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奇計劃

四十年代後期，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硝煙尚未散盡，美蘇間的“冷戰”便已急速展開。馬歇爾計劃姑且不論，道奇計劃因其在戰後日本經濟發展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歷來受到有關研究者的重視。然而有關分析角度各異，評價褒貶不一。日本學者有澤廣巳等認為，實施道奇計劃後出現的穩定藴含着“穩定中的危機”。中村隆英指出，道奇計劃之所以有效地控制了通貨膨脹，就在於此前的“中間穩定”業已奠定了必要基礎，而“中間穩定”的恢復生產與抑制通貨膨脹一齊抓的設想，要比一味制止通貨膨脹的道奇計劃“更周密”。歐美學者波頓則乾脆認為道奇計劃是一種“逆時代潮流的錯誤政策”，造成了“延緩產業復興”的後果。

與上述低調評價相對照，最近日本一些學者的研究引人注目。淺井良夫在一篇論文中指出，道奇計劃的意義在於實現了三個穩定，即“勞資關係的穩定”，“作為對內穩定手段的通貨穩定”和“對外經濟關係的穩定”。[1] 而三和良一和山崎廣明則在大型研究叢書《通商產業政策史》中強調，道奇的基本設想是實現日本經濟的復興、穩定與自立，其三大政策支柱是：(1)控制國內總需求，降低過剩購買力，擴大出口：(2)制定單一匯率，取消補貼，恢復市場機制，促進合理化；(3)依靠政府儲蓄和對日援助提供民間投資資金，擴大生產。[2]顯然，這“三個穩定”論和“三大支柱”説已相當程度地超出了以往的認識。

與上述分析及其結論有所不同，本文認為，道奇計劃作為美國扶植日本加快實現經濟復興、自立的重大舉措，意在使日本實現如下三個轉變，即通脹經濟向穩定經濟的轉變，統制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封閉經濟向開放經濟的轉變，並且不同程度地實現了這些轉變，或決定了這種轉變的根本方向。其中，後兩種轉變帶來了經濟運行機制乃至經濟體制的重大變化，意義可謂深遠.下面沿着這種角度試加闡述。

日本戰敗初期，美國佔領當局在非軍事化和民主化的總方針下，對日本進行了廣泛涉及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及社會等領域的一系列重大改革，而對日本的現實生產活動與戰後經濟復興，雖非像《基本指令》中規定的那樣“不負任何責任”和“義務”，[3]但也未將其作為佔領政策的重點。

為度過經濟混亂與生產衰退的難關，打破原材料奇缺，開工不足、物資供給匱乏，通貨膨脹日烈的惡性循環，日本政府在1947至1951年間推行了著名的傾斜生產方式，集中力量增加煤炭、鋼鐵等基礎產業生產，從而使國民經濟重新進入再生產循環的軌道到（1948年，工業生產指數已由戰敗初年的30%左右上升到60%以上，嚴重的經濟混亂、生產滑坡局面已經過去）。

然而，傾斜生產時期的經濟恢復，是在一種極不正常的體制庇護下實現的，各種不穩定的因素仍極大制約着日本經濟的復興，這主要表現在：

其一，對外經濟的封閉性與依賴美援。近代以來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一個特徵是嚴重依賴海外市場，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的對外侵略擴張，又招致美國及其他對日作戰同盟國實行貿易封鎖，使日本受到致命性打擊。日本戰敗投降後，盟國的對日貿易限制仍未解除，日本的外貿、外匯業務處在佔領當局的直接管理監督之下，除少量生活必需品外，工業設備及生產原料的進口被控制在最小限度。在生產原料匱乏，工業生產面臨無米之炊的困境中，日本政府被迫採取了以開發國內資源為重點的傾斜生產方式政策。正如日本學者香西泰所言，這是一種“因貿易封鎖而被迫實施的進口替代政策”。[4]但這種政策歸根結底只是權宜之計，因為煤炭這種“唯一可以利用的”有限資源遲早耗盡，屆時還必須通過對外貿易和國際分工尋求生路。

限制進口導致原料緊缺，開工不足，生產下降，物資匱乏，進而又使出口大為萎縮。據統計，1945至1948年間，進出口額為15.14億美元比5.35億美元，赤字額為9.79億美元。這筆鉅額貿易虧空是靠美國對日援助彌補的。同一時期，美國對日援助物資總額已達到10.58億美元，佔日本進口總額的69.9%。[5]

顯然，只要對日貿易限制的大門不被徹底打開，日本經濟便沒有出路，也就無從談論真正的穩定、復興、自立與發展。

其二，對內嚴厲的經濟統制。日本的經濟統制始於昭和初期經濟危機時期，全面侵華後根據“總體戰”的需要全面付諸實施。戰後初期，雖廢除了部分戰時統制法，解散了各種統制會，但因經濟狀況惡化，從1946年初起又全面恢復統制，傾斜生產方式的實施，實仰賴於經濟統制的庇護。這種統制的主要方式有：物資統制。統制範圍包括煤炭、鋼鐵等幾乎所有生產資料物資，以及糧食等主要生活資料。統制物資從生產到配給均處於政府的計劃和嚴格管理監督之下。物價統制。根據《物價統制令》幾乎所有商品均被強行規定公定價格，統制品種按中分類計，最多時達萬餘種。為控制物價總體水平，日本政府指定煤炭、鋼鐵、糧食等為穩定線物資，要求這些物資按政府公價配給，其虧損部分享受財政補貼，時稱價格調整費。同期，日本政府還向進出口貿易提供了鉅額補貼。兩項合計，財政補貼費在歷年國家財政總支出中佔20%以上。[6]資金統制。長年對外侵略戰爭的結果，使戰敗初期日本的“國家財政、重要企業及國民家庭開支皆為赤字”，[7]再生產投資資金告急。為保證傾斜產業的資金需求，日本政府設立復興金融公庫，兩年間通過復金投放了1260億日元政府貸款，約佔全國設備貸款總額的70%，其中煤炭、電力、海運、鋼鐵四大產業接受的政府貸款，分別佔其貸款總額的98.1%、92.9%、84%和73.4%。[8]可以説，重點產業的生產，基本是靠政府財政資金啓動的。勞動統制。勞動管理與勞動力供給，本來是依靠市場的自動調節和私人企業的自主行為，但是在統制體制下，政府多方面介入。最典型的實例是國家管理煤礦，即私有國營，煤礦生產全面按政府計劃進行。與此同時，國家還直接插手解決礦工的生活、待遇、住房問題，制定勞動規章制度，派遣政府官員到工作現場監督指揮生產等等。經濟統制只是特殊時期應付特殊問題的極端手段，存在種種弊端。無論在何種社會制度下，只要是正常發展時期，統制決不是理想的方法。廢除統制，恢復市場機制的功能，是當時面臨的嚴峻課題。

其三，通貨膨脹的持續發展。日本戰敗不久即爆發了惡性的通貸膨脹，經過一陣徘徊，日本政府在通貨穩定優先還是生產恢復優先之間選擇後者。在推行“生產第一”的傾斜生產期間，儘管通過多種手段控制物價上漲，通貨膨脹率仍居高不下，兩年間消費物價上漲7倍，與戰敗至1946年間的上漲率匹敵。[9] 除了供給絕對不足的根本原因外，造成通貨膨脹的直接原因，在於日本政府的財政金融政策。一是前述的鉅額貿易、物價補貼，它使國家預算連年赤字；二是政府的財政貸款，當時赤字運營的政府財政本已拿不出餘裕資金，然而為保證傾斜產業的資金供給，政府還是放出鉅額財政貸款，其資金來自政府公債收入(復金公債)，而認購70%復金公債的日本銀行除增發紙幣外別無他途。所謂“復金通貨膨脹”就是這樣發生的。

通貨膨脹的惡果最終只能嫁禍於國民。由於工資的上漲趕不上物價上漲的速度，勞動者生活維艱，工人運動此伏彼起，經濟不穩定又引起社會的不穩定。這就是實施道奇計劃前日本社會，經濟的實況。另一方面，就在1947—1948年兩年間，國際政治格局及遠東地區的形勢鉅變。1946年底至1947年初，美蘇這兩個二戰時的盟友分道揚。冷戰的序幕一經揭開便愈演愈烈，在此過程中，美國徹底改變了對日佔領政策。

美國對日政策的轉變首先表現在非軍事化、民主化改革的停頓方面，再就是從1947年起一再緩和日本賠償計劃，同時增加對日物資援助。到1948年初，美國陸軍部部長羅亞爾索性發表聲明，公然聲稱要把日本變成對抗共產主義威脅的堡壘。[10]同年，中國的革命形勢迅猛發展，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反攻階段，美國政府意識到“中國正迅速落入共產主義統治之下”，[11]加緊了調整其遠東戰略的步伐，於是日本這顆棋子的作用更顯重要。與此同時，美國國內在野的共和黨在1947年中間選舉中獲勝，抨擊政府的援日政策加重了美國公民的納税負擔。在“冷戰理論”和“納税者理論”的鼓譟下，美國政府走馬燈似地派遣陸軍部副部長斯特萊克和道萊帕，國務院企劃部長凱南、聯邦儲備制度理事會調查統計局副局長揚格等要員赴日考察，並根據其建議，最後完成政府內部對日政策的意見調整。1948年10月7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正式做出《關於對日政策的勸告—一極秘NSCl3—2》決議，決定停止在日本的一切改革，“今後對日政策的主要目標是經濟復興。”[12] 12月10日，美國政府又以“中間指令”形式，向佔領當局部署了《日本經濟穩定計劃》，這是繼NSCl3—2號決議後有關對日經濟政策的綱領性文件。這份俗稱“經濟九原則”的計劃要求日本政府“採取堅決果斷而綜合性的政策”，制止“全面而持續的通貨膨脹”，以“保證儘快準備能夠確定單一匯率的各種條件”。為達此目的，必須實現預算平衡；加強税收；控制金融貸款；穩定工資；加強物價統制；加強外貿外匯管理；改善配給制度；增加生產；提高糧食配給效率。[13]如果對“經濟九原則”的內容略加分析，則可以指出，這一計劃的實施步驟是先實現穩定，再統一匯率，解除貿易限制，使日本回到國際經濟社會。而實現穩定的重要手段，是進—步加強統制、計劃與管理。這裏，計劃本身忽視了對內經濟機制與對外經濟機制的銜接問題，即對日本正在實行的經濟統制，與其説是儘快使其緩和乃至廢除，倒不如説是嫌其統制不夠，效率不高。這説明“經濟九原則”規定的政策體系尚欠完整性。

但是，受命來日本推行經濟穩定計劃的約瑟夫·M.道奇卻根據自己的豐富經驗。靈活地把握美國政府提示的“原則”，對日本經濟進行了一場大刀闊斧的改造。

以往的研究大多存在着一種傾向，即道奇計劃是以財政緊縮為重點的全面經濟緊縮，經濟穩定正是通過諸種緊縮措施實現的。這種觀點無疑有正確的一面，但是並不全面，甚至存在錯誤的偏向，許多重要的史實也被忽略了，因此極有必要澄清。

筆者認為，道奇為實現日本經濟的穩定可謂機關算盡，但其採用的手段和方法卻不可用“緊縮”一詞所概括，實際上是有“緊”也有“緩”。簡單地説即“三緊四緩”。

“三緊”措施具體表現在：

其一，編制“超平衡緊縮預算”。道奇認為，國家財政預算不平衡是導致通貨膨脹長期化的總禍根，因此，解決日本的通貨膨脹問題，一不能搞蘇聯式的物資統制，二不能象西德那樣貨幣貶值，只能通過財政平衡來實現。[14]結果，道奇親自主持編制的1949年度日本國家財政預算自戰後以來首次出現黑字，黑字額為1569億日元。若與1948年度的1419億日元赤字相比較，則更能感覺到1949年度預算確是個緊縮預算，[15]這個預算無疑對整個國民經濟帶來緊縮性效果。其二，強化税收是經濟緊縮的又一重要手段。 1948年，日本中央及地方税收總額佔國民總收入的25.9%，已創戰後新紀錄，實施道奇計劃的1949年，這一比例被提高到28.5%，創下“明治，大正、昭和年代以來”日本税收率的“最高”紀錄。[16] 強化徵税不僅支撐了超平衡財政的實現，而且直接影響到企業利潤和國民消費，使社會資金供給更為吃緊。

其三停止復興金融公庫貸款業務。如前所述，復金財政貸款是傾斜生產方式時期重要產業資金供給的主渠道，它一方面支撐了重點產業的生產恢復，一方面又助長了通貨膨脹的蔓延，道奇認為，政府投資很難產生民間投資那樣的良好效果，“會進一步助長通貨膨脹”，[17]因此斷然下令停止復金新增貸款，並限期收回放款.結果僅用一年時間，復金的千餘億日元債務便全部還清。 應該説，以財政預算為主的上述三項措施，構成了道奇計劃下經濟緊縮的主格調。對此，以往的研究者已有較為充分的論述。問題在於下述的四項緩和措施尚未引起應有的重視，有些論者甚至囫圇吞棗地將之列入“緊縮”名單。這四項措施是：

其一，維持財政補貼。1949年3月，道奇在記者招待會上發表了對日本經濟的看法，他闡述的一個重要觀點是，“現在(日本)採取的國內方針政策，既不合理，也不現實。日本經濟如同踩高蹺(竹馬)一樣兩腳不着地，高曉的一條腿是美國援助，另一條腿是國內補貼金。如果這兩條腿抬得過高，就有跌倒而折斷頸骨的危險，因此有馬上斬斷之必要”。[18]這就是道奇有名的 “日本竹馬經濟論”。許多人只是鑑於道奇這番話，便把斬斷這兩條“竹馬”之腿也視為道奇計劃的主措施之一。然而史實並非如此。

在1949年度財政預算中，各種補貼金總額破紀錄地達到Z149億日元，佔財政總支出的25%。據載，大藏省最初的方案是，新年度價格調整費僅700億日元，但經道奇修改後，一下子提高數倍。當然，道奇的補貼金預算中包含了貿易補貼金。儘管如此，該年度的貿易、價格補貼費仍比上年度的兩項支出總和多出46億日元。[19]在補貼金問題上，道奇所做的只是將以往“看不見的”貿易補貼正式編入預算，並未使出“馬上斬斷”的絕手。

其二，增加對日援助。這一點與國內補貼金的處理方法類似。道奇計劃實施前，美國政府的有關部門確曾表示過日本經濟若不實現穩定便停止對日援助的強硬態度，但同時也許諾只要日本經濟穩定，援助行將繼續。看一下美國對日援助的變動情況便知，其具體數額是：戰敗至1946年1.93億美元，1947年4.04億美元，1948年4.61億美元，實施道奇計劃的1949年5.35億美元。[20]顯然，事實與道奇的有關言論相反。

儘管如此，並不能因此説道奇在補貼金和美援問題上立場模糊。從長遠觀點看，其本意確要砍斷這兩條“竹馬”之腿，而現實的首要任務是實現穩定。在此意義上説，暫時保留乃至加長這兩條“竹馬”之腿雖屬權宜之計，但亦與實現穩定的目標並行不悖。這裏體現了一種即期目標與長期目標、政策與策略的關係，或許可以認為，這正是道奇的經驗之所在。

其三，設立美國對日援助回頭資金。實施道奇計劃前，美國對日援助巳逾10億美元，但是這筆收入多未回收，有限的回收款也被納入貿易資金特別會計中，既不明確，使用上亦多不當。1949年，在道奇主持下特設美援回頭資金特別帳目，規定該項資金用於“直接而迅速地償還政府債務及為經濟重建發揮作用的資本投資”。[21] 同年，該項會計的千餘億日元資金一部分用於償還政府債務，另有數百億日元用於產業投資，從而實際上一定程度地彌補了復金貸款停止後財政投資的空白。

其四，金融緩和。道奇計劃下貨幣供給與資金流動狀況的特點是財政緊縮、金融緩和。黑字預算與復金國債的還付，造成841億日元財政資金還流，社會流動資金減少，企業普遍感到資金難，怨嘆之聲日甚。如果任其下去，勢必影響生產，進而引起就業減少、社會不穩。結果，從1949年6月起，在財政緊縮的同時，金融政策大為緩和，日本銀行利用政府還付的大筆復金債，通過城市銀行擴大對民間的貸款，並多次降低放款條件(如緩和高利率限制、降低貼現率等)，積極參與國債、公司債的市場買入操作，組織協調融資等。同年日銀新增放款額達829億日元，與財政還流資金額大體持平。應該説，在道奇計劃的緊縮之年，之所以仍能保持一定的工業生產增長率，與這種“財政還流資金通過金融渠道再次放出”[22] 的金融緩和政策直接相關。

對當時的金融緩和措施，道奇似乎沒有發表什麼公開言論，是否得到他的同意尚無從考證。但可以判斷他至少採取了默認態度。不過，當1949年底至1950年初銀行普遍出現放款過多現象時，道奇及佔領當局終於向日本政府提出了警告。

上述“三緊”措施也好，“四緩”措施也罷，都是道奇根據日本經濟的具體情況開出的處方。即根據“病人”的諸多症狀，有的“一刀割除”，有的緩而治之，但中心目標是明確的，即一切為了實現經濟穩定.

但是，道奇計劃的意義不僅在於實現經濟穩定的即期目標，更大的意義在於要改變日本的經濟運行機制和體制，實現經濟機制及體制上的“轉軌”與“接軌”。

近代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雖然在若干方面有別於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但也同樣建立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依靠市場機制使近代經濟獲得長足發展。但是如前所述，昭和經濟危機及侵略中國東北以後，自由市場經濟轉向國家壟斷的統制經濟，對外開放的經濟逐漸因其侵略戰爭的升級而被關閉了大門。可以説，1931年起日本連續發動十五年侵略戰爭的過程，既是其政治上走向徹底孤立直到最後破產的過程，也是其內外經濟機制變形、脱離“常軌”的過程。直到實施道奇計劃的1949年初，這種“變形”、“脱軌”的機制基本未動。

應該説，經濟九原則已明確提示了將封閉的日本經濟與國際經濟接軌的方向，其手段是制定穩定的統一匯率，使日元具有國際兑換性，並規定只有具備經濟穩定的前提條件後，方可實施統一匯率計劃。

為使日本經濟與國際經濟“接軌”，道奇從兩個方面展開其行動。一是統一匯率，改變現行外貿體制；二是緩和、廢除經濟統制，恢復市場機制，使日本國內經濟機制與國際經濟的自由市場機制“接軌”。

首先，關於統一匯率和外貿體制的改變問題。

1948年，美國政府曾派遣揚格使節團赴日調查匯率問題。使節團在回國報告書中指出，多重匯率是造成日本通貨膨脹的主要原因之一，為使日本擴大出口，實現經濟自立，必須統一匯率，並建議美元與日元比價為1美元兑換270—330日元。到1949年初，由於物價又有上漲，估計進出口匯率為1美元比330日元。但在同年4月確定單一匯率時，卻變成l美元兑換360日元。道奇是有意壓低日元比價的，一方面是考慮到通貨膨脹有使日元進一步貶值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就是要讓80%的日本商品在這一匯率下有出口競爭力。[23] 重要的是，由於匯率的統一，不僅使日本外貿活動和結匯核算方便易行，而且通過把日元變成可兑換貨幣，密切了日本經濟與國際經濟的關係。

外貿體制轉變的核心問題是佔領當局將日本貿易的管理權交還日本政府，變國營貿易為民間貿易。道奇蒞日不久，即責成日本政府成立外匯管理委員會，研究草擬新體制下外貿、外匯管理的法律、法規。1949年10月28日，佔領當局宣佈日本民間貿易進口於同年12月1日、出口於翌年1月1日全面放開。12月29日，又將外匯管理權及6700餘萬美元外匯結餘全部歸還日本政府。12月1日，日本政府頒佈《外匯及外國貿易管理法》、《外匯特別會計法》、《外匯管理委員會設置法》及《閣僚審議會令》，通過這“三法一令(政令)”，確立了以民間貿易為主體、以國家外匯管理為基本特點的新外貿體制。在此前後，日本還頒佈了《外資法》。統一匯率與外貿外匯管理權的轉移，相應法律法規的建立，意味着戰時以來對外封閉的日本經濟重新開放。以此為基礎，日本於五十年代中期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關貿總協定，成為美國主導的佈雷頓森林體系的一員。進入六十年代以後，日本又走上貿易、資本全面自由化的道路。與這一經濟開放的過程相一致，日本經濟迅速完成復興，並進入高速增長時期。

其次，關於解除經濟統制、恢復市場機制問題。

古典經濟學認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是通過自由競爭和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自發調節實現的。1929年的世界經濟危機雖使這種觀念得到一定改變，開始強調國家干預的作用，但並未否定自由競爭的“原理”和市場機制。相反，隨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勿寧説重新確立了市場競爭的“秩序”。

然而如前所述，戰後直到傾斜生產方式時期的日本經濟已經遠遠脱離自由市場競爭的常軌，而若繼續保持經濟統制，無疑不能與國際資本主義經濟對接。也就是説，國內經濟運行機制必須適應對外開放的需要而改變.

不過經濟九原則並未明確要求日本廢除經濟統制，從其指令的內容看勿寧説相反。因此可以認為，是道奇在執行經濟穩定計劃時，靈活地把內外經濟機制的銜接問題統一起來加以處理，推進了廢除統制的進程。此外，有證據表明，重新執政的自由黨政府在廢除統制方面也採取了與道奇合作的積極態度。

在道奇的監督指導下，廢除統制工作急速展開。貿易統制緩和已如前述，民間貿易放開後，國家主要通過外匯管理制度實行目標管理，原則上不限制民間貿易行為。資金統制的廢除主要是通過停止復興金融貸款業務進行的，由於堵住了財政融資的主渠道，並提倡商業貸款，資金統制大為緩解。物資統制的廢除進展也很快，1949年4月，指定生產資料為233種，生活資料57種，一年後，分別減少到49種和16種，廢除率為79%和72%。價格統制在1949年4月時按中分類多達10715種商品，一年後即減至941種，廢除率9l%。[24]由於廢除統制，專事統制業務的15個政府統制公團先後結束了自己的使命。到1950年4月，有8個統制公團被解散，餘下的4個統制公團到1951年3月也銷聲匿跡。

道奇對經濟統制的否定，事實上也就是對1947年以來日本政府全力推行的傾斜生產方式政策的否定。因為諸項統制措施的相繼廢除，終使完全仰賴統制的傾斜生產“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難以為繼。迫於這種形勢，日本政府於1949年9月13日正式作出《關於產業合理化》的決議，它意味着一項新的產業政策的誕生。

從1949年2月到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的一年多時間，可視為廣義的道奇計劃實施期。在此期間，道奇多次來日，親手幫助日本政府制定了兩個年度的財政預算，並推行了上述的諸項政策。那麼，其效果如何，意義何在呢?

其一，“通脹經濟”向“穩定經濟”的轉變。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日本經濟是坐在一輛搖搖晃晃的破車上走過來的”，[25]通貨膨脹一直象惡魔一樣纏魘着日本。但是，實施道奇計劃僅一年，便基本控制了通貨膨脹。國家財政預算，1949年度首次出現黑字；貨幣發行量，比之於上年度的增加43%，1949年度減少0.4%；貨幣流通量，比之於上年度的增加40%，1949年度僅增加5.7%；[26] 國民儲蓄，緊縮之年反而由上年的6.5%(與國民收入之比)，增加到8.3%；[27] 物價上漲率，生產資料價格1947、1948年為130%和99%，同期生活資料價格為128%和50%，而到1949年則驟降至18%和一10%；公價與黑市價之比由1948年度的1：2.8，降至1950年初的1:1.3左右；工資增長率，1948年度為159%，1949年度僅14%；[28] 工業生產，1949年度比上一年增長25%，國民生產總值亦增長7%。[29]這樣，便出現了通貨、物價、工資、生產相對穩定的局面。

之所以説相對穩定，是因為這種穩定中還存在着許多學者業已指出的“危機”。即失業增加，庫存滯貨已高達1000億日元以上，經濟危機大有從流通領域向生產領域蔓延之勢，是隨後爆發的朝鮮戰爭的“天助神佑”，吹散了籠罩日本經濟的陰霾。

不管怎麼説，以道奇計劃為轉折點，日本經濟走上了穩定復興、自立與發展的道路。道奇確定的平衡財政原則，雖然也時有偏差，但卻被日本政府一直堅持實施到1965年“國債財政”為止。

其二，封閉經濟向開放經濟的轉變。封建末期以來，日本人為的鎖國和開國各有兩次。德川幕府的鎖國被歐美列強用“商品加大炮”打開後，日本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二戰期間因日本的侵略擴張，日本被反鎖國門，嚐盡苦頭。道奇計劃的實施，使日本重新回到美國主宰的國際經濟社會，得以推行其“貿易立國”政策，進而實現經濟高速增長。從這個意義上説，道奇計劃可稱為日本的第二次“開國”計劃，而“開鎖”者便是道奇。

當然，“鎖國”之門被打開之後，並不意味着日本經濟已經全面開放，而只是走出了第一步，其後的路程還很長，但這卻是向經濟全面開放轉變所邁出的決定性一步。

其三，統制經濟向自由市場經濟的轉變。通過實施道奇計劃，“各種有形的限制被一個個解除，市場手段和自由企業體制開始發揮作用”。[30]以此為契機，日本經濟繼戰後初年的民主改革後，又進入一個新的重建市場機制、調整乃至改革經濟體制、制度的重要時期。具體説來，除本文論及的外貿制度、體制外，產業組織及財政、税收、金融制度的改革和調整也是在五十年代初期進行的，從而在實現經濟復興的過程中，又逐步建立了適應經濟高速增長的“機制”。

（本文原載《南開學報》1995年4期）

[1] 淺井良夫著：《道奇計劃的歷史意義》，日本《土地制度史學》135號，1992年4月。

[2] 通商產業省編：《通商產業政策史》第1卷(總論)，通商產業調查會，1994年，第204頁。

[3] 外務省特別資料部編：《日本佔領及管理重要文書集》第1卷(基本篇)，東洋經濟新報社，1949年，第136—138頁。

[4] 小宮隆太郎等編：《日本的產業政策》，東京大學出版會，1985年，第29頁。

[5] 經濟安定總部1952年度《經濟白皮書》，至誠堂，1952年，第7表。

[6] 經濟企劃廳編：《戰後日本的資本積累與企業經營》，至誠堂，1957年，第19頁。

[7] 經濟企劃廳編：《資料·經濟白皮書25年》，日本經濟新聞社，1972年，第20頁。

[8] 經濟企劃廳編：《戰後經濟史(經濟政策編)》，大藏省印刷局，1976年，第100、102頁。

[9] 正村公宏：《圖説戰後史》，築摩書房，1989年，第65頁。

[10] 大藏省財政史室編：《昭和財政史一一從終戰到媾和》第17卷(資料1)，東洋經濟新報社，1981年，第64－66頁。

[11] 飯田經夫等：《現代日本經濟史》上，築摩書房，1976年，第22頁。

[12] 大藏省財政史室編：《昭和財政史一一從終戰到媾和》第17卷(資料1)，東洋經濟新報社，1981年，第79—81頁。

[13] 大藏省財政史室編：《昭和財政史一一從終戰到媾和》第17卷(資料1)，東洋經濟新報社，1981年，第83頁。

[14] 池田勇人：《嚴衡財政》，實業之日本社，1952年，第215—216頁。

[15] 經濟企劃廳編：《現代日本經濟的展開——經濟企劃廳30年史》，大藏省印刷局，1976年，第56頁。

[16] 豬木正道：《吉田茂的執政生涯》，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6年，第297頁。

[17] 大藏省財政史室編：《昭和財政史——從終戰到媾和》第18卷(資料2)，東洋經濟新報社，1982年，第38—39頁。

[18] 通商產業省編：《通商產業政策史》第2卷(第1期戰後復興期1)，通商產業調查會，1991年，第404頁。

[19] 通商產業省編：《通商產業政策史》第2卷(第1期戰後復興期1)，通商產業調查會，1991年，第415頁。

[20] 經濟安定總部1952年度《經濟白皮書》，至誠堂，1952年，第7表。

[21] 中村文隆：“道奇路線至朝鮮動亂期工業化政策的展開”，明治大學政經研究所《政經論叢》52卷2、3號。

[22] 通商產業省編：《通商產業政策史》第2卷(第1期戰後復興期1)，通商產業調查會，1991年，第417頁。

[23] 大藏省財政史室編：《昭和財政史——從終戰到媾和》第3卷(美國的對日佔領政策)，東洋經濟新報社，1976年，第429頁。

[24] 有澤廣巳、稻葉秀三編：《資料·戰後二十年史》2（經濟），日本評論社，1966年，第49頁。

[25] 道奇語。見有澤廣巳、稻葉秀三編：《資料·戰後二十年史》2（經濟），日本評論社，1966年，第7l頁。

[26] 經濟企劃廳編：《戰後經濟史(總觀篇)》，大藏省印刷局，1958年，第249頁。

[27] 前揭《現代日本經濟的展開——經濟企劃廳30年史》，第580——581頁。

[28] 前揭《資料·戰後二十年史》2（經濟），第75頁。

[29] 前揭《資料·經濟白皮書25年》第52頁。《現代日本經濟的展開——經濟企劃廳30年史》，第578—579頁。

[30] 大來佐武郎：《發展中經濟類型的國家與日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1年，第1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