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中四大名台

關中地區渭河平原位於陝西省中部，是陝西最富足的地方，也是中國最早被稱為“金城千里，天府之國”的地方。“金城千里”指渭河平原四周為山原、河川所環抱，猶如一座規模龐大的天然城堡。關中南有秦嶺，西有隴山，北面是黃土高原，再向北方和西北方，還有黃河天塹為屏障，東面也有黃河阻隔，四面都有天然地形屏障，易守難攻，從戰國時起就有“四塞之國”的説法，所以漢代張良用“金城千里”來概括關中的優勢勸説劉邦定都關中。戰國時期，蘇秦向秦惠王陳説“連橫”之計，就稱頌關中“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貿，沃野千里，蓄積多饒”，並説，“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這比成都平原獲得“天府之國”的稱謂早了半個多世紀。這是因為關中從戰國鄭國渠修好以後，就成為了物產豐富、帝王建都的風水寶地。

“社會日漸繁榮,人的慾望亦日增,故於安居之外,更思有遊觀之樂,登高望遠亦遊樂之一法也。北方一層之建築,最不便於遠觀,故於住宅之外,又思有其他土木之興作。最先發現者即為台。”樂嘉藻在《中國建築史》中闡述了社會的發展與人的慾望增加導致各種建築的構建,這樣亭台樓閣等建築物在漫長的歲月長河中紛紛出現,它們一方面是中國古代建築的重要部分,一方面又是中國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早期典籍《山海經》中就記載有軒轅台、帝堯台,帝舜台。夏代有鈞台、睿台,商有鹿台、南單台,周有靈台。最初這些台是帝王遊樂、舉行盛大儀式的場所。隨着文化的發展,帝王每有活動總是召集一批文人士子來吟唱,於是亭台樓閣等古典建築與文學關係逐漸密切。 ^[1] 

教稼台，也叫后稷教稼台，為關中四大名台之首，中國八大名台之一。其坐落在陝西武功故城東門外漆水之濱，相傳這裏是農業始祖后稷教民稼穡的地方，後人為紀念他的歷史功績而建立了此台。

教稼台為一磚砌箕斗形平台，長78米，寬31米，高約15米，古樸墩實，別具一格。台四面各闢一門，寓意一年四季；有24 根欄樁，隱含24節氣；前後有台階分別有五階六階可達其頂，象徵五穀豐登、六畜興旺。台前石碑和四面門洞之中嵌滿於錢範宇、劉暲昆、周堯、趙宏章、于右任、呂楠、王任重、屈武等人詩詞題刻，既可思索內中事理，又可欣賞詩書藝術，引人入勝。

教稼台位於陝西省武功縣武功鎮東門外漆水之濱，相傳為后稷向人們宣講稼穡百穀之道的場所。原一矩形土心磚砌平台，下大上小，呈覆鬥狀，中有洞門，為來往車馬行人必經之路。洞門東口上有寬約1米、長約2米的石刻，其文曰：“教稼名區”。上款為“道光五年（1825）正月重修”，下款“知武功縣事鄧兆桐立”，西口上為“教稼台”。

教稼台自先周時代至今，代有修葺，現存為在明代基礎上覆建。

清雍正元年（1723）知縣杭雲龍、清道光五年（1825）知縣鄧兆桐、民國25年（1936）縣長錢範宇曾三次大修。

1970年，由於“文化大革命”中破壞，教稼台已蕩然無存。

1987年，耆宿發起倡議，士、農、工、商，尤其中央、省屬楊陵農業科研單位踴躍籌資4萬餘元，於1988年秋施工，次年春主體落成。

教稼台重立於舊址，形體依舊，仍呈覆鬥形，高12米，周長24米，台周圍確定了保護範圍，佔有面積2500餘平方米。遂立標識，設門楣，建起磚圍牆，1988年被列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

1992年，教稼台被列為陝西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教稼台四周垂柳依依、翠柏常青、花繁葉茂、爭奇鬥豔。若遇天氣晴朗，遊人登台覽勝，長川曲幽、漆水映帶、田野碧綠、白雲藍天、太白屏南、梁山攏北，一切自然美景盡收眼底。

后稷傳説是姜嫄聖母所生，因為姜嫄在荒野踩了大人的腳印而懷上后稷，即古語所説'偶經荒原，履巨人跡，感而有孕，'認為不吉利，就把他遺棄了，所以後稷的名字本來叫棄。但扔到道路上，馬牛不踩他；扔到河冰上，飛鳥用翅羽温暖他，姜嫄這才知道他是神，就重新收養。

后稷從小喜愛稼穡，對種地很有研究，並且成效卓著，到舜時被提升為農官，專門教人種地，後來被尊為稷神。這個教稼台是一處農業名勝古蹟，用現在的話，也可以説這裏是世界上最早的農業科技研究所、農業科技大學、國家農業部所在地。

據《史記·周本紀》載：后稷是帝嚳的元妃姜媛的兒子，名叫棄。兒時就有巨人之志，好種樹、麻、菽、麥，成人後遂好耕作，教民稼穡。帝堯舉為農師，封於有邰（故址在今咸陽市武功縣境內），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後人為了紀念這位中國農業始祖的不朽功績，遂建立了后稷教稼台。

武功鎮東河灘交流大會也由來已久、淵源深厚。相傳上古時期每年春季，后稷在教稼台前教農稼穡，授民於農耕技術。至於農曆11月初7，四方百姓聚合東河灘教稼台下，紛紛帶來各自的收穫以答謝后稷，並開始以物易物，中國最早的市場即發端於此。武功鎮河灘會，即東河灘物資交流會，從某種意義上説，是人們為紀念后稷教民稼穡而舉行的古會，每年冬季農曆十一月初七至十七共11天，地址選在在教稼台前的漆水河灘上舉行。人山人海，祭農神，慶豐收，學經驗，物資交換，並有歌舞、雜技、戲曲等節目助興。河灘會是我國農業始祖后稷——開發的古代農業示範基地，也是保存至今最大的的紀念后稷農業物資盛會。

造字台，又名倉頡造書堂。在長安古城西南二十里，台高10多米，周長60餘米，方形系夯土建築，近年來，造字台已修葺一新，外包一層青磚砌為磚台。南面為一寬8米的斜坡，可拾級而上，中間為3米寬的水泥抹面，上書見方2米左右“倉頡造字台”五個隸書雕塑大字。

造字台遺址位於今西安市長安區細柳鎮宮張村和郭杜鎮長裏村之間，而今隨着西安市西高新科技產業園的發展，宮張村已無址可尋了，長裏村舊貌換新顏，今非昔比，昔日古老而荒涼的造字台，如今處於高樓大廈圍困之中。這一帶地方古稱高陽原，宋《長安志》和元代《類編長安志》中均有記述；高陽原在縣西南二十里。隨着時代的發展，高陽原這一地名逐漸被人們所淡忘了。

“釋子談經處，軒臣刻字留。故台遺老識，殘簡聖皇求”。 這首詩是唐景龍年間，中宗皇帝駕幸造字台、三會寺時, 昭容上官婉兒的一首應制之詩。千百年來，人們吟詠此詩，對詩中描繪的景色，無不神往。詩中；“釋子談經處”是描述的是三會寺，而“軒臣刻字留”是倉頡造字台。

據宋代《長安志》載；三會寺，在縣西南二十里宮張村，唐景龍中，中宗幸其寺，其地本倉頡造書堂。清乾隆時期的《西安府志》載；造字台，府城西南約二十里宮張村（又名；恭張村、弓張村），有三會寺；為倉頡造書之堂。

《關中勝蹟圖志》載；造書枱，黃帝史臣倉頡以結繩而記史事，苦其不能紀實。觀看鳥跡魚蟲形，得到啓示用符號代替結繩，創立文字。據史載：造字台，隋代人們發現的古代文化遺蹟，發掘的陶片上有許多文字符號，人們為了保護好這一古遺址，將此處築台封存，並在周圍修有建築物，尊稱為；倉頡造書堂、倉頡造字台。造字台是後世人們為紀念倉頡修建的。倉頡造字台的遺蹟，據載；遠在隋代以前，相傳周穆王曾在終南山造中天台，在倉頡造字台，築神廟名曰；“三會道場”，漢代以後佛教繁榮，改為三會寺。

《開劈衍澤志傳》記載；倉頡生四目，有睿德，能書，及長，登陽墟之山，涉元扈，洛水之汭。一日有靈龜負一丹書前來，倉頡一見拜而受之，袖入家中，朝夕讀誦，遂能通天地之變化，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山川鳥跡龜文，指掌而創文字，文字成，天雨粟，神鬼夜號。倉頡增補六書，以代結繩之政。這就是人們相傳已久的“靈龜負書獻文”故事。陽墟山，元扈山，洛水等這些地方在今陝西省洛南縣境內，（《洛南縣誌》、《關中勝蹟圖志》），如今在陽虛山的故地，陝西省洛南縣保安鎮，仍有“倉聖祠”，民間祭祀不絕，故事歷代相傳，至今不絕。

東漢許慎在《説文解字》中；黃帝之史倉頡，為黃帝記事之官，思造記事之法，而文生焉，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也，初造書契。《河洛精藴》有；“河出書，洛出圖，聖人則之以為書契”。是説；在上古時期黃河裏有龍馬出現，背上有圖案，後世稱之為；“河圖”，在洛水裏也有神龜出現，背上有圖案，後世稱之為；“洛書”。聖人觀察後，根據這些圖案符號加以整理，形成文字雛形的符號。同樣在《易經》中有；“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文字的產生是經過一個漫長曆史，也是一個漫長的演變過程。

天下禮儀必歸文字，“任何民族的文字都和語言一樣，是勞動人民在生活中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從多頭嘗試到約定俗成，所逐步孕育，選練發展出來的。它決不是一人一時的產物”（《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倉頡作為文字的始祖，他受鳥獸足跡的啓迪，集中了勞動人民的智慧，他改造了原始初級階段的文字符號，重新規範了新的文字符號，對中華民族的文明有劃時代的貢獻。結束了刻木結繩記事的矇昧時代，開闢了中華民族人類進化史上的一個新的紀元。倉頡被尊為文字始祖，永遠為炎黃子孫所敬仰。

“倉頡造字”是幾千年來我們中華民族代代相傳的故事，據《史記》載；倉頡，居陽武，卒，葬衙之利鄉亭南。太古未有文字，燧人氏始作結繩之政，大事結大繩，小事結小繩以記之，倉頡為軒轅氏史官，始鳥跡蟲文，始制文字，以代結繩之政。其字成，天雨粟，鬼神哭。倉頡造字成，天降谷粟，隨稱：穀雨，二十四節氣的穀雨節。每年的這一天，人們都在這裏祭祀造字聖人“倉聖”。

倉頡造字台的西百餘米有一土冢，為周穆王陵。周穆王，姓姬名滿，周昭王之子，是周朝第五代國君。史稱他是一位頗有作為的國王，曾西擊犬戎，俘虜五王，並將部分犬戎遷到太原（今甘肅鎮原一帶）。還東攻徐戎，在塗山（今安徽懷遠東南）會合諸侯。後世傳説他曾周遊天下，西赴瑤池等，《穆天子傳》等書便記述了他西遊故事。

在周穆王時，曾在終南山造中天台，後又在倉頡造字台修建神廟，名叫“三會道場”。在《法苑殊林》記載；唐西明寺道宣律師逐靜，在京師城南，故淨業寺，忽有人來申禮律師問；今西京高四土台，俗雲是；倉頡造書枱如何? 答曰；倉頡於此台上，增土造台，觀鳥跡非無其事。又有天人姓陸名元暢來謁雲所聞；高四台者，本迦葉佛於此第三會説法度人，（周）穆王時，文殊、目連、來化（即列子所謂化人者），雲高四台是迦葉佛説法處，因造三會道場。（秦）穆公時，扶風獲一石佛，穆公棄馬坊中，公游上帝極被責疏，覺大怖，欲造佛像於高四台，得一老人名安，年八十雲；有兄弟四人曾於道場內，為諸匠執，作成一銅像，公大賞賚之彼人，並於台上造重閣，高三百尺，人號曰高四台或高四樓。

漢魏以後，佛教興盛造字台被改建成了“三會寺”。據唐史記載“三會寺”是定昆池南邊一座有名的寺院，定昆池是唐中宗和韋皇后的寵女安樂公主所築。安樂公主初欲以昆明池為私沼，中宗不許，公主怒，隨於景龍二年（708）侵奪百姓莊田，耗國庫努銀，重新開鑿一池，因欲勝過昆明池，故取名定昆池。定昆池四時景色秀美，湖中山島對峙，虹橋飛渡，樓閣亭台，船戈盪漾，水草豐茂，花鳥柳鶯，管絃絲竹，餘音嫋嫋，名勝當時。中宗皇帝與韋皇后帶羣臣常來此地，且賦詩應和。

隨着唐王朝盛極而衰，“安史之亂”、“朱泚之亂”、“會昌滅佛”的發生，三會寺、定昆池，隨之荒廢殆盡。後唐時詩人岑參再登三會寺、造字台時，已是“野寺荒台晚，寒天古木悲”的情形了。

宋時，宋敏求的《長安志》，張禮的《遊城南記》，元時駱天壤的《類編長安志》等書中對造字台均有記述。到了清代，只剩下孤台古廟，清乾隆年間 ，陝西巡撫畢沅親筆書寫“倉頡造字台”石碑立於台旁，殘碑至今猶存。《西安府志》、《關中勝蹟圖志》 兩書均有記載。

1923年，清代“戊戌變法”的倡導者康有為到西安，坐馬車來登台憑弔，當他看到造字台一片荒涼破敗的景象深為惋惜.

1936年，陝西省主席邵力子陪同蔣介石、張學良、楊虎城來台參觀視察，邵力子曾向委員長建議，在此如能修一所倉頡大學，專門研究傳播中國語言文字。後來由於歷史的變遷終未實現。建國後，歷史學家郭沫若先生，曾為造字台題詞勒石。

現在的造字台遺蹟，台高10多米，周長60餘米，方形系夯土建築，近年來，造字台已修葺一新，外包一層青磚砌為磚台。南面為一寬8米的斜坡，可拾級而上，中間為3米寬的水泥抹面，上書見方2米左右“倉頡造字台”五個隸書雕塑大字。

當代好多專家學者也曾到這裏考察研究，建議修復造字台,增建倉頡紀念館，陳列漢文字從象形字到繁體字再到簡化字，從倉聖鳥跡書，殷商甲骨文，西周之篆籀，宗周鐘鼎文。先秦之石鼓文，秦之小篆，程邈之古隸。兩漢之隸、章草。晉人之楷書和行書，唐賢之楷書和行書，草書。宋、元、明、清、及近代以來書家之精妙彙集此間。使人們到此處，可以瞭解中華民族語言文字的源流，深切體會到漢文字承載變更的千古風貌。在弘揚傳統文化的今天，那是多麼的有教育意義，啓迪後人理解民族文化的善舉。

位於西安市臨潼區境內的驪山烽火台，因為三千多年前周幽王在此舉火戲諸侯，以博王后褒姒一笑，最終導致了他的國破家亡，其教訓之深為歷代帝王所警醒，即使是今人亦不難從中感悟到誠信待人乃立身之本、立業之本。 ^[2] 

驪山東西綿亙五十餘里，是秦嶺的一個支脈，最高處海拔1256公尺。烽火台在驪山西繡嶺的第一峯頂，在烽火台底部，有一個灶口，在此點燃柴草和狼糞，就會在台頂形成烽火。據説用狼糞燒煙，具有孤煙直上雲霄，風吹不斜的特點，因此，烽火台在通訊落後的古代成了有效的邊防警報設置。通常是座座山峯都築台，若京都有急，只要一個烽火台燃煙，其它烽火台就連鎖舉火，警報可以快速傳遞到遠方。

登上烽火台頂端，極目遠舒，前是幽靜美麗的平川田疇，後是峻秀挺拔的起伏山巒，沁人心脾的清新空氣陣陣入懷。 ^[2] 

相傳三千多年前，周朝幽王性情殘暴，喜怒無常， 自從絕代佳人褒姒入宮後終日被美色所迷。從此，幽王的王后申後被幽禁在冷宮，但敢怒而不敢言。

一年後，褒姒生了個男孩，幽王十非喜愛；取名伯服。褒姒從此暗地安排，派自己的心腹宮人，暗中監視申後，尋機報復。

申後過着孤單的生活，心中萬分愁憂。一天，一個年齡較大的宮女，深知王后心事，便向王后獻計，讓她假裝有病，叫她的母親温媪以看病為名，乘機將她的書信送給父親申候和太子宜臼，令太子回京再作商量。申後聽了，依計而行，並送給母親温媪一匹綢緞，那封密書就藏在綢緞之內。誰知温媪從申後宮中出來，卻被早已監視她的人捉住，送到褒姒面前，並當場搜出藏在綢緞中的密書。褒姒盛怒之下，將申後送給温媪的綢緞撕成碎片，並將此稟告知幽王。幽王不分青紅皂白將温媪一劍兩斷，廢太子宜臼為民，立褒姒為王后，立伯服為太子。褒姒做了王后，宮內大權，逐漸被她獨攬了。內自宮女，外自朝臣沒有不奉承她的。幽王對她更加寵愛，凡事百依百順。

褒姒入宮後，從來不笑，這事使幽王覺得美中不足。他曾用過不少方法，要逗褒姒一笑，但都失敗了。有天，幽王問褒姒什麼最好聽。褒姒説： “那天捉住温媪，一氣之下將申後送温媪的綢緞撕了，這撕綢緞的聲音倒是十分好聽。”幽王一聽，當即下令，每日送一百匹綢緞進宮，叫宮女們撕給王后聽。可是褒姒還是不笑。幽王又下了一道聖旨，凡宮內宮外，如果能使王后一笑者賞黃金千兩。奸臣虢石父聽了，想了一個辦法，他告訴幽王： “先王在世時，因南戎強盛，惟恐侵犯，因此在驪山設了二十多處烽火台，又設置了數十架大鼓。一旦發現戎兵進犯，便放狼煙，煙火直上雲霄，附近諸侯見了就發兵來救。我王要使王后一笑，不妨帶她去遊驪山，夜點烽火，眾諸侯一定領兵趕來，上個大當，王后看了，必定發笑。”幽王聽了，依計而行，即備了車仗，同王后來驪山遊玩。

當時，有個叫鄭伯友的諸侯正在京都，聽了這一消息，大吃一驚，急忙趕到驪宮奏道， “先王在世設烽火台，是為緊急之用，今天無故點燃烽火，戲弄諸侯，一旦戎兵侵犯，再點烽火有誰信之，那時何以救急呢?幽王不聽勸阻，並令立即點燃烽火。附近諸侯看到烽火點燃，以為京都有敵進犯，個個領兵點將前往驪宮，待趕到驪山下卻不見一個敵兵，只聽宮內彈琴唱歌，便議論紛紛。這時幽王正和褒姒飲酒作樂，聽得諸侯到來，便派人去向諸侯道謝，説： “今夜無敵，有勞各位。”諸侯聽了，面面相覷，只好帶了兵卒恨恨離去。這時褒姒在樓上看見眾諸侯白忙一陣，不覺撫掌大笑。幽王一見大喜，當即賞給虢石父黃金千兩。

幽王的所作所為，觸怒了申國候。申侯便聯結南戎三面包圍了京都。虢石父得知，面奏幽王： “目前事情緊急，我王快派人去驪山點放烽火，召來諸侯，以禦敵兵。”幽王立即派人點了烽火，但由於他上次失信於諸侯，諸侯認為天子又開玩笑，都按兵不動。

幽王等不到救兵，只好帶着伯服和褒姒逃走，半路上被戎兵捉住，戎主殺了幽王、伯服，但見褒姒容貌美麗沒有殺她。而褒姒料她難活，就用三尺白綾自縊而死，這便是自古留下來的一句俗話： “烽火戲諸侯，一笑失江山”。 ^[2] 

鳳凰台位於咸陽市儀鳳西街北口，原為咸陽北城樓，明洪武四年（1371年）建，台高6.1米，佔地800平方米，台上有大殿4座，傳説秦穆公的幼女弄玉和簫史吹簫引鳳至此；另一説是其建築形制頗似鳳凰，故名鳳凰台。

鳳凰台是咸陽市區內惟一保存較完好的高台古建築羣，同時又是革命舊址，被譽為“咸陽古城明珠”，是陝西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鳳凰台上東、西殿各為三間，中間兩座殿前後縱排，前殿略高，台墩兩側有磴道，北面有南海洞，整體建築形似鳳凰。台前有石碑坊及32級磴道，磴道兩旁有石欄杆、石墁道，以磴道中間兩側有鐵鑄八稜六屋塔，俗稱鳳眼。台上中殿前原有洞宇，後殿內供無量佛像，東殿供三太白像，西殿供三大菩薩像，牆壁上佈滿了佛教故事彩塑立神，山牆外鑲有琉璃彩塑神化故事浮雕。特別是東殿山牆處鑲有一幅完整的琉璃浮雕圖案，弄玉乘鳳，肖史騎馬，秦穆公乘龍的傳説故事，浮雕藝術精巧，栩栩如生。台上有一鍾、一石一柏，鐘聲宏亮，可傳數10裏。

乾隆時邑人張大森有詩云：“台起凌虛空，丹鳳棲雲表，磴道掛三峯，首尾俱繚繞。立神擎洞宇，天鳳響柏杪，開户能明月，捲簾驚宿鳥……”鳳凰台歷經滄桑，部分富麗堂皇的裝飾和原貌曾遭受火災損失及人為破壞，現存的四座大殿，建築藝術精湛，仍可見當年宏偉景觀。

1921年薛篤弼任咸陽縣知事時，每晨派人鳴鐘報曉，促人黎明即起，台前西南有戲樓，每年有“二月二遊百病”“重陽節登高”風俗，因此“鳳凰高台城中建”又被列為咸陽八景之一。

為切實保護好鳳凰台，對它進一步開發利用，咸陽市渭城區文物旅遊局在1998年對鳳凰台東台墩和東殿進行搶救性維修之後，近兩年又積極爭取、落實省級古建維修專款，對鳳凰台北台墩、中殿和南台墩等進行加固維修。經過精心雕鑿、修葺的鳳凰台古建築羣已成為咸陽市新的景觀和旅遊點。

鳳凰台相傳由簫史與弄玉吹簫引鳳的典故而來，最早見於漢劉向《列仙傳》曰：“簫史教弄玉吹簫作鳳凰聲，鳳凰來，止其屋。秦穆公作鳳台，一旦，皆隨鳳飛去。”

據傳秦國國君秦穆公的女兒弄玉愛上了當時正在學仙的人簫史，簫史吹得一手好簫，簫聲動聽如鳳鳴，弄玉聽得如痴如醉。弄玉非常愛簫史，秦穆公便把女兒嫁給他，並在秦國的都城雍的附近建一高台，讓弄玉簫史夫婦居住。弄玉在簫史的指導下，天天學吹簫，最後吹出的簫聲如鳳鳴，引得鳳凰落於台上來聽簫。終有一天，優美的簫聲引來一龍一鳳，簫史乘龍，弄玉乘鳳，雙雙飛入雲霄，騰空成仙而去……雖然這是神話傳説，可鳳凰台卻千真萬確地屹立在咸陽。而且是咸陽城區保存比較完好的高台建築羣。

這一傳説故事，展現了鳳凰能“喻情”的神性，流傳至今，後人為紀念這個歷史的神話愛情故事，用建築一種物體形式來表現，兼有實用、審美雙重功能的空間造型藝術。鳳凰台這座建築，即是具有鳳凰造型，表現鳳凰文化，藴含鳳凰精神，並以鳳凰為名稱的建築。

1921年鳳凰台設有專人鳴鐘報曉；1928年在台上設立了圖書館，後又設民眾教育館；辛亥革命時，革命黨人董瑞生、王士驥在台的右邊廣場召開羣眾會，趕走了清政府的咸陽知事；抗戰時期，鳳凰台上設防空監視哨；鳳凰台同時也是共產黨領導的地下工作人員活動的場所；1949年6月，中國人民解放軍接管咸陽後，成立咸陽市人民政府，市政府駐鳳凰台；後設文化館、圖書館。鳳凰台是陝西省人民政府1957年批准公佈的第一批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咸陽市著名文博學者張鴻傑老人説，當時他已經記事。“在1943年至1945年這段時間，咸陽為了防備日軍轟炸，一個是拉警報，一個是在縣城敲鐘。當時有一部電話，日軍飛機一過潼關，馬上就有電話打來，縣城的警報和大鐘就都響了，同時在鳳凰台上升紅旗，縣城裏的人開始往城牆洞裏跑，有的廠裏的人往防空洞裏跑。等日軍飛機飛到了臨潼、西安後，大鐘又緊急敲響，鳳凰台上又改升黑旗，還在家裏的人趕緊往外跑，鑽洞以後不敢出來。等日軍飛機飛過或炸彈已投後，警報解除，鳳凰台上又改升白旗。”他説：“當時，我家的一個親戚就是在鳳凰台上負責拉警報和升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