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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毓黻
鎖定
金毓黻(1887年7月19日
[23]
-1962年8月3日
[33]
),原名毓璽,一名玉甫,字謹庵(又字靜庵),別號千華山民,室號靜晤,
[2]
遼寧遼陽燈塔市後八家子村人,漢軍正紅旗人,
[23]
中國近現代著名歷史學家。
[1]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畢業於遼陽啓化學堂,後入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學習。民國二年(1913年)入北京大學文科。民國十九年(1930年),任遼寧省政府秘書長、東北大學史地教授。民國二十年(1931年),任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廳長。九·一八事變後被迫出任偽職,先後擔任奉天公署參事官、奉天圖書館館長、奉天通志館主纂。後經蔡元培介紹,任中央大學史學教授,後兼系主任。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發起成立中國史學會。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任國史館纂修、瀋陽博物館籌委會主任。1949年,任北京大學、輔仁大學教授。1952年起,任中科院歷史所第三研究所研究員。1962年8月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5歲。
- 逝世日期
- 1962年8月3日
- 逝世地
- 北京 [47]
- 主要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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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起成立中國史學會
東北史研究的開拓者和主要奠基人 [37] - 主要作品
- 《渤海國志長編》《中國史學史》《東北通史》《宋遼金史》
- 本 名
- 金毓璽
- 畢業院校
- 北京大學
金毓黻人物生平
金毓黻早年經歷
光緒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1887年7月19日),金毓黻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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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毓黻六歲入私塾,十六歲時,家資不濟,因改習商業。習商四載,未嘗一日廢書,遍讀《三魚堂記》《正誼堂全書》《困勉錄》《松陽講義》《三魚堂日記》以及《聰言》等地理書,並漸受陸隴其思想的影響。
[31]
金毓黻任職東北
民國五年(1916年),金毓黻於北京大學畢業。畢業後返回東北,其後任瀋陽文學專門學校等校教員。民國九年(1920年)10月,金毓黻至齊齊哈爾任黑龍江省教育廳科長,從這一年起,金毓黻開始寫《靜晤室日記》。
民國十三年(1924年),是金毓黻《遼東文獻徵略》草創階段,當時並未正式編纂,至遲到民國十四年(1925年)12月才開始正式編纂。
[41]
民國十四年(1925年),金毓黻任奉天省議會秘書。
[46]
12月11日,金毓黻擬於《遼東文獻徵略》殺青後,輯《遼東文徵》一書。
[41]
民國二十年(1931年)3月,金毓黻受聘為瀋陽東北大學大學委員會委員。5月,任遼寧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廳長。9月,“九一八事變”爆發,金毓黻在遼寧遭到日軍軟禁,因其在東北地區的名望,日軍希望金毓黻能夠協助日人辦事,都被金毓黻一一拒絕。
[40]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1月,金毓黻隨臧式毅赴日本。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至次年,金毓黻三次至日本搜訪材料,也結識了諸如白鳥庫吉、稻葉君山、內藤湖南等日本學者,這個時期出版了一系列關於東北史的著作,成為金毓黻學術研究的起步期。
[40]
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4月,金毓黻第三次赴日本。
[40]
7月,為擺脱日本控制,金毓黻借訪日之機,化名逃往上海。經蔡元培、傅斯年、翁文灝介紹,受聘為行政院參議、教育部特約編輯、中央大學教授等職。同年9月起,金毓黻一邊着手編寫東北史講義,一邊開始在中央大學歷史系講授東北史。
[25]
到達當時的首都南京後,金毓黻進入了他人生的新階段,致力於教學與研究工作。
[38]
金毓黻輾轉後方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5月,金毓黻任安徽省政府委員兼秘書長。7月,全面抗戰爆發,中央大學和東北大學分別遷校四川沙坪壩與三台,金毓黻在兩校均有職務。
[40]
11月辭職赴重慶。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春,金毓黻任中央大學史學系教授兼歷史系主任(時中央大學已遷重慶)。11月始撰宋、遼、金史講疏。
[25]
這一期間金毓黻在兩校分別講授中國史學史和東北史的課程,形成了《中國史學史》《東北通史》兩部代表性著作。
[40]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金毓黻在川北三台東北大學主持東北史地經濟研究室。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2月,因《宋遼金史講義》簡略,決定重新整理修改,更名為《宋遼金史綱要》,分為上、中、下三編。
[38]
3月,應邀任國史館籌備委員會顧問。是年寫成《東北通史》上編。
[25]
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春,金毓黻與李濟、傅斯年發起組織中國史學會。秋,兼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部學校教授。同年將其所藏東北文獻資料編成《東北文獻零拾》和《遼海書徵》各6卷及《東北古印鈎沉》1冊,作為東北大學叢書出版。
[25]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八一五”抗日戰爭勝利後,經國民黨政府監察院副院長劉尚清的推薦任監察委員,金毓黻仍在中央大學任教。9月6日,應國民黨政府教育部之聘為東北教育復員輔導委員會委員,在部開第一次會議。同年10月19日任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委員。
[25]
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4月26日,金毓黻由重慶飛南京。同年夏回到東北,參加“東北視察團”工作。8月編成《宋遼金史》,被列入大學叢書。返回東北後,金毓黻開始第三個時期的學術研究。一是受教育部之命,籌備“瀋陽博物館”的建設,後執教東北大學史學系,並於東北圖書館整理明清內閣檔案,編成《明清內閣大庫史料》。
[40]
民國三十五年(1947年)2月,金毓黻辭去監察委員及中央大學教授職務,改任國史館纂修。同年4月,國民黨政府教育部聘其為瀋陽博物館籌備委員會主任兼東北大學歷史系教授。在此期間,金毓黻繼續致力於東北文獻資料的甄擇選錄工作。整理東北圖書館所藏清室內閣大庫的明清檔案,將明代天啓、崇禎兩代內外各官署奏稿、折貼輯成《明清內閣大庫史料》第一輯共525件。
[25]
金毓黻建國之後
1952年,全國實行大學院系調整,金毓黻被調到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任研究員,負責蒐集整理地震史料,又參加中國近代史資料第三編《太平天國資料》的編輯工作。
1955年,內蒙古赤峯縣發掘遼墓,出土文物甚豐,金毓黻十分重視,親自前往考察,並於次年《考古通訊》第4期發表《略論近期出土的遼國曆史文物》一文。1956年,金毓黻編成《中國地震年表》2冊,由科學出版社出版。
[25]
金毓黻主要影響
金毓黻遼金史
- 遼金史料
①《遼史》研究
金毓黻非常重視史學參考書的蒐集和作用。他曾言:“治史學非多讀書不可,近治遼史,頗感參考書不足,至各校館覓之,亦不能得,姑就所得以為比次而已。”
[3]
此“所得”有百衲本、乾隆時殿本、明朝時監本和川版《遼史》。通過研讀比較,金毓黻認為《遼史》以百衲本為最善。
對於《遼史》編修的見解,金毓黻十分認同馮家昇《遼史源流考》中的觀點,對《遼史》中各部分的來源都有論述。比如:“《遼史》一書是雜掇諸書而成,《本紀》之文多據遼諸帝實錄,《列傳》之文亦多本舊史,至諸《志》則採於宋人之作頗多,且彼此雜揉殊乏條理。”
[4]
如,《遼史·百官志》中南北面官之説多與《亡遼錄》中所言類同。又如,《遼史·兵衞志》記:“遼親王大臣,體國如家,征伐之際,往往置私甲以從王事。大者千餘騎,小者數百人,著籍皇府。國有戎政,量借三五千騎,常留餘兵為部族根本。太子軍、偉王軍、永康王軍、于越王軍、麻荅軍、五押軍。”金毓黻認為此是抄於《宋史·宋琪傳》所記:“量分借得三五千騎。述律常留餘兵為部族根本。其諸大首領有太子、偉王、永康、南北王、于越、麻答、五押等。于越,謂其國舅也。大者千餘騎,次者數百騎,皆私甲也。”與此相類者非此一處。
金毓黻雖然認為“《遼史》抄襲宋人成著者甚多,而多不得其解,不必一一求通”,
[5]
然“《遼史》雖病疏略,然其善處亦不少也”。
[6]
《遼史》之中,以《本紀》最為金毓黻推崇。他曾言:“餘細檢《遼史·本紀》,除上舉數事之外,無一誤者,可知其所據之底本確為遼史官之所記。且本紀所記詳於本傳,故考遼代事者,不可不詳讀本紀。”
[7]
②《金史》研究
遼朝歷史雖然比金朝要長一百年,然從中華書局校點本看,《遼史》僅存五本,《金史》則有八本。《金史》能得以比較完整的留存,明末清初政治家孫承澤在《春明夢餘錄》中認為是得王鶚與元好問二人之力。金毓黻贊同此説,並認為劉祁所著《歸潛志》中所載金朝之事亦是詳細,“是故金史之不亡,三人之力,而(王)鶚創始之功為巨,又不能置劉祁而不數也”。
[8]
經金毓黻考證,《金史》雖多據《實錄》而成,亦多取自元好問的《壬辰雜編》、《中州集》和劉祁的《歸潛志》。此外,南宋陳元靚所著《事林廣記》也多有可補《金史》不足之處。但總的來説,對一些史實的記載《金史》還是較其他史書更為詳細與可信。如《金史》對愛王謀反一事的記載就比《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大金國志》更為可信。此外,《金史》《遼史》還可互證以補不足。《遼史·張琳傳》載,張琳卒於金人未破燕京之前;而《金史·左企弓傳》載:“太祖駐蹕燕京城南……遼致仕宰相張琳進上降表”,可知張琳當時尚且在世。金毓黻認為:《遼史》因張琳年事已高就言其卒,是省略而言,並未確認;而張琳降金一事,遼史也並未記載。
因為《遼史》極為簡略,金毓黻曾言:“幸得元人收拾殘叢,撰成專史,否則一依明人之見,鄙夷而不屑詳述,則遼代君若臣之事蹟及其典章制度,早委諸荒煙蔓草而不可考矣”。
[10]
言語中透露出對《遼史》草草編修的無奈以及對《遼史》得以殘存的欣慰。為補官修史書之闕遺,金毓黻在私修的遼金史書的價值與真偽鑑定上也做了大量工作,《契丹國志》《大金國志》《遼史拾遺》《遼小史》《資治通鑑》等都在金毓黻品評範圍之內,此類史書多為後人綜輯。
[48]
金毓黻在《靜晤室日記》中記載,《契丹國志》多抄襲於宋琪的《平燕十冊》、史願的《亡遼錄》、洪皓的《松漠紀聞》以及《五代史記》《資治通鑑》《續資治通鑑長編》等多種著作。例如,其二十六卷《諸蕃記》抄於《松漠紀聞》,其二十二卷《四京本末》之上京條抄於許亢宗之《宣和乙巳奉使金國行程錄》所記來州以東的情景,其南京條亦是抄於《宣和乙巳奉使金國行程錄》所記燕山府之語。金毓黻對三種版本的《契丹國志》中的四捲進行校正。此外,《契丹國志》中所記遼諸帝年月舛誤極多,且《契丹國志》所記內容與《遼史》多有不合。金毓黻考證後認為《契丹國志》“不如《遼史》遠甚”,
[11]
但也並非一無是處,其中亦有“為《遼史》所無者”。
[11]
如《契丹國志》記載金太祖完顏阿骨打卒於保大三年,而《遼史》誤為保大四年;又如,《遼史》中松州城的地理位置不詳,僅有“中京正北八十里至松山館”一句,
[12]
而《契丹國志·富鄭公行程錄》載:“自中京正北八十里至臨都館,又四十里至官窯館,又七十里至松山館”,更為詳正。類似此四例者,不勝枚舉。
《大金國志》經金毓黻考證認為,它多采於元好問的《中州集》《壬辰雜編》等書,作者為元代人而“依託懋昭之名”,
[13]
“視契丹國志為勝,亦有可補金史之闕佚者,故考古者重之”。
[13]
金人王寂所撰《遼東行部志》雖僅寥寥數篇,在金毓黻看來可用以與《遼史》、《金史》互證。洪皓的《松漠紀聞》對於金毓黻而言,更是“所記金源軼事,為正史所不載者,宜將全書細心讀之。”
[14]
其他如明人楊循吉的《遼小史》、宋人司馬光的《資治通鑑》、近人繆荃蓀所撰《全遼文》等等,金毓黻都加以比較、品評,指出其可取之處。這樣的工作量,非史學功底紮實、治學嚴謹耐心而又刻苦勤勉之人不可為,足見金毓黻的大家學術風範;而辨別史書之真偽優劣,則是裨益後學、功德無量之舉。
[48]
- 政治制度
遼、金為少數民族政權,其制度雖多效仿中原漢族王朝,但也帶有自身的民族特點。這對於任何一個研究遼金史的學者而言都不容忽視,金毓黻對此也十分重視。例如,他對遼代最重要的政治制度——南北面官制度做了深入研究。他首先肯定了“以北樞密院治契丹,南樞密院治漢人”的二元體制,並將其與前朝錄尚書事、宋朝領三省事列為一例,都是政府重心。南面官中雖設有大丞相及左右丞相,但都是虛位,權力主要集中於南院樞密使手裏;實際上是北、南樞密院分掌北、南之軍政大權,且北樞密院權力更高。他認為遼朝是樞密使位於百官之上,北面官中的北、南二府宰相也應居北院樞密使之下,但《遼史·百官志》卻將宰相列於樞密使之上,不為妥當。為了能更明確北面官制中各機構的職能,金毓黻還以清代官制加以比較,如將北樞密院比為軍機處,掌軍國大政;北、南二宰相府則比為吏、户二部;北宣徽使則如內務府與工部;大惕隱司又如宗人府;夷離畢院則如刑部及都察院;另有大林牙院有如翰林院;敵烈麻都司如禮部。
[15]
通檢、推排之制是金朝的重要的户籍制度,前者始於金世宗大定四年,後者始於大定十五年九月。起初二者概念略有不同,但世宗之後已無區別。二者所檢之對象都為物力,而物力之範圍無明確劃定。據金毓黻考證,世宗時期物力尚包括土地、奴婢、牛具以及積粟浮財等;到了金章宗明昌初年則有“命民之物力與地土通推者”之語,
[16]
即此時物力已不包含土地;而到了泰和二年時,又有“既問人户浮財物力”之言,
[16]
可見此時浮財也已不在物力之內。
遼金時期的橫宣使、橫賜使之稱見於鄭麟趾的《高麗史》之中,卻並不見於《遼史》之中,《金史》之中也只有橫賜之稱。日本學者稻葉君山的《契丹橫賜、橫宣之名稱》一文對這兩個稱謂有所研究,認為“橫”字義同橫帳之“橫”而“橫”又同“潢”;認為橫宣、橫賜之稱源於契丹國主的橫帳,為敕宣、敕賜之義。金毓黻質疑這種觀點,“若如稻葉氏所釋,則為鑿之使深,強作解人,恐與原義不合,餘不敢曲從也”。
[17]
據金毓黻考證,橫賜一説,已見於唐代,是為契丹所襲用。宋朝避諱橫字而將“橫”改為“泛”;而契丹之所以有橫使、橫賜、橫宣之稱,乃是“以別異於與國”。
[18]
- 歷史地理
金毓黻十分重視地理與歷史治學的結合。曾言:“研史者不明地理,則郡邑之分合,山川之向背,民族之分佈,户口之耗息,物產之豐絀,人文之變化,皆不能曲證旁通,究其原委。由是言之,與歷史關係最密者,舍地理其誰屬”,
[19]
同時認為研究東北地理,“遼、金二史宜取其全部讀之,而《地理志》尤要,一字不可忽略。”
[14]
他在《東北通史》中就對遼上京臨潢府、中京大定府及金上京會寧府等地進行過考證,在《宋遼金史》中也曾着重論述過遼朝所佔據的幽雲地區,認為幽雲十六州之外,平州、營州、易州也都為遼朝所據。
[20]
金毓黻對遼金歷史地理研究的重要貢獻,還在於他對某些地域的位置、歸屬及名稱的來歷變遷等問題的重新考證,而不盲從前人。在《東北通史》中,他結合宋人胡三省《資治通鑑音注》與日本學者箭內亙的考證,對耶律阿保機所居“漢城”之説的位置重新研究,認為漢城應在灤河上源、檀州西北、炭山東南之地,對姚從吾的考證予以辨駁。關於契丹滅渤海國之時曾圍攻的“忽汗城”,據宋人記載為扶余府,但經金毓黻考證應為上京龍泉府或為中京顯德府。關於遼陽故城遼州、瀋州諸地的歸屬問題,金毓黻結合對數史的考證,認為應在遼東南部,而不屬於渤海國。類似地,他還對《遼史·太祖紀》所記“太祖所崩行宮在扶余城西南兩河之間”的“兩河之間”為何地進行了考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除此之外,在《靜晤室日記》中,他還結合多種史籍之記載,對遼代通州、寧江州、冷山、顯州、木葉山等地準確地理位置的考證,都是前人考證有誤或未深入研究之問題。
- 歷史人物
由於語言的不同,契丹、女真上層統治者往往會同時有一個漢名和一個契丹或女真名,甚至有一人多名的情況。這在各類史書中不勝枚舉,甚至在同一史書中也會出現一人多名,這往往給研究者帶來困擾。此外,由於遼金史籍的簡略、殘缺,一些人往往只見名而不見傳。因此對遼金歷史人物進行考證也是必要的,金毓黻在這方面也付出了很多心血。
[48]
金毓黻對遼代人物的研究,首先涉及遼朝皇族的名號和諡號。遼穆宗耶律璟改名為“明”的原因,錢大昕在《二十二史考異》中認為:“當是後周避廟諱更改”,但金毓黻發現穆宗改名為“明”在遼朝已出現,遼慶陵哀冊中對此有明確説明,並非後來史書所改。他還對《遼史·營衞志》所載“孝文皇太弟有敦睦宮”之中的孝文皇太弟為何人、西遼耶律大石的號“葛兒罕”等問題進行了考證,給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釋。此外,金毓黻對一人多名的情況進行了考證。例如,他認定《冊府元龜》所記“附得東丹王堂兄京尹污整書問慕華行止”中的“污整”與《遼史》所記的“兀裏軫”為同一人,污整為兀裏軫的異譯;《續資治通鑑長編》中所記,“遼主遣永州觀察使耶律襄,太常少卿、史館修撰賈師訓,來賀正旦”中的“賈師訓”與《遼史·道宗本紀》中所提到的“賈世勳”為同一人;《遼史》《金史》中都記有李石一人,但是金毓黻經過考證斷定兩者決非一人。
[48]
金毓黻研究的金代人物主要有熊嶽人王庭筠、完顏希尹與王寂,其中研究最深的當屬熊嶽王氏家族,此家族中的王庭筠(字子端)更是金毓黻頗為讚賞的金代文學大家。他認為“金源一代文學之彥,以黃華山主王子端先生為巨擘,詩文書畫並稱卓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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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代的文人如党懷英、趙秉文、趙渢、李純甫、馮翰璧皆不及此人。由於《金史》對這位金代大文學家的記載僅寥寥數言,金毓黻不但為其重新作傳,還對王庭筠不為當時的金朝文人所待見一事也作出辯解。金毓黻極為推崇王庭筠,認為其詩、書、畫三者俱佳,可謂代表東北作家之不二人選。這是金毓黻對東北之地無文人之論的強有力反駁,也從側面體現了他對東北大地的情懷。
[48]
此外,金毓黻還對《金史》中所記人物的錯誤或分歧,進行考究與訂正。如《金史·梁肅傳》記:“梁肅字孟容,奉聖州人”;然《續夷堅志·天賜夫人》卻言“廣寧閭山靈應甚者,參知政事梁肅家此鄉之牽馬嶺”。據金毓黻考證,此處乃《金史》之誤。
[48]
金毓黻東北史
- 東北民族史
①六時期劃分
民國十七年(1928年)底,金毓黻首次提出撰寫《東北通史》。同時參加了《長春縣誌》的編纂,親自撰寫的至少有天度、疆域、城鎮等篇。民國十七年(1928年)上半年,進行了部分渤海史料的蒐集與考訂。9月至民國十八年(1929年)1月,撰寫《東三省叢編》,為後續研究者打下了基石。書稿今雖不存,但從《靜晤室日記》中可知,僅完成第一編,約8.9萬字,已寫出的部分有:總論、疆域述略、盛京舊疆考略、東北釋名、疆域現勢、山川、諸水略論、海港、商埠、界務、建置篇序、奉天建制考、特別區建置、旅大租界始末、歷史和民族考略、古蹟考、古城考、東北民族勢力消長表和古寺考。
[24]
金毓黻將東北史劃分為六個時期:
第一期:上古至漢魏(約公元前3000年-公元279年,約3000餘年),為漢族開發時代。這一時期,發生了箕子東封朝鮮、秦開擊破東胡、漢武帝置四郡、曹操大破烏桓、公孫康開拓東方並置帶方郡、毌丘儉征討高句麗等漢族開發東北的大事。肅慎、夫餘、東胡各族大多服從王化,在漢族支配之下。
第二期:晉至隋初統一南北(公元280年-588年,計309年),為東胡、夫餘二族爭衡時代。起初,慕容皝攻破高句麗國都,東胡族勢力大張。繼而高句麗侵據慕容氏之遼東,夫餘族雄視於東北。這一時期的紀事,以東胡、夫餘二族的活動為主。
第三期:隋至唐高宗(公元589年-698年,計110年),為漢族復興時代。隋煬帝、唐太宗都曾以傾國之兵遠征高句麗,雖未成功,但已削弱其氣勢,使其成為強弩之末,無力與中國抗衡。唐高宗時,終於平定其地,設置安東都護府。這個時期東胡族因鮮卑王朝的滅亡而勢力轉弱,肅慎族的靺鞨尚未興起,東北僅夫餘一族強盛,其實力尚不能與新興的唐朝抗衡。雖然這個時期很短,但研究東北史,應視為漢族活動最重要的時期。
第四期:唐武后至元末(公元699年-1370年,計672年),為肅慎、東胡兩族的靺鞨、契丹、女真、蒙古迭相爭長時代。唐武后時,肅慎族的靺鞨興起,建渤海國;繼而東胡族的契丹興起建遼;後來肅慎族的女真興起建金;爾後東胡族的蒙古興起建元。幾個民族互為盛衰,持續了近700年之久。這時,漢族的勢力在東北由盛轉弱,東北則為肅慎、東胡兩族馳逐爭長之場。
第五期:明初至明亡(公元1371年-1643年,計273年),為漢族與女真、蒙古爭衡時代。蒙古與滿洲這兩個民族有時臣服有時反叛,整個明代一直是東北的邊患。最後滿洲先征服蒙古各部,繼而長驅入主中原。這個時期的東北史,只可名為三族互競時代,其範圍也由廣而漸狹。
第六期:清至1936年(公元1644年-1936年,計293年),為東北諸族化合時代,也是東北各族與外族抗衡時期。自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與俄訂立《尼布楚條約》以來,國人才知道東北境外的俄國人勢力之強。這時,東北民族再沒有疆界之分,不僅以前的肅慎、夫餘、東胡三族無人分得出其分界,即使清代所分的漢、滿、蒙三族,各設八旗,且不許通婚以示區別,這時也已消失了界限,逐漸同化,融合為一個民族
[29]
。
②東北民族之族系劃分
金毓黻認為當代東北民族主要有三個:一是漢族,二是滿洲族,三是蒙古族,但這三大民族都是經過數度分合蜕變演化而來,不是古代民族的本來面目。他將古代東北民族分為四大族系:一是漢族,二是肅慎族,三是夫餘族,四是東胡族。關於肅慎族的起源,金毓黻據《左傳》記齊人有“夙沙衞”,“夙沙”音近“肅慎”;另據昭公九年(前533年)有“肅慎燕亳吾北土也”的記述,以及近代學者關於旅順老鐵山與登州之海程間本有無數小島連接的考究結果,推測“最古之肅慎族,當起於山東半島,再由登州海中之脊而移居於東北,其殘留于山東半島者,即以肅慎為氏,又別書為夙沙,至其移居東北之時代,或在有史以前。由是言之,則肅慎一族,亦由漢族所蜕化。
[28]
- 高句麗研究
民國十三年(1924年)7月,金毓黻研究東北地方史的想法逐漸成熟並提出了纂寫《遼東文獻徵略》計劃,《遼東文獻徵略》中收錄了諸家關於好太王碑著錄與研究的重要成果。其中包括:羅振玉的《高句麗好太王碑》和《好大王陵碑》,葉昌熾的《奉天一則》,談國桓的《手札》,顧燮光的《好太王碑》,張延厚的《跋語》,還有金毓黻自己的《高句麗好大王碑》釋文和按語。金毓黻的高句麗好太王碑釋文和按語,最初收在《遼東文獻徵略》中,後來又收錄在《奉天通志》中。金毓黻完成好太王碑釋文之後,閲讀和研究了相關的文獻資料,逐字逐段地對碑文所涉及的相關歷史問題進行考證,提出一些頗有見地的看法,併為後來的深入研究提供幫助。
[30]
其一,關於好太王碑建立的年代。金毓黻認為,“羅叔藴(羅振玉)考定,此碑實立於晉安帝義熙十年(414年)。列舉三證可謂昭若發矇矣。”羅振玉在《高麗好太王碑跋》中考證:“此碑為海東古刻之冠,顧前人於刻石年月考之未審……今以元高僧一然《三國遺事》及《東國史略》,日本伊藤長允《三韓紀略》三書與此碑互證,知此碑實立於晉義煕十年。金毓黻認為,羅振玉所論廣開土王在位二十二年是對的,但是“卒於癸丑,葬於甲寅”稍有不足。碑文與東國史書相比照,認為廣開土王即位於太元十六年(392年)辛卯,卒於義熙八年(412年)壬子,後二年甲寅(414年)克葬。“史文違誤,宜以碑為斷。此金石文字可以校史也。”其二,高句麗王系。金毓黻比較《文獻通考》和《三國史記》《三國遺事》《東國通鑑》所記載的高句麗諸王世次,認為《文獻通考》只列了20位王,而東國史籍則列了28位王,更為明確。其三,好太王碑文所記史事考證。金毓黻還考證了碑文記載鄒牟王出生的傳説,渡奄利大水,忽本立國等史事。對於碑文所涉及地名、城名、守墓煙户也進行了相應的考證。對於碑文所涉及地名、城名、守墓煙户也進行了相應的考證。
[30]
好太王碑發現以後,引起國內學者的關注,曾組織碑估前往通溝捶拓,使人們不斷了解高句麗文物遺蹟的存在狀況。然而,直至輯安(今集安)建縣,才有學者前來調查,第一位便是金毓黻。金毓黻此次調查收穫有以下幾點:其一,對高句麗貴族冉牟墓進行了重點考察。其二,對高句麗壁畫古墓的考察與著錄。其三,考察高句麗王陵將軍墳與太王陵,明確太王陵是好太王的陵墓。其四,考察國內城與丸都山城,確認集安城作為高句麗都城的歷史地位。
[30]
- 渤海史
二十世紀初期,面對日本對中國東北的企圖,金毓黻開始醖釀編寫《渤海國志長編》。而《渤海國志長編》的最終成書,對維護國家領土主權,批判帝國主義學者散佈的種種侵華謬論具有重要的價值。其成就主要在以下兩方面:
一是把散見於中外古籍中的渤海史事彙集到一起,分類疏證,去粗取精,梳理成章。渤海國是中國唐朝武則天時期東北靺鞨族所建立的一個地方民族政權。渤海立國,始自唐武后武則天聖曆元年(698年),迄於後唐明宗(926年)。初稱“震國”,七年後(705年)歸附於唐王朝,十五年後(713年)被冊封為“渤海國”。後唐同光四年(926年)被契丹國所滅,傳國十五世,存在了二百餘年,號稱“海東盛國”。其全盛時期,疆域北至黑龍江中下游兩岸、韃靼海峽沿岸及庫頁島,東至日本海,西到吉林與內蒙古交界的白城、大安附近,南至朝鮮之咸興附近。設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一百三十餘縣,是當時東北地區幅員遼闊的強大政權。但史書對這個政權的記載卻很簡略。金毓黻利用較長時間蒐集、研究、徵引了大量中外文獻,“不佞於近六、七年內,搜討渤海遺文、佚事”,涉獵中國、日本、朝鮮文獻達130餘種,引用、參考文獻達82種,材料極為豐富。
[27]
金毓黻近代史
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9月,鄭天挺、鄧廣銘邀請金毓黻到北大講授民國史,金毓黻甚感興趣,欣然應允。並於是年11月17日開始撰寫《中華民國史稿》。到1949年1月24日,已撰寫至第6章《袁世凱死後之政局及張勳復辟》。隨後多次修改增刪,是年3月將之全部重新用白話文重寫後共有“敍論一篇、本論五章,約二十節”,五、六萬字。他對修訂後的文稿仍不滿意,擬“改為八章,再配以起結之語,全書不過十餘萬言,如此則史綱名符其實矣”。
[26]
建國後,在范文瀾、翦伯贊等人主導下,中國新史學會整合新舊各派學者的力量,編撰大型史料集《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金毓黻1950年曾與田餘慶合編《太平天國史料》,10月由開明書店出版。該書利用向達從倫敦大不列顛博物院圖書館東方部抄出的珍希史料35件,及王重民從劍橋大學抄來的《太平天國文書》多件,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後被中華書局3次重版。金毓黻也成了遐邇聞名的太平天國史料專家。
《太平天國史料》分四部分:第一部分《太平天國官書》,包括《太平天日》《資政新篇》《欽定軍次實錄》,附《欽定舊前遺詔聖書批解》。第二部分《太平天國文書》,其中詔旨三十件,一般文書三十九件,雜件六種,天地會文書十二件。第三部分《清方文書》,其中諭旨告示十二件,一般文書一百六十二件,探報十二件,第四部分《中外記載》,包括《粵匪起手根由》《大事記》二件,《粵匪大略》《金陵述略》和《遐邇貫珍所載有關太平天國史料》六件,共288件資料。
[44]
太平天國史料的蒐集和整理是一項艱辛的工作,金毓黻在前人基礎上,對這些海外資料親自甄別,對這些史料一一挑選,梁啓超曾言:“故史學較諸其他種科學,其蒐集資料與選擇資料實最勞而最難。”
[43]
當然此書只是金毓黻進行了一些蒐集工作,但具體的整理由田餘慶完成。
1950年10月3日,翦伯贊、范文瀾宴請金毓黻,邀其編輯《太平天國史料叢刊》,並答應出版他所編纂的《民國碑傳集》。並於次日撰寫《關於整理近代史料的幾個問題》,赴南開大學史學系做近代史料整理方面的演講。總體説來,金毓黻最為究心的仍然是民國時期的史料整理。
[26]
金毓黻歷史評價
- 金景芳:“先生治史,繼承了我國舊史學的諸多優良傳統,終生勤苦鑽研,博極羣書,悉心考察,實事求是。先生做學問尤其注重實地調查,解決問題務求達到折衷至當。” [22]
- 邢玉林:先生終生刻苦鑽研,輒以書自遣,葺燈展卷,常至深宵,打基礎用了20餘年。治史近40年,不斷繼承我國舊史學的優良傳統,博極羣書,注重實地考察,理論聯繫實際,實事求是。先生著述浩繁,據粗略統計,出版史學專著16部、叢書與資料集8部,發表史學論文近百篇。許多著述填補了我國史學空白,輯錄和保存的文獻也是裨益於後人的寶貴遺產。先生局囿於時代和個人經歷,史學觀點和治史方法固然沒有越出舊史學的範圍,學術思想亦多偏於舊的一面,然而先生研究對象和領域廣泛,所論多有精義,留下了許多傳世之作,奠定了東北史地學的基礎,因以東北史壇巨擎評譽先生並不為過。 [31]
- 北京師範大學瞿林東教授認為金毓黻先生所著《中國史學史》一書可謂中國史學史這門學科或這門專門史草創時期的代表性著作,並評介了先生對“史學尋找自己”方面的草創之功。 [49]
- 東北師範大學李德山教授認為金毓黻先生確立了中國東北史和中國東北民族史的學術地位,金毓黻在研究的過程中,注意探討東北古民族與中原地區古族系及古民族的關係,將二者聯繫起來進行研究。並將東北史納入中國通史範圍內、東北民族史納入中華民族史的範圍內加以研究,具有學術開創意義。 [49]
- 通化師範學院耿鐵華教授認為金毓黻先生以尊重歷史、實事求是之史德統領史才、史學、史識,辯證史料,考察古蹟,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方法上、實踐上,都為後學者做出了卓越的榜樣。 [49]
- 遼寧師範大學李玉君副教授指出,金毓黻先生早年在“愛鄉邦、御外侮”思想指導下涉足遼金史研究,首開宋、遼、金三史兼治之先河。金毓黻對遼金史料的整理、考訂以及對一些相關歷史問題的獨到見解,填補了不少史學空白,為後來研究者打下了基礎。 [49]
金毓黻軼事典故
關於金毓黻從事東北文化研究的原因,有一則故事似可提供説明。宣統二年(1910年),遺老鄭孝胥來時稱奉天的瀋陽遊玩期間作詩曰:“北俗雖豪缺風雅,麕集屠沽作都會”,以尖刻甚至污辱性的語言嘲諷瀋陽人沒文化。此事令當地人大為不滿,時年23歲的金毓黻亦深受刺激,認為鄭氏詩作“鄙視遼人之意溢於詞表”,從此矢志研究東北文化。
[48]
金毓黻人際關係
金毓黻父母
金毓黻兄弟
- 長兄:金毓璧,字式如,早亡。
金毓黻妻子
金毓黻子女
金毓黻主要作品
金毓黻編著
著作名 | 出版社 | 出版年份 |
---|---|---|
《成均摭言》(二卷) | 稿本未刊 | 1930年 |
《奉天通志》(二百六十卷,系多人集體之作,最後由金毓黻彙纂成書) | (排印本) | 1929-1935年 |
《遼海叢書》(十集八十三種一百冊) | 遼海書社排印本 | 1931-1934年 |
《遼陵石刻集錄》(六卷) | 奉天圖書館 | 1932年 |
《渤海國志長編要刪》 | 遼陽金氏千華山館 | 1933年 |
《渤海國志長編》 | 遼陽金氏千華山館 | 1934年 |
《大清宣統政紀》(四十三卷) | 大連遼東書社 | 1934年 |
《四庫全書原本提要》(據盛京文溯閣本編纂) | 遼海書社排印本 | 1934年 |
《東北通史》(上編六卷) | 五十年代出版社排印本 | 1936年 |
《中國史學史》 | 商務印書館排印本 | 1938年 |
《宋遼金史》 | 商務印書館 | 1939年 |
《中國史》 | 重慶正中書局 | 1942年 |
《遼海書徵》二冊 | 東北大學石印本 | 1943年 |
《東北文獻零拾》一冊 | 東北大學石印本 | 1943年 |
《東北古印鈎沉》一冊 | 東北大學石印本 | 1943年 |
《東北要覽》 | 三台東北大學排印 | 1944年 |
《內閣大庫史料(明代)》兩冊 | 瀋陽博物院排印本 | 1949年 |
《明清內閣大庫史料》(第一輯明代)二冊 | 瀋陽東北圖書館 | 1949年 |
《太平天國史料》(與田餘慶等編) | 中華書局 | 1955年 |
《中國地震資料年表》 | 科學出版社 | 1956年 |
《靜晤室日記十冊》(附索引一冊) | 遼瀋書社 | 1993年 |
《千華類稿》(雜著及詩) | / | 1945年編,稿本未刊 |
金毓黻論文
論文名稱 | 刊載時間 |
---|---|
《東北釋名》 | 1930年1月東北叢刊第一期 |
《國學會聽講日記》 | 1930年7月東北叢刊第七期 |
《遼金舊墓記》 | 1930年7月東北叢刊第七期 |
《東北講學之今昔觀》 | 1930年9月東北叢刊第九期 |
《編印東北叢書芻議》 | 1931年1月東北叢刊第十三期 |
《知無忘錄》 | 1931年1月東北叢刊第十三期 |
《熊嶽出土古泉考釋》 | 1931年4月東北叢刊第十六期 |
《東三省輿地總略》 | 1931年7月東北叢刊第十九期 |
《四庫全書原本提要解題》 | 1932年 |
《遼海先賢王庭筠傳》 | 1932年附遼海叢書黃華集後 |
《遼海先賢王澮傳》 | 1941年志林第一期 |
《大元大一統誌考證》 | 1933年附遼海叢書大元大一統誌輯本後 |
《大元大一統誌續考》 | 1937年北京大學四十週年紀念刊 |
《稱謂通釋》 | 1939年經世季刊第一期 |
《東丹王陵考察記》 | 1933年排印本 |
《隋舍利塔銘跋》 | 1940年志林第一期 |
《三台縣千佛巖造象及趙巖之考查》 | 1940年志林第一期 |
《宋代國信使之三節》 | 1941年文史雜誌 |
《敦煌寫本唐天寶官品令考釋》 | 1941年志林第二期 |
《東北榷名》 | 1943年大公報又東北集刊 |
《苗可秀論》 | 1940年東北集刊 |
《岳飛戰功考實》 | 1943年中央大學文史哲集刊 |
《遼會要作法》 | 1944年志林第三期 |
《國史商例》 | 1947年國史館刊第一期 |
《釋記注》 | 1947年國史館刊第一期 |
《讀清史稿札記》 | 1947年國史館刊第三期 |
《民國碑傳篇目表》 | 1947年國史館刊第二期 |
《關於渤海貞惠公主墓碑研究的補充》 | 考古學報,1956年第2期 |
《遼國駙馬贈衞國王墓誌銘考證》 | 考古學報.1956年第3期 |
《略説近期出土的遼國曆史文物》 | 考古通訊1956年第4期 |
《從榆林窟壁畫耕作圖談到唐代寺院經濟》 | 考古學報1957年第2期 |
金毓黻後世紀念
2017年是金毓黻誕辰130週年暨逝世55週年,來自北京、黑龍江等地的40餘名專家學者齊聚長春。長春出版社與長春師範大學一起組織了學術研討會。本次研討會與會專家學者充分研討了金毓黻先生的學術成果與學術貢獻,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正在編輯出版中的《金毓黻著作與學術思想研究》也將吸收本次優秀的研究成果,並於2018年年底付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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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資料
-
- 1. 劉芹:金毓黻對唯物史觀的體認 .中國社會科學網[引用日期2021-08-25]
- 2. 金毓黻《中國史學史》(手稿本)出版 .中國社會科學網[引用日期2021-08-25]
- 3.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遼瀋書社,1993:4254
- 4.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遼瀋書社,1993:4588
- 5.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遼瀋書社,1993:4300
- 6.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遼瀋書社,1993:2871
- 7.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遼瀋書社,1993:2548
- 8.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遼瀋書社,1993:4251
- 9.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遼瀋書社,1993:2887
- 10.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遼瀋書社,1993:3169
- 11.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遼瀋書社,1993:2771
- 12. 《遼史》卷37《地理志一》 .國學導航[引用日期2021-08-25]
- 13. 金毓黻.《渤海國志長編》:社會科學戰線雜誌社,1980:587
- 14.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遼瀋書社,1993:1865
- 15.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遼瀋書社,1993:5999-6000
- 16. 《金史》卷46《食貨志一》 .國學導航[引用日期2021-08-25]
- 17.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遼瀋書社,1993:4295
- 18.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遼瀋書社,1993:4322
- 19. 金毓黻.《東北通史》(上編六卷):五十年代出版社,1981:32
- 20. 金毓黻.《宋遼金史》:台灣商務印書館,1982:22-25
- 21.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遼瀋書社,1993:3392
- 22. 金景芳.金毓黻傳略[J]:史學史研究,1986(03):233-236
- 23. 孫煒冉.金毓黻撰寫《東北通史》及考察高句麗遺址的過程與影響[J]:東北史地,2015(06):57
- 24. 孫煒冉.金毓黻撰寫《東北通史》及考察高句麗遺址的過程與影響[J]:東北史地,2015(06):61
- 25. 孫煒冉.金毓黻撰寫《東北通史》及考察高句麗遺址的過程與影響[J]:東北史地,2015(06):58
- 26. 趙慶雲.論金毓黻與中國近代史研究[J]:史學史研究,2008(02):65-66
- 27. 劉銘君.論金毓黻的東北史研究[D].長春:吉林大學,2008:24-27
- 28. 劉銘君.論金毓黻的東北史研究[D].長春:吉林大學,2008:10-15
- 29. 金毓黻.《東北通史》卷一《總論》之五“東北史之範圍與分期”:五十年代出版社,1944:41-43
- 30. 耿黎.金毓黻先生與高句麗研究[J]:地域文化研究,2018(02):61-73
- 31. 邢玉林.東北史壇巨擘金毓黻[J]: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導報,1990:17-19
- 32. 郭君.金毓黻生平及著作簡介[J]:圖書館學研究,1985(04):86
- 33. 金景芳.金毓黻傳略[J]:社會科學戰線,1986(02):233-236
- 34. 金毓黻.《中國史學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彩圖頁
- 35. 金毓黻.《中國史學史》之金毓黻先生學術年表.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436-448
- 36. 金毓黻.《中國史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出版説明頁
- 37. 趙巖.金毓黻《宋遼金史》研究[D].哈爾濱:黑龍江大學,2014:1
- 38. 趙巖.金毓黻《宋遼金史》研究[D].哈爾濱:黑龍江大學,2014:8-9
- 39. 牟哥.金毓黻先生著述考[D].長春:東北師範大學,2017:59-64
- 40. 牟哥.金毓黻先生著述考[D].長春:東北師範大學,2017:1-2
- 41. 牟哥.金毓黻先生著述考[D].長春:東北師範大學,2017:9
- 42. 牟哥.金毓黻先生著述考[D].長春:東北師範大學,2017:15
- 43. 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41
- 44. 牟哥.金毓黻先生著述考[D].長春:東北師範大學,2017:49-50
- 45. 林煥文,徐景學主編.《世界名人辭典》.牡丹江:黑龍江朝鮮民族出版社,1987:347
- 46. 瀋陽一宮兩陵編纂委員會.《瀋陽故宮志》.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6:388
- 47. 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 第11冊》.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6:124
- 48. 李玉君.金毓黻先生與遼金史研究[J]:史學史研究,2016(03):54-57
- 49. “紀念金毓黻先生誕辰130週年學術研討會”在長春召開 .南昌理論網[引用日期2021-12-19]
- 50. 金毓黻 .中國國情網[引用日期2023-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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