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玉麟

鄧玉麟（1881—1951），湖北省巴東縣野三關石橋村人，土家族；1894年投入清軍中當兵，後入新軍第三十一標，繼升為炮八標正目，1908年由孫武介紹秘密加入共進會，之後離開軍隊，但仍在武昌、南京等地做運動新軍的工作；武昌起義後入鄂軍都督府謀略處任職，不久先後被湖北軍政府任命為鄂軍第七協統領、第四鎮統制。

中華民國成立後任北京總統府軍事諮議官，授銜陸軍中將；1916年赴滬參加討袁；1917年參加護法戰爭，被孫中山任命為大元帥府參軍、臨時政府參議；1921年任國民黨本部軍事委員；1926年北伐戰爭爆發後，曾任北伐軍左翼軍第一路軍總指揮，參加荊沙、宜昌等戰役。 ^[2] 

1927年後脱離軍界，遷居上海；抗日戰爭爆發後，後拒絕侵華日軍及漢奸收買，1937年9月輾轉到武漢，後又退避宜昌，宜昌淪陷後避居長陽；1940年回巴東，後去重慶，任國民黨前敵軍事委員會委員。

抗戰勝利後正式回巴東；1946年選為國大代表，到上海與辛亥首義革命同志團聚會留影，任首義同志會理事；1949年因病滯留巴東，但拒絕赴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鄧玉麟曾作為開明人士代表到縣人民政府參加會議，曾任巴東縣人民政府秘書長；1951年4月10日在“鎮反”運動中被錯殺，1982年始被平反，恢復名譽。

鄧玉麟(1881—1951)，生於1881年辛巳2月19日(清光緒七年正月二十一)，卒於1951年辛卯4月10日(農曆三月初五)，名世泰，號炳三，土家族，湖北省巴東縣野三關石橋坪人。

鄧玉麟父鄧全愷，母譚氏，兄弟三人，其排行第二，其上兩個姐姐早嫁；鄧家境貧寒，備受貪官酷吏、地方豪紳和族中頭人欺凌壓迫，雖識字而不能書；14歲時，父兄餓死，輟學回家當“背運夫”，往來於巴(東)、宜(昌)、(秭)歸之間；後又為司廚、屠夫當下手，聊以養母；次年，母親病歿，鄧將其母抬回石橋坪求地安葬，無奈地方族中強蒙不允許，任大雨淋屍。鄧悲憤欲絕，扶棺長哭：“百姓死無葬地，此世道不改，我輩怎生！”時張之洞招募編練“自強軍”，16歲的鄧玉麟到宜昌從軍，入步兵第三十一標當兵，後隨軍移駐武昌。

時武昌革命思潮蓬勃高漲，反清的秘密團體紛紛建立。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冬，孫武、焦達峯等從日本回國，於宣統元年(1909年)在武漢成立共進會。次年春，鄧玉麟加入共進會。因其活動能力強，負責籌劃活動經費，發展會員，巴東高尚志、費榘等人先後入會；孫武、劉公等認為單純依靠會黨起事，革命未必成功，擬從外地購槍或就地製造武器武裝會員，以武力推翻清廷。鄧玉麟則認為與其購槍造槍，不如從運動新軍入手，在新軍中串連士兵，發展會員，層層建立秘密組織，對他們“結之以恩，喻之以義，誘之以利，惕之以害”，必然會得到廣大軍隊和現成的武器。“今日清廷之精兵，不日乃我黨起義之勁旅”。孫武等表示讚賞。於是派共進會員以各種名目打入新軍步、馬、炮、工程輜重各部，或當兵，或當差，拉繫結友，換貼拜把，串連發動。時新軍大都集中駐武昌，乃在武昌黃土坡開設同興酒樓作聯絡點，鄧玉麟任酒樓經理，專以接納新軍士兵秘密入會。每接納一個會員，鄧即在帳單上記下“收某人大洋一元”，以避清廷搜查。幾個月內，共進會在新軍中迅速發展會員一千四五百人。

宣統三年秋，革命團體共進會和文學社影響越來越大，共進會以劉公、孫武、鄧玉麟為主，文學社以蔣翊武、劉復基、王憲章為核心，兩個組織有些矛盾。

共進會和文學社於5月11日和6月14日召開兩次協商會議。會上，雙方都表示出合作願望，兩團體責成鄧玉麟，劉復基二人對聯合事宜作具體研究。達成協議：所有共進會、文學社名義，應當暫行擱置，一律以革命黨人身份，同清王朝拼死活。定於中秋節舉事。在議定軍政府組成人員時，鄧為軍政府調查部正部長、軍事常駐籌備員，負責起義前的聯絡、彈藥、軍旗、符號、文告和給外國領事館的照會等項工作。

農曆八月十七日，寶善裏制炸彈失事，孫武受傷，機關所藏旗幟、袖章、名冊、文告、蓋印紙鈔，盡被俄國巡捕搜洗一空。次日，鄧等力主提前起義：“苟不今晚舉事，明旦按名捕拿，恐無一人獲得首領者。”眾人同意，作出立即起義的決定。當日下午6時，鄧玉麟、陳磊等分途通知各營黨人起事，約定：一聞南湖炮響，城內城外各營同時出動。是夜，城內和草湖門外駐軍中的黨人，無不枕戈待旦，準備聞風即起。不料當日城內戒嚴，出入城門須受檢查。鄧玉麟抵達南湖炮兵駐地，已深夜12時，雖得晤炮標同志，然夜深難以集合，且炮兵須有步兵掩護，城內步兵未動，炮兵亦不敢單獨行事。城內等城外炮聲，城外等城內槍聲，以致未能如期起事。鄧在炮八標待至天明，復偕徐萬年入城，始悉城內有變，鄧囑徐等候開城，他渡江到漢口共和裏11號，向孫武報告誤事原因。

農曆八月十九日（公曆十月十日）下午，鄧玉麟偕李作棟僱小舟自一碼頭經鸚鵡洲渡江，在白沙洲垂岸，趕至炮兵八標，就馬棚中與同志商定：塘角火起，一致出動。晚7時，武昌城內工程第八營打響第一槍。鄧與吳兆麟馳登蛇山，集大炮數尊，盡力向督署轟擊，以援助衞步隊由長街進攻。此時城內火光沖天，槍聲大作，鄧即命孟發臣炮擊督署，幾乎全部命中。

湖北軍政府鄂軍都督府成立後，鄧玉麟等主要成員於二十日晚開始在諮議局大樓辦公。二十一日晚，鄧玉麟等正在軍政府議事，突遭親清廷黨徒襲擊，府中人員多驚避，而鄧處亂不驚，掩護黎元洪避匿蛇山。匪被擊退後，鄧挽黎元洪手在軍政府外巡視一週，以定人心。

此時各地紛紛響應起義，派代表至武昌聚會。鄧受都督府之託，在軍政府接見各地代表，並隨黎元洪接見外國記者答疑，聲明：“起義的目的是要創立共和，保護外僑。”

軍政府各部成立，鄧玉麟任軍務部參謀，部長孫武到職以前，鄧同張振武負主要責任。在議定新政府官員薪俸時，鄧力主上至都督，下到職員月薪一律20元。主張剪辮、放腳、禁煙。大家非常尊重他的意見，稱他“蓋謀其事而不居其功者也”。

清軍反撲陽夏，義軍奮力抵抗，鄧玉麟出任步兵第七協統領，奉令固守武昌沿江一線，身先士卒，指揮作戰，為保衞首義之區作出重要貢獻。

民國元年（1912年）1月，軍務部將協擴為鎮，鄧玉麟為第四鎮統制，後改任為師長。南北議和後，鄧玉麟為南方九省代表之一常住北京。

1913年（民國二年）中華民國政府電囑湖北軍政府“報告辛亥年八月十九日起義人員”，以便論功行賞，昭示國人。時為審議的鄧玉麟“乃邀集同志，互相記憶前年有功人員，都六百八十五人，分甲乙丙丁四種，列錄函達”；是年2月18日，總統府給辛亥革命武昌首義有功人員授勳，鄧玉麟被授予二級嘉禾章，二級紋虎章，領陸軍中將銜，任總統府高級顧問。

民國五年，袁世凱稱帝，以高官厚祿籠絡首義主要勳傑，欲委鄧玉麟為政府諮議長；鄧堅不允，拋下家小，隻身至上海，圖團結海內外力量反袁；次年，孫中山護法運動興起，鄧即赴廣州，任廣州護法軍大元帥府參軍。

民國十五年，鄧任北伐軍左翼軍第一路軍司令，指揮其部攻荊沙，克宜昌，直抵長陽、五峯。嗣後，鄧玉麟目睹軍政界爾虞我詐及蔣介石惡跡，憤懣憂鬱，遂脱離軍界，避居上海。

抗日戰爭爆發，上海淪陷，鄧乃棄上海產業返武漢，後又退居秭歸香溪，民國二十九年始返故里大石橋定居。民國三十五年，鄧玉麟任第一屆“國大”代表。同年，去重慶與辛亥革命故友董必武敍舊。民國三十八年解放前夕，國民黨曾派員至大石橋要鄧離開大陸，鄧不從。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鄧玉麟曾被列為開明士紳，出席巴東縣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但不幸在1950年底開展的“鎮反”運動中被捕，1951年3月以莫須有的“反革命暴動案”被誤殺（據傳時任政務院副總理的董必武呼籲“刀下留人”的電報經中南局轉發至巴東地方政府時，鄧玉麟將軍已於半小時前遭槍殺，飲恨黃泉）。

1982年6月，巴東縣人民法院複審宣告鄧玉麟無罪；辛亥革命71週年前夕，巴東縣人民政府撥款為之興建墓碑，恢復辛亥革命人士的榮譽。 ^[3] 

鄧玉麟將軍的一生，跨清末、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三個時代，經歷過許許多多的歷史事件和人生變故。 ^[4] 

鄧玉麟將軍畢其一生追隨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參與了長期的革命實踐，在“革命建國、教育建國、實業建國”的偉大思想和實踐中不屈不撓，為推翻清朝統治、結束中國2000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特別是武昌起義時，如果沒有他連夜奔走三鎮聯絡各部起義，沒有他強佔軍械庫並親率南湖炮隊從蛇山重炮轟擊清廷督署，沒有他在清軍瘋狂反撲時固守武昌的十里江防，這一突發性起義的結局無疑將被改寫，武昌首義的歷史意義將大打折扣——他的名字與偉大的辛亥革命緊緊地聯繫在一起，正如史學家在論及辛亥革命、武昌首義史實時所云“有史必有君，無君不成史”。 ^[5] 

辛亥革命後，鄧玉麟審時度勢，繼續奔忙於反對復辟帝制、護法運動、北伐戰爭中，或運籌帷幄，或衝鋒陷陣，在大是大非面前篤信民主共和，決不屈服於蔣介石新軍閥和汪精衞賣國集團的拉攏收買，表現了堅定的革命信念與高昂的民族氣節。

鄧玉麟在脱離軍政界後，還曾先後在漢創辦“辛亥革命烈士遺孤教養所”和“辛亥革命子弟學校”，後在上海徐匯、江灣開辦“亞洲養蜂場”，在香溪辦“民生煤礦”，回故里籌資興辦石橋小學堂，墾荒植漆等。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