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傑

黃傑（1909-2007），中共松滋縣委第一任書記。女，1909年生於湖北江陵郝穴鎮。1927年初考入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女生隊學習，從此走上革命道路。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松滋縣委書記，領導松滋縣九嶺崗農民起義。後任陝甘寧邊區婦聯組織部部長、邊區第一保育院院長。新中國成立後，黃傑歷任紡織工業部人事司副司長、司長，紡織工業部顧問，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

1928年，化名桂青的黃傑年僅19就與其他同志一起領導了轟轟烈烈的九嶺崗農民起義。

1945年4月，徐向前積勞成疾，住進延安柳樹店和平醫院治療。這期間，他遇見了他在武漢軍校任教時女生隊的學員黃傑。當時徐向前和黃傑都已入不惑之年。黃傑看到當年英姿勃勃的教官如今一副大病初癒的樣子，憐惜之情湧上心頭。而徐向前望着眼前乾淨利落的黃傑，產生了“想要有個家”的強烈歸屬感。1946年5月4日，黃傑和徐向前喜結連理。兩人相濡以沫幾十年，患難與共，成為令人羨慕的伴侶。

1990年徐帥溘然長逝，這對革命夫妻攜手共進，走過了近半個世紀的滄桑歲月。

2007年6月18日黃傑在北京逝世，享年97歲。 ^[18] 

1924年，黃傑被伯父許配給當地的一個浪蕩公子。為此，年僅十四歲的少女與伯父鬧得不可開交，最終出逃到了武昌，成為家族的“叛逆”。

兩年後，北伐軍攻下武漢。為培養北伐骨幹，1926年歲末，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原黃埔軍校）在武漢招收學員，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將招收女生。

黃傑憑藉一張一百零八字的答卷《革命與社會進化之區別》和坦誠不作假的品質贏得考官的青睞。帶着“孺子可教”的評語，她考入軍校，並於第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開始了半個多世紀的革命生涯。

1928年，化名桂青的黃傑年僅十八歲就與其他同志一起領導了轟轟烈烈的九嶺崗農民起義。起義失敗後，她又被黨組織派回江陵老家進行地下工作。

原毀過婚約的未婚夫的父親對她恨之入骨，便用三百塊大洋收買當地駐軍，以黃傑剪髮、放足、毀婚約、又是武漢來的，肯定是共產黨的罪名將其逮捕。惡霸地主的伯父也給駐軍營長寫去“為家族除害，為地方除害”的密信。幸虧黃傑機智地隱藏了自己的真實身份，加上當地幾十家鋪保同情她含辛茹苦的孤母為黃傑擔保，才使得她化險為夷，脱離虎口。 此後的幾年，黃傑先後在湖北、江蘇、上海等地從事地下工作。

1933年“五·一”節，化名趙映華的黃傑在上海再次被捕入獄，被關押在英租界提藍橋女監。同時入獄的還有一批共產黨員和共產黨員的同情者。

危難時刻，時任國民禦侮自救會主任的孫夫人宋慶齡鋌身而出，鼎力相救，請來著名的大律師為她們出庭辯護，使得原以危害國民緊急治罪法判刑五年的黃傑，以“系無知幼女”為由減刑兩年半。

兩年半的鐵窗生涯不但沒有使這位“無知幼女”意志消沉反而使她更加堅定勇敢。當時的上海黨組織十分混亂，紅白難分。黃傑試圖轉赴延安未遂，於次年輾轉到香港才與組織取得聯繫。之後，新四軍軍部服務團、鄂西中心縣縣委、重慶辦事處、延安黨校、陝甘寧邊區、晉冀魯豫軍區……凡是革命需要的地方都留下了她堅毅的足跡。

建國後，她歷任紡織工業部人事司副司長、司長，紡織工業部顧問，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 ^{[1]  [13]} 

2007年6月18日，原紡織工業部顧問、徐向前元帥的夫人黃傑同志，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8歲。 ^{[2]  [11]  [12]} 

在黃傑病重期間及逝世後，以不同方式表示慰問和哀悼的領導同志有：胡錦濤、江澤民、吳邦國、温家寶、賈慶林、曾慶紅、吳官正、李長春、羅幹、王樂泉、王兆國、回良玉、劉淇、劉雲山、吳儀、張立昌、張德江、俞正聲、賀國強、郭伯雄、曹剛川、曾培炎、王剛、李鵬、喬石、朱鎔基、李瑞環、宋平、劉華清、尉健行、李嵐清、徐才厚、何勇、李鐵映、司馬義·艾買提、何魯麗、丁石孫、成思危、許嘉璐、蔣正華、顧秀蓮、熱地、盛華仁、路甬祥、烏雲其木格、韓啓德、唐家璇、華建敏、陳至立、肖揚、賈春旺、王忠禹、廖暉、劉延東、阿沛·阿旺晉美、帕巴拉·格列朗傑、李貴鮮、張思卿、丁光訓、馬萬祺、白立忱、羅豪才、張克輝、周鐵農、郝建秀、陳奎元、阿不來提·阿不都熱西提、徐匡迪、李兆焯、黃孟復、張懷西、李蒙、董建華、張梅穎、張榕明和李德生、肖克、張勁夫、黃華、彭衝、王芳、谷牧、呂正操、鄭天翔、劉復之、楊白冰、丁關根、田紀雲、遲浩田、張萬年、姜春雲、錢其琛、王漢斌、張震、倪志福、陳慕華、孫起孟、雷潔瓊、李錫銘、王丙乾、鄒家華、王光英、布赫、鐵木爾·達瓦買提、吳階平、彭珮雲、周光召、曹志、韓杼濱、吳學謙、錢學森、董寅初、葉選平、楊汝岱、錢偉長、任建新、宋健、錢正英、孫孚凌、朱光亞、萬國權、胡啓立、陳錦華、趙南起、毛致用、經叔平、王文元、鄧力羣、張廷發、韓光，還有中央軍委委員梁光烈、李繼耐、廖錫龍、陳炳德、喬清晨、靖志遠以及傅全有、于永波、王克、王瑞林。 ^{[11]  [12]} 

黃傑，出生在湖北省江陵縣郝穴鎮。她從小便頗多不幸，2歲時父親便撒手人世，從小與母親相依為命。

黃傑的伯父黃仲甫曾任郝穴團防局團總，是當時鎮內著名的紳士和封建衞道士，他極力向黃傑灌輸封建道德，遭到少年黃傑的強烈抵制。黃傑早年就讀於郝穴高等小學堂（現郝穴小學），從小聰明好學，性格倔強，熱愛自由。

1924年的一天，大伯徑直來到黃傑家，對她説：“娃啊，過一年大一歲，轉眼你也十幾歲了吧?俗話説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你看，村裏和你一般大的女孩子，不是個個都已嫁人生子了嗎?我合計，趁着年關，你把婚事也辦了吧!”

原來在前不久，大伯為了與另一家豪紳聯姻，已經親自出面作媒，把黃傑許配給那一家。

然而，黃傑對此卻沒有一點思想準備，腦子裏根本就沒有考慮過婚姻問題。大伯的話彷彿晴天霹靂一般打在她頭上。

黃傑認為自己雖然十幾歲了，但如果就談婚論嫁，勢必會影響自己的學習。

很快黃傑又從側面聽説，那個豪紳的兒子在當地臭名昭著，是一個典型的浪蕩公子。為此，她與大伯鬧得更不可開交。

她説：“大伯，我想把這門親事退了。”

1924年，年僅15歲的黃傑決定衝破封建舊家庭的束縛，離開家鄉，出走武漢。

她艱苦地漂泊了一段時間，兩年後，聽説了一個決定她一生命運的消息——北伐軍攻下武漢後為培養北伐骨幹，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原黃埔軍校）在武漢招收學員。

當時，國民革命軍勝利地佔領了武漢，1927年1月1日，廣州的國民政府決定遷都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也遷入武昌長街兩湖書院舊址（現武昌區解放路中段、彭劉楊路交叉口附近）。代理校長鄧演達、教育長張治中、總教官惲代英，教官還有高語罕、譚平山、沈雁冰、李達、李漢俊、許德珩等，多系中共黨員。徐向前任政治大隊第一隊隊長。陳毅表面上當文書，實際上是中共黨委書記。

惲代英親自分管女生隊，施存統任女生隊的政治部主任。

1926年12月，黃傑風塵僕僕來到兩湖書院舊址。她在會客單上填上：“黃傑，16歲，湖北江陵人。求見惲代英。”

惲代英熱情地接待了她，仔細介紹了報考程序和注意事項。

這次考試只招收25名學生，錄取率很低，女生要被錄取就更難。

那天考作文的題目是《革命與進化之區別》。黃傑把自己所知道的，能寫的都寫到了試卷上，總共只有108個字。她寫了革命是人為的，進化是自然的這個道理。原來她家有一個鄰居是進步教授，曾對黃傑講過三民主義。由於年輕的黃傑當時是一張白紙，聽得非常用心，一下子就牢牢記住了。

緊接着又考數學。共有8道題，黃傑只做出兩道。她座位後面的同學見她不會，便好心地丟了個紙條給黃傑。老實的黃傑沒敢拿。

黃傑同桌的同學文化程度比黃傑高，但她沒有考上。黃傑得知後，心想自己可能成績更差了，因此遲遲沒敢去複試。

後來她硬着頭皮去看發榜，老遠就看到了“黃傑”兩個大字。她還請老師找到卷子，只見上面沒有批寫分數，只批示了4個字“孺子可教”。這使得黃傑如願以償，順利地考入了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第六期的女生隊，編入步科第二團第三連。

那時女生們的當兵動機，十之八九是為了脱離封建家庭的壓迫，找尋出路。當時有183名女生入黨，加上南湖學兵團30名女生併入軍校，女生隊擴大為213人。年齡、文化程度參差不齊。其中有大學生，但多半是黃傑這樣的中學生，基本上是“愛國有心，知識不足”，以四川、湖南、湖北的為多。未婚佔多數，年齡18到30歲。有的已當了母親，有的還纏過足。她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敢於衝破封建藩籬，投身到革命洪流中。

1927年2月12日正式開學。女學員一律留短髮，着深灰色軍裝，緊束着腰帶，戴着軍帽；跟男學員不同的是：打黑色綁腿，軍服雙袖綴上紅色字母“W”標記，並佩短槍。

新生要先接受3個月入伍教育。女學員編為1個大隊，與新招的政治科兩個大隊統屬“第六期入伍生”總隊。女生大隊下分3箇中隊，9個區隊，每個區隊3個班。武漢分校一成立，首先在女生隊設置了指導員。女生隊長是鄭奠邦，區隊長是楊伯珩、張麟書等；3箇中隊指導員是彭猗蘭、鍾復光、唐維淑。

當時，軍校的經濟條件十分緊張。整個軍校，除一間俱樂部是青磚瓦房外，教堂、宿舍、伙房、廁所都是草房。女生隊設在兩湖書院東首一個院落的兩層樓裏。樓上是宿舍，樓下是飯堂。

軍校紀律嚴格，節奏緊張。軍號一響，馬上起牀、穿衣、梳洗，被子疊得方方正正。10分鐘收拾完畢後進行操練。

從早上5時半起牀，直到晚上9時半睡覺。課程分兩種，即術科和學科。學科包括政治學、軍事學、經濟學、社會學的原理，以及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建國大綱、陣中要務令、射擊教範等；術科是根據步兵操典上的軍事基本知識，進行基本訓練。每天8堂課，上午4節學科，下午4節術科。

黃埔軍校參照日本士官學校教學內容，講授《戰術學》、《兵器學》、《築城學》、《地形學》、《軍制學》、《交通學》和《實地測圖》等課程，此外還進行單兵動作、連排營行軍等訓練。

黃傑文化基礎較好，人又聰明，因此各科成績在考評時均為“優良”，而且由於她肯動腦筋研究戰術問題，深受一些軍事教官的青睞，同學們不無妒嫉地稱她為“軍校之鷹”。

按照軍校的慣例，每天雄雞鳴白時，只要不是雨天和雪天，各科各連的學生都要圍繞公路列隊跑步。繞島一週，大約有15公里的路程。日積月累，持之以恆，黃傑也逐漸適應了這種馬拉松式的早跑，體質漸漸增強。到後來，身體雖然仍舊那樣瘦削，但已經練成了一副經得起摸爬滾打的筋骨。

軍校是國共兩黨爭奪革命領導權異常尖鋭激烈的場所。校長蔣介石一手策劃“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後，這期學員的學習環境，表面上看來是處於左、右派鬥爭的低潮狀態，實際上不過是暴風雨前的暫時沉寂而已。周恩來離開黃埔軍校後，惲代英和蕭楚女便成為軍校政治講壇上的“日月雙璧”。

在軍校，黃傑不光參加了聲勢浩大的北伐戰爭，還見到了周恩來、李富春、項英、陳毅、徐向前等中共領導人，更堅定了她對革命的嚮往。

此時北伐軍急需補充大批中下級軍官。在惲代英、蕭楚女的團結和吸引下，軍校中大批有才華的進步青年成長起來。

同學中的趙一曼、張瑞華、胡蘭畦、謝冰瑩、曾憲植、危拱之、胡筠等，都成為中國革命史上赫赫有名的女性。 ^[6] 

1928年初，18歲的黃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入黨不久，黃傑化裝成進香的教徒來到武漢市郊的一處道觀。她的直接領導、原武漢分校的教官同樣化裝成香客正在大殿內等她。教官簡明扼要地告訴黃傑：“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後，農村革命根據地和紅軍都有迅速的發展。鄂西地區段德昌等同志領導的游擊隊已發展到幾百人，建立了比較鞏固的根據地。中央決定派你去鄂西工作。”

黃傑又驚又喜：“鄂西?我老家就在那兒啊!”

教官道：“這正是派你到那兒工作的有利條件。喏，這是你到松滋縣後聯絡用的荷包。”

黃傑簡單收拾了一下，就匆匆上路了。她化名桂青，擔任了第一任中共松滋縣委書記。

1929年黃傑乘江輪奔赴上海。

她被分配在當時常駐上海的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奔走於江蘇、上海、香港、湖北等地，在中央軍委、中共江蘇省委和上海市委做交通聯絡工作，並在周恩來、宋慶齡、何香凝、潘漢年同志的領導下從事革命鬥爭活動，擔任過閘北區女工部部長、滬東區女工部部長。黃傑與帥孟奇大姐就是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時認識的。當時，帥大姐在煙廠做女工，工作接觸很多。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這段時間裏，黃傑曾經得到當時擔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兼中央軍事部部長的周恩來同志的指導與幫助。

黃傑曾經滿懷深情地向人講過一件終生難忘的事情：

那還是1930年的冬天，我給周恩來同志當交通員，住在英租界成都路的一幢洋樓裏。

一天，恩來同志派我將一份軍事情報送到同在中央軍委工作的劉伯承那裏。我便把這寫有絕密情報的紙條裝在茶葉桶裏，用茶葉埋好，穿上時髦的旗袍，像走親戚一樣，大大方方地穿過繁華的外灘和南京路，徑直走到法租界愚園路劉伯承同志的寓所。那座房子在一處很僻靜的角落裏。我七拐八拐，才來到門前。按照地下工作的規矩，過去我們約定了安全信號：在窗户上系一根紅頭繩。我停步朝樓上張望，糟糕!發現窗户上的紅頭繩不見了。按秘密工作的規矩，不見安全信號是不能貿然進去的。那時候，伯承同志化名林直木，是以教授身份作掩護。這位“林直木教授”沒有三親六故來往，岳母吳老太太，又素喜燒香拜佛，寧靜的屋內時常香煙繚繞，是掩護條件，一般是不會出問題的。然而，安全信號確實沒有了。我心急火燎，三步並作兩步，急忙跑回成都路寓所，渾身像散了架似地疲憊不堪。我向周恩來同志作了彙報。恩來同志平時對我愛護備至，這一次因為事關重大又十分緊急，臉頓時鐵青。他非常嚴厲地責備我：“直木同志剛剛來過電話，不可能出事，準是你這個丫頭貪玩耍，誤了事！”我頓時心裏極為委屈，背過身來，在屋角悄悄地哭泣。恰恰在這時，伯承同志來了。他弄清事情原委，安慰我説：“不要着急，我很快把事情弄清楚，回頭告訴恩來同志。”伯承同志回家後告訴我們：這是一場虛驚。原來是他夫人剛剛從鄉下來，帶了兩隻母雞，一時找不到繩子綁，看到窗户上有根紅頭繩，不知道是安全信號，就隨手拿去綁雞了。周恩來同志和我聽了，都哈哈大笑，一場誤會雲散冰釋。

“令人更難忘的是事隔20年後，周恩來總理與我在北京久別重逢。在北京飯店舉行的一次盛宴上，正忙於接待貴賓的周恩來總理，老遠就看到我。他繞過好多席桌，徑直走到我跟前，眼神含着一種撫慰，臉上現出真摯的笑容，舉起酒杯親切地説：“黃傑同志，你還記得上海那次送情報的事嗎？20年了!我總覺得太委屈你了。那時候，你年紀那樣小，太對不起你了。讓我們喝了這杯葡萄酒吧!……”

在鬥爭中，黃傑從周恩來同志身上學到了許多東西。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要遇事冷靜，多用腦子應付各種複雜的情況，才能戰勝敵人。 ^[14] 

在上海做黨的地下工作期間，黃傑開始了自己的第一次戀愛和婚姻。

她的男友名叫曾鍾聖，後來又名曾中生，是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

1930年7月，奉中央軍委的命令，曾中生和黃傑去南京開展兵運工作，不久，被任命為中共南京市委書記。共同的革命理想和鬥爭實踐，使黃傑和曾中生漸生情愫，在1930年7月經組織批准結為夫妻。他們的夫妻生活是聚少離多的。

就在婚後不久，中共中央軍委的領導同志聶榮臻找曾中生談話，派他去鄂豫皖革命根據地任特委書記兼軍委主席。根據當時的客觀條件，黃傑暫時留在上海。

黃傑和曾中生這對新婚夫妻雖然依依不捨，但仍然服從革命需要。黃傑和曾中生約定，幾個月後去鄂豫皖相聚。誰知竟成永別!

1930年11月28日，曾中生到達鄂豫皖邊特委秘書處所在地——湖北孝感的小河溪樊家村，向當地黨組織傳達了黨中央反對“立三路線”的最新指示。他的到來給大別山帶來了生機。曾中生在批判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同時，並沒有過分追究那些錯誤路線執行者的個人責任，從而實現了鄂豫皖蘇區內部大團結。

從1930年11月到1931年5月，是鄂豫皖蘇區和鄂豫皖紅軍歷史上發展迅速、捷報頻傳的時期。短短數月間，曾中生率領蘇區軍民在極其不利的形勢下，連破敵人兩次大規模“圍剿”。這期間，蘇區面積迅速擴大：西起平漢路，東至淠河，南達黃陂、羅田北部，北至潢川、固始南部，轄區包括20餘縣的全部或部分，全區人口達到200多萬。

1931年4月，在鄂豫皖蘇區第二次反“圍剿”即將勝利結束之際，張國燾以中央代表身份來到了蘇區。5月1日，他在河南新集宣佈撤銷原鄂豫皖特委，建立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鄂豫皖革命軍事委員會，自任中央分局書記兼軍委主席，曾中生、鄺繼勳任軍委副主席。對曾中生在鄂豫皖蘇區軍民心目中的威望，張國燾很是不滿。

1932年12月，由於張國燾的瞎指揮，鄂豫皖蘇區第四次反“圍剿”遭到失敗，紅軍主力退出鄂豫皖根據地。在行軍途中，曾中生、鄺繼勳、餘篤三、張琴秋等一批紅四方面軍領導骨幹認為這樣盲目流動是極為危險的。他們商議準備派人到中央反映情況，揭發張國燾的錯誤，要求中央採取緊急措施。後來，他們又覺得遠水不解近渴，就決定由曾中生把大家的意見集中起來，以書面形式向張國燾提出，立即停止無限制的退卻，在陝鄂一帶建立新根據地。張國燾感到眾怒難犯，處境孤立，遂被迫在陝南城固縣小河口村舉行了一個師以上幹部會議。曾中生面對着張國燾這個誰也不敢惹的黨內霸王，列舉種種事實，進行了有根有據的批評。張國燾被迫成立了前敵委員會，以示加強集體領導，任命曾中生為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參謀長(張自任主席)。張國燾對曾中生的忌恨變本加厲。1935年8月中旬的一個夜晚，張國燾派人將年僅35歲的曾中生秘密殺害於四川西北部理番縣的卓克基，事後反誣他逃跑投敵。1945年，黨中央在七大上為曾中生徹底平反昭雪。1989年11月，曾中生在犧牲半個多世紀後，被中共中央軍委確定為中共建軍史上的33位軍事家之一。

1933年的“五一”國際勞動節，化名趙映華的黃傑在上海不幸被捕。同時入獄的還有一批共產黨員和共產黨員的同情者。

危難時刻，時任國民禦侮自救會主任的孫中山夫人宋慶齡挺身而出，鼎力相救，請來著名大律師為她們出庭辯護，使得始終未暴露身份。以“危害民國緊急制罪法”被判刑5年的黃傑，經宋慶齡女士斡旋，以“系無知幼女”為由減刑兩年半，被關押在英租界提藍橋女監。

兩年半的鐵窗生涯，不但沒有使這位“無知幼女”意志消沉，反而使她更加堅定勇敢。她在獄中與敵人進行了頑強不屈的鬥爭。

1935年黃傑出獄後，當時的上海黨組織十分混亂，紅白難分。黃傑試圖轉赴延安未遂，於次年輾轉到香港才與組織取得聯繫。

這時，她才確切得知曾中生1935年在紅四方面軍已經含冤遇害的噩耗。

黃傑淚流滿面，痛不欲生。但在黨組織的關懷下，她更加堅強，黃傑知道，只有更加努力地為黨工作，為革命事業盡力，才是對親人最好的紀念。 ^[15] 

在從事黨的地下工作期間，年輕的黃傑又有了一次戀愛和婚姻。

男方名叫鄭德，也是一名堅強的共產黨員。

鄭德家是當時上海工商界有名的大家族，經濟狀況非常富有。但鄭德不耽於富貴安逸的生活，毅然投身於革命。

鄭德傾慕堅強的黃傑，決心像她那樣忘我地為黨工作，像她那樣有意義地生活。

1938年，黃傑受黨組織派遣，前往剛剛成立不久的新四軍軍部擔任服務團女生隊隊長。

服務團女生隊的工作紅紅火火地開展起來之後，黃傑又和鄭德一起，受黨組織派遣來到重慶。

在山城，條件十分艱苦。他們幾乎天天生活在雲裏霧裏。

1939年5月，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陳潭秋由莫斯科飛抵迪化（今烏魯木齊）。黨中央任命他擔任中共駐新疆代表和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主任，化名徐傑。

在抗日戰爭大潮的影響下，我黨與盛世才建立了抗日統一戰線。鄭德作為黨組織培養的第一批飛行員，被派到新疆去學習飛行。黃傑則留在大後方，被任命為合川戰時第一保育院工場的主任。

1940年，黃傑離開工作多年的白區，實現了嚮往已久的夙願，到了革命聖地延安。

黃傑被任命為陝甘寧邊區婦女聯合會組織部部長。

她時時掛念着分別已經一年之久的鄭德。

有一天，中央組織部的領導找黃傑談話，給她帶來一個噩耗：“黃傑同志，你要挺住啊!毛澤東同志説過：要奮鬥就會有犧牲，在革命戰爭中，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

原來，陳潭秋、毛澤民等同志在新疆積極開展抗日工作，帶領“新樂營”的戰士們學習文化、軍事，為重返抗日戰爭前線積蓄力量。一批批援華物資從新疆這條國際交通線運往延安。而生性多疑的盛世才對此極為不滿，千方百計製造摩擦，藉機刁難。他還以參與“陰謀暴動案”的罪名將愛國民主人士杜重遠軟禁。危急時刻，周恩來副主席從蘇聯治傷回國，路過新疆作短暫停留。他在陳潭秋、毛澤民等同志的陪同下，與盛世才會面，重申我黨統一戰線方針、政策及原則立場，慷慨陳詞，據理力爭，盛世才不得不表面上假裝讓步。

然而最後，盛世才徹底撕下了“革命”的假面具，將在新疆地區的中國共產黨人陳潭秋、毛澤民、林基路及鄭德等我黨培養的第一批飛行員統統囚禁、殺害!

鄭德寧死不屈，視死如歸，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但這一噩耗，對黃傑的打擊可想而知。

由於革命鬥爭的需要，他們曾將不滿週歲的兒子送往香港，在兒子的大伯父家寄養。解放後這個兒子成了“資本家”。當時一個革命家的母親和“資本家”的兒子是不允許相認的，後來在周恩來和鄧穎超同志做了許多工作之後，才稍微有些往來。

黃傑不愧為久經艱苦鬥爭考驗的老共產黨員，很快就適應了新的情況，把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

1945年，組織部的領導得知黃傑曾經做過保育院的工作，便找她談話，希望她能擔任延安第一保育院的院長。

領導的第一句話是：“我們已經和八位同志談過話了，大家都不願幹這工作，你是第九個，你怎麼想?”

向來把黨的需要當作自己第一志願的黃傑説：“可以吧。”

事情就這樣定了。組織部的那位領導長長地噓了一口氣，如釋重負。

後來，有幾位老大姐得知了這個情況，還頗為不平地找過組織部，説：“黃傑並沒有犯什麼錯誤，為什麼調她到保育院去?”

黃傑聽説了，卻十分豁達地笑着對那幾位老大姐説：“這是我自己高興做的。你們想想，延安的生活這樣困難，有多少烈士遺孤需要我們照顧啊!”

頗具影響的電影故事片《啊，搖籃》，就是寫的黃傑和陝甘寧邊區延安第一保育院的孩子們的故事。

宋慶齡女士得知了黃傑和保育院的一些情況，特意通過中國紅十字會，向她們捐來衣物和食品。每次，都是鄧穎超大姐將這些捐贈品交給黃傑和保育院的。

黃傑後來達觀的精神和頑強的毅力，與她青年時期所經歷的一切是分不開的。 ^[7] 

許多老同志、老戰友一直關心着遭遇過兩度家庭不幸、長時間孤獨一人的黃傑。

1940年，經張琴秋等老大姐牽線，黃傑與徐向前正式相識，並由相識到相知、相愛，1946年5月4日結為伉儷，婚後生有一子小巖、一女小濤。

無論是在抗日戰爭還是解放戰爭時期，黃傑都陪伴徐向前，鏖戰陝甘寧和三晉大地，為革命作出了突出貢獻。

新中國成立後，在和平的日子裏她歷任青島市總工會女工部部長兼紡織工會組織部部長、中華人民共和國紡織工業部人事司副司長、司長、幹部部部長、紡織工業部顧問，是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1985年她當選為黃埔軍校同學會理事。

在“文化大革命”中，黃傑陪伴一度擔任全軍“文革”組長的徐向前元帥抵制極“左”路線，冷靜地面對謊言、誣陷和駭人聽聞的突然襲擊，曾經夜闖毛家灣，與林彪面對面地鬥爭。 ^[7] 

晚年的黃傑不忘家鄉人民和家鄉的發展與建設，1984年，她為郝穴鎮正在建設的革命烈士紀念碑題寫碑名。1986年2月，她又親筆為即將付印的《郝穴鎮志》題詞。1996年和2006年，她寫信或以其他方式向母校郝穴小學90週年和100週年校慶表示祝賀。她熱愛家鄉，熱愛家鄉人民，關心家鄉建設和教育發展。

2007年6月18日黃傑同志在北京逝世後，家人按其遺願，將一半骨灰運回老家，撒入郝穴鐵牛磯長江中，表達了她對家鄉的無限深情和永遠懷念。 ^{[3]  [7]} 

徐小巖和母親黃傑(3張)

黃傑與徐向前婚後生有一子徐小巖、一女徐小濤。

兒子徐小巖，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 ^[17]  ，徐向前元帥之子，中將軍銜，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通信部部長、南京軍區副司令員、總裝備部科技委員會副主任等職。 ^[16] 

女兒徐小濤，曾在內蒙古兵團插隊，入伍後被推薦到北京醫學院上學，畢業後一直在解放軍304醫院小兒科、實驗室當醫生。1993年隨丈夫到美國，年過40的徐小濤開始轉行學習會計，後在一家基金會工作，她自嘲説：“我是草根階層。”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