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佛朗案

1921年，法帝國主義以中法合辦名義開設的“中法實業銀行”倒閉，翌年，法國政府與北洋軍閥政府秘密協議，發功以退還一部分庚子賠款恢復”中法實業銀行“為誘餌，要中國以金佛郎（即法郎，當時法郎紙幣貶值，金法郎實際並不存在。）償付對法庚子賠款，使中國多付關銀六千二百餘萬兩。

消息傳出，舉國反對。1922年，法國聯合比、西、意三國共同要挾北京政府，索要更多庚子賠款，引發了著名的外交懸案——“金法郎案”。此案轟動一時，歷經三年方以中國妥協了事。中國人民對此非常不滿，抱怨連連。

1924年4月，段祺瑞執政府屈服，與法國簽訂《中法協定》，接受了法國的要求。

1925年，北京臨時執政府總檢察廳呈報司法部，外交總長沈瑞麟和財政總長李思浩構成外患罪，應立即立案起訴。 ^[1] 

一戰爆發後，1917年中國對德宣戰時，協約各國達成協議——庚子賠款暫時延緩五年。1922年暫緩期滿，美、英、日、俄(舊俄公使個人)、意五國要求明年始照付庚子賠款。北京政府除不承認俄國外，其他各國要求均應允。

一戰後美國率先提出退還庚子賠款餘額，用於中國教育和文化交流事業。華盛頓會議上，法國也表態退還庚子賠款餘額，但必須抽出一部分資助中法實業銀行復業，北京政府欣然同意。

1913年成立的中法實業銀行是中國官方和法國私人資本聯合組建。中法實業銀行成立不久，北洋政府就曾以發展“實業”為名借款兩筆。因一戰爆發，並沒有完全到賬。到賬的一部分還被財政或軍政挪用。1921年，銀行因經營不善，宣告停業。

法國所退賠款餘額不足4億法郎，根本無法彌補中法實業銀行7億多的債務窟窿，且一戰後法國經濟萎縮，法郎貶值。如何補足其中的差額？法國又想一招：用其國內從未流通的所謂“金法郎”來計算賠款。在當時，一海關銀相當於14紙法郎，而只值4金法郎。很明顯，以金法郎代替日益貶值的紙法郎，是為了索取更多的賠款。庚子賠款本來就是列強強加給中國的無理賠款，如再加上不合理的匯率，勢必增加中國財政負擔，中國人民當然不會接受。

1923年2月，法國鼓動《辛丑條約》八國公使向北京要求庚子賠款支付現金；拒不批准華盛頓會議《關於中國關税條約》，以致中國遲遲不能徵收2.5%附加税；指使總税務司在中國關税、鹽税餘款內，按金法郎計算，扣留法、比、意、西四國的賠款數。由於全國人民激烈反對，直到1925年，北京政府都未能與法國達成任何可行協議。

1924年北京政變後，段祺瑞掌權，財政捉襟見肘。段祺瑞為了提取四國扣留的關鹽餘款、召開關税會議、增加税收，於1925年4月與法國簽訂《金法郎案協定》，其中規定：法國將部分庚子賠款餘額退還中國，作為中法兩國有益事業之用；總税務司扣留的中國關鹽餘款還與中國政府；中國政府將賠款餘額折成美金支付，並自1924年12月起至1947年，逐年墊借與中法實業銀行。規定中雖然沒有出現“金法郎”字眼，但折成美金支付，即是變相地用金法郎償還。 ^[2] 

民國13年（1924年），段祺瑞出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執政，財政緊張。段祺瑞指示財政總長李思浩、外交總長沈瑞麟與法國公使就“金佛郎案”進行秘密談判，以獲得被扣的中國關税餘款、鹽税餘款。（此前，法國要求自1922年起，中國在償還庚子賠款時，改變原先按各國流通貨幣電匯之方法，改用金法郎計算，這將使中國蒙受極大損失，故中國未同意。法國乃串通各國列強，扣留了中國的關税餘款、鹽税餘款，以逼迫中國政府讓步）段祺瑞政府暗中答應了法國的要求，雙方還進行了簽字換約。協議公佈之後，中國舉國反對。

1924年6月17日，總檢察廳指派翁敬棠調查該案。經3個多月的調查，翁敬棠在同年10月2日向總檢察廳呈交了9000字的檢舉理由書，説明金佛郎案使中國蒙受的損失超過8000萬元，認定該協議為“圖利自己或他人或外國而故意議定”，李思浩、沈瑞麟已觸犯刑律，要求總檢察廳將二人依法治罪。同時，翁敬棠還將該檢舉書分寄各個報社發表，並且為避免遭受迫害而避往天津。次日，各報均採用顯著標題刊登了檢舉書全文，中國輿論一片譁然。10月8日，翁敬棠在天津又檢舉前任司法總長章士釗“職掌司法行政……以促成此事”，有共犯情節，“應飭令該管檢察廳併案辦理，以肅法紀”。在中國輿論的壓力下，已經調任教育總長的章士釗與沈瑞麟同請辭職。

段祺瑞得知此事後，搜捕翁敬棠，但未拿獲。1924年10月下旬，司法部令總檢察廳會同京師高等檢察廳偵查此案。因段祺瑞政府袒護，數月時間過去，僅李思浩提交一份辯訴書。民國15年（1926年）3月6日，京師高等檢察廳下達處分書，宣佈對李思浩、沈瑞麟、章士釗3人不予起訴，認為李思浩等人“於吾國有損部分，則力求縮小；於薄有利益部分，則力予擴張”。翁敬棠不同意該處分，依法申請再議，但京師高等檢察廳以翁敬棠並非原告為由駁回申請，了結了此案。翁敬棠乃在報紙上發表講話，揭露全案的內幕，指京師高等檢察廳“上下其手”，對政府官員加以包庇。1926年12月底，翁敬棠還在報上揭發“金佛朗案”，指由於意大利、比利時援此案為例，導致中國損失7000萬元；加上法國的部分，中國損失共達2億元以上。

段祺瑞在台下時也曾通電反對。但此時段的臨時執政府財政枯竭，張作霖、馮玉祥催索軍費，急如燃眉，段祺瑞只好不擇手段，以圖先渡過難關再説。在段的指示下，李思浩復就此事與法方再度商議。在法方壓力下，中法於1925年4月20日成立協定，規定法國庚款退還時以美元匯率摺合中國貨幣計算，而法國則以金佛郎摺合為美元，中國實際上還是承認了法國提出的以金佛郎結算的要求，並將為此損失關銀6200多萬兩，但臨時執政府也可由此換得扣在總税務司安格聯手中的關餘、鹽餘2360多萬元，作為救急之用。李思浩此舉雖為代人受過，但激起社會各界的反對是不可避免的，有傳聞他已受馮玉祥部下的嚴密監視，並將對其採取行動。李思浩預感處境危殆，遂於1925年11月再度逃入東交民巷，租得法國東方匯理銀行的空屋兩幢暫居。1926年4月，馮玉祥的軍隊在與奉軍的作戰中失利，退出北京，李思浩遂由奉系備專車送至天津，從此在天津開始了他長期的寓公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