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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憲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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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憲承(1894.9.21—1967.7.19),字伯如,又字伯洪 [2]  江蘇省武進縣人。我國現代著名教育家與教育理論家,華東師範大學首任校長。承早年畢業於南洋公學中院和聖約翰大學,1918年留學美國華盛頓大學,獲教育學碩士學位。1921年又赴英國倫敦大學教育研究所深造。回國後,先後在東南大學、聖約翰大學、光華大學、清華大學、中央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浙江大學等校任教。解放後任華東軍政委員會教育部部長、華東行政委員會教育局局長。1951年出任華東師範大學校長,並曾擔任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上海市第三、四屆政治協商會議副主席,上海市教育學會會長等職務。 [1] 
中文名
孟憲承
外文名
Mengxiancheng
國    籍
中國
出生日期
1894年9月21日
逝世日期
1967年7月19日
畢業院校
聖約翰大學
華盛頓大學
出生地
江蘇武進
性    別

孟憲承人物生平

孟憲承,1894年9月21日生於江蘇武進。 [1]  早歲失怙入私塾,後畢業於常州府小學堂,考入南洋公學中院;畢業後考入清華學校,後因母病南歸改入聖約翰大學外文系;畢業後任清華學校英語教員。1918年考取公費留學入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主修教育學,獲教育學碩士學位,旋赴英國倫敦大學教育學院深造。1921年回國後,歷任東南大學、聖約翰大學、清華大學、第四中山大學(中央大學前身)、中央大學、浙江大學、江蘇教育學院、北平師範大學、光華大學、國立師範學院教授;先後任第四中山大學秘書長、浙江省立民眾教育實驗校長、中央大學教育學院院長、浙江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和文學院院長等;1942年被國民政府教育部第一批聘為部聘教授。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先後被任命為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員、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華東軍政委員會教育部長、華東行政委員會教育局長等;1951年主持華東師範大學建校,1952年起任華東師範大學校長直至去世。從1954年起,連續當選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從1962年起,連任第三、四屆上海市政協副主席。“文革”中遭到不公正對待。1967年7月19日夜,孟憲承病逝。 [2]  1956年,孟憲承被評為一級教授,2006年入選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共和國老一輩教育家”首批宣傳名單,是其中唯一的教育學家。 [5] 

孟憲承人物作品

孟憲承學貫中西,博古通今,在教育理論研究方面建樹甚豐,著作等身,同時在文史哲等學科也有很深造詣。孟憲承一生出版著、編、譯作二十多種,發表論文及通信約170篇。在教育領域涉獵甚廣,凡教育學、教育哲學、教育社會學、教育心理學、教學法、教育史、比較教育、大學教育、師範教育、民眾教育、鄉村教育等,均有研究。其代表作有《教育概論》、《教育通論》、《大學教育》、《民眾教育》、《西洋古代教育》、《新中華教育史》、《中國古代教育史資料》、《中國古代教育文選》等。 [3] 

孟憲承人物事蹟

孟憲承教育學理論的逐步成熟

1921年,孟憲承回國後任東南大學教育學教授,直到1933年他的《教育概論》問世,期間,對教育學的研究始終是他學術探究的重心,他的教育理論逐漸成熟,並推動了中國教育學的發展和轉型,其貢獻主要是:第一,針對從概念出發、以演繹為特徵的形式主義教育哲學,他倡導從實際出發、以問題解決為特徵的功能主義教育哲學。其次,他認為“教育學”與教育科學、教育哲學等概念存在着交叉重合的關係。孟憲承關於教育哲學的論述,對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教育學和教育理論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孟憲承倡導以兒童發展為起點與核心的教育學理論。中國自20世紀初從日本引進教育學之後的最初20年裏,教育學著作表現出強調體系化學科知識的特點,也即所謂“德國模式”。進入1920年代後,中國的教育學開始擺脱對“德國模式”的依賴,直接取法美國,尤其是以杜威為代表的教育學説,形成不刻意追求體系化知識而以問題或專題研究為主、從兒童發展出發思考教育問題的特點。其代表作即為孟憲承於1933年出版的《教育概論》。在中國,以兒童發展為教育學理論的起點,其首倡者很可能就是孟憲承。
1923年孟憲承回母校聖約翰大學擔任國文部主任。他上任後,除加強大學國文教育之外,將工作重點放在附中,以期從本源上解決問題。他首先從制度建設入手,規定:實行統一的中西文學級,畢業生達到新定的國文程度方可升學;加強日常教學管理,實行教學效果測試;開展國文教學研究,探討教學原理、制定課程標準、研究教材教法、實施學力測驗;編纂出版面向學生的國文出版物。這些改革舉措效果顯著,《申報》等上海報紙經常予以報道,取得很好的社會效應。
在當時中國的語言文學界和國文教育界,“文”“白”之爭並未消退,有主張完全採用白話文的,也有仍舊堅持文言文的,還有主張文白混合的,而孟憲承與他們都不相同。在國文教材編寫問題上,他實際上提出了依據需要,分別對待,注意聯繫,有分有合的主張,可以看成是一種融合的主張。我們看到後來的國語和語文教材編纂,實際上體現了他上述思想中如混合文典、經典閲讀等主張。 [2] 

孟憲承走出象牙塔“為生民立命”

20世紀20年代末,從西方移植而來的新式教育在中國越來越“水土不服”。教育家陶行知直接抨擊其為“培養小姐、少爺、‘高級廢物’的教育”;而孟憲承也展開了反思,他認為其“最大的缺點,在於教育的設施,沒有能和國計民生,發生重大的影響。到現在一般學生,還只把求學當作是‘讀書’,畢業當作是‘資格’,教的學的,沒有的確能增進實際生活的豐富和效能。所以民生是民生,教育是教育,依然沒有策應。”
國難當頭,當不合時宜的新式教育熱潮褪去,如何重構一個適合中國國情的教育藍圖,是當時所有教育學人在思考的問題。人們逐漸認識到,要改變中國落後捱打的面貌,必須依靠民眾力量。為此,不少學者紛紛走出象牙塔,去到城市和鄉村,就此開展了一場持續20年之久的教育運動。其中自然也有孟憲承的身影:1929年秋,放棄了中央大學教育系主任職務的他,到中國第一所培養民眾教育師資的學校——江蘇省立民眾教育院暨勞農學院任研究部主任兼教務部主任。之後,他又在杭州創辦民眾教育學校、主持江蘇北夏普及民眾教育實驗區,陸續進行民眾教育的探索前後跨時8年。
面對新生的民眾教育,孟憲承關注的並非僅僅是一個學院的前途和發展,而是整個中華民族民眾教育事業的發展。受過良好的外文和教育學專業訓練的他,以廣闊的國際視野和豐富的教育經驗,將民眾教育的發展置於全國乃至整個世界的範圍進行綜合考慮。為此,他閲讀了世界先進國家關於成人教育的大量論著,還專門研究了當時在世界成人教育運動中有重要影響的丹麥鄉村民眾學校運動,留下了以《民眾教育》為代表的豐碩理論成果。但紙上得來終覺淺,民眾教育是實幹的事業,必須回到農村的現實生活中找問題。而孟憲承也深諳這一點。
那麼,中國農村究竟存在着什麼問題?孟憲承覺得問題在於農民不會過自己的生活。他分析説,民眾是絕大多數的直接生產勞動者,他們每天的生活,大部分時間是勞動,小部分時間是休閒。他們勞動,為的是維持生計;他們休閒,要的是一點娛樂。他們最需要的教育,是“增高生計的知能”和“滿足娛樂的興趣”這兩項。
於是,同樣是教民眾識字讀書,他覺得“呆板的照教科書教,不如先教成年民眾看洋鈔票上的字,看路上佈告招牌的字,教他們記賬、寫信、開發票。”教民眾維持生計,他的辦法是走職業教育的路,舉辦“民眾職業補習學校”,“鄉村注重農業補習,縣市注重商業補習”。而怎麼讓他們的閒暇時光更有意義,他主張“用藝術的手腕”,在北夏實驗區設立民眾茶園和俱樂部,組織戲劇、曲藝、國技和民眾音樂會,以及圖書閲覽室、巡迴電影放映……
孟憲承關於民眾教育的思考體現了民族化的追求。他將民眾教育的首要目標定位於生計訓練而非一般地讀書、識字、學文化。他希望通過生計的改善而達到民眾物質生活、精神生活的改善,乃至國民經濟的改善和民族的復興。這樣的主張與孟子“有恆產者有恆心”思想是相通的……他的民眾教育探索可以用兩個字概括,那就是“體貼”。 [5] 

孟憲承在麗娃河畔踐行“大學的理想”

孟憲承曾經説,“現代國家,沒有一個不把教育看做是國家的命脈,沒有一個不盡力從事師範的培養;為改進中等教育計劃,沒有一個不在高等教育裏,提供師範的訓練。”從1921年任教東南大學算起,孟憲承近半個世紀的教育生涯幾乎都與大學相關。通過高等教育培養精英人才與通過民眾教育啓迪民智,是他所認為的“教育救國”的兩條途徑,這兩者也緊密交織在他一生的學術思考裏。
如果説《民眾教育》中的孟憲承是“接地氣的”、“體貼”的,但同樣寫於20世紀30年代的《大學教育》裏,孟憲承卻站在了整個人類教育史的高度,高瞻遠矚地對中國現代大學的理想進行了展望——毫無疑問,“大學是最高的學府”,但大學之“高”不僅僅在於教育體系的層級,而是因為“在人類運用他的智慧於真善美的探求上,在以這探求所獲來謀文化和社會的向上發展上,它代表了人們最高的努力了。”因而,“大學的理想,實在就含孕着人們關於文化和社會的最高的理想。”
在孟憲承看來,現代大學的理想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智慧的創穫”。大學精神首先在於發揮研究的精神,致力於創造發明。“到現在,沒有哪一國的大學,教師不競於所謂‘創作的學問’,學生不勉於所謂‘獨創的研究’”;二是“品性的陶熔”。他曾引用哲學家懷特海的話,“大學的存在,就是為結合老成和少壯,而謀成熟的知識與生命的熱情的融合”。這種陶熔的鍛鍊,應該以教師對學生人格上的潛移同化等方式來實現;三是“民族和社會的發展”。大學還須“到民間去”,將其創穫的知識推廣於學校圍牆之外,由此實現對民族發展、社會進步的推動作用。
孟憲承提出的“大學三理想”,成為了他作為首任校長執掌華東師範大學的辦學理念,這也是他留給這座學校最寶貴的精神遺產。從1951年學校成立到1967年他逝世,華東師大是孟憲承人生中停靠最久的“驛站”,而他也將全部身心投入到這座新中國建立的第一所師範大學裏。辦校初期,面對當時高師辦學中存在的“師範性”和“學術性”之爭,孟憲承明確表態高師應當從提高教學質量與提高科學水平的角度,“向綜合大學看齊”。秉持這種理念,華東師大一直堅持師範性與學術性並重,以科研帶動教學,開創了中國師範教育的新局面。在他的帶領下,初創時期的華東師大一派生機,1959年便成為全國16所重點高校之一。 [5] 

孟憲承潛心中國教育史教學與研究

1928年,孟憲承在中央大學任教授期間講授教育史課程的講義《教育通史》(上、下冊)由中央大學出版。1931年和1932年,他的《西洋古代教育》與《新中華教育史》分別由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出版。1956年9月,孟憲承受命擔任由教育部指定開設的中國教育史研究生班的導師,開始系統講授中國古代教育史。這是全國高校中第一個中國教育史專業的研究生班,為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教育史專業的未來發展奠定了學科、課程和人才基礎。1961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他與另外三位學者合編的《中國古代教育史資料》。孟憲承晚年,中國教育史的教學和研究幾乎成為他學術生活的全部,他於教育史研究同樣建樹頗豐。
差不多是在1930年代初,孟憲承開始主動接受馬克思主義,開始學習外文版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1937年9月,他任上海光華大學教授,所講授的“教育哲學”就是按“唯物論”、“唯心論”和“唯用論”分專題。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孟憲承在浙江大學任教,1950年決定為教育系學生開設“馬列主義名著選讀”,1951年正式授課,這也許是在新中國高校的教育系中最早開設的馬列主義論著選讀課程。1956年9月,孟憲承在“關於歷史觀”的專題講授中,專門談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學習”。孟憲承還對中國教育史學科理論作出了系統闡述。
此外,他還十分注重第一手材料的掌握,倡導追根窮源的學風。1956年9月,孟憲承開始他在中國教育史研究生班的講學。他對學生的要求很明確:“一是能夠靜下心來讀書,多接觸前人的歷史文獻,……二是要讀一手的文獻資料,知曉中國文化的源流,只有把握源,才能理解流,才能在學術界立穩腳跟,才具備發展的潛力。” [2] 

孟憲承相關研究

董遠騫.教育學大師孟憲承的教學和治學作風:紀念孟憲承教師誕生106週年[J].華東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00,(第3期)。
張愛勤.孟憲承民眾教育思想與實踐探微[J].華東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08,(第4期)。
張愛勤.孟憲承教育智慧的生命追尋[J].河北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09,(第1期)。
賀曉舟.對孟憲承大學教育觀的思考:以其大學三理想為中心的考察[J].華東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09,(第1期)。
張愛勤.孟憲承民眾教育思想與實踐[J].上海教育,2009,(第C2期)。
文正東.教育史資料書的典範:試析孟憲承等對《中國古代教育史資料》的編纂[J].華東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10,(第1期)。
張禮永.重温師範大學制的“孟胡之爭”——孟憲承與胡先驌關於師範大學制的論爭之探析(1925)[J].華東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14,(第2期)。
俞可.孟憲承:以追尋大學理想而書寫教育史[J].上海教育,2017,(第21期)。

孟憲承社會紀念

孟憲承“孟憲承·劉佛年教育成就陳列室”

2021年,第37個教師節和華東師大迎接70週年校慶的特殊時刻,“孟憲承·劉佛年教育成就陳列室”建成並正式開展,全景式呈現兩位大師的辦學道路和治學成就,展示了中國特色教育理論創新與實踐成果。 [6] 
“孟憲承·劉佛年教育成就陳列室” “孟憲承·劉佛年教育成就陳列室” [6]

孟憲承大師劇《孟憲承》校慶70週年專場演出

2021年10月9日晚,跨越3年、經3屆師生校友演職團隊接力打磨,華東師範大學校園大師劇《孟憲承》校慶70週年專場成功上演。 [7] 
《孟憲承》劇照:華東師範大學成立暨開學典禮的情景 《孟憲承》劇照:華東師範大學成立暨開學典禮的情景 [7]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