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鑑泉

陳鑑泉於1925年6月15日生於香港，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陳鑑泉出身草根階層，少時考入喇沙書院，但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香港在1941年淪為日本統治，書院被迫停辦，因此他未有完成中學學業。數年後，二戰結束，香港在1945年重新成為英國的殖民地。但香港重光後，陳鑑泉未有繼續學業，而是在1949年加入大東電報局，由此展開與大東電報局前後約40年的賓主關係。 ^[1] 

陳鑑泉在大東電報局由低層做起，先後任職報務部、人事部、物資管理部和電訊管理部等部門。他在大東電報局的表現傑出，對公司運作了如指掌，因此屢獲擢升。在1972年，他更獲公司派往倫敦總部培訓，以及在倫敦的亨頓學院（Hendon College）深造。

在1970年，大東電報局員工因不滿薪酬待遇而自發成立香港大東電報局（非海外派來）職員會，並在同年8月與資方達成協議，成為全港首間獲得集體談判權的企業工會。作為新成立的職員會會員，陳鑑泉在1971年出任職員會秘書，同年接替陳餘生出任職員會第二任主席，對工會事務顯得相當熱心。陳鑑泉主張職員會不持政治立場，以獨立的形式運作，但他與港九工團聯合總會的關係較為友好，而港九工團則與國民黨關係密切。

在職員會主席任內，陳鑑泉為員工積極爭取把薪酬水平與公務員掛鈎，但他在1973年4月卻被資方作出“紀律處分”，由原來的物資供應部主管降職一級。資方雖然強調“紀律處分”與陳鑑泉出任職員會主席無關，不過職員會方面則深表不滿，而且還發動按章工作。幾經交涉，陳鑑泉在同年6月獲准恢復原來的職級和薪酬，但此後雙方依然無法就員工薪酬達成共識，職員會方面還一度發動怠工靜坐。一直到1973年底，大東管理層方面終於讓步，同意員工薪酬水平與公務員掛鈎，雙方的紛爭才告平息。陳鑑泉後來總結事件，回顧認為按章工作等激進工業行動不是良策，又認為勞資雙方不應各走極端，最重要是互相協調和諒解。

陳鑑泉在1975年卸任職員會主席一職，但留任顧問。儘管卸下職員會的工作，但他任內的表現卻得到港府的注意，並開始獲港府委任與勞工事務相關的公職，當中包括在1976年起出任生產力促進局理事會委員、1977年至1984年出任勞工顧問委員會委員、以及出任裁判司署審判顧問。曾任工會領袖的陳鑑泉還繼續與公司保持良好關係，他在卸任職員會主席後升任為大東電報局樓宇事務司理，在1978年再獲公司送往英國百福郡的克蘭菲管理學院（Cranfield School of Management）深造行政管理課程。陳鑑泉後來出任立法局議員後，更獲委任為大東電報局遠東區董事特別顧問，和在1983年起出任香港電話公司董事。陳鑑泉一直到1988年卸任立法局議員後，才結束在大東電報局多年的工作生涯。

1988年立法局選舉在9月22日舉行後，港督衞奕信未有再委任陳鑑泉在新一屆立法局內任職，陳鑑泉遂正式卸下前後八年的立法局議員職務。在同年12月，他再卸任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管理委員會主席、職業訓練局主席和教育統籌委員會當然委員等等的公職。陳鑑泉在立法局內多次與政府唱反調，被傳媒評為“立場超然”，有別於其他委任議員；外界相信，陳鑑泉在《公安（修訂）條例》和“八八直選”兩事上與港府交惡，成為他不獲第二度續任的主要原因。

在退出立法局後，陳鑑泉卸下所有公職，舉家移民加拿大，從此淡出了香港政壇。晚年的陳鑑泉甚少出席公開活動，但先後於2000年和2010年在香港出席自己曾任主席的大東電報局職員會30週年晚宴和40週年晚宴。 ^[2] 

陳鑑泉信奉基督教，與妻子康秀珍共育有三名子女。他曾接受訪問談及自己的作息規律，指自己每天必定在早上五時起牀，未到八時便開始辦公，寒暑無間，數十年如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