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拱之

1905年10月，危拱之出生在信陽城裏的一個破落的書香門第，父親危尚忠靠教書為生，具有反清思想，同情革命。父親危尚忠是清末秀才。危拱之7歲入私塾，9歲進教會小學。 ^[1] 

1916年考入汝陽道立女子高等小學。危拱之稟性剛強，為了學好體操課，毅然扯去裹腳布，爭得一雙"解放腳"。

1922年到汝陽道立女子師範學校讀書。

1924年夏，考上私立河南第一女子中學(後改名北倉女中)。在校借閲《新青年》雜誌和魯迅、郭沫若的著作，受到進步思想的薰陶。

1925年"五卅"慘案的消息傳來，她參加聲援滬案女子救護隊，登台演講，並參加開封學生代表團到鄭州宣傳慰問。

1926年11月，危拱之等10多名男女青年來到武昌報考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到武漢不久，危拱之經周以蓮介紹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1] 

1927年春節後，考取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女生隊，成為黃埔軍校史上惟一的一期女生隊成員。同年4月，危拱之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5月，駐守宜昌的國民革命軍獨立第十四師師長夏鬥寅，受蔣介石的收買，與四川軍閥楊森勾結，乘武漢國民政府組織第二次北伐，武漢空虛之機，率部叛亂。在討伐叛軍的戰鬥中，以危拱之、趙一曼、遊曦等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為骨幹組成的中央軍校女生隊，隨中央獨立師西征。這支200餘人的女生隊，擔負作戰、宣傳和救護等重任，戰功卓著，被譽為革命婦女武裝的先鋒。7月，國民黨反動派叛變革命，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羣眾，武漢分校解散，危拱之聽從黨組織的安排，到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醫院工作，並隨軍南下廣州，12月，廣州起義爆發，她和女生隊隨葉劍英率領的教導團參加攻堅戰鬥。危拱之在槍林彈雨中奮勇救護傷員。起義部隊撤出廣州後，在花縣整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師，轉戰海陸豐地區。危拱之被組織上分配到師政治部做宣傳工作。隨後，她又任東江特委黨校團支部書記、海豐工農蘇維埃政府文書、蘇維埃政府衞生局醫院救護員，和陳同生等人創辦《紅軍生活》報和《造反》雜誌，積極鼓動、組織農民起來，開展打土豪分田地運動。 ^[1] 

1928年4月，海陸豐蘇維埃運動失敗，危拱之等人在黨組織的安排下撤退到香港九龍，後經惲代英介紹，她從香港來到上海，與中共中央接上了關係。7月，中共中央派危拱之赴河南工作，任省委婦女科長，與新任省委書記張景曾以夫妻名義為掩護，對外開展革命活動。當時的河南一片白色恐怖，中共河南省委機關被破壞，省委書記周以慄等被捕，張景曾接任書記。危拱之協助張景曾在開封重新建立省委秘密機關，與河南各地黨的組織恢復聯繫，開展艱苦卓絕的革命鬥爭。她主持制定了《河南婦女工作大綱》。10月，在省委常委擴大會議上，危拱之當選為省委委員、省委婦女工作委員會書記。在艱險的鬥爭環境裏，危拱之和張景曾產生了真摯的愛情，二人由假夫妻結為真夫妻。1928年底，省委機關被敵人破壞，省委軍委書記、省委秘書長、團省委書記等多人在開封被捕。敵人在河南各地大肆搜捕共產黨人。 ^[1] 

1929年2月到上海向黨中央彙報工作，組織派她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6月，危拱之赴蘇留學，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暑假，危拱之等中國學員被安排到海濱城市敖得薩等地度假。蘇聯有關方面為幫助中國共產黨培養革命文藝骨幹，派出一批著名演員，來到危拱之等中國學員的度假地，對他們進行文藝培訓，排練歌劇、話劇、舞蹈等。10月，危拱之被編入普通班第一班，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當月，因反對王明的小宗派鬥爭，被戴上託派嫌疑的帽子，受到開除黨籍一年的錯誤處分。

1931年2月，危拱之奉命回國，抵達上海。4月，黨組織派她到中央革命根據地工作，在閩西蘇區彭（湃）楊（殷）軍政學校任教員。同年夏，在閩粵贛軍區參謀長肖勁光過問下，恢復了危拱之的黨籍。 ^[1] 

1931年上半年擔任紅軍學校俱樂部主任，兼戲劇管理委員會委員，編導排演戲劇。

1931年冬，以紅軍學校為基礎，組建了紅軍大學，危拱之任校黨委委員兼俱樂部主任。在校長劉伯承的支持下，危拱之、李伯釗、伍修權等人很快創辦了紅軍八一劇團，這是紅軍歷史上的第一個正式的文藝團體。危拱之集編劇、導演、舞蹈、歌詠於一身，經常率劇團赴前線慰問紅軍部隊。她編了順口溜：“毛委員，好主張，牽着鼻子打老蔣；運動戰，反圍剿，戰果輝煌捷報傳”，簡單明瞭又生動形象，為官兵與羣眾所喜聞樂見。後因抵制王明的“肅反”，被宣佈永遠開除黨籍。中央紅軍長征，她蒙冤受屈不動搖，跟隨幹部團參加長征，仍以模範共產黨員的標準要求自己，揹着數十斤重的揹包行軍，途中休息還給大家唱歌。

1932年夏，蘇區中央局決定在八一劇團的基礎上組建中央蘇區工農劇社，張欣任社長，危拱之任副社長。 ^[1] 

1932年冬，厄運又一次向危拱之襲來。“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統治下的蘇區中央局決定在黨內和紅軍中大搞“肅反”。與危拱之建立了戀愛關係的紅軍大學軍事教官郭化若被懷疑為托洛斯基分子，政治保衞局派人與危拱之談話，要求她秘密監視郭化若，及時報告他的一言一行。對此，危拱之予以嚴詞拒絕，她説：我相信郭化若，他不是託派分子。危拱之把政治保衞局與她談話的內容告訴了郭化若，為了拒絕執行政治保衞局佈置的任務，她與郭化若終止了戀愛關係。政治保衞局對危拱之十分惱火，決定對她進行隔離審查。12月，危拱之被蘇區中央局“永遠開除黨籍”，她被允許留在紅軍大學繼續從事文藝教育工作。這次雙重打擊，危拱之失去了愛情，失去了黨籍。 ^[1]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被迫長征。中央軍委四局局長葉劍英建議紅軍大學全體幹部學員隨軍行動，得到上邊批准。危拱之被編入中央軍委第一縱隊幹部團，團長是陳賡，政委是宋任窮，危拱之被分配擔任總務科長，負責後勤保障、宣傳等工作。 ^[2] 

1935年底，由朱瑞和譚政給危拱之恢復黨籍。

1936年春，黨中央決定成立抗日人民劇社，危拱之被任命為社長兼導演。同年夏，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來到陝北蘇區採訪，他在保安觀看了危拱之領導的抗日人民劇社的演出後，大加讚賞，並採訪了危拱之，還為她拍了照片。斯諾在他的《西行漫記》中對此作了詳細介紹。 ^[2] 

1936年延安成立人民抗日劇社，她任社長兼導演。“西安事變”爆發，危拱之作為中共代表團的內務成員馳往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負責黨從西安到上海的政治交通工作，兼任中共陝西省委婦女部長。7月，負責做東北軍統戰工作的葉劍英要危拱之率劇社到安塞為東北軍部隊演出節目，宣傳“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停止內戰，共同抗日”。危拱之帶領劇社在這一地區演出20多天，收到很好的效果。葉劍英對劇社的工作給予了高度評價：“你們把日寇的侵略罪行和我黨的統戰政策活靈活現地搬上了舞台，感化了這麼多東北軍官兵，這比辦訓練班都解決問題啊！” ^[2] 

1937年5月在延安參加黨的全國代表會議，會後調往河南任省委秘書長。

1938年初，黨中央派危拱之回河南工作，任河南省委秘書長。危拱之親手組建了由省委直接領導的開封孩子劇團，奔赴中原大地宣傳抗日救亡，動員人民羣眾起來保家衞國。開封淪陷後，危拱之根據省委指示，回到信陽，與信陽縣長、進步人士李德純建立了統戰關係。 ^[2] 

1938年2月，在《風雨》週刊上發表《動員河南的婦女保衞家鄉》。同年底，又在《行都日報》上發表《保衞大河南的婦女運動》，號召婦女結成鋼鐵長城抵抗敵人侵略。3月，化名魏晨到開封，以扶輪小學為據點，組織救亡團體，成立孩子劇團，首次公演轟動開封。5月率領孩子劇團到信陽宣傳抗日，並做信陽縣長李德純的統戰工作。10月，信陽淪陷後，河南省委領導的武裝與李德純領導的信陽縣政府武裝合編為信陽挺進隊，李德純任司令員，危拱之任政治部主任，在四望山地區開展敵後抗日遊擊戰爭。不久，該部編入李先念領導的新四軍部隊，活躍在豫鄂邊區抗日戰場上。 ^[2] 

1939年1月，中原局決定撤銷河南省委成立豫西、豫南、豫皖蘇等省委。4月，危拱之奉命離開部隊，回到豫南省委機關駐地——河南確山縣竹溝鎮新四軍留守處，參加省委領導工作。8月，她在省委擴大會議上當選為黨的七大代表。9月，中原局決定撤銷西、豫南兩省委，恢復河南省委，劉子久任省委書記，危拱之任省委組織部長。 ^[2] 

1939年11月11日，國民黨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組織1800多人的地方民團進攻竹溝鎮新四軍留守處，危拱之和省委書記劉子久、留守處主任王國華等人率留守處武裝500多人英勇抵抗兩天一夜。12日晚，鑑於敵眾我寡，留守處又失去對外聯繫，省委決定率機關幹部和留守處武裝突圍。13日上午，留守處幹部武裝勝利突圍到桐柏縣龍窩，省委決定，王國華帶領留守處武裝轉進信陽敵後抗日根據地；劉子久和省委機關轉移洛陽堅持鬥爭；危拱之到南陽等地指導“精幹隱蔽”工作。 ^[2] 

1940年被選為中共七大代表。

1940年4月，危拱之和豫西南地委書記郭以清等人一起赴延安參加黨的七大。到延安後，因七大延期召開，危拱之被調到中共中央組織部地方科工作。 ^[2] 

1941年1月，國民黨發動第二次反共高潮，大肆破壞各地中共地下黨組織，逮捕中共黨員和進步人士。此時，中共中央社會部破獲國民黨特務機關一封密電，該密電涉及中共在河南各地的黨組織及幹部名單，中央決定緊急撤退河南地下黨縣、區委以上幹部，由省委書記王志傑、省委組織部長危拱之直接負責組織撤退工作，至1941年底，河南地下黨區委以上幹部分別撤退到豫鄂邊、豫皖蘇根據地和陝北。撤退到陝北的河南地下黨幹部有100多人，與河南省委機關一起在關中分區馬欄鎮參加延安整風運動。 ^[2] 

1942年任河南省委組織部長。

1943年3月，回延安參加整風。康生製造審幹肅反擴大化，拱之受到衝擊，黨中央發現後糾正偏差，恢復她的自由。

1943年7月22日夜，危拱之在精神受到嚴重刺激之下，以自殺表示對自己被誣陷的抗議，所幸被及時發現獲救。不久，黨中央及時發現並迅速糾正了“搶救運動”的失誤，對被“搶救”的同志，進行了甄別平反。 ^[2] 

1945年2月，黨組織對危拱之作出了“政治上是沒有問題的”正確結論。劉少奇代表中央與危拱之進行談話，對她受到的委屈表示安慰，肯定了她在長期革命鬥爭中的表現和貢獻，鼓勵她振奮精神，繼續為革命事業奮鬥到底。危拱之在延安出席了黨的七大。在危拱之被審查期間，同樣遭受審查的原豫西南地委書記郭以清對危拱之給予了更多的理解、安慰和關心，二人在患難中建立了戀愛關係。但是，黨組織認為郭以清的年齡比危拱之小十幾歲，如果他們結合，將來的婚姻變數比較大，沒有同意他們的結合。危拱之忍痛割愛，服從組織的決定，與郭以清分手。抗日戰爭勝利後，黨組織派危拱之到東北工作，派郭以清到內蒙古工作，從此二人天各一方。 ^[2] 

1945年冬擔任赤峯市委副書記，指揮反霸和鎮壓反革命分子，市內生產、社會秩序迅速恢復。

1947年6月任市委書記。秋，日本侵略軍敗退時破壞細菌工廠引起的鼠疫蔓延到赤峯市，她身背藥箱，去疫區處理死者，安排家屬，給病人打針，羣眾稱她是救命的醫療隊長。

1949年初，黨組織把危拱之送到北平治療疾病，並出席中國婦女第一次代表大會。3月，危拱之當選全國婦女聯合會執行委員。因她的肺結核已到三期，不能堅持工作而休息。 ^[2] 

1973年2月8日在北京病逝。

葉劍英和危拱之在廣州起義時認識，在同一時期留學蘇聯中山大學。長征出發時，在葉劍英的關照下，危拱之得以隨軍出發。在安塞，葉劍英向危拱之求婚。危拱之因自己經歷曲折，表示不便與葉劍英結合。葉劍英説：“我愛的就是布爾什維克。”於是二人結婚了。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發生後，葉劍英攜危拱之來到西安，協助周恩來工作。在西安建立了紅軍聯絡處，危拱之任中共陝西省委婦女部長，對外職務是紅軍聯絡處會計。1937年4月，黨中央派毛澤民、危拱之、錢之光、錢希均組成特別小組，赴上海秘密接運共產國際為中國共產黨募集的一筆資金，要求他們將這筆資金兑換成國民黨政府的法幣，運送到西安紅軍聯絡處，購買藥品及其他等革命根據地急需的物資。

“這時，危拱之已有5個月的身孕。到上海後，她因勞累過度，而嘔吐、眩暈。她被送到醫院治療，經檢查發現腹部長了腫瘤。醫院要為她做切除腫瘤的手術，危拱之提出連胎兒一起做掉，因為她的身體已經很虛弱，肩負的任務又很繁重，加上她和葉劍英的婚姻也出現了問題。危拱之再次失去了做母親的機會。葉劍英在西安公開活動後，與他天各一方，多年失去音訊的前妻從報紙上看到了他的有關消息，寫信與他聯繫。危拱之得知這一情況後，心情十分痛苦，葉的前妻與危拱之是武漢軍校的同學、廣州起義的戰友，後又被國民黨投進監獄，命運坎坷，如今她與葉取得了聯繫。危拱之最後痛苦地決定離開葉劍英。”軍旅出身的萬灝説到這裏眼裏閃動着淚水，他頓了頓嘆口氣説：“革命前輩危拱之的人生太坎坷了！”

危拱之手術出院後，和其他同志一起，將兑換的法幣分批秘密運送西安，順利完成了黨中央交給的兑換、運送資金的任務。抗日戰爭爆發不久，危拱之回到了延安，任紅軍家屬學校校長。 ^[2] 

危拱之是中國革命第一代女兵，她是中國紅色文藝的先驅者和奠基人！

她是唯一被開除黨籍，而參加兩萬五千里長徵的女紅軍！

她是歷經槍林彈雨，而三次蒙冤被開除黨籍的革命戰士！

她是一生遭遇四次婚戀不幸的女人！她，就是危拱之！

李先念號召：“學習危拱之同志的崇高革命精神！”

程子華讚揚：“忠於共產主義理想！”

伍修權評價道：“危拱之同志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在她的一生中經歷了中國革命的很多事情，個人遭受過很多不幸，但她百折不撓，始終滿腔熱情地為黨、為人民工作。她是一位為革命做了出色貢獻的女戰士。長期以來，我對她始終是緬懷着深切之情。危拱之同志很值得青年一代崇敬！” ^[1] 

蔡暢稱讚道：“危拱之所走過的道路是極不平坦的。她畢生最為可貴之處，就是她在前進道路上，歷盡坎坷，百折不撓，始終真誠熱愛黨，熱愛革命事業，矢志不渝地為人民解放事業忘我奮鬥。她的崇高革命精神，實在值得我們學習和發揚。” ^[1] 

危拱之是葉劍英的前妻。宋任窮回憶長征時寫道：“幹部團裏只有一位女同志，就是負責司令部總務工作的危拱之同志。長征途中的總務工作是很繁重、很辛苦的。部隊一到宿營地，拱之同志忙着安排大家的吃、住，安頓病號，招呼大家燒熱水洗腳等。部隊出發前，她督促同志們打掃駐地，上好門板，歸還借來的東西，做好各種善後工作。記得在過草地時，我的馬丟了，馱在馬背上的糧食和全部生活用品也隨着丟失了，拱之同志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從其他同志那裏為我勻了一份，幫助我渡過了難關。她還在百忙中為我織了一條毛線圍巾。拱之同志對幹部團其他同志的照顧也是滿腔熱情、無微不至的。拱之同志纏過足，但是由於馬匹少，在整個長征途中，她從來沒有騎過馬，完全是靠一雙‘解放腳’一步一步地走完了兩萬五千裏。”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