鄺榮祿

勤學至知，只為救國圖存

1911年10月19日，鄺榮祿出生於廣東台山一個華僑家庭。父親早年是當地的一個普通農民，因生活所迫去美國做了一名礦工，後來經營小商業。其父於45歲時回國返鄉，辦過果園和魚塘。少年時代鄺榮祿的讀書費用主要靠父親在美國經商時的積蓄和幾個遠在美國的哥哥寄回來的錢。

1927年冬，16歲的鄺榮祿離開家鄉，隻身來到廣州，開始了他的求學生涯。他先在廣州知用中學讀書，並次年秋考入中山大學附中高中師範專業讀書。按當時的規定，高中師範專業畢業的學生只能當小學教員，不能考大學。此時，鄺榮祿對未來躊躇滿志，立志要做一番大事業，自然對只做個小學教員的這個職業不滿足。1929年暑假，在師範專業僅僅讀了一年之後，他便毅然地終止了學業，轉而報考了中山大學農學院農業專門部，並在此讀了兩年。此值國家動盪時期，高等學校招生異常艱難，更少有考生問津農科專業。鄺榮祿卻對農科專業情有獨鍾，他已將自己的社會抱負與農業發展使命緊緊地結合在一起了。無獨有偶，在學習農科專業的兩年間，有位同班同學與他志同道合，同樣堅守着農業科技報國的信念，他的這位同學就是後來為中國植物病蟲害防治事業做出重大貢獻的趙善歡院士。

1931年畢業於中山大學農學院。

1931年，鄺榮祿順利考入燕京大學。在燕京大學學習的四年是鄺榮祿人生旅程中極為重要的一段寶貴時光，對他以後的人生生涯產生重要影響：一是作為一所教會大學，燕京大學在體制、機構、計劃、課程、方法乃至規章制度諸多方面，更為直接地引進西方近代教育模式，對中國教育近代化過程起着某種程度的示範與導向作用，這讓鄺榮祿感受到了西方近代教育的先進性，從而誘發了他出國留學的想法。二是特定的歷史環境，給予鄺榮祿頗為深刻的思想影響，促使他堅定了科技報國的信念。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了對中國的入侵。一方面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國東北步步進逼，整個東三省風雨飄搖；另一方面是國民黨政府採取退讓政策，息事寧人。隨着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步伐的加劇，風雨欲來的危機感籠罩着全國上下，也讓鄺榮祿的心蒙上一層陰影。時滿20歲的鄺榮祿，血氣方剛，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暴行義憤填膺，怒火中燒，他決計走科學救國的道路，實現科技強國。平日裏，鄺榮祿發奮讀書；閒暇時，他參加學生會工作，積極地做一些社會活動，鍛鍊自己。是年秋，鄺榮祿隨學生隊伍到南京抗議蔣介石政府的“不抵抗主義”，要求當局立即出兵東三省。至此，鄺榮祿已成長為一位有着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和強烈進取心的愛國青年。

1935年，鄺榮祿在燕京大學畢業並獲得理學學士學位，隨即由在美國經商的長兄鄺榮福資助自費赴美留學，在艾沃華州立農業大學讀獸醫專業。1936年，由於成績出色，經當時駐美大使介紹，鄺榮祿獲得康奈爾大學獎學金並進入該校攻讀博士學位，成為康奈爾大學獸醫學院第一個中國留學生。期間，他與沈同、林孔湘、趙善歡等為同學。身在異國他鄉，鄺榮祿仍念念不忘救國圖存。他積極地與北美中國學生會取得聯繫，希望他們在華僑團體中鼓動愛國熱情，支持抗戰運動。他還與紐約的進步人士和進步組織取得了聯繫，併為當時廣為被華僑喜愛的中文進步報紙《先鋒報》撰稿。後因學習緊張，鄺榮祿無暇參與活動，《先鋒報》報社便免費按期寄給他，供其及時瞭解國內情況。

1939年7月，鄺榮祿在美國康奈爾大學畢業並獲得獸醫學博士學位後歸國。

穩定西北畜牧生產，支援抗戰

1939年，抗日戰爭進入第三個年頭，全國正處於抗戰最艱難的時期。鄺榮祿抱着滿腔的愛國熱情，積極與國內聯繫，希望投身到抗日救亡運動的洪流之中。不久，他便接受了西北防疫處的聘任。得知鄺榮祿要回國的消息，康奈爾大學的教授、友人及在美國的親人都紛紛勸説他留下來。但是，鄺榮祿卻去意已決，謝絕他們的挽留。人們對鄺榮祿的報國之心不禁肅然起敬，勸説無效後，康奈爾大學贈送他10箱圖書，國聯則贈送了70多箱國內緊缺的抗戰藥品。7月底，鄺榮祿偕同夫人與沈同、趙善歡等同船從大洋彼岸踏上回歸的征程。此時的中國，狼煙四起，抗戰正酣，交通極為困難。在上海登岸後小住兩日後，因戰事緊張，他們不得不隨即乘船南下至香港。在香港停留數日後，他們又繞道越南，然後擇機去雲南。在越南的20多天的裏，他們一面待機啓程，一面加緊購買、運送試驗設備，籌備一些內地緊缺的物資。一個月後，他們進入雲南，然後經貴陽、重慶、成都、西安，進入西北地區。此去蘭州，路途遙遠，路況又差，加之經常遇到敵機襲擾，個人行動尚且不便，更何況他還押運着幾十箱圖書和藥品。一路上，他們時走時停，時而用車輛運送，時而又換成馬幫託運，甚至有時還得肩扛人抬。然而，這些困難都沒有阻擋住報國心切的鄺榮祿，沒有讓他就此止步。幾經周折，相繼輾轉5個多月，在1939年12月鄺榮祿終於抵達蘭州。在到達蘭州後的第一天，他們又遇上敵機空襲。飽受舟車勞頓之苦的鄺榮祿早已人困馬乏，但他在稍做收拾後便義無反顧地立即投身工作。

自1939年回國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到1946年6月，鄺榮祿在西北地區工作長達6年半。初到大西北，他就到衞生部屬下的蘭州西北防疫處工作，被聘為技正，管轄着甘肅、青海、寧夏等省的獸醫防疫工作。時年，鄺榮祿年僅28歲。由於甘、青、寧位置偏遠，且地廣人稀，日本侵略者對這些地區的攻勢稍稍鬆懈一些，於是鄺榮祿與同事抓住這個有利時機加緊工作，千方百計穩定當地畜牧生產，支援抗戰。這個時期，西北地區的家畜冬季死亡問題非常嚴重，家畜飼養業遭受重創，但是人們一直沒有找到家畜冬季死亡的原因，只是想當然地認為是傳染病造成的。為了弄清事情的來龍去脈，鄺榮祿投入大量精力，刻苦鑽研。他深入基層，足跡遍及甘肅省、青海省、寧夏回族自然區，針對家畜疾病作了廣泛的調查，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最終，揭示了西北家畜冬季死亡的真正原因：傳染病並不是導致西北家畜冬季死亡的罪魁禍首，冬季慢性營養不良則是其根本原因。找到了問題的癥結所在，預防策略便步入正統，鄺榮祿很快便扭轉了西北地區畜牧業生產的被動局面。在此期間，鄺榮祿的工作條件極為艱苦，很多時候他不得不往來奔走在蘭州和偏遠鄉村之間，但他不畏困難，仍然夜以繼日，一心一意地撲在工作上。工作佔據了他大多時間，許許多多晚上和星期日的時間，他都在是實驗室度過的。即使在開會的時候，也帶着書去，有空便讀。為了能專心致志地工作，鄺榮祿很少應酬，幾乎推掉了所有的登門造訪。他常對勤務人員講：“我不應付人，我只應付家畜及病菌。”多年後，當別人談起在西北工作的艱苦時，鄺榮祿卻淡淡地説：“只要我所從事的技術工作對抗戰有貢獻，我就心安理得地去做，沒有什麼艱苦不艱苦可言”。

作為西部大城市，蘭州經常受到日軍空襲、轟炸。為了保障實驗設備和材料不被損壞，他將實驗及供製血清的馬匹搬離蘭州，搬到偏遠鄉村去。鄉下沒有電，無法開展微生物的研究工作，他就因陋就簡，開闢家畜寄生蟲的研究領域。戰爭年代，醫藥物質極度匱乏，鄺榮祿將工作重心轉向疫苗的研製。為了研究和大量製備疫苗，他在一個偏遠的山溝辦起了牧場，飼養了大量馬匹。1943年開始，鄺榮祿負責全部獸用血清疫苗的製造以及人用疫苗的製造，國內用的疫苗幾乎均產自這個偏遠的山溝。幾年間，他們供應了大批白喉抗毒素、破傷風抗毒素、腦膜炎血清、牛疫苗、狂犬病疫苗，有力地支持了抗戰，促進了西北地區經濟的穩定與發展。

其後不久，鄺榮祿又兼任甘肅農業專科學校的教授、牧醫系主任，開始獸醫教育工作。他還兼任了甘肅省畜牧獸醫研究所研究員、所長等職務。期間，鄺榮祿在寄生蟲學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並採集了很多標本，成為以後研究的寶貴資料。儘管科研條件異常簡陋，他還發表了“山羊化牛瘟疫苗的研究”、“山羊胸膜肺炎的研究”、“西北各省家畜寄生蟲病的調查”、“舌形蟲病的研究”、“西北‘空腸病’的研究”等多篇論文，為我們畜牧業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研製兔化牛瘟疫苗，一舉消滅全國牛瘟

1946年6月至1947年9月，鄺榮祿調到設在南京的中央畜牧實驗所工作，擔任微生物研究室主任，職稱為簡任技正，主要工作是開展山羊化、兔化及雞胚化三種牛瘟疫苗的研究。在南京，他還兼任國立中央大學教授，講授家畜寄生蟲學，併兼任《中國畜牧獸醫雜誌》主編一年。20世紀40年代，中國爆發了全國性的牛瘟，耕牛死亡現象觸目驚心。由於牛是農民耕種的重要役畜，耕牛的大批死亡嚴重影響了國內農業生產。對此，聯合國專門派出獸醫專家幫助中國控制牛瘟。通過試驗，鄺榮祿研究的兔化疫苗效果顯著，然而聯合國的派出人員卻力主使用雞胚化牛瘟疫苗。於是，在如何消滅當時在全國爆發的牛瘟這個問題上，鄺榮祿與聯合國派來要推廣雞胚化牛瘟疫的獸醫代表團開展了強烈地爭論。當時，崇洋媚外之風甚重，很多人不相信該國的科技力量，鄺榮祿的研究成果自然也就得不到足夠尊重。為了取得翔實可靠、更具説服力的證據，他將山羊化、兔化及雞胚化三種疫苗做了對比試驗。根據試驗結果，他寫成了論文“山羊化、兔化及雞胚化三種牛瘟疫苗的比較試驗”，從而得出“只有推廣兔化牛瘟疫苗，才能消滅中國的牛瘟”的結論。這個時期，鄺榮祿發表了“西北之山羊傳染性腦膜肺炎”、“第三系統家兔化牛瘟病毒之研究”、“犛牛之抗牛瘟免疫試驗”、“土種山羊對於牛瘟病毒之感染性”等多篇論文，為後來消滅全國性牛瘟做了重大貢獻。

國內解放戰爭期間，鄺榮祿在兔化疫苗方面的研究成果得到重視。在北方解放區，陳凌風同志領導了此項工作。他在現在的哈爾濱獸醫研究所原來的基礎上，廣泛深入地進行兔化牛瘟疫苗的研究，並大規模地推廣這疫苗，一舉消滅瞭解放區內的牛瘟。在南方各省的非解放區，鄺榮祿所研究的兔化疫苗也得以迅速推廣，大量疫苗被源源不斷輸送到南方各地，持續爆發幾年的牛瘟終於被遏制。鄺榮祿的兔化疫苗，還被運往台灣，成功地消滅了台灣的牛瘟。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紙幣發行混亂，一時間通貨膨脹，物價暴漲。身在南京的鄺榮祿一家頓時失去了生活保障，舉日維艱。加之政府政治腐敗、官員貪污受賄之風盛興，他已對國民黨政府深惡痛絕，不抱有任何希望。在生活面臨嚴峻挑戰的情況下，鄺榮祿萬般無奈，從而產生去國外謀生的念頭，於是他相繼聯繫了美國、澳洲，結果均未成行。最後經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獸醫代表團推薦，鄺榮祿於1947年9月去了台灣，一直工作到1949年2月。此間，他任台灣大學教授兼畜牧獸醫系主任，及台灣省家畜衞生試驗所（原名獸疫血清製造所）所長。1949年2月29日，鄺榮祿受國立中山大學之聘回到廣州，任中山大學教授。1949年8月至1952年10月任嶺南大學教授、畜牧獸醫系主任，兼任廣東家畜保育所所長、顧問。

出任畜牧獸醫系第一任系主任

1952年10月，全國院系調整，鄺榮祿出任華南農學院畜牧獸醫系的第一任系主任兼任華南農科所畜醫系主任，長期致力於長畜牧獸醫、禽病研究。建系之初，師資力量極為匱乏，鄺榮祿不等不靠，一個人先後開過11門課程。在鄺榮祿的帶動下，畜醫系的發展十分迅速，這為以後華南農學院在此基礎上將畜醫系發展成為獸醫學院和動物科學學院兩個學院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952年，他發起並組建了廣東省畜牧獸醫學會，持續擔任多屆理事長。1954年，鄺榮祿籌建廣東省農業科學院的前身，還籌建了華南農業科學研究所的畜牧獸醫系，併兼任系主任。此間，他還擔任中國農業科學院學術委員、中國畜牧獸醫學會副理事長、顧問委員會副主席、全國禽病研究會名譽理事長等職務。鄺榮祿在畜牧獸醫領域的卓越貢獻，得到社會的認可，因此他成為了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畜牧獸醫評議組的第一屆成員，當選了廣東省和廣州市多屆人民代表，併成為中國民主同盟廣東省委委員。

20世紀50年代中期，廣東省大規模爆發了豬氣喘病，鄺榮祿在國內率先組織和主持該病的研究，並取得了重大成果。根據工作需要，他又率先在全國開展獸醫X線診斷技術的研究與應用，為中國獸醫放射學科的建立奠定了基礎。後來，X線診斷技術發展成獸醫放射學，成為了一門新學科。50年代後期，鄺榮祿組織的鴨瘟研究又首先取得突破。在60年代初，他將工作重點轉移到對家禽疾病的開拓性研究，並開始招收了禽病學研究生。十年“文革”期間，鄺榮祿因為有國外留學經歷和海外親屬關係，被列為清查對象，備受精神折磨，教學、科研曾一度中斷。然而，鄺榮祿的愛國熱情始終不渝，對教學、科研的依戀始終不減，對科學與真理的追求始終執著如初，他堅信科學的春天終將到來。

1976年，“文革”結束，鄺榮祿盼望已久的科學的春天終於來臨了。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他敏鋭地預感到對外科技交流的大門即將打開。機不可失，時不再來。面對這個千載難逢的大好機遇，鄺榮祿暗暗告誡自己：“必須抓住這個機遇，促進學科發展！”於是，在許多人還在觀望的時候，他已經先行一步了。鄺榮祿付諸行動的第一件事就是抓中、青年教師的外語培訓，儘快培養對外交流人才。為了將外語培訓工作落到實處，他親自組織、親自授課和考核。他從自己的學生中挑選出一些學習用功、研究潛力大的好苗子，單獨培養。每天放學後，鄺榮祿就把他們召集在身邊，補課學習英語。後來，這些學生都成長為畜牧獸醫界蜚聲中外的專家。改革開放之初，國內對國外學術動態十分閉塞。為打破這種尷尬局面，鄺榮祿不知疲倦地先後到香港，澳大利亞等地訪問，切身瞭解國外科技進展。為了擴大國際學術交流，儘快追趕國際研究新動向，鄺榮祿積極利用自己在國外的良好聲譽，邀請國外專家前來講學或辦培訓班；他還發揮自己精通英語的優勢，接待了大批來訪外賓。改革開放以來的十年間，鄺榮祿嘔心瀝血，殫精竭慮，一直為追趕國際獸醫學術進展而奔波操勞。多少年後，人們無不感喟他的遠見卓識。歷史已經證明，鄺榮祿的這些工作為日後儘快彌補中國的獸醫學科因十年“文革”造成的與國外科技的差距，為使中國畜牧獸醫學界能躋身於世界先進行列，佔盡了先機。

20世紀70年代末，已近70歲的鄺榮祿深感時間緊迫，於是他爭分奪秒與時間賽跑，想方設法爭取在有生之年多做一些工作。1979年，鄺榮祿籌建了廣東省家禽科學研究所，並擔任第一任所長。隨後，他又組建廣東省家禽研究會，並擔任第一屆理事長。在他的主持下，1981年華南農業大學創辦了全國第一個養禽與禽病專業，建立了全國第一個養禽與禽病防治專業和國內第一個禽病學專業的碩士學位點，培養出一批又一批深受歡迎的本科生和專科生。1982年，鄺榮祿創辦和主編的《養禽與禽並病防治》雜誌在全國發行，受到普遍歡迎。培養出一批批碩士研究生。

1987年8月，年屆76高齡的鄺榮祿退休。但是已退休的他並沒有賦閒在家，而是連年返聘，繼續堅守在工作崗位。鑑於鄺榮祿為中國畜牧業發展和華南農業大學發展所做出的重大貢獻，1983年4月3日學校為其記功一次。1994年，國家農業部頒發證書，給予鄺榮祿享受政府特殊津貼待遇，自1990年7月開始計算。

在此後的10年間，人們經常看到一個白髮蒼蒼、步履蹣跚的老人慢慢行進在住宅區和實驗室之間。雖然他的步子是那麼顫微，那麼令人揪心，但他的每一步都透露着對科學和事業的執著和熱愛。多年後，當人們想起此情此景，無不為之動容！

2001年5月10日22時15分，鄺榮祿因病醫治無效，永遠地離開他鐘愛的事業，享年91歲。

悉心培育學生，熱情回報社會

幾十年如一日，鄺榮祿一直勤勤懇懇、兢兢業業地工作，為廣東畜牧業、畜牧獸醫學和動物科學的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為使中國畜牧獸醫學界能躋身於世界先進行列，為發展新學科，普及畜牧獸醫學科知識，推動中國畜牧生產的迅速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在國內外贏得了崇高聲譽。

鄺榮祿出生於國弱民窮的時代，對外辱內亂有着深刻體會，這是促使他走向科學救國道路的原動力。正基於此，他把對國家強大、社會繁榮的熱切期盼和為之努力滿腔熱忱都化作躬行踐履，身體力行。其中，尤為重要的一環就是悉心培養學生。

鄺榮祿做學問堪稱治學嚴謹、精益求精，他培養學生更是言傳身教、一絲不苟。他對學生要求之“嚴”是出了名。學生寫的每一篇文章，都必須經過他初審，文章的框架結構和邏輯思路達不到要求，學生就得返工重來；初審過後，他將文章轉給那些業務水平高、責任心強的專業教師仔細審閲；專業教師審閲後，在定稿之前他還要再過目一遍。不少學生的文章都是這樣反反覆覆、幾經周折才得以完稿。鄺榮祿總是告誡學生：“任何好文章都是改出來的，要善於在改的過程中思考。”曾擔任華南農業大學黨委副書記的梁深洪也是鄺榮祿的學生，多年後他回憶説：“每次交作業時，心裏都忐忑不安，只要鄺先生一皺眉頭，就知道要重新來過了。嚴師出高徒，沒有先生的嚴格教誨我們的基本功沒有那麼紮實。”

鄺榮祿對學生培養之“實”也是有口皆碑。他要求學生：既要踏實肯幹，注重細節，又要理論聯繫實際，還得練就實操動手能力。鄺榮祿的課深受學生歡迎，因為他講課不是理論知識的堆砌，而是注重實踐教學。收集到的標本，鄺榮祿就做成幻燈片，上課時放給學生看，提高他們的感性認識。為了提高學生的禽病診斷水平，他就拿着小板凳親自帶領學生全天呆在雞舍，現場教學，講解如何發現個體差異，如何進行個體診斷，然後如何實施處理措施，每個環節都讓學生一清二楚。

鄺榮祿教育學生要特別注重“用”，倡導學以致用，要求學生都必須能走得出去，拿得起來，解決得了生產中遇到的實際問題。他常對學生講：“發展科技的目的就是為了普及與運用，只有應用於實踐，才能服務於生產，服務於社會。”他常帶學生深入農村和生產第一線，為養殖專業户提供防治畜禽疾病的技術服務。由於他十分重視技術應用，很多學生成為解決生產實踐難題的高手，如辛朝安、畢英佐就是他精心培養和指導的優秀弟子。

高素質的人才的境界是努力使自己個人抱負的施展與國家建設的需要保持協調統一，鄺榮祿就是這一信條的堅守者和實踐者。他心繫國家發展，躬身實踐科技興國戰略，以高度的愛國熱忱回報社會。抗日戰爭時期，他學成歸國以科技支援抗戰；解放戰爭時期，他力推兔化疫苗，一舉消滅全國牛瘟。在20世紀50年代初，他就組織了培訓牛瘟防治隊伍，舉辦農訓班、短期班，為中國培養出一批早期的獸醫防治力量。60年代，為了讓養殖户儘快掌握新技術、使用新品種，鄺教授走到哪裏，就將培訓班辦到哪裏，為此他深受農民和養禽專業户的歡迎和愛戴，很多養殖户慕名邀請他去講座或會診。改革開放初期，他以外語為橋，引進了國外許多新品種、新技術，在短短几年內使廣東養禽業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改革開放後，為了加大新技術與新品種的普及力度，增強科技交流，他主辦了《養禽與禽並病防治》在全國發行。這份雜誌深得農民的喜愛，第一期就發行了6萬多份，成為全國同類雜誌中發行最早、發行面最廣、辦刊時間最長的養禽雜誌，在國內外都有良好的反響。隨着改革開放政策的深入，鄺榮祿又提出，廣東地處改革前沿，應該率先開展現代機械化養禽業嘗試。在他不遺餘力地推動下，廣東省畜牧養殖業的產業化發展進程大為加快。目前，以華南農業大學為技術支撐的廣東温氏集團已成長為全國最大的畜牧養殖企業，開啓了“公司+農户”現代農業企業經營模式的先河，年產值超過50億。

晚年的鄺榮祿仍老驥伏櫪，志在千里，時刻不忘畜牧業發展。雖然年事已高，他還是應邀擔任深圳經濟特區農業科學研究中心和寶安縣畜牧研究中心的顧問，併為廣東一些養殖業龍頭企業提供諮詢服務，其拳拳的愛國之心和報國之志不減當年，令人肅然起敬。

桃李芬芳，薪火相傳

鄺榮祿作為一名科學家，他在學生面前卻一點架子都沒有，就像辛勤的園丁無微不至關照着每一個學生。在擔任系領導期間，他主張以人為本、因材施教，使學生教育工作得到了極大重視。在他汗水澆灑下，一大批學生成為國家有用之才，有的成為業務部門的骨幹，學科帶頭人；有的成為教授、研究員；有的成為全國著名的專家、學者；有的成為在內外享有盛名的科學家；有的擔任黨政部門的主要領導人，可謂桃李滿天下。

鄺榮祿虛懷若谷，頗具大家風範。雖然他是學術權威，但從不一手遮天。相反，他總是想方設法地為年輕人搭建發展平台，只要有可能，他就讓年輕學者出來挑大旗，扛大樑，增加他們的鍛鍊機會。20世紀50年代，他開創獸醫X光診斷技術時，特意安排了青年教師陳白希主攻這個方向。後來，X光診斷成為一門新學科——獸醫放射學，陳白希為農業部獸醫診斷研究名譽主任，並擔任國際獸醫放射學會理事等職務，使中國的獸醫放射學躍居世界先進水平。對於一些新的研究領域，鄺榮祿總是安排幾個年輕人分頭負責，努力將他們培養成不同領域的骨幹，佔領科研前沿。

20世紀80年代，鄺榮祿特意安排辛朝安、畢英佐自己兩個得意弟子分別學習動物醫學與動物營養，後來兩人分別成為各自領域的著名專家。

鄺榮祿立足高遠，視野開闊，注重學科長遠發展；他甘為人梯，執著奉獻，着力培養後人。這些，都化作寶貴精神財富在後來學者和學生中傳承，他執著追求的事業也開始綻放碩果。當年，他悉心經營的畜牧獸醫系，現已變成獸醫學院、動物科學學院兩個學院，兩個學院都有一級學科博士點，預防獸醫學已成為國家重點學科，動物營養與飼料已成為廣東省重點學科。同時，農業部動物疫病防控重點開放實驗室、廣東省動物源性人獸共患病預防與控制重點實驗室、廣東省獸藥研製與安全評價重點實驗室也已在此落地生根。

鄺榮祿的高風亮節和執着奉獻，為廣東畜牧業英才輩出、後繼有人做出了突出貢獻。他的精神啓迪與帶動着後來者。辛朝安就是這種精神的主要傳承者。作為鄺榮祿的首批研究生，辛朝安接過了導師傳遞的接力棒，繼續發展科技，服務社會，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在2003年爆發的“非典”疫情中，他不顧個人安危開展了病毒溯源工作，為預防控制“非典”功勳卓著；在2004年禽流感疫情流行中，他又再立新功。先後被廣東省評為“抗擊非典先進個人”、“抗擊禽流感先進個人”，被全國總工會授予“全國五一勞動獎章”，並獲得了“全國科技工鄺榮祿”、“全國先進工鄺榮祿”等榮譽稱號。辛朝安秉承並發展了鄺榮祿的教育理念，他的學生也開始嶄露風采。作為辛朝安的高足，廖明恪盡職守，踐行師德，開闢了學科建設的新天地，相繼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獎一等獎、廣東省科技進步獎特等獎、農業部科技進步獎三等獎、全國農牧漁業豐收獎二等獎等成果獎勵等獎項，被教育部納入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並在抗擊“非典”、防控“禽流感”等重大事件中發揮重要作用。

薪火不熄、代代相傳，這既是對老一輩先賢的告慰，更是一個民族不斷進取、開拓前行的優良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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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中國農業出版社.

主要參考文獻

根據鄺榮祿檔案資料及其學生辛朝安、畢英佐等人口述整理。

撰寫者

基諾山普洱茶 （1970～），原籍山東青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