階級分析法

社會學分析方法是指在承認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劃分為階層並由此產生矛盾衝突的前提下，運用社會學的觀點，從社會學的角度分析社會歷史現象的方法。

在歷史上，社會階層學説的產生和發展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階段，直到19世紀30年代以後，歐洲的社會學者和空想社會主義者才明確提出階層的存在以及它們的作用問題。

德國社會學家卡爾·馬克思曾説過：“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有階層存在或發現各階層間的矛盾，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很久，歷史學家就已敍述過階層的歷史發展，經濟學家也已對各個社會階層作過經濟上的分析。”①馬克思的這一段話至少包括兩 點：一是説明了在他以前，社會學者關於社會階層的認識所達到的水平；二是對社會學者的階層學説予以了肯定。馬克思正是在前輩社會學家的基礎上，對階層理論作出了新的發展。他説：“我的新貢獻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一）階層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級相聯繫；（二）階層矛盾必然要導致階層專政；（三）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社會階層差別和進入理想社會的過渡。……”①由此可見，社會學的階層學説，是強加給歷史的主觀臆想，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歷史產物，是人類對自身發展認識。

既然階級和階級鬥爭是一定歷史階段的客觀存在，在研究一些歷史現象時，就不能不使用分析方法。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如實地反映歷史的真實面貌。

階級分析方法是歷史研究中的重要方法之一。它在歷史研究中的作用有以下兩個方面。

（1）階級分析法可以使我們認識階級社會歷史的發展線索。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聞名於世的《共產黨宣言》中説：“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更正補充説：‘這是指有文字記載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領主和農奴、行會師傅和幫工，一句話，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始終處於相互對立的地位，進行不斷的、有時隱蔽有時公開的鬥爭，而每一次鬥爭的結局都是整個社會受到革命改造或者鬥爭的各階級同歸於盡。”②列寧在《卡爾·馬克思》一文中也説過：“一個社會中一部分人的意向同另一部分人的意向相牴觸，社會生活充滿着矛盾，歷史告訴我們各民族之間、各社會之間以及各民族、各社會內部經常進行鬥爭……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實。”③面對如此複雜多變的人類階級社會歷史，我們應該怎樣去認識它，我們的認識又應從哪裏入手呢？列寧明白地告訴我們説：“馬克思主義給我們指出了一條指導性的線索，使人們能在這種迷離混飩的狀態中發現規律性。這條線索就是階級鬥爭的理論。”①沿着這條線索，我們在探討歷史進程中人物的活動時，就能十分正確地找到個人因素背後的社會根源以及決定個人活動的社會歷史規律；就能充分揭示紛繁複雜的歷史現象的各個層面，抓住各種社會關係的本質要素。

（2）階級分析方法在史料的鑑別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歷史是由人的活動構成的。在階級社會里，人又是劃分為階級的。毛澤東在名篇《實踐論》裏説：“在各種階級的社會中，各階級的社會成員，則又以各種不同的方式，結成一定的生產關係，從事生產活動，以解決人類物質生活問題。這是人的認識發展的基本來源……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③因此，不能否認的一個客觀存在就是：在階級社會中，所遺留下來的人類活動的史料，大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帶有不同程度、或深或淺的階級印跡，如果不運用階級分析方法，對史料的鑑別，只能是做到一般意義上的辨其真偽，而不能做到在此基礎上，從史料的思想性上鑑別其對錯。如有一種説法，認為“戰報”是研究戰爭史的最可靠材料。因為戰報大都是前線指揮宮給朝廷的戰況報告，所報大多為親身經歷之事。應該説“戰報”中確有許多真實的記錄，是研究某一問題的重要材料。但是，也應看到前線將官由於個人腐敗及統治階級內部鬥爭的需要，往往在戰報中纂改基本事實，如不察，則會使研究工作陷入歧途。如對1864年清軍攻入太平大國都城南京後的活動情況，當時在曾國荃身邊參與軍事的趙烈文在日記裏記錄説：“中軍各勇留營者，皆大搜括，甚至各棚廝役皆去，擔負相屬於道。”又説：“諸委員無大無小，爭購賊物，各藏一箱，終日交相誇示，不為厭。”30年後，譚嗣同在寫給自己的教師歐陽中鴿的信中證實了這一點：“頃來金陵，見滿地荒寒氣象，……湘軍一破城，見人即殺，見屋即燒，子女玉帛，掃數悉入湘軍，而金陵遂永窮矣。至今父老言之，猶深憤恨。”①由此可見，趙烈文所記為清軍在攻破南京後活動的真實記錄。但是在曾國藩遞送朝廷的《金陵克復全股悍賊盡數殲滅折》中，所述情節，截然相反，變成湘軍將士如何竭力殺“賊”，屢建大功；而他本人對城中死於“疾疫者”和“戰陣者”是何等“悲涕”，並正忙於“安置難民婦女，料理善後事宜。”再如，有關古代農民戰爭史的各種材料記載，大都出於統治階級人物之手，他們出於同意於本階級，惡意於敵對階級的感情和需要，往往對有些內容任意誇大或縮小，乃至纂改刪削。對此種種情況的史料，不用階級分析方法進行分析鑑別，是很難從中得出正確結論的。

（1）階級分析方法，只適用於研究階級社會的歷史。這一點是馬克思經典作家論述很清楚的問題，可是人類社會的發展確實經歷了無階級社會階段，並且隨其發展，階級也最終會消亡。因此，我們説階級分析方法很重要，但是，在運用時不能超出它的適用範圍。如研究原始社會史就不能用階級分析方法。那種把階級分析方法説成是歷史研究唯一方法的認識及實踐都是錯誤的。

（2）在歷史研究中，運用階級分析方法可以從繁雜的歷史現象中找到其發展線索，但是卻不能對任何歷史現象都給予圓滿的解釋。因此，在運用這一方法時，不能將其絕對化、簡單化。在人類階級社會歷史發展的各個階段中，無一例外都始終貫穿着幾對最基本的階級矛盾。從歷史整體上看，正是這些矛盾的發展，決定着社會歷史的進程。在這一歷史進程中產生的任何階級，都留下了其發生、發展直至消亡的軌跡；在這一歷史進程中出現的新的階級總是代表新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因而必然能夠取代阻礙歷史進步的守舊落後的階級。在同一制度下的社會，正是通過其內部存在的對立階級的矛盾和鬥爭的發展，推動了社會的發展，使其逐步走向繁榮和消亡。離開了階級分析的方法，我們不可能探索出這樣一條階級社會歷史發展的基本線索。但是，決定階級社會歷史發展的因素有許多，有些歷史現象又不是用階級分析都能説清楚的。如，中國封建社會裏，反覆出現宦官當政、外戚專權的現象；在歷代眾多的皇帝中，有的精明強幹、有的卻昏庸無能。這些現象的出現、存在，在很大程度是和中國封建的宗法制度及皇帝個人的能力、品行、乃至性格有關，在研究中，要給予具體分析，而不能籠而統之地歸結力是帝王階級的本性。又如中國封建社會裏，民族問題一直是一個很大、很重要的問題，但在封建社會中，民族矛盾的成因是極其複雜的。除階級矛盾外，不同民族的文化、風俗、信仰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民族情緒、民族感情都是導致民族矛盾的因素。因此，在分析説明歷代民族矛盾的問題時，不能簡單地把它説成是階級鬥爭的表現，而也應作出具體分析。再如中國曆代都存在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 和鬥爭，有時這一矛盾和鬥爭呈現出極端尖鋭和白熱化。秦統一六國之初，在全國是實行郡縣制還是分封制的那一場爭論，竟導致了“焚書”；唐朝初年，李淵的幾個兒子為爭奪最高權力，竟演出了一場充滿刀光血影的“玄武門之變”。這些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鬥爭，單純用階級分析是很難説清楚的。還有在封建社會歷次農民起義中，起義軍內部的矛盾鬥爭，用階級分析也是講不通的。象那種武斷地為秦朝初年主張在全國實行分封制的人冠以“奴隸主階級殘餘的代表”的論點；簡單他説某某人是地主階級在農民起義隊伍中的“代言人”、是“蜕化變質分子”等等。都是僵化教條地運用階級分析方法所得出的完全歪曲了客觀歷史的結果。

（3）在歷史研究中，運用階級分析方法評價歷史人物時，其目的不是為了判明歷史人物的階級屬性，而是為了揭示其活動的環境中的階級關係如何，這種關係對歷史人物的活動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從而判明歷史人物在其活動中，代表哪個階級的利益、對歷史進程產生什麼樣的作用。如果把階級分析簡單化的運用於對歷史人物的評價中，是無法得出正確結論的。如簡單化地把封建社會的歷代皇帝統稱為地主階級總頭目、封建官吏地主階級的總代表；對歷代思想家、科學家、文學家冠以文人的稱號，然後給予否定、批判。這樣做的結果是，對他們所作的歷史貢獻無法公正地恰如其分地予以肯定。對農民起義領袖的評價也曾存在簡單化的傾向，或過分抬高，或籠統地用階級侷限性和時代侷限性一帶而過，缺乏對其侷限性的具體分析。

其實，由於時代、環境的不同，決定了歷史上的人物是千姿百態，而不是一成不變的。如袁世凱稱帝前後，為其搖旗吶喊的籌安會會長楊度，在1922年投向孫中山，加入中國國民黨，後來，曾為營救李大釗出過力；1929年，又加入中國共產黨，以秘密身份為黨做了許多地下工作。陳獨秀曾是一個激進的民主主義者，1921年前後，成為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之一。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後期，由於其堅持右傾機會主義，使革命失敗。後來，組織所謂“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進行活動，又被國民黨政府逮捕過。對楊、陳二人的評價，便不能是通過簡單判明其階級屬性就作結論的，而是需要從多方面、多角度進行具體細密的分析，才能作出公允的評價。

（4）階層分析是階級分析的重要組成部分，對這一點是不容忽視的。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曾為我們做出過範例。他在1925年撰著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對當時中國社會各階級、尤其是各階級中的不同階層的狀況作了精闢的分析。如文中對中國資產階級中的買辦資產階級階層。民族資產階級階層和小資產階級階層的社會地位、政治態度的分析是非常正確的。他預見到當時的民族資產階級是一個帶有極大動搖性的階層，他們在革命高漲時將要分化，其右翼將跑到帝國主義買辦資產階級營壘裏去，這一點為後來1927年大革命失敗前後的歷史所證明。再如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地主階級內部士族地主和庶族地主、大地主和中小地主之間的矛盾非常尖鋭，這對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影響很大。要探明這一問題，就要運用階層分析，對不同時期地主階級內部的矛盾鬥爭狀況進行全面具體的考察，而不能籠統地因其同屬地主階級而作出簡單化的全面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