駁復仇議

臣伏見天后時¹，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²，父爽為縣吏趙師韞所殺³，卒能手刃父仇，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⁴；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⁵”。臣竊獨過之⁶。

臣聞禮之大本⁷，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⁸，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理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⁹。旌其可誅，茲謂僭¹⁰；壞禮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¹¹，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

向使刺讞其誠偽¹²，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¹³，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¹⁴，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¹⁵，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¹⁶，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¹⁷，枕戈為得禮¹⁸，處心積慮，以衝仇人之胸，介然自克¹⁹，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²⁰，而又何誅焉？

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²¹，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²²，是悖驁而凌上也²³。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²⁴，而又何旌焉？

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仇，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仇者，蓋其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

《周禮》²⁵：“調人，掌司萬人之仇²⁶。凡殺人而義者，令勿仇；仇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仇之。”又安得親親相仇也？《春秋公羊傳》曰²⁷：“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父受誅，子復仇，此推刃之道²⁸，復仇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仇，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仇者哉？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

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²⁹，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1] 

臣看到文獻説，則天皇后時，同州下邽縣有個叫徐元慶的人，父親徐爽被縣尉趙師韞殺了，他最後能親手殺掉他父親的仇人，自己捆綁着身體到官府自首。當時的諫官陳子昂建議處以死罪，同時在他家鄉表彰他的行為，並請朝廷將這種處理方式“編入法令，永遠作為國家的法律制度”。臣個人認為，這樣做是不對的。

臣聽説，禮的根本作用是為了防止人們作亂。倘若説不能讓殺人者逍遙法外，那麼凡是作兒子的為報父母之仇而殺了不應當算作仇人的人，就必須處死，不能予以赦免。刑法的根本作用也是為了防止人們作亂。倘若説不能讓殺人者逍遙法外，那麼凡是當官的錯殺了人，也必須處死，不能予以赦免。它們的根本作用是一致的，採取的方式則不同。表彰和處死是不能同施一人的。處死可以表彰的人，這就叫亂殺，就是濫用刑法太過分了。表彰應當處死的人，這就是過失，破壞禮制太嚴重了。如果以這種處理方式作為刑法的準則，並傳給後代，那麼，追求正義的人就不知道前進的方向，想避開禍害的人就不知道怎樣立身行事，以此作為法則行嗎？大凡聖人制定禮法，是透徹地研究了事物的道理來規定賞罰，根據事實來確定獎懲，不過是把禮、刑二者結合在一起罷了。

當時如能審察案情的真偽，查清是非，推究案子的起因，那麼刑法和禮制的運用，就能明顯地區分開來了。為什麼呢？如果徐元慶的父親沒有犯法律規定的罪行，趙師韞殺他，只是出於他個人的私怨，施展他當官的威風，殘暴地處罰無罪的人，州官又不去治趙師韞的罪，執法的官員也不去過問這件事，上下互相矇騙包庇，對喊冤叫屈的呼聲充耳不聞；而徐元慶卻能夠把容忍不共戴天之仇視為奇恥大辱，把時刻不忘報殺父之仇看作是合乎禮制，想方設法，用武器刺進仇人的胸膛，堅定地以禮約束自己，即使死了也不感到遺憾，這正是遵守和奉行禮義的行為啊。執法的官員本應感到慚愧，去向他謝罪都來不及，還有什麼理由要把他處死呢？

如果徐元慶的父親確是犯了死罪，趙師韞殺他，那就並不違法，他的死也就不是被官吏錯殺，而是因為犯法被殺。法律難道是可以仇視的嗎？仇視皇帝的法律，又殺害執法的官吏，這是悖逆犯上的行為。應該把這種人抓起來處死，以此來嚴正國法，為什麼反而要表彰他呢？

而且陳子昂的奏議還説：“人必有兒子，兒子必有父母，因為愛自己的親人而互相仇殺，這種混亂局面靠誰來救呢？”這是對禮的認識太模糊了。禮制所説的仇，是指蒙受冤屈，悲傷呼號而又無法申告；並不是指觸犯了法律，以身抵罪而被處死這種情況。而所謂“他殺了我的父母，我就要殺掉他”，不過是不問是非曲直，欺凌孤寡，威脅弱者罷了。這種違背聖賢經傳教導的做法，不是太過分了嗎？

《周禮》上説：“調人，是負責調解眾人怨仇的。凡是殺人而又合乎禮義的，就不準被殺者的親屬報仇，如要報仇，則處死刑。有反過來再殺死對方的，全國的人就都要把他當作仇人。”這樣，又怎麼會發生因為愛自己的親人而互相仇殺的情況呢？《春秋公羊傳》説：“父親無辜被殺，兒子報仇是可以的。父親犯法被殺，兒子報仇，這就是互相仇殺的做法，這樣的報復行為是不能根除彼此仇殺不止的禍害的。”現在如果用這個標準來判斷趙師韞殺死徐元慶的父親、徐元慶殺死趙師韞，就合乎禮制了。而且，不忘父仇，這是孝的表現；不怕死，這是義的表現。徐元慶能不越出禮的範圍，克盡孝道，為義而死，這一定是個明曉事理、懂得聖賢之道的人啊。明曉事理、懂得聖賢之道的人，難道會把王法當作仇敵嗎？但上奏議的人反而認為應當處以死刑，這種濫用刑法，敗壞禮制的建議，不能作為法律制度，是很清楚明白的。

請把下臣的意見附在法令之後頒發下去。今後凡是審理這類案件的人，不應再根據以前的意見處理。謹發表上面的意見。 ^[1] 

武則天當政時，同州下邽人徐元慶之父徐爽，被下邽縣尉趙師韞殺害。後趙師韞入朝為御史，徐元慶則更姓易名，在驛站之中充當僕役。過了很久，趙師韞恰好住在這個驛舍中，徐元慶便趁機親手殺死了他，然後投案自首。對於這個案件，當時朝中有不少人認為徐元慶為父報仇，是孝義剛烈的行為，應赦免他的罪；而時任右拾遺的陳子昂則上書《復仇議狀》，他認為按照法律，擅自殺人要處死。因此他建議應當對徐元慶依法論死，然後再對他替父報仇的行為予以表彰，並將此案編入國家律令。

後來的柳宗元對此則持不同意見，為了駁斥陳子昂的主張，他寫下這篇《駁復仇議》。 ^[3] 

柳宗元的這篇《駁復仇議》，是針對陳子昂的《復仇議狀》而發的。既名為“駁”，就需要在瞭解對方論點的基礎上，逐一加以辯駁，這對文章的邏輯性要求極高。陳子昂的議論，情理兼顧，頗得人心，在此情況下要提出駁議，其難度可想而知。柳宗元此文條分縷析，聲情並茂，可謂辯駁文章的上乘之作。

文中先舉徐元慶為父報仇事，再列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間，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為父報仇是禮，殺人償命是法，當禮與法看似發生矛盾時，陳子昂的建議不能不説是兩全之策，時人都表示讚賞，而柳宗元卻總駁一句：“臣竊獨過之。”其論據為：首先，禮與刑的基本作用都是為了“防亂”，兩者在根本上其實並不矛盾，因而“旌與誅莫得而並焉”，“窮理”與“本情”，“統於一而已矣”。在此前提下，文章提出事情發生的兩種可能性：要麼元慶之父並未犯下死罪，則師韞之誅，必然違法，元慶報仇，是守禮行義，當旌；要麼元慶之父罪本當誅，則師韞之誅，完全合法，元慶報仇，是悖驁凌上，當誅。兩種情況，非此即彼。如此，陳子昂的兩全之策，便暴露出邏輯上的不合理處。接着，文章指出陳子昂“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仇，其亂誰救”的説法源於對“禮”的錯誤理解，認為禮對於“仇”的規定，已決定了其冤屈無告的性質，因而“彼殺之，我乃殺之”的行為，既不合於“禮”，當然也不合法。文章又引經據典，指出判斷是非的標準取決於元慶之父是否確實犯罪，以及執法者是否按法律規定行事，為前面“旌與誅莫得而並焉”的觀點提出佐證，進一步增強了文章的説服力。最後，文章提出自己的意見：元慶服孝死義，合禮也合法，當旌不當誅。文章抓住禮與法“其本則合，其用則異”這一前提立論，條理清晰，思緒流暢，極易引起讀者共鳴。

文章除了以極強的邏輯性見長之外，在文字方面也極具特色。舉元慶之事，概以“手刃父仇，束身歸罪”八字；説聖人之制，統以“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十二字，言簡意賅，語句鏗鏘。文中假設元慶之冤情，語語相遞，飽含激情，令人讀之血脈賁張；假設師韞之合法，則言語舒張，以理相示，又使人氣緩心平，可謂情理相濟，辭短意長。 ^[4] 

南宋黃震《黃氏日抄》卷六十《駁復仇議》：武后時，徐元慶手刃父仇。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著為令。駁謂旌與誅，莫得而並，當考正其曲直，所論甚精。合與昌黎《復仇》參看。

明代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此議即韓公不可行於今半邊。而精悍嚴緊，柳文之佳者。”又引唐順之雲：“此等文字極嚴，無一字懶散。”又曰：“理精而文正，《左氏》、《國語》之亞也。”

明末孫琮《山曉閣唐宋八大家選·柳柳州集》卷一：前半幅説旌與誅不可並用；後半幅説宜旌不宜誅。蓋前半是論理，故作兩平之論；後半是論事，故作側重之語。前半寫旌誅不可並用，妙在中幅分寫得明暢；後半寫宜旌不宜誅，妙在引證得的確。

清代呂留良《晚村先生八家古文精選·柳文精選》：專在駁子昂舊議，只是旌誅莫得而並一句，一番洗剔，一番精彩，舊議真成粉碎。

清代林雲銘《古文析義》二編卷六：徐元慶已議旌，則父仇當復，何待再問。然施於百姓相殺，即不必誅，亦不必旌可也。乃趙師韞為縣尉，則天子之吏，吏殺人而聽復仇，將來為吏者，必不敢殺人，且殺人亦必不勝被殺矣。子瑋之議，為防亂計，出於不得已。不知國家大柄，全在禮刑，二者以為勸戒之用，旌所以明禮，誅所以明刑，豈可施之於一人之身乎？柳州此議，當把韓昌黎復仇狀參看，方見其妙。昌黎亦引《周禮》、《公羊》二説，與柳相同。但謂《周官》可行，《公羊》不可行，以為官可誅，異於百姓之相殺耳。又引《周官》雲，凡報仇者書於士，殺之無罪等語，柳州雖以公羊不受誅之説為斷，玩其前段所云“上下蒙冒，籲號不聞”二句，是推究元慶未下手之先，以師韞妄殺之罪，上聞於州牧，刑官不為伸理，因激而手刃。是與《周官》所云：“書於士，殺之無罪”二語吻合，所謂原始而求其端者此也。況為治賊虐者殺無赦，與為子賊虐無異。則《公羊》之説不可行而可行，旌誅並行，不應為典，自是確論。

清代何焯《義門讀書記》卷三十五：駁陳有餘，若折典法之中，則必待韓議而後定也。李雲：“兩下相殺及以上誅下，韓辨別分明，柳則質為一條而已。合此兩篇義與詞觀之，便定韓、柳優劣。或言柳議過韓者，不知文者也。”

清朝康熙皇帝《御選古文淵鑑》卷三十七：“挈出‘刑’、‘禮’二字，並提作骨，駁辨至為精核。”又引真德秀雲：“退之亦有《復仇》之議，終不若子厚此文明白痛快。”

清代吳楚材、吳調侯《古文觀止》卷九：看敍起“手刃父仇，束身歸罪”八字，便見得宜旌不宜誅。中段是論理，故作兩平之言。後段是論事，故作側重之之語。引經據典，無一字遊移，乃成鐵案。

清朝乾隆皇帝《御選唐宋文醇》卷十七：韓愈《復仇議》曰：“凡有復父仇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蓋謂不為定律，而使朝士引經以斷也。”宗元之議。則謂當仇不當仇，自有一定，更為明白。自明代至今，凡父祖被人殺，子刊、救護，登時殺其人者勿論，非登時並予杖。其報仇殺官吏如此篇所云者，律無明文，非無明文也，其不當仇歟！自以殺本管官，律論不待言也，其當仇歟！則即用此律科斷，亦不待言也。然則宗元之議，今實用之矣。

清代沈德潛《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七：理無兩是，旌與誅，判事非以行賞罰也，天下有是非、賞罰並行之理哉？元慶手刃父仇，束身歸罪，宜旌不宜誅明矣。前半論平旨側後見元慶非敵仇王法之人，論懸日月可以不朽。

清代過珙《古文評註》評語卷七：只“旌誅莫得而並”一句，便已駁倒，以下設為兩段議論，深明旌誅所以不可並處，更明白痛快，蕭、曹恐亦無此卓識。

清代浦起龍《古文眉詮》卷五十二：元慶之事往矣，此因檢閲成例，見陳拾遺議並用誅旌而駁之，以旌誅不併施立論柱，以宜旌不宜誅歸論旨，韓狀深渾，柳議嚴肅。

晚清王文濡《評校音注古文辭類纂》卷十六引方苞雲：“謗譽《段太尉逸事狀》、《乞巧文》，皆思與退之比長而相去甚遠，惟此文可肩隨。”又引劉大櫆雲：“子厚此等文雖精悍，然失之過密，神氣拘滯，少生動飛揚之妙，不可不辨。”又引曾國藩雲：“子厚此議最為允當。” ^[5] 

柳宗元（773年—819年），唐代文學家、哲學家，字子厚，祖籍河東（今山西省永濟市），世稱“柳河東”。貞元九年（793年），柳宗元二十一歲進士及第，授校書郎。二十六歲又中博學宏詞科，調藍田尉，升監察御史裏行。與劉禹錫等參加主張改革的王叔文集團，任禮部員外郎。“永貞革新”失敗後，被貶為永州司馬。後遷柳州刺史，故又稱“柳柳州”。與韓愈倡導古文運動，同被列入“唐宋八大家”，並稱“韓柳”。散文峭拔矯健，説理透徹。山水遊記多有寄託，尤為有名。寓言筆鋒犀利，詩風清峭幽遠。著有《河東先生集》。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