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懋德

陸懋德生於1888年，去世於20世紀60年代。別號泳沂，字用儀，山東歷城人。少年時在山東高等學堂師從樸學大師姚永樸學習，1911年3月進入清華學堂，在美籍教師的指導下經過半年的學習，於6月23日至27日參加甄別考試，1911年8月與姜立夫、楊光弼等63人作為清廷的第三批赴美留學學生赴美學習。

陸懋德到美后先後在威斯康星大學和俄亥俄州立大學學習，在取得教育學學士和政治學碩士學位後，於1914年回國，歷任大總統府禮官，教育部視學和編審，華盛頓會議中國代表團成員，1919年前後任北京政法專科學校教授，1922年受聘清華學校，教授周秦哲學史，其講義於1923年以《周秦哲學史》為名出版。他還講授過中國文化史、中國哲學史、中國史，並開始給《學衡》雜誌撰文，成為學衡派的一員。

1923年，陸懋德與梅貽琦、趙元任、孟憲承擔任1925年秋新一屆校務會議的教員代表。1926年籌辦清華學校歷史系，並任系主任，同時兼任哲學系講師，講授中國哲學史，在國文學系講授中國政治書選讀。

從1926年10月份開始，陸懋德與吳亦、梁家義等人組織“讀經團”，並定期集合講學。“讀經團”的創辦與1923後期興起的復古讀經風潮有密切關係，1925年4月，章士釗就任教育總長，9月他在《甲寅週刊》發表《答適之》、《文理平議》兩文，反對白話文，積極鼓吹復古。而發起人梁家義，後加入的重要會員劉異等人都是《甲寅》的主要作者。以吳宓、陸懋德為主要成員的《學衡》，與《甲寅》有着密切的往來。1927年11月，陸懋德離開清華，到北平師範大學歷史系任教授，不久擔任歷史系主任，歷史學家黃現璠、陳述都曾在該校歷史系受教於他。陸懋德同時在北京大學女子師範學院、輔仁大學，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授考古學和上佔史等課程。1932年8月1日任北平師範大學事務委員會委員。1933年8月2日辭北平師範大學歷史系主任一職。1937年2月師大史學會創辦《歷史教育》雜誌，陸懋德與李飛生、齊思和等5人受聘為編審委員。9月隨北平師範大學西遷，先後至長沙和蘭州，歷任西安臨時大學、西北聯合大學、西北大學歷史系教授、系主任。

1938年7月至9月，西北聯合大學歷史系考古委員會在何士驥，周國亭的主持下組織了對張騫墓、樊噲墓等的調查和發掘，陸懋德、許壽裳等人蔘與了對張騫墓的發掘與研究工作。發現“博望侯印”封泥和綠釉陶器座等一批珍貴文物，並發表了《發掘張騫墓前石刻報告書》。

1939年，國立西北大學歷史系成立考古室，組織師生對漢中地區的文物古蹟進行調查。陸懋德先後發表了《漢中各縣諸葛武侯遺蹟考》和《漢中地區的史前文化》等論文。1940年初，在顧領剛主持下，陸懋德、呂思勉、何炳松、蒙文通等70餘人發起創辦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的《史學季刊》，第一卷第一期於1940年3月在成都由史學季刊社出版。

1944年，陝西省立師範專科學校成立，應校長郝耀東之邀，陸懋德任陝西省立師專史地科教授。主要講授中國上古史、中國中古史、考古學、歷史教材教法等課程。抗戰勝利後，隨北平師範大學遷回北京。

1949年後，陸懋德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授，並於1951年擔任了中國通史教學小組副組長，講授秦漢和魏晉南北朝史。解放初期與在燕京大學任教的日本著名考古學家鳥居龍藏多有交往。1959年調離北京師範大學，1960年代調往新成立的東北文史研究所任研究員，講授《左傳》。其後情況不詳。 ^[2-3] 

陸懋德一生著述豐碩，主要論著有如下幾種《甲骨文之歷史及其價値》、《由甲骨文考見商代之文化》、《中國上古銅兵考》、《瑚璉考》、《中國發現上古銅犁考》、《試答楊君紹首的殷周殉人問題》、《虢季子白盤的幾個問題》、《中國文化史》、《中國史學史》、《中國上古史》（1930年北京大學講義本；1940年西北大學增訂講義本）、《史學方法綱》、《美法民政之比較》、《周秦哲學史》、《戰後教育論》。

陸懋德所涉學術領域較多，包括中國哲學史、歷史學、考古學、法學等。他在近代哲學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其《周秦哲學史》曾獲得柳詒微高度評價。該書頗有與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一比高下的意思，在哲學史的意義、中國哲學之精神、先秦哲學的特點等有關哲學史的基本問題上均另立一説。陸懋德的不少論文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有的甚至有開創性意義。他的《中國發現上古銅犁考》則更是為青銅農器的研究開闢了道路。由於他精通英語、德語，且讀書甚廣，所以能準確理解艱深的西方史學理論著作並抉發其精微。因此，他關於史學理論的著述字數雖然不多，但以其質量佔據了一席之地。其著作最大的特點，是觀點新穎，材料豐富，古今中西無所不用。他的文章引證雖繁複，但以類相從，有條不紊，自然而然地引出符合邏輯的結論。

陸懋德的《史學方法大綱》的出版，有利地推動了當時一股反思近代史學思潮的發展。我們知道，儘管陸懋德《史學方法大綱》撰成於1937至1939年間，但出版於1945年。這時正值史學界醖釀着巨大變動的重要時刻。20世紀40年代，部分史學家紛紛對近百年史學發展情況作出總結，併力圖指出史學發展的前途。其中，如鄧嗣禹指出，實證主義學派和馬克思主義史學派“兩派應通力合作，為求信史，思想和史實應完美結合。”

陸懋德一生著述大致分為四類:一為中國哲學史方面的著述，如1923年京華印書局出版的《周秦哲學史》;二為史學理論及史學史方面的著述，如《史學方法大綱》和國立師範大學“中國史學史”課程的講義;三為中國上古史方面的論述，這方面的成果相對較多，除1945年西北師範學院史地學會印製的《中國上古史》外，還有大量登載在《清華學報》和《學衡》等刊物上的學術文章，如《中國第一篇古史之時代考》(《清華學報》1924年第1卷第2期)等;四為中國文化史方面的研究，如連載在(學衡)雜誌上的(中國文化史)的部分章節。

他的《周秦哲學史》被認為是最早對胡適的哲學體系提出挑戰的重要學術著作，陸懋德首次提出並實踐了文化史的理論。他曾參與《古史辨》論戰，他的《評顧頡剛古史辨》一文注重理論研究，其中肯的評價為人稱道，被廣泛引用。從1949年開始他參與了古史分期問題的討論，試圖融入新的話語體系。他還曾創辦清華學校歷史系。

1911年8月他與姜立夫、楊光弼等63人作為清廷的第三批赴美留學學生赴美學習，獲威斯康星大學文學學士及俄亥俄州立大學政治學碩士學位。歷任清華大學師範學院、西北師範學院教授。1937年起歷任西安臨時大學、西北聯合大學、西北大學歷史系教授、系主任。1944年，陝西省立師範專科學校成立，應校長郝耀東教授之邀，任陝西省立師專史地科教授。 陸懋德教授主要講授中國上古史、中國中古史、考古學、歷史教材教法等課程。

“顧氏（顧頡剛）之説出後，辯駁者有之，譏笑者有之，從而讚許者亦有之，然辨論最精者，無過於陸懋德。”陸懋德提出的考古材料與傳世文獻並重的觀點，是以二者各自存在優缺點為基礎，結合不同歷史時期的材料特點而提出的一種史料觀。陸懋德史料觀具有很高的理論價值，故在當時得到了部分學者的贊同，而且看來對於先秦歷史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是由於種種原因，他的這種史料觀連同在其指導下從事的具體歷史的考證，都沒有得到當前學者應有的客觀評價。這隻能説明當前近代史學史研究尚存在很多空白，而非這些理論觀點沒有時代價值和現實意義。

陸懋德著述中有很多獨到見解，體現了當時相關領域取得的最高水平，故獲得時人的讚賞。齊思和在評價《史學方法大綱》時認為“國人自著史學概論史學方法一類的書也不少，其中以陸憋德先生的《史學方法大綱》一書為最精。”

又如《周秦哲學史》，柳詒微認為“徵引詳贍，斷制多當，”“陸氏自謂議論必求其平，全書頗能副此宗旨。”

1949年以後，新中國政府十分重視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唯物史觀得以迅速建立了其權威地位。陸懋德的史學思想也開始變化。在1949年12月發表的《中國發現之上古銅犁考》一文中，陸懋德指出，“西周本是吾國奴隸社會的經濟最盛之時代。”而在此前的《中國上古史》中，他雖然提及了奴隸，但是並不承認存在奴隸社會，認為商民族之政治仍是城邦政治。但是，對唯物史觀的引用並不表示他接受馬克思主義。此時，則明顯接受了五種社會形態説。 ^[4-5] 

陸懋德關於史學“無所謂中西，但取其長而求其是”的觀點，主要表現在他對中國古代史學方法成就的評述上。在他看來，中國史學發展悠久，有着輝煌的成就。自《尚書》起，中國史學進人了重要的發展階段。在春秋戰國時代，第一部私人撰述的史著《春秋》出現，它“以政治的眼光判斷各種問題”，“這自為上古史學中一大進步。

陸懋德這一治史主張並不是空穴來風，而是對前人認識的一種深化。20世紀初，王國維曾提出:“中西二學，盛則俱盛，衰則俱衰，風氣既開，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講今日之學，未有西學不興，而中學能興者;亦未有中學不興，而西學能興者。特餘謂中學，非世之君子所謂中學;所謂西學，非今日學校所授之西學而已。治《毛詩》《爾雅》者，不能不通天文博物諸學，而治博物學者，苟質以《詩》《騷》草木之名狀而不知焉，則此學固未為善。”如果將王國維這一史學無中西論與上述的陸懋德治史主張作一比較，其中不難發現有諸多相通之處，二者都主張史學無中西之分，強調互相促進，共同發展。但二人又有一些區別，即陸懋德不僅以古代史學方法合乎現代治史精神的翔實事例驗證了中西史學有共通性這一特點，而且還在於他提出“取其長而求其是”這一史學發展原則。今天，雖然憑公佈的相關材料很難發現陸愚德是否直接受到王國維啓發的線索，但可以説明的是，王國維的史學中西論草創在前，陸懋德的再發展在後。王國維提出史學無中西論是在1911年，而此時陸懋德正赴美國留學，至於其明確提出這一治學宗旨則更晚，是在1945年。從這層意義上來説，陸懋德史學“無所謂中西，取其長而求其是”的觀點是對王國維史學無中西論的一種發展。

陸懋德關於史學“無所謂中西，但取其長而求其是”的觀點，既看到中國古代史學的優點和缺點，又指出了中西史學的聯繫和區別，這就避免了二者的優劣比較，進而為中西史學的交融提供了一種可供選 擇的途徑。但是陸I德這種治史宗旨的實踐僅僅是剛剛起步，其對中西史學理論的比較亦只是停留在 史學方法上，對中國史學理論的獨特價值的挖掘還遠遠不夠，並且由於他對中國古代歷史理論價值的重 視不足，對中西曆史理論的比較也就基本上沒有涉及。

自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來，人們發掘了大量的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的器物和遺蹟、殷商時代的甲骨文，對上古史研究提供了較為豐富的實物資料和文字材料。如何看待這些地下發掘出來的新材料?陸懋德指出，“凡作史須以蒐集材料為先，而材料則有同時代的與非同時代的之分別。公羊傳哀公十四年論孔子作春秋史料，有‘所見’‘所聞’‘所傳聞’之不同。與此正合。上古尚無紀載，吾人慾求其伺時代之史料，自當以發現地下實物為要。"然而 ， 既 有大量的考古出土實物，又有豐富的傳世文獻，具體歷史研究又要如何處理二者的關係呢?陸懋德通過分析指出，對於文獻材料與考古材料都不能一味地加以偏重。以傳世文獻為例，其很多內容還需進一步的考證。譬如(尚書·堯典)，陸悠德根據文法句法，“覺其淺顯易讀，且不似夏商時代之著作，即如謂其周初著作，亦不相似;’又根據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及鐘鼎文多有十三月或閏月的名詞，而《堯典》中亦有閏月之名詞，從而最終斷定《堯典》“皆非堯舜時期著作”，“大約為週末人所修。然而《堯典》的真偽是一問題，而堯舜的有無又是另一問題，其“依然為考古學上之問題，當與禹之有無同一解決，是當有待於地下之發掘而後能斷定者也。"

又如陸懋德考證(史記·三代世表)，認為“餘昔年頗疑《史記·殷本紀》所記殷代帝王多不見於《書經》。然據現時地下發見之殷墟甲骨文字，餘又頗能證明湯之祖先子孫，與《史記·殷本紀》所載大半相合。此見太史公作《殷本紀》並非偽造也。蓋(史記)於三代世系必根據王家所藏之歷代碟記，故為可信。然非發現地下之甲骨文字，餘亦不能證明《殷本紀》之為可信也。推之《夏本紀》或亦如是，但惜至今尚無所發現以證明之耳。"正確的態度，陸懋德認為:“於春秋以前之史料，僅以(詩)、(書)、甲骨文、鐘鼎文為主，春秋以後之史料，則以左傳國語國策為主，以求不失謹嚴之義。"換言之，陸懋德主張在文獻記載缺乏的時代，古史研究應兼重考古材料和傳世文獻；而在傳世文獻較為豐富的情況下，應以文獻資料為主，同時又要重視考古材料的作用。

20 世紀 前 半期，在實證主義理論占主導地位的史學界，對歷史解釋問題大多采取漠視，或是根本排斥的態度。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陸懋德作為深受西方實證主義理論影響的一名學者，對此卻勇於提出自己的獨到觀點，而且在《史學方法大綱》中花費了大量的筆墨，這在當時是比較少見的，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至於陸氏論點，最不容忽略的，是在‘史學’的界定中抬高歷史解釋身價，以之和一般專業史學研究者特重的歷史考證平起平坐。成於1945年尾的《史學方法大綱》長八萬言，分五篇，(論解釋)一篇所落筆墨(29頁)幾乎和《論考證》者(31頁)相等，就非史觀派的方法論而言，實屬史無前例。" 在陸懋德看來，歷史解釋是歷史學中必不可少的環節。其內涵是指“解釋史事之原因、變化、與結果，及其與未來之關係。”“在西語謂之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即謂‘歷史的解釋’，吾國所謂·史論’，日人所謂‘史觀’，皆是此意。"它主要有四個方面的特點:其一，歷史解釋並不是只停留在就事論事的層次，解釋歷史之最要的途徑，即是推求其原因與結果。"換言之，診釋歷史事實要站在探求其因果關係、把握歷史發展趨勢的角度上。其二，歷史解釋必須與其他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相結合，根據其他學科的原理、方法對歷史事實進行解讀。其三，歷史解釋不是一種主觀的解釋，而是一種以史事證據為依據進行的客觀的解釋。它在性質上與不顧歷史事實、隨意曲解歷史的主觀的解釋不同，“解釋歷史最忌先有成見，及由成見以誤會史事，及曲解史事。"其四，歷史解釋是以人的主觀看法為基點，對歷史事實進行解釋，故具有一定的主觀性。“蓋考證固為客觀的工作，而解釋則不能不多少帶主觀的彩色，此實為無可如何之事。”同時 ， 歷史 解釋的內涵又不是固定不變的。在西方，史觀先後經歷了神話的解釋、天道的解釋及哲學的解釋三個階段。19世紀，哲學的解釋主要有三種方式:“惟心的解釋”、“惟物的解釋”與“經濟的解釋”。

陸懋德認為，不能偏重物質的解釋和心理的解釋中的任何一項，二者應“當參用而不可偏用”。這種綜合物質和心理的解釋觀點，並不是指綜合各種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研究結果來從事歷史事實的解讀。確切地説，這種解釋是指利用各種社會科學以及自然科學的原理和方法，結合物質和心理兩個方面來解釋歷史變化、發展的過程。就淵源而言，陸懋德的這種史觀來自於紹特維爾。

但應指出的是，陸懋德對馬克思主義史學關於心理與物質關係的認識，存在諸多誤解之處。根據唯物史觀，物質決定精神，精神又有相‘對獨立性，可以反作用於物質。而陸懋德顯然誤認為馬克思主義史學是將物質與精神割裂開來，並只強調了經濟的第一性而抹殺意識的作用。

在上述史料觀指導下，陸懋德批判了當時較為流行的顧頡剛等人的古史觀。20世紀20年代，顧頡剛提出的“古史層累地造成説”引起了學術界的極大反響，形成了後世學者傳誦的古史辨運動。陸懋德積極參與了這場運動，並指出了顧領剛學説內在的理論缺陷，“在西國，凡研究上古史事，純為考古學家之責任。歷史學家不必皆是考古學家，故作上古史者必須借用考古學家所得之證據。今顧君僅作文字上之推求，故難得圓滿之結果。"在他看來，“上古史事因文字不詳之關係，往往不見於記載而可徵於器物”“上古事蹟本無史冊記載，全憑器物證明”，因此如果一味憑藉文字資料，“未必盡合於科學的史學方法矣。"進而對顧領剛提出了自己的建議，“顧君所標之治史方法雖極精確，然如堯、舜、禹等均為歷史前(Pre一historic)的人物，終當待地下之發掘以定真偽，實不能僅憑書本字面之推求而定其有無者也。餘甚願顧君能用其方法以治周以後之史事，則其廓清之功有益於學界者必大於此矣。"他的這種觀點得到了金毓獻的讚賞，認為“古書不可輕信，亦不可輕疑，專從故紙堆中，搜求證據，考論古史，固難斷其真偽，即從地下發見之簡古文字，片斷記載，據以判斷古史，亦易陷於謬誤。如陸氏所論(史記)三代世系，必根據王家所藏之歷代碟記，由殷墟甲骨文字，而可證明其非偽造，此真為卓識偉論，為諸家所不及，持此義以論史，鮮有陷於謬誤者矣。"

1926年4月26日召開了清華評議會。會議議決:大學部設立17個學系，其中11個系先行設立專修課程，4個系暫不設立專修課程，2個系僅設普通課程。4月29日召開第三次教授會議，各系教員在教授中選舉各系主任，任期二年。陸懋德當選為歷史系主任。 陸懋德當選為系主任與他積極參與校務是分不開的。另外他學習教育學的背景，及此前發表的《甲骨文歷史及其價值》《中國上古石器圖説》《中國文化史》等學術價值較高的論文也提高了他的聲望。

從1922年起清華教師就開始爭取參與校政，試圖擺脱清華董事會的控制和校長負責制的領導模式，實現由教授治校。陸懋德着手從法理上尋找依據，他在1924年發表《從法律上觀察清華董事會問題》一文，從法律角度解釋國立機構的法人為國家，董事會的任務只是籌款，而清華學校的經費由國庫直接支出(美國所退庚款)，因此清華沒有設立董事會的必要。他曾在《清華教育與德漠客拉西》一文中談及他多次與學校當局及校長曹雲祥討論“清華之組織及教育”，他主張以德漠客拉西主義(民主)訓練學生，以培養共和國民之人格。

1925年外交部通過的《北京清華大學部暫行章程》規定設置校務會議，除校長、各科主任外，由教授互推4人及校長選派職員2人組成。1925年秋的新校務會議，陸懋德與梅貽琦、趙元任、孟憲承被選為教員代表，這增加了他在參加校務改革等工作中的發言權。例如，他認為系主任應由本系教授推舉而產生，以學力為重，不能由校長任命。顯然後來系主任的產生方式與陸懋德的意見相符。陸懋德在清華除了參與校務工作外，還積極參加教學和學術活動，例如，不再使用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改用自編講義，即後來的《周秦哲學史》。

在建系初期，清華歷史系碰到了和其他大學初建時類似的情況，雖然開設了許多課程，但因師資不足，所開課程尚未達到1913年1月教育部公佈的《大學規程》的規定。不過歷史系已初具規模，作為首任系主任的陸懋德，對歷史系的課程設置和學科發展做出了規劃，為後來的發展壯大奠定了基礎。

可以看出，陸懋德之後的歷史系在蔣廷黻等人的主持下課程雖然有所變化，但他們對清華歷史系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以前人的計劃為基礎的。清華適應時代要求的史學課程體系快速而又穩健地建立起來，並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發展迅速，並在推進現代中國新史學的研究與培養史學人才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這一切與陸懋德為此作出的前期努力是分不開的。

1923年12月，陸懋德在清華學校華員公會演講，題目為《甲骨文之歷史及其價値》，後發表在12月21日第299期的《清華週刊》，隨後被12月25日的《晨報副刊》轉載。他在文中首次提出了“甲骨文”這一名稱，並被學界廣泛接受。 ^[6]  在此之前，對出土的殷墟甲骨稱呼不一，學者們或“按甲骨質料命名”，稱為“龜”，“龜甲”或“龜甲獸骨”:或“按文字書寫方法命名”，稱“契文”、“殷契”、“書契”;或按“按甲骨文的用途命名”，稱殷墟甲骨文為“貞卜文字”、“貞卜文’，“卜辭”;或“按甲骨文的出土地命名“，稱為“殷墟文字”或“將質料與文字結合起來命名”，由“龜版文”、“骨刻文”到“龜甲獸骨文字”。這些命名都不能準確反映甲骨文的本質和特徵。而“甲骨文”則被認為是最簡潔準確的稱呼，它既包含了卜用龜甲和甲骨上的文字，又包含了非卜用龜甲和甲骨上的文字。既有卜辭，又有記事刻辭:此外，無論甲.骨上的契刻文字，還是朱書.墨書，都是甲骨文的一部份內容。甲骨文專指龜骨上的文字，可將它與陶、石、骨、蚌、玉、銅器上的文字區別開來。因此胡厚宣指出“一切的名稱，都不如叫‘甲骨文’或‘甲骨文字’，比較恰當”。 ^[7]  以後，“甲骨文”這一名稱被學術界普遍接受:如1924年容庚的《甲骨文之發現及其考釋》，1925年王國維在《最近二三十年中國新發現之學問》一文中介紹了“殷墟甲骨文字及其書目”，而此前他使用的名稱是“卜辭”、“殷墟文字”等，如《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歌壽堂所藏殷虛文字》，1930年董作賓的《甲骨文研究之擴大》，1931年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都以甲骨文命名其書或其文。王宇信指出，從有關甲骨文命名種種可以看出“甲骨文命名與甲骨學的研究是密切相關的，即有一個由知之不多，只涉及表面，到逐漸深入，由表及裏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陸懋德所做出的貢獻是應予以肯定的 。

他的《中國上古史》於1941年獲民國政府教育部著作發明三等獎。他是中國現代法學的開創者之一。他的《周秦哲學史》被認為是最早對胡適的哲學 體系提出挑戰的重要學術著作，陸懋德首次提出並實踐了文化史的理論。他曾參與《古史辨》論戰，他 的《評顧頡剛古史辨》一文注重理論研究，其中肯的評價為人稱道，被廣泛引用。

陸懋德在北平師範大學講授史學史時，著有《中國史學史》講義，所知中國較早的以“史學史”命名的著作。他被金毓黻稱為“古史名家”，在上古史領域做出了開拓性的工作。他還是中國研究青銅農具的先驅，為以後的學者進行此類研究奠定了基礎，同時他也是中國較早進行史前史研究的專家。

總之 ， 陸懋德以“無所謂中西，取其長而求其是”觀點為治史宗旨，以考古史料與文獻材料並重的史料觀審查、檢驗史料的真實性，用物質和心理的解釋“二者當參用而不可偏用”的觀點來解釋歷史變化、發展的過程，進而構建了自身的史學理論體系。陸懋德的這種史學理論體系，是他在繼承前人成果與反思當時中國史學發展狀況的過程中形成的，帶有較強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對近代史學理論的發展有一定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