平解放而工作。4月，建立與中共中央直接聯繫的電台；白崇禧在長沙實行白色恐怖的一段日子裏，黃為保護這一電台頗費周章。黃這次在湖南的工作，後來受到周恩來的當面嘉許和吳克堅的來函稱道。

解放後，黃雍歷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和中南軍政委員會參事，全國政協第二、三、四屆委員，民革候補中央委員。 ^[2] 

1970年2月8日逝世，享年70歲。

黃雍（1900年—1970年2月8日），字劍秋，湖南平江人，早年曾當過學徒，警察。 1918年因參加反軍閥趙恆惕的革命運動而被通緝，出走廣州。經張輝瓚介紹任湘軍總部參議。 1922年冬，入程潛主持的陸軍講武學校，與袁策夷（仲賢）、黃錦輝等24個代表一起向校方抗爭，要求併入即將開辦的黃埔軍校。

1924年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同年參加中國國民黨。 黃埔軍校畢業後，與袁策夷一起前往東苑和寶安做農運工作。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任廣州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第五期軍事總教練。

省港大罷工爆發後，任省港罷工糾察委員會委員、第五大隊隊長、軍務處長。中華民國國民政府（1925年7月在廣州成立）留穗負責人、財政部長宋子文偕蘇聯總顧問鮑羅廷來省港罷工委員會東園會址親自檢閲，譽“工人糾察隊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為國民革命軍之楷模”。隨即經蘇兆徴和周恩來同意，宋子文聘黃雍兼任財政部緝私衞商檢查總隊少將總隊長、檢查總所所長，以實現擺脱不平等條約對新生革命政權的束縛，排除港英和澳葡對新生革命政權的阻擾與扼殺，獨立檢查外國商船並通關，達到收回海關自主權之目。

1926年12月底兼任黃埔同學會駐粵辦事處主任，延攬了一批共產黨員參與會務，使黃埔同學會駐粵辦事處成為共產黨主導的機構。四一二政變時是首先被蔣介石清洗的單位之一，成立以賈伯濤、黃珍吾、李安定、林桓、周復為常委的特別委員會，並於4月19日在《廣州民國日報》刊登“駐粵黃埔同學會特別委員會啓事”稱：“黃埔同學會駐粵辦事處，前因反動分子把持會務，經於4月14日我政府將反動分子一概肅清。”

1927年“4.12”政變後，任東江特派員、東江革命委員會主席，組織海陸豐武裝暴動，佔領海陸豐，受命改編、組建工農革命軍第二師。期間東江革命委員會所在地中洞和朝面山變成了東江革命的心臟，是名符其實的“東江紅都”，率先在中國進行了“農工武裝割據”的偉大嘗試。

1927年11月9、10兩天，在東江革委會所在地高潭召開區工農兵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蘇維埃政府，大會還將高潭玗的新老街命名為“馬克思街”和“列寧街”，黃雍作為東江革命委員會主席親自主持了命名儀式。11月11日成千上萬羣眾參加了在上玗埔召開的慶祝高潭區蘇維埃成立大會，黃雍宣讀了賀詞，並發表了振奮人心的演説。高潭區蘇維埃是在中國歷史上建立的第一個蘇維埃政權，是值得紀念的重大歷史事件。

1928年春，任南方局瓊崖特派員，中共瓊崖特委常委，主持特委軍事工作，先後組織武裝暴動，佔領榆林港和海濱縣城陵水，以期接應蘇聯軍火船，為李立三奪取全島政權的指示做準備。接着反革命勢力大舉反撲，革命處於低潮，1928年底受瓊崖黨代表大會的委託回香港，反映會議“不能再繼續搞全面武裝暴動”的意見，與李立三及其“徹底革命”的理論發生激烈地衝突。因對李立三“左”傾路線不滿，1929年北去上海，並受命準備去蘇聯學習。因上海組織被破壞，無法接頭與中共失去聯繫。

在上海期間，黃雍由譚平山等聯繫加入鄧演達所領導的第三黨，並於1930年成立“黃埔革命同學會”，與餘灑度、陳烈一起成為主要負責人，與陳烈共同負責組織和軍事工作。

1930年冬，北上平津，成立並領導“黃埔革命同學會”北方區執行委員會。

1931年中，受命負責第三黨在武漢的軍事工作，以及中央區“黃埔革命學會”工作。與中共中央派到武漢策劃兩湖地區軍事暴動的蔡升禧協同開展工作。

1931年8月17日午夜在武漢被捕，幾經輾轉解往南京，後脱黨。

1931年冬入中央軍校特別研究班。結業後適逢1932年“1.28”淞滬抗戰爆發，日強我弱，蔣介石的統治根基尚不穩，軍內派系林立，他對敵我雙方情況均不能準確掌握。於是戴笠組織唐縱、梁乾喬、黃雍、張炎元、徐亮、胡天秋、周偉龍、馬策及鄭錫麟十人成立“調查通訊小組”，奔波於南京和上海一帶，收集敵我雙方的兵力、傷亡、武器、給養、戰況、士氣、通訊等與戰爭有關的信息，供蔣介石作指揮戰爭的決斷之用。後來軍統正式形成，追述它的起源，這個小組就成為軍統的鼻祖，也被稱為“十人團”。淞滬停戰後黃雍即離開，他不是軍統的成員。

1934年至1935年短暫地擔任過二十一師政訓處長，及福建省保安處長肖乾的科長。

1935年起擔任中央各軍事學校畢業生調查處副處長，處長劉詠堯為學者型人物，不過問具體事務，所以人們辦事就找黃雍，他成了軍校調查處的實際負責人。此期間黃雍創辦新生學校，收容流動性很強的黃埔軍人的子女入學，後應黃埔軍人的要求改名為中正學校，但他自己又在南京辦了一個仍以“新生”為名的職業學校。

1937年“8.13”淞滬會戰爆發，為把愛國的幫派人士和熱血青年組織到抗戰的第一線，蔣介石電令戴笠緊急組建一萬人的“抗日別動隊”參加戰鬥、擔負特殊任務。避免這支沒有經過正規訓練的隊伍成為烏合之眾，黃雍在一週內緊急調配600名校、尉級中央軍校畢業的軍官到上海報到，充任“抗日別動隊”各級指揮員，以此來支持淞滬會戰。這支部隊在抗日前線視死如歸，百分之七、八十都戰死疆場，無比悲壯。在回顧軍統歷史時，人們常稱戴笠為“軍統之父”，也有人以“抗日別動隊”軍官配備為例，稱黃雍為“軍統之母”，其實黃雍從未在軍統工作過。

抗日戰爭期間，黃雍歷任軍政部傷兵管理處副處長，軍政部傷兵生產管理局副局長，軍委會中將高參，軍委會總務處副處長等職。1945年，出席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鼓動軍人代表反對蔣介石的意志，被吳鐵城警告並被停止出席會議一天。

抗戰勝利後，黃雍任軍委會設營隊總領隊，指揮小型軍艦順江而下，負責接收南京。因厭倦國民黨官場腐敗和反對內戰，於1946年即以中將軍銜首批退役。

解放戰爭時期，黃同時擔任重慶、南京、上海、杭州四所中正學校校長。學校系私立，名雖中正學校，但不準國民黨、三青團在校活動。相反卻容納了進步教師，如中共黨員肖克勤任教務主任等。1947年蔣介石的軍務局長俞濟時給黃雍電話，要求將肖克勤等4位教師押送南京。黃則贈送旅費，請肖克勤離較暫避，對進步教師陳逵等3人，僅調整教課而已。

1948年底和1949年初，黃雍的湖南平江同鄉、少年時期朋友、時任中共情報重要負責人之一的吳克堅，通過黃雍秘書吳少嶽和戴宗義轉達，希望黃雍配合解放軍南進，返湘策動程潛、陳明仁、李默庵等人起義。他隨辭去上海中正學校校長等職，返回湖南任中央軍校畢業生調查處湖南分處主任，又組建了湖南在鄉軍官自救會，在鄉軍官1000多人加入，擁有不少武器，藉以協同起義策動工作。特別是在周竹安抵長沙後，在他直接領導下建立了與中共中央直接聯繫的電台，組建了一個包括黃雍、周茂僧、梁宜蘇、羅迅青、錢去非、劉曉芳等在內的情報班底。6月底，程潛在白崇禧壓力下思想極度動搖，在此關鍵時刻，周竹安決定派黃雍亮出身份，與程潛開誠佈公地説明一切，並將其顧慮發報給中共中央。7月2日中央回電：“程潛只要決心反桂系，並佈置截斷桂系退路，表面上主張湘桂合作，以麻痹桂系，是可以諒解的。林彪同志已抵達武漢，正在覓妥人入湘與程聯絡，如程能秘密派人先至武漢見林則更好。程只要決心站到人民方面，應力求留在長沙，作為內應。如萬不可能，則程及其部隊退往邵陽，亦是保全一法，以待解放後改造。” 7月4日，秘密電台又收到毛澤東給程潛的電報。至此，中共中央、毛澤東與程潛建立了直接聯繫。7月2日的中央來電和7月4日毛澤東給程潛的電報，穩定了程潛的情緒。

黨中央、毛主席的寬宏大量，以及對起義人員的信任，使程潛深受感動和鼓舞，終於下定決心不去廣州，斷然起義。此後程潛曾直接寫信給周總理，肯定黃雍在湖南起義過程中的作用，周總理也曾當面對黃雍給與嘉許。

解放初，黃雍掛名湖南省人民政府和中南軍政委員會參事，實則赴香港繼續華東局的工作。後任全國政協第二、三、四屆委員，民革候補中央委員等職，並參加解放軍總參謀部對台灣工作。

1956年3月14日至15日，政協第二屆常務委員會第十九次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黃雍與程潛、蔡廷鍇、傅作義、龍雲、衞立煌、張難先、張軫、劉斐、翁文灝、李書城、侯鏡如、邵力子一起參加了會議，聽取了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譚政文關於戰犯問題的專門報告，並對如何處理戰犯問題發表了意見。全國政協主席周恩來作了總結髮言，提出“一個不殺,分批釋放”的原則，全國政協根據周恩來的意見，以政協常委擴大會的名義向中共中央建議：對國民黨戰犯實行“一個不殺，分批釋放，來去自由，言論自由”的處理方針。會前周總理先找黃雍作了簡短的談話，向他交待了這一精神，並請他在會上發言。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就戰犯處理的“一個不殺”的方針，作了詳細説明。根據毛澤東的講話精神，周恩來決定由社會知名人士成立“九人小組”，專門處理戰犯教育改造問題。其中有屈武、黃雍等，協助中共中央“處理戰犯專案小組”（羅瑞卿、孔原、徐冰和徐子榮）工作。

1959年9月17日，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九次會議同意了中共中央“分期、分批每年特赦一批”的建議。同日國家主席劉少奇頒佈了特赦令。建國十週年首批特赦釋放了包括杜聿明、王耀武、曾擴情、鄭庭笈、宋希濂、陳長捷、周振強、楊伯濤、邱行湘、盧浚泉、愛新覺羅·溥儀等33人。

黃雍參加了前六批特赦釋放的有關工作，使大批黃埔校友迴歸新生活的工作，令他無比欣慰。最後一批特赦在文革後期，黃雍未能等到這一時間。

1965年，黃雍成為“孫中山先生誕辰一百週年紀念籌備委員會”委員，參加這一高規格的委員會來緬懷和頌揚孫先生的光輝一生，是對逝者和作為追隨者的黃雍本人的心靈的告慰。

“文化大革命”中黃雍受迫害，後為周總理所保護；1970年2月8日，黃雍在北京逝世， 1980年政協全國委員會為其舉行了追悼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