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

首先預見到“善後救濟”的需要並加以詳細説明的，是英國經濟作戰部，這是一個專門擴大敵國經濟困難的部門。1940年8月，封鎖已擴大到整個歐洲。一個問題是，流亡在外國的盟國政府及其為盟國事業服務的人民將如何對待他們在敵佔區的家庭和人民所受到的封鎖威脅。因此人們感到，在封鎖的同時應當發表一項宣言，説明歐洲一解放就可獲得食物供應，英國政府並將為此而建立儲備。此時美國還是一個“中立”國家。同時，貿易的停頓引起了物資過剩的問題。隨着勝利的到來就可獲得救濟的保證就是聯總活動的基石。在英國經濟作戰部下面設立了一個救濟司，負責使過剩問題和對已“解放”國家的救濟問題，協調一致起來。對聯總業務首次提出實際需要的是歐洲一些淪陷國家的流亡政府駐倫敦代表。為滿足這些呼籲而提出的第一個大規模計劃，實際就是創立聯總的計劃，主要是由英美專家擬訂的；因為一些國家已經開始把注意力轉向美國，認為一旦戰事結束，美國將成為最大的物資供應來源。英國的倡議、“已解放”國家的需要和美國的物資，這是善後與救濟的三個要素，必須設法使之協調並發展成為一項切實可行的行動計劃。1941年9月24日，英國政府召集了對德作戰的十五個盟國政府的代表在倫敦開會，討論建立一個機構以處理有關戰後歐洲救濟的一些初步設想。1943年11月，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簡稱聯總）根據44國協議在華盛頓成立，時有48個國家參加。其任務是負責處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受害者的善後救濟工作。這48個國家是：澳大利亞、比利時、玻利維亞、巴西、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加拿大、智利、中國、哥倫比亞、哥斯達黎加、古巴、捷克斯洛伐克、丹麥、多米尼加共和國、厄瓜多爾、埃及、薩爾瓦多、埃塞俄比亞、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希臘、危地馬拉、海地、洪都拉斯、冰島、印度、伊朗、伊拉克、利比里亞、盧森堡、墨西哥、荷蘭、新西蘭、尼加拉瓜、挪威、巴拿馬、巴拉圭、秘魯、菲律賓共和國、波蘭、土耳其、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南非聯邦、蘇聯、英國、美國、烏拉圭、委內瑞拉、南斯拉夫。

資金的供應：根據聯總協定創建了主持救濟事宜的機構；這個機構將由各會員國政府在“其憲法規定之主管機關許可範圍內”捐助資金，來給它提供動力。美英兩國政府就如何籌措救濟資金的問題，經過長時間的討論，明確了對行將採納的一切財務計劃具有重要意義的一些普遍原則。一，接受救濟不應當引起債務負擔。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救濟主要是通過貸款獲得資金。從理論上説，這類貸款必須償還，事實上償還的極少，而且這些債務的長期延宕又使國際關係蒙上陰影。在制訂聯總財務計劃的過程中，卻並不存在長期貸款或信貸的問題。二，規定那些具有財力的國家應當為其所得的救濟物資付款。需要救濟的已解放國家事實上可以分為兩類：一類象波蘭和南斯拉夫，可能沒有什麼外匯資金，因此必須通過無償捐助提供全部救濟物資；另一類象法國和比利時，估計在戰爭結束後尚有充足的財力。三，所有國家，包括淪陷的和未淪陷的國家在內，都應當出資負擔聯總的費用；這樣，捐款國與受援國都是這一組織的共同參與者，而所有國家，不管其是捐助國還是受援國，在聯總全會中都有同等的發言權。最後，一致同意不管制訂什麼樣的財務計劃，必須博得美國國會的歡迎，因為大部分物資不可避免地必須由美國提供。規定所有未受敵人侵略的國家捐助額為一年國民收入的百分之一。捐助不是逐年徵收，也不是在任何規定的期限內徵收，而是一次徵收。根據這一方案，美國的捐助額約為十三億五千萬美元，英國約為三億二千萬美元，加拿大約為九千萬美元。三十個未遭入侵的會員國政府向聯總提供了業務經費；八個遭到入侵的會員國政府除了提供行政經費外也提供了業務經費；所有四十八個成員國政府都提供了行政經費；五個非會員國政府(阿根廷、愛爾蘭、葡萄牙、南羅得西亞和意大利)也提供了捐款；非政府方面的捐助來自自願認捐與自願募集。

聯總總署設在華盛頓。總署的領導是署長，由一位高級副署長協助。先後擔任署長的有赫伯特·H·萊曼州長(美國)，1943-1946年；菲奧雷洛·H·拉瓜迪亞(美國)，1946年；洛厄爾·W·魯克斯少將(美國)，1947-1948年。高級副署長是阿瑟·索爾特爵士(英國)，1944年；R·G·A·傑克遜海軍中校(澳大利亞)，1944-1947年。

總署通過同已解放地區或佔領地區的軍事當局，或者通過同有關國家的政府所達成的一系列協議來開展工作。聯總的活動遍及歐、亞兩洲的39個國家。聯總的救濟工作，主要是通過各國的行政機構進行的。聯總救濟物資供應工作的開展和完成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始於1943年11月，一直持續到1945年8月。第二階段始於1945年8月，一直持續到1948年9月底。中國是最大的受益國，波蘭居第二位。是聯總救了希臘(包括多德卡尼斯羣島)和波蘭。這兩個國家最迫切的需要是食物。在聯總運往希臘的救濟物資中，食物佔百分之六十；在運往波蘭的救濟物資中，食物近一半。若不是聯總迅速有效地給希臘運去了必需的物資，該國的情況將會比今天不知壞多少倍。在上海，聯總設立了中國分署。

聯總在中國的工作，從其規模來看，可以説是它所從事的事業中規模最大的。1945年1月，國民政府設立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簡稱“行總”，英文縮寫為CNRRA），代表政府作為聯總的對應機構，負責接受和分配聯總提供的救濟物資。行總的總部初在重慶，後遷南京。在上海、浙江、福建等省市設立15個分署。與此同時，在延安相應成立中國解放區救濟總會（簡稱“解總”），董必武為會長。解總於1946年7月在上海設立辦事處。中國福利基金會同解總駐滬辦事處密切合作，堅持要求聯總和行總按聯合國規定，公平合理分配救濟金和物資。按照章程，聯總對救濟物資的分配，應是不分政治派別公平地援助一切受戰爭破壞的地區。這個原則，在中國一開始沒有得到實現。受戰爭災害的人有一半以上生活在華北解放區，但這個地區卻只得到2%的救濟物資，98%的物資給了國民政府控制區。這種不公平分配，不僅引起解總和中國福利基金會的抗議，也引起了聯總在華工作人員的不滿。民國35年7月上旬，分屬14個不同國籍的300名聯總駐華官員和職員聯名寫信給聯總總署署長菲奧雷拉·拉瓜迪亞，抗議國民黨把聯總的救濟用作政治武器。民國36年4月，聯總60名在華高級官員集會通過一項決議，抗議對解放區的歧視，並將決議刊登在上海出版的英文報紙《大陸報》上。聯總派往晉察冀國際和平醫院的牙醫摩西·奧斯布爾、化驗師麗琳·凱泰和護士陶樂賽，在民國35年底國民黨軍隊進攻張家口時，放棄了飛返北平的機會，志願跟解放區軍民一起轉移，堅持工作，直至民國36年聯總解散。聯總醫務官哈勵遜（亦譯為夏理遜），為押運物資去解放區受到國民黨軍警刁難、折騰，1947年1月殉職于山東省張秋縣（現陽穀縣張秋鎮），終年66歲。

聯總第五屆全會會議(1945年8月)第八十號決議預示了聯總工作的結束。當時規定的結束日期是1946年底，而在遠東則推遲三個月。1947年，根據第二屆聯合國大會決議，聯總宣告解散。解總駐滬辦事處於同年底撤離上海。1948年10月，行總撤銷，各分署也先後結束。1949年3月，解總指定中國福利基金會為解總代表，繼續接受對國際和平醫院、醫科院校、華北兒童等項目的援助。

聯總的衞生工作部門於1947年初移交給世界衞生組織臨時委員會。

聯合國大會於1946年12月11日批准設立聯合國國際兒童緊急基金會。這個機構在1947年6月底接管了聯總向前聯總國家中最不幸的兒童提供衞生、恢復健康和福利的工作，同時接管了聯總的職員與款項。

聯總的社會福利工作部門在1947年之後逐漸衰落，因為聯合國組織無意接收它，而受援國也不願或無力按照永久性體制來繼續進行這些工作。

聯總的一些有關農業善後的職責(還有聯總的一些職員和款項)在1947年期間移交給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

救濟難民的工作是在1947年7月1日移交給國際難民組織籌備委員會的。

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成立於1943年11月 ^[1]  ，由美國發起，並由48個國家參加的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在華盛頓成立（比聯合國早成立2年），決定向歐、非、亞38個戰後國家施救，中國是救濟的重點。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所有救濟物資及運輸工具上均標有“UNRRA”字樣，所有工作人員均佩有銅質圓形藍琺琅底銀字“UNRRA”字樣的徽章。“聯總”是一個半官方半民間組織。

“聯總”總部設在華盛頓。最高長官為總署長，常務機構為理事會，施行機構是分設在各國的分署。救濟物資是由各會員國提供和民間募集及各慈善團體捐獻的。美國拿了一大部分，其次是英國、加拿大、拉美各國及澳大利亞。美國當時拍了一部記錄片，拍的就是美國人民踴躍捐獻的場面。抗戰勝利後，中國許多大城市裏都放映過這個片子。“聯總”的工作人員多是從民間招募的。條件是未婚男女青年，有一定學歷，通駕駛、機修、醫療、農學中的一門以上技術。工作人員無薪金，只有津貼，相當於現在的“青年志願者”。好奇活潑的美國青年，一時應招者雲集。

“聯總”與中國接洽機關是國民政府行政院。行政院設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簡稱“行總”)，佩“CHINARRA”字樣的徽章。因為當時尚有一紙《雙十協定》在，當局又不得不在邯鄲設解放區善後救濟總署（簡稱“解總會”）。由於“聯總”的性質，行政院也不好意思強在各分支機構中安插高官顯宦，只好由各地的學界名流、慈善團體頭領，宗教領袖掌管。因為“行總”畢竟以“聯總”為依託，所以，“行總”、“解總”倒鮮為人知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這時在東南亞，美軍尚有相當數量的戰備物資，除軍械武器外，汽車、帳篷、食品、糧食、醫藥器械、修路機械、廚車、敞篷吉普應有盡有,歸心似箭的美國兵,哪還看上這個!統統交給“聯總”賑災去吧。“聯總”於10月份就把這批物資集結到交通要道,隨時都可以運抵中國災區。這正是黃泛區難民在1945年冬就可領到首批救濟的原因。

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河南分署於1945年9月建立於開封,分署長為馬傑。馬傑是大學教授,知識界名流,門人甚多,頗有威望。分署下的各分支機構的負責人多是他的學生。建國後,馬傑出任“民革河南省委組委”。

西華縣是黃泛區腹地,地處黃泛下游,為八方黃水的彙集處,水深盈丈,8年不退,相當多地方積水長達10年。“黃泛腹地”是全國公認的,“聯總”把救濟重心放在西華黃泛區,也屬理所當然。

“聯總”河南分署在豫北、豫西南、豫東北各設一工作隊,在周口設第四工作隊,後豫西南工作隊也撤併入周口第四工作隊。該工作隊下轄3個分隊：黃泛區農業機械復墾工作隊（專司機器墾荒）,黃泛區工作隊（專司災民救濟）,黃泛區醫療衞生工作隊另轄許昌汽車管理處和漯河修配廠。為保證泛區救濟工作的時效,又在西華縣城黌學舊址(今縣人民醫院)設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黃泛區第四工作隊西華工作站,站長王大全。任務是救濟物資的調運與存放，機械的分配與管理,“聯總”上級人員的接待與考察，聯絡與翻譯(王本人通英語)。

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西華工作站，位於西華縣人民醫院北院區的一個家屬院內，3間磚木結構的青磚瓦房在四周樓房的映襯下顯得特別低矮。然而，它那古色古香的梁檁和幾根粗大的木柱，以及梁頭上的木刻和磚刻，還有那剛剛修復一新的塌陷屋檐和殘缺的雕花，彷彿像人們述説着它過去曾經的輝煌。

據老人們回憶，辦公地點曾經是西華縣著名的明倫堂舊址，1945年至1947年間，這裏又作為“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西華工作站”的倉庫和辦公地點，備受世人矚目，來自多個國家的志願者們在這裏演繹了一曲救濟災民、建立黃泛區的不朽篇章。1983年，這裏被周口市人民政府列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隨着抗日戰爭的節節勝利，飽受日寇鐵蹄踐踏的亞洲、歐洲、非洲等各國人民看到了重建家園的曙光。1943年11月，由美國發起，美國、英國、加拿大等48個國家參加的“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在華盛頓成立。“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決定向位於亞洲、歐洲、非洲等38個戰後國家施救，中國是救濟的重點。

“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是一個半官方半民間組織，它沒有黨派標誌，也無政治色彩，它的總分機構均不設行政機關，只設管理機構和辦事機構。總部設在華盛頓，最高長官為總署長，常務機構為理事會，執行機構是分設在各國的“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分署。

救濟物資是由各會員國提供和民間募集及各慈善團體捐獻的。日本投降後，“聯合國軍”在東南亞等地尚有相當數量的戰備物資，除軍械武器外，汽車、帳篷、食品、糧食、醫藥器械、修路機械、敞篷吉普應有盡有，“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於1945年10月份將這些物資集結後運抵中國災區。

“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工作人員多是從民間招募的，其中多數是美國基督教青年會、羅門會、阿毛毛基金會等慈善團體的成員，條件是未婚男女青年，有一定學歷，有駕駛、機修、醫療、農學等一門技術。工作人員無薪金，只有補助。中國與“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接洽機關是國民政府行政院，國民政府行政院也相應成立了“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工作人員來自全國各地的慈善團體、宗教界等民間組織。

1945年9月，“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在河南設立分署，成立“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河南分署”，總部在開封，專門協助“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開展工作。日寇宣佈無條件投降後，根據國際協定，聯合國對數十個遭受戰災的國家和地區進行援助。由於黃泛區長期洪水氾濫、民不聊生，“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把救濟重心放在黃泛區,並在黃泛區腹地西華縣設立“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第四工作站（以下簡稱工作站） ^[2]  ，辦公地點設在西華縣城明倫堂舊址(今西華縣人民醫院北院區),站長王大全。

聯總”第四工作隊與西華工作站是隸屬與交叉的工作關係。第四工作隊的首任隊長是華敏,住周口；繼任隊長是王大全,他又是西華工作站的站長,所以,常自駕敞篷吉普車,往返於周口、西華,他的工作是很忙的。黃泛區農業機械復墾工作隊受第四工作隊與西華工作站的雙重領導。

早在1945年底,“聯總”河南分署即在中牟、尉氏兩地各招一班曳引機（後以俄語譯為拖拉機）訓練班學員,每班30人,要求大學畢業資格,學期3個月；接着又招收同資格同規模的訓練班兩期,共訓練曳引機手180人。從第四期起,移至扶溝、周口兩地舉辦,每班50人,要求高中畢業,學期半年,共培養學員100人。第五期,每班80人,共畢業160人。

黃泛區農業機械復墾工作隊下轄3個分隊：一分隊初設西華王牌坊，後遷西華邵蠻樓，隊長原正印；第二分隊設扶溝練寺,隊長時洪義；第三分隊設西華護擋城，隊長崔玉華。各分隊均配有外籍技術員（多為美國人）及翻譯。如所羅門、渥爾提那、喬艾斯渥爾坦等10多位。他們的任務是隨機下田，指導駕駛，排除故障。另外在西華縣城西街路北老衙門（今縣醫藥公司）院內設修配廠一座，調漯河修配廠周煥彩、王承魯為修配技師。

3個分隊當時共有曳引機200餘台及兩台自走式收割機，內有福特（25馬力）、麥士（55馬力）、卡斯（55馬力）、卡瑪（55馬力）、克拉克（75馬力）、迪弗爾（90馬力），其中克拉克即是東南亞戰場上用的築路車。美軍原打算打通重慶、昆明、仰光到印度密支那的交通線，與日本長期打下去，克拉克就是為開闢這條公路而造。這種車履帶式，車身高1.5米，身長2米，在羣山密林泥濘的環境下最適宜，可從事挖土、開掘、拉碾軋實等多項作業，想不到3個月後就調到黃泛區拉犁拉耙了。

10年黃泛後的西華是一片泥淖，草深過人，盤根錯節。曳引機要把草軋倒才可作業。一台機車拉兩鏵犁已很吃力。冬耕更為艱苦，因為機車都無駕駛艙，置身於冰天雪地中作業，僅靠一套棉工裝實難抵禦刺骨寒風。地身長約10裏，6個小時才能犁一個來回。駕駛員憑堅毅不拔的精神，為西華黃泛區開荒累計45萬畝。

從1945年底，黃泛區難民已陸續返鄉。這一批批從生死邊沿上掙扎過來的人們，面黃肌瘦，行動乏力，拖兒攜女，根本無法恢復生產。各復墾分隊就把已開墾的荒地指認給他們，有相當一批土地已播上種子，長出青苗。

黃泛區工作隊，由王大全主管。按救濟性質可分為急救性救濟、後續性救濟和開發性救濟。按類別可分為特重災區、重災區和災區三等。解決災民們的吃飯穿衣問題成為救濟工作的首要問題。救濟工作開始後，首先解決的是人們的吃飯問題。熟食分放有定點分放和流動分放兩種。根據工作站長王大全的佈置，在紅花鎮、城關鎮等十幾處紮下伙房，供應半徑七八里範圍內的災民領飯吃。

黃泛後陸續歸來的難民，他們原居的村落已淤在丈深之下了，只能在大致方位踩倒一片蒿草，鋪上席片露天而眠。災民成了無衣無食的赤貧人！一個災民點往往只有一個火種，遇上雨天，連這一個火種也浸滅了，時間彷彿一下子倒退到了茹毛飲血的原始社會！記得上世紀70年代，《大河奔流》劇組來西華拍外景，他們徵集到一批當年災民的衣物作道具，目睹這些如絲如縷的片狀衣服及僅是片片的鍋碗，使人黯然淚下。

救災先救急，救急莫過於分放熟食，這是解生民於水火的首要一環。熟食分放有定點分放和流動分放兩種。根據工作站長王大全的佈置，在紅花、城關等十幾處紮下伙房，供輻射半徑七八里內的災民領飯吃。西華縣紅花鎮凌橋村凌容海老人回憶説：“我粗通文字，王大全叫我給災民造名冊，報給設在紅花的伙房，伙房按名單發飯票，災民憑飯票打飯。票分大票（成人用）、小票（兒童用）兩種。每日三頓，每頓平均一人一馬勺米飯（有時是一箇舊制12兩重的饃），兩人一馬勺菜（由蕃茄、土豆、黃豆罐頭混合熬成），足可吃飽。這種生活持續了一年零四個月，直到我村都有了住處，安上了鍋灶才開始發米發麪。”特重災區救濟狀況大致如此。

重災區的食品發放以西華縣城為例，伙房設在舊察院內（今縣公安局），王大全指定本處人高幼生為伙食長，單逢乙為會計。據單逢乙老人回憶：“當時每天開午晚兩次飯，大十字街鳴鐘為號。災民憑衣袖上縫的布條多少領飯，一口人一個布條。也不是城關災民都可領布條打飯，許多不斷炊的，就領不到布條。這個伙房供熟食約5個月才撤銷。”

工作站另有4部廚車，是專供那些分散在邊遠角落災民熟食的。廚車是十輪卡，車箱內置4只鐵皮桶，每桶可蒸40斤米。到地點後，只需上水通蒸汽，20分鐘後既成飯，然後發號令讓災民來領飯。這車是美軍曾在東南亞戰場上服役的專用廚車，原可供200士兵吃飯。一般災區則不設伙房供食。

救急的另一要務是發放衣服。10年黃泛後的災民已到了無衣可穿的地步：10歲以下的男孩，裸身赤體，一絲不掛；成年男子一律赤膊；婦女則赤皮露肉，衣不蔽體，少女們尷尬無比，羞於見人。當時凡特重災區災民都可領到一套衣服。先由災民點造出名冊，寫明年齡、性別、身高，然後在災民點當面發放。這是從各國募捐來的衣服，有新的，也有八成新的，但絕無破舊不能穿的，五顏六色，千奇百怪。半個世紀前的中國人哪見過這個？他們穿過長袍馬褂、中式便裝，一旦領取這些大紅大綠的連衣裙、茄克衫，顯得很無奈。“是飯充飢，是衣擋寒”，姑且穿上吧。一時間，少女穿上了連衣裙，老太太穿上了花茄克，老漢穿上了工裝褲，小腳女人蹬上了高跟鞋，開始大家還相顧而笑，天長日久，也習以為常了。

重災區和災區不是人人一套衣服，而是有衣不發，無衣就發。在校學生則發給衣服或布匹。筆者想起了上世紀80年代初，我國改革開放初見成效，經濟狀況有了好轉時，市面上一下子流行起了時裝，許多人看不慣，説“妖里妖氣的”，黃泛區的人則不然，他們説：“這有啥可奇怪的。40年前我們就穿過。”是的，黃泛區人確實見過世面，他們有在全國各地“清吃百户”的經歷，吃過暹羅大米，美國洋麪和各式各樣的罐頭、餅乾、桶裝奶粉、戰地盒飯，後來當市面上擺滿了各式各樣的食品時，他們倒顯出司空見慣的派頭。

在特重災區，住處也是頭等大事。若蓋房，不僅無磚瓦，甚至連一根木棍也找不到，因此“二戰”中退役下來的帳篷便成了特急供給品。一般3至5口人家發20平方米帳篷1座，5至8口人家發40平方米帳篷1座，連同支撐帳篷的支架一併發給。其他災區則視情況，只有露宿者才可領到帳篷。

現年84歲的張克老人，當年在救濟總署西華工作站棗口站點負責編花名冊、登記救災物品發放工作。張可老人回憶説：“那時，剛剛返回的羣眾衣不蔽體、食不果腹，工作站首要的任務就是解決他們的吃住問題。”

為 解決這些羣眾的住房問題，工作站就把一些募捐或者是戰場上拋棄的一些帳篷按照3至5口人家發20平方米帳篷1座，5至8口人家發40平方米帳篷1座，連同支撐帳篷的支架一併發放的原則進行救濟。

那時，僅西華、扶溝一帶就有災民25.6萬餘人，他們的衣食住行，僅靠發飯、發衣、發帳篷是解決不了根本問題的。王大全根據實際情況，採取了“靠物資實行後續性救濟，把救濟與生產結合起來，走開發性救濟”模式。王大全是一位有組織管理才能的人。他在西華工作站內重點建設了汽車運輸隊、倉庫、縫紉廠、製鞋廠（女工50名，手工制）、鐵機織布廠（共20餘名織布女工）、物資調撥供應處、木工廠（除做桌凳外，還可架小型便橋）等，為後續性救濟完善了機制；另一方面，他經常帶領“聯總”開封分署來的外籍人員到各災民點巡視。

首先，在西華工作站內組建了汽車運輸隊、縫紉廠、製鞋廠、織布廠、木工廠等，使一部分人有工可做。其次，對能生火做飯的家庭，由發放熟食改為發放大米、麪粉等。

早在1945年底,“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河南分署就在中牟、尉氏兩地各招一班拖拉機訓練班學員。3個月後，“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河南分署又招收同資格同規模的訓練班兩期,共訓練拖拉機手180人。隨後，“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河南分署又招收了第三批、第四批、第五批學員。

學員畢業後，一大部分來到黃泛區農業機械復墾工作隊工作。黃泛區農業機械復墾工作隊下轄3個分隊：一分隊初設在西華王牌坊，後遷至西華邵蠻樓；第二分隊設在扶溝練寺；第三分隊設在西華護擋城。各分隊均配有外籍技術員及翻譯。另外在西華縣城老縣衙（今西華縣醫藥公司）院內設修配廠一座。

3個分隊當時有拖拉機200餘台及部分收割機，拖拉機有福特、麥士、克拉克等多種型號，其中克拉克是一種履帶式多用途工程車，可從事挖土、開掘、拉碾軋實等多項作業，它為開墾黃泛區立下了汗馬功勞。

然後，工作隊把這些開墾出來的荒地指認給農户耕種，並減免各種税，荒沙灘上長出了莊稼，災民們從救濟走上了生產自救。到1946年底，災民們實現了開灶做飯。與此同時，開發性救濟工作全面展開。

剛剛恢復生產，黃泛區就受到蝗災襲擾，遮天蔽日的蝗蟲過後，莊稼是一片狼藉，它帶給黃泛區的是毀滅性的災難。為保護剛剛開墾出來的耕地，工作站發動全民捕蝗。為鼓勵大家，工作站規定：無論男女老幼，每捕捉一斤蝗蟲，可以換一斤大米。“那時間到處是捕蝗大軍，每天捉到的蝗蟲堆積起來簡直就是一座小山。”張克老人回憶説。

為了打通黃泛區與外界的通道，要修通周口至開封、周口至許昌兩條公路。工作站規定沿途災民可志願出工，志願出工的災民中午統一在工地吃飯，並按一定的標準每天可領取幾斤麪粉，實行以工代賑，對工作量沒有強行規定。用了8個月時間，沿途災民修通了周口至開封、周口至許昌兩條公路。今天的周汴、周許兩條公路的路基，多半都是那時由災民鋪成的。

由於衞生條件落後，洪災後的西華到處是蝨子、跳蚤和蒼蠅、蚊子，許多人患上了瘧疾、疥瘡等疾病。為使病人及時得到救治，工作站在城隍廟附近設立一所門診，美國一名志願者坐診。“只記得當時大家尊稱她為艾小姐。”採訪中，張克老人説，由於時間太久，艾小姐又是美國人，因此想不起來她的名字了，但是，“她為醫治災民們的疾病可沒有少出力。”

那時因為缺少藥物，治療瘧疾所用的藥物基本上是“奎寧”，對疥癬、爛瘡等皮膚病，就擦點消炎藥水或撒點磺胺粉。消滅蝨子、跳蚤的辦法也很簡單，工作站人員將一種粉末狀藥品發放給災民，或者撒在每人的衣服上。後來才知道，這種白色藥品其實就是“敵百蟲”粉。

當時外電預言：“黃泛區是不可能恢復的。”這話當然有點悲觀，但在這片莽莽荒原上要解決25.6萬災民的衣食住行，僅靠放飯、放衣、放帳篷是根本不行的，應該採取的辦法是：一靠物資實行後續性救濟；二把救濟與生產結合起來，走開發性救濟這條路。

據凌贊老人回憶：“我認識王大全，西華縣許多人都認識他，他領美國人多次到我家向我父親瞭解情況，只要能立灶做飯的，就不再領飯了，而改為發大米、白麪、罐頭、牛奶、鹹豆粉。標準是：成人每月30斤大米、30斤白麪，共60斤；小孩每月20斤大米、20斤白麪，共40斤；罐頭每人10聽、牛奶10聽、鹹豆粉1聽（5磅）。我父親是災民點造冊登記人，美國人與他交談，我父親聽不懂，就由王大全翻譯。”這裏是特重災區，發的東西一般吃不完，目的是防備陰雨風雪天。

1947年11月25日，聯合國第三屆大會決定撤銷“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王大全也離開西華前往美國。當年年底，中國政府決定成立黃泛區復興局接管“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第四工作隊在西華的全部工作。原所有在工作站工作的中方人員，根據志願，或遣散或過渡到復興局。

1947年11月25日，聯合國第三屆代表大會決定撤銷“善後救濟總暑”這一機構，撤回派往各國的工作人員，並把全部的物資留給當地。當時國民政府成立了“行政院黃泛區復興局”接管原“聯總”、“行總”的全部工作，並在豫、皖、蘇三省建立了三個分局，河南黃泛區復興局局長是王式典。原“救濟總署”的中方工作人員，根據志願，或遣散或過渡到復興局工作。但此時國民黨政府在戰局上正處在節節敗退，“黃泛區”大多數縣已建立了人民政權，當時的“扶（扶溝）太（太康）西（西華）政府”曾先後派副縣長王熬夫、縣府秘書鄭獻廷等到復興局開展工作，復興局實際上已被共產黨所控制。

1948年6月12日，國民黨決意炸燬工作隊留下的所有財物。當日早上8時許，一架輕型轟炸機在工作站上空低空用機槍掃射後，又將兩顆炸彈扔到院中。一時間，火焰沖天，工作站的大部分房屋被夷為平地，顯赫一時的明倫堂被炸得只剩下為數不多的幾間房屋，至今在明倫堂東山牆上，被子彈打出的印痕還清晰可見。

1948年10月，豫皖蘇行署以原復墾隊為基礎，在扶溝練寺建起了豫皖蘇黃泛區農墾學校，崔玉華任校長。1949年4月，該校遷至開封，更名為河南省農業學校。

1949年10月，中央農業部召集原黃泛區復興局拖拉機駕駛員參加農業部主辦的農業機械化培訓班，復興局派出80多名學員到北京雙橋原農業機械學院報到，參加農業機械理論、維修等培訓。培訓班結束後，所有學員分赴到全國各農場，成了農業機械化的骨幹。

1950年3月21日，中央黃泛區復興委員會復興局在開封成立 ^[3]  ，隨後局機關移到西華縣城明倫堂，復興局的主要任務是疏治河道、排除積水、防疫治病、生產救災並號召外逃難民返鄉，重建家園。同年4月，中央農業部分來拖拉機駕駛員70餘名充實到復興局，成立機耕大隊。一年多的時間裏，復興局組織幫助農民疏浚了潁河及賈魯河等淤積河道，幫助回鄉災民開墾荒地千萬畝，機墾土地40餘萬畝，防疫治病120萬人次，農民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1950年12月，周恩來總理在聽取復興局工作彙報時，對復興局的工作給予讚許，並指示結束復興局工作，建設大農場。1951年1月，黃泛區農場正式建立。

核心提示：西華縣位於黃泛區腹地，60多年前，這裏的人民飽受黃水之災，民不聊生。為了幫助這裏的人民重建家園，“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在這裏設立了“聯合國救濟總署西華工作站”。在兩年多的時間裏，工作站幫助開墾荒地，救治災民，賑災救災，譜寫了一曲世界人民共同抗禦災害、建設家園的樂章。

如今，“聯合國救濟總署西華工作站”在黃泛區的救濟活動已過去半個多世紀了，當年參與救濟活動的外籍人士早已回國，中方工作人員由於種種原因也分散各地，且都年事已高，許多已經作古。然而，正是有了他們當時忘我的工作，才有了黃泛區今天的美好生活，讓我們永遠銘記王大全、艾小姐以及那些無私的志願者吧，也許沒有他們昨天的努力，就沒有黃泛區今日的幸福與和諧。

馬傑：大學教授,知識界名流,門人甚多,頗有威望。分署下的各分支機構的負責人多是他的學生。建國後,馬傑出任“民革河南省委組委”；

陳學通：馬傑的學生，河南南陽人，中共黨員，為救災物資運往解放區做了大量工作。其妻王玉珊一同前往西華工作站，在黃泛區紅花集小學任教，期間生子陳合一；

閆世俊：參與善後救濟總署國共黃河故道協議談判，建國後，在鐵道部工作； ^[4] 

邊廣惠：農機技師，負責農機操作人員培訓。建國後，在開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