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佛學

隋和唐是中國兩個朝代，但若就史的觀點去看，能否連合這兩個政治上的朝代作為一個文化學術特殊階段?就是隋唐佛學有無特點，能否和它的前後各朝代加以區別?我們研究的結果，可以説佛學在隋唐時代確有其特點。這一時期的佛學和它的既往以及以後都不相同。平常説隋唐是佛學最盛的時候，這話不見得錯，但是與其説是最盛，倒不如拿另外的話去形容它。俗話説“盛極必衰”，隋唐佛學有如戲劇的特點，是高潮的一刻，也正是下落的一刻。所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隋唐佛學的鼎盛，乃因在這時期有了很高的合，可是就在合的裏面又含有以後分的趨勢。總括起來説，隋唐佛學有四種特性：一是統一性；二是國際性；三是自主性或獨立性；四是系統性。若欲知道這四性性質及其演變，便也須知道佛學在這一時期之前與以後的趨勢。

先説統一性。隋唐時期，佛教在中國能夠在各方面得以統一。扼要説來，佛學本身包含理論和宗教兩方面。理論便是所謂哲理，用佛學名詞説是智慧；同時佛教本為宗教，有種種儀式信仰的對象，像其它宗教所供奉的神，以及有各種工夫如坐禪等等。所以佛教既非純粹哲學，也非普通宗教。中國佛教對於這兩方面，南北各有所偏，又本來未見融合，可是到了隋唐，所有這兩方面的成分俱行統一。從歷史上看，漢朝的佛教勢力很小，到了魏晉南北朝雖然日趨興盛，但是南北漸趨分化。南方的文化思想以魏晉以來的玄學最佔優勢；北方則仍多承襲漢朝陰陽、讖緯的學問。玄學本比漢代思想超拔進步，所以南方比較新，北方比較舊。佛學當時在南北兩方，因受所在地文化環境的影響，也表現同樣的情形。北方佛教重行為、修行、坐禪、造像。北方因為重行為信仰，所以北方佛教的中心勢力在平民。北方人不相信佛教者，其態度也不同，多是直接反對，在行為上表現出來。當時北方五胡很盛，可是他們卻漸崇中國固有文化，所以雖然不是出於民族意識，也嚴峻地排斥佛教。南方佛教則不如此，着重它的玄理，表現在清談上，中心勢力在士大夫中，其反對佛學不過是理論上的討論，不像北方的殺和尚、毀廟宇那樣激烈，並且南方人的文化意識和民族意識也不如北方那樣的強，對外來學問取容納同化態度，認佛教學理和固有的玄學理論並沒有根本不同之處。換言之，南方佛學乃士大夫所能欣賞者，而北方的佛學則深入民間，着重儀式，所以其重心為宗教信仰。

到了隋唐，政治由分到合，佛教也是如此。本來南方佛教的來源，一為江南固有的，另一為關中洛陽人士因世亂流亡到南方而帶去的。北方佛教的來源，一為西北之“涼”的，一為東北之“燕”的。南方為玄學佔有之領域，而“涼”與“燕”則為漢代舊學殘存之地，佛教和普通文化一樣，也受其影響。但是自從北朝佔據山東以及淮水流域，有時移其人民，南方佛教也稍向北趨，又加以南方士大夫逃亡入北方的也不少，俱足以把南方佛學傳入北方。所以，北朝對佛學深有研究者多為逃亡的南方人。再其後，周武帝毀法，北方和尚因此頗多逃入南方；及毀法之事過去，乃學得南方佛學理論以歸。到了隋文帝，不僅其政治統一為南北文化融合之有利條件，並且文帝和煬帝俱信佛教，對佛學的統一都直接有很大的功勞。文帝在關、洛建廟，翻譯經典，曾三次詔天下有學問的和尚到京，應詔者南北都有。以後煬帝在洛陽、江都弘揚佛教，置備經典，招集僧人，而洛陽、江都間交通很發達，南北來往密切，已不像隋以前的樣子，這也是南北文化統一的主要因素。

就佛教本身説，隋唐的和尚是修行和理論並重。華嚴的“一真法界”本為其根本理論，可是其所謂“法界觀”，乃為禪法。天台宗也原是坐禪的一派，所尊奉的是《法華經》，它的理論也是坐禪法，所謂“法華三昧”是也。法相唯識，本為理論系統，但也有瑜伽觀行。禪宗雖重修行，但也有很精密的理論。凡此俱表明隋唐佛教已統一了南北，其最得力之口號是“破斥南北，禪義均弘”。天台固然如此，華嚴也可説相同。唐代大僧俱與南北有關。天台智者大師本為北人，後來南下受煬帝之優禮；唐玄奘在未出國前曾到過襄陽和四川，襄陽乃南方佛學的中心。菩提達摩本由南往北。三論宗的吉藏本為南人，後來隋文帝請他到北方，極受推崇。法照乃淨土宗大師之一，本為北人，也曾到過南邊。表面看，北方佛教重行為信仰，仍像舊日的情形，可是實在是深入了。這時仍同樣造佛像，建廟宇，勢力仍在平民，卻又非常着重理論，一時天台、華嚴諸宗論説繁密，競標異彩。南方的佛學，反而在表面上顯現消沉。卻是對後來的影響説，北方的華嚴、天台對宋元明思想的關係並不很大，而南方的禪宗則對宋元明文化思想的關係很大，特別關於理論，雖然它對理學並非起直接的作用，但自另一面看，確是非常重要。

再説國際性。隋唐時代，中國佛學的地位雖不及印度，但確只次於印度。並且當時中國乃亞洲中心，從國際上看，中國的佛教或比印度尤為重要。當時所謂佛教有已經中國化的，有仍保持印度原來精神的。但無論如何，主要僧人已經多為中國人，與在南北朝時最大的和尚是西域人或印度人全不相同。南朝末年的法朗是中國人，他的傳法弟子明法師是中國人，但是他最重要的弟子吉藏是安息人，為隋朝一代大師。隋唐天台智者大師是中國人，其弟子中有波若，乃是高麗人。唐法相宗大師玄奘是中國人，其弟子分二派：一派首領是窺基，于闐人；另一派首領是圓測，新羅人。華嚴智儼系出天水趙氏。弟子一為法藏，康居人，乃華嚴宗的最大大師；一為義湘，新羅人。凡此俱表示當時佛教已變成中國出產，不僅大師是中國人，思想也是中國化。至若外國人求法，往往來華，不一定去印度，如此唐朝西域多處的佛經有從中國翻譯過去的，西藏雖接近印度，而其地佛教也受當時中國影響。朝鮮、新羅完全把中國天台、華嚴、法相、禪宗搬了去。日本所謂古京六宗，是唐代中國的宗派。而其最早的兩個名僧，一是傳教大師最澄，一是弘法大師空海，其所傳所弘的都是中國佛教。所以到了隋唐，佛教已為中國的，有別開生面的中國理論，求佛法者都到中國來。

佛教到隋唐最盛。佛教的勢力所寄託，到此時也有轉變。因此接着談到它的自主性或獨立性。主要的是，這時佛學已不是中國文化的附屬分子，它已能自立門户，不再仰仗他力。漢代看佛學不過是九十六種道術之一；佛學在當時所以能夠流行，正因為它的性質近於道術。到了魏晉，佛學則倚傍着玄學傳播流行，雖則它給玄學不少的影響，可是它在當時能夠存在是靠着玄學，它只不過是玄學的附庸。漢朝的皇帝因信道術而信佛教，桓帝便是如此。晉及南朝的人則因欣賞玄學才信仰佛教。迨至隋唐，佛教已不必借皇帝和士大夫的提倡，便能繼續流行。佛教的組織，自己成為一個體系。佛教的勢力集中於寺院裏的和尚，和尚此時成為一般人信仰的中心，至於唐朝的皇帝，卻有的不信佛教。高祖僅僅因某種關係而中止毀滅佛教。唐太宗也不信佛教，雖然他非常敬愛玄奘，但曾勸過玄奘還俗。玄奘歸國後，着手翻譯佛經，要求太宗組織一個翻譯團體，太宗便拿官話搪塞玄奘，意思是你梵文很好，何須他人幫忙。據此，足見太宗對佛教的態度如何了。玄宗雖信佛教，可是信的是密宗，密宗似道教，實際上信道教才信佛教。唐朝士大夫信佛教的也不多，即有信者也對於佛學理論極少造詣。士大夫排斥佛教的漸多，且多為有力的分子。加以道教的成立，使陰陽五行的學者另組集團來反對佛教。儒教則因表現在政治上，和佛教無有很大關係。因之佛教倒能脱離其它聯繫，而自己獨立起來。另一方面，佛教這種不靠皇帝、士大夫，而成獨立的文化系統、自主的教會組織，也正為它的衰落的原因。即説佛教的中心僅集中於廟裏的和尚，則其影響外界便受限制。和尚們講的理論，當時士大夫對之不像魏晉玄學之熱衷；平民信仰佛教的雖多，然朝廷上下則每奉儒教，不以事佛為主要大事，這些實在都是盛極必衰的因子。本來佛學在中國的表現，一為理論，二為解除生死問題，三為表現詩文方面的佛教思想。可是到了向下衰落的時候，理論因其精微便行之不遠，只能關在廟裏；而生死問題的解決也變為迷信。這時只有在文學方面尚可資以作為詩文的材料，韓昌黎雖然排佛不遺餘力，倒嘗採取佛學材料作些詩文贈給和尚。

最後談到系統化。印度佛教理論，本來有派別的不同，而其傳到中國的經典，到唐代已甚多，其中理論亦復各異。為着要整理這些複雜不同的理論，唐代的佛學大師乃用判教的方法。這種辦法使佛教不同的派別、互異的經典得到系統的組織，各給一個相當地位。因此在隋唐才有大宗派成立。過去在南北朝只有學説上的學派(Sect)。例如六朝時稱信《成實論》者名成實師，稱信《涅盤》者名涅盤師。而唐朝則成立各宗，如天台、禪宗等等，每宗有自己的廟、自己的禁律，對於佛學理論有其自己的看法。此外每一宗派且各有自己的歷史，如禪宗尊達摩為祖宗，代代相傳，像《燈錄》裏所記載的。這也表明每派不僅有其理論上的特點，而且還有濃厚的宗派意識，各認自己一派為正宗。此種宗派意識，使唐朝佛教系統化，不僅學術上如此，簡直普及到一切方面。華嚴、天台、法相三宗，是唐朝最重要的派別。另一為禪宗，勢力極大。天台、華嚴不僅各有一套學理，並且各有一個全國性的教會組織，各有自己的譜系。華嚴、天台、法相三宗發達最早。華嚴上溯至北朝，天台成於隋。它們原來大體上可説是北統佛教的繼承者。禪宗則為南方佛學的表現，和魏晉玄學有密切關係，到中唐以後，才漸漸盛行起來。原來唐朝佛學的種種系統，雖具統一性，但是南北的分別，仍然有其象跡。唐朝前期佛學富北方的風味，後期則富南方風氣。北統傳下來的華嚴、天台，是中國佛學的表現；法相宗是印度的理論，其學説繁複，含義精密，為普通人所不易明瞭。南方的禪宗，則簡易直截，明心見性，重在覺悟，普通人都可以欣賞而加以模擬。所以天台、華嚴那種中國化的佛教行不通，而來自印度的法相宗也行不通，只有禪宗可以流行下去。禪宗不僅合於中國的理論，而且合乎中國的習慣。當初禪宗本須坐禪，到後來連坐禪也免去了。由此也可見，凡是印度性質多的佛教終必衰落，而中國性質多的佛教漸趨興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