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耀先

車耀先（1894—1946），四川大邑縣人。早年曾投身川軍，由司務長，連長升為團長，目睹軍閥混戰，民不聊生，在徘徊苦悶中信仰過基督教。1928年東渡日本，嚴酷的現實使他認識到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任川康特委軍委委員。後在成都以經營"努力餐館"為掩護從事革命活動。1934年在成都主辦“注音符號傳習班”，引導許多有志青年走上革命道路。1937年1月，創辦《大聲週刊》，它進行抗日宣傳，成為成都抗日救亡領導人。1940年3月在國民黨製造的“搶米事件”中被捕，關押於貴州息烽集中營，重慶渣滓洞監獄。1946年8月18日，犧牲於松林坡戴笠停車場。

車耀先早年曾投身川軍，由司務長，連長升為團長，目睹軍閥混戰，民不聊生，在徘徊苦悶中信仰過基督教。

1928年東渡日本，嚴酷的現實使他認識到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任川康特委軍委委員。後在成都以經營努力餐館為掩護從事革命活動。1934年在成都主辦注音符號傳習班，引導許多有志青年走上革命道路。“投身元元無限中，方曉世界可大同。怒濤洗淨千年跡，江山從此屬萬眾。願以我血獻后土，換得神州永太平。”這是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車耀先入黨後寫的一首詩。正如詩中所表達的那樣，他以自己的一腔熱血，獻給了壯麗的共產主義事業。車耀先出生在一個小商人家庭。1908年在崇慶“益盛榮”商號學徒。1911年四川保路運動風潮波及崇慶，參加保路同志會活動。1912年棄商從戎，到川軍二師八團當兵。1918年升任連長。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風暴席捲中國大地，開始學習馬列主義理論，思想發生了根本變化，成為以共產黨為領導的國民黨（左派）省黨部的擁護者，被任命為改編後的國民革命軍二十一軍四師十團的國民黨（左派）代表。1928年2月東渡日本，然後返回成都。這次出遊，促進了思想進一步發展。

車耀先1929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寫下了“願以我血獻后土，換得神州永太平”的莊嚴誓詞。根據黨的指示，在成都以經營飯店“努力餐”為掩護，參加中共川西特委軍委直屬特別小組工作，並利用同鄉關係進入軍閥劉文輝的二十四軍，發展黨的組織，參加策動1930年“廣漢暴動”，並在成都基督教徒中從事統戰工作。“九一八”事變後，致力於抗日救亡活動。1932年5月9日，在成都少城公園召開紀念“五九”國恥羣眾大會，在會上他怒斥蔣介石的賣國投降政策。反動軍警闖入會場捕人，在羣眾的掩護下脱險，轉移到上海。半年後，回到成都，與黨組織失去聯繫，仍利用所擔任的二十四軍、二十八軍上校參謀、副官長等職務，進行廣泛的社會活動。1934年，任省立成都師範學校和女師校“國音”教員，宣傳漢字改革，灌輸抗日救國思想，幫助不少有志青年走上革命道路。1936年10月，以“注音符號促進會”名義，聯合成都四十多個社會團體發起組織“成都各界救亡聯合會”。1937年1月創辦《大聲週刊》，任社長，負責籌集經費和編輯工作，用許多筆名發表了大量文章，揭露親日派挑動內戰的陰謀，宣傳抗日，受到廣大羣眾特別是愛國青年的歡迎和擁護。該刊出到13期被國民黨反動派查封，又將該刊改名《大生》，社址易地，繼續報道共產黨和紅軍的真實情況。僅發行五期，即被取締，再次以《圖存週刊》取而代之，大聲疾呼全面抗戰，反對妥協退讓。幾經周折，《大聲週刊》於1937年11月復刊，成為四川抗日救亡運動的喉舌，從事抗日救亡的組織工作。“成都各界華北抗敵後援會”成立，被選為負責人之一。任“大聲抗敵宣傳社”社長，發展社員1000人，成為四川抗日救亡運動的一支重要力量，幫助青年奔赴延安。

1937年12月，經黨中央批准，恢復組織關係，由省工委負責人羅世文直接單線聯繫，協助羅世文在地方上層人物中開展統戰工作，推動四川地方軍界人士支持抗戰。1940年3月18日，在國民黨製造的“搶米事件”中被捕，和羅世文一起被關押在重慶軍統望龍門監獄。後轉移到貴州息峯監獄，長達六年時間。1946年7月，被押回重慶中美合作所白公館監獄。8月18日，在蔣介石密令下，和省委書記羅世文一起被殺害於重慶松林坡，並用汽油焚屍滅跡。全國解放後，黨和政府在重慶市歌樂山烈士陵園為他們建墓安葬，並建造了石雕像。周恩來總理親筆為他和羅世文兩位烈士題寫了碑文。

1927年3月，劉湘與蔣介石勾結，製造了殘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羣眾的“三三一慘案”，車耀先憤而離開川軍，於1928年東渡日本遊學考察。歷經痛苦的思考與選擇後，車耀先回國於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開始新的人生歷程。入黨後，車耀先長期在成都做地下工作。他以開辦“努力餐館”為掩護，參加中共川西特委直屬特別小組工作，利用同鄉關係，在軍閥劉文輝的軍隊中發展黨的組織，參加策動了1930年的“廣漢暴動”，並在成都基督教徒中開展統戰工作。今天，人們在這個餐館裏，仍然在傳誦着這位革命者當年的一些動人故事。1940年3月18日，國民黨特務製造“搶米事件”，然後栽贓造謠説共產黨策劃饑民搶米，藉此逮捕了車耀先、羅世文等大批共產黨人，國民黨反動派將車耀先和羅世文等人關押在貴州息烽監獄長達6年。在獄中，敵人對車耀先進行酷刑和許以高官厚祿的利誘，車耀先始終不屈服。他把監獄作為一個特殊戰場，同其他難友一起，建立了獄中黨支部，組織領導監獄中的黨員與敵人進行堅決的鬥爭。

1945年，國共談判期間，毛澤東、周恩來曾要求蔣介石釋放羅世文、車耀先等共產黨員，蔣介石等國民黨反動派拒不釋放，並將他們轉移到重慶渣滓洞監獄。1946年8月18日，國民黨反動派將車耀先和羅世文一起殺害，並毀屍滅跡。車耀先以寶貴的生命實現了自己入黨時的誓言。

車耀先在1928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根據黨組織的指示，為不暴露身份，車耀先以自己素日喜愛烹飪之特長，他先後以老闆的身份在成都的牌坊巷開了“新的麪店”，人民公園大門左側開了“庶幾飯店”，1929年又在三橋南街開了“努力餐”。為滿足低收入的廣大勞動者，“努力餐”專門設有低價的套菜、合菜，價廉物美的大包、大餃等。車耀先把餐館命名為“努力餐”，意思是“為解決勞苦大眾吃飯問題而努力不懈”。 車耀先曾在餐館樓上雅座的壁上寫過一幅意義深長的題詞：“要解決吃飯問題，努力努力！” 車耀先常對廚師説：“庶民百姓到我們這裏來進餐，就要想辦法讓他們吃好，做到物美價廉。”因此“努力餐館” 在烹製名貴川菜的同時還天天按時出售大肉蒸餃和大眾蒸碗飯。每天一開門，人力車工人、報童、學生、城市貧民來吃大眾蒸飯和大肉蒸餃的人絡繹不絕。除了為廣大貧苦勞動者提供飲食外，“努力餐” 為解決一些革命者吃飯有困難的，只要來人説出：“來一菜一湯”的暗號，餐館就可免費供應。

車耀先以經營“努力餐”飯店為掩護，參加中共川西特委軍委直屬特別小組，從事兵運工作，後任中共川西特委軍事委員會委員，並利用同鄉關係進入軍閥劉文輝的第二十四軍，發展黨組織，參與策劃1930年“廣漢暴動”，在成都基督教徒中從事統戰工作。憑藉他在川軍中的聲望和影響，聯絡川軍內部和各方面的民主進步人士，宣傳鼓勵軍人、青年學生和廣大的民眾，積極開展革命鬥爭。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他致力於抗日救亡活動。1932年5月9日在成都少城公園召開“五九”國恥羣眾大會，車耀先怒斥蔣介石賣國投降政策。反動軍閥封閉會場，在羣眾掩護下，車耀先脱險，轉移上海。半年後回到成都，與黨失去聯繫。車耀先利用擔任第二十四軍、第二十八軍上校參謀、副官長等職，及劉文輝組織的“互助總社”秘書長等職進行社會活動，建立各種社會關係，瞭解收集情況。1934年車耀先任省立成都師範學校和女子師範學校教員期間，宣傳抗日救國思想，幫助青年學生走革命道路，投身革命鬥爭。

車耀先在飯店經營管理方面有着自己獨到的管理經驗和獨特的作風。他招收貧窮人家的青年子弟來店學徒，白天忙完飯店的活計，晚上關閉店門，車耀先給這些窮人家的孩子上文化課，教他們唸書寫字，講革命故事，講鬥爭史等，飯店成了傳授革命道理的紅色學堂。

車耀先本着自己命名“努力餐”的宗旨，為解決勞苦大眾的吃飯問題，烹製適合大眾化口味的名菜，創造自己的特色，做到物美價廉，切實服務於廣大勞動人民。它的主要特色飯菜是“大肉蒸餃”、“大眾蒸飯碗”、“國合什錦”、“白汁魚”等，每天一開店，黃包車伕、學生、報童、平民爭相來吃。車耀先把它們稱為“革命飯”，並書寫條幅“要吃革命飯，就到‘努力餐’”貼在牆上進行廣泛宣傳。凡來店就餐者，不論婦孺老幼，車耀先遵循自己書寫的作為飯店的座右銘，都要虛心聽取意見，詢問請教，不足之處，隨時更改。凡聽説誰家餐館出了名菜佳餚，馬上派出廚師品嚐，花錢學習。回來後，博採眾長，對菜餚加以改進，烹炒調製進而推廣。他常鼓勵員工們要把“努力餐”辦成聞名全川的餐館。車耀先以他的革命精神，用他勤勞的雙手和智慧，以堅韌不拔的毅力和誠信重義的美德，贏得了四方賓客，“努力餐”越辦越紅火，名噪蓉城。不論土生土長的巴蜀人，還是逃難在川的晉陝豫魯北方人、江浙兩廣人，都喜歡光臨品嚐。

“努力餐”不僅為革命活動籌集了資金，而且成為共產黨的地下秘密聯絡站和上層進步人士聚會的場所，南來北往的秘密工作者常出入其間。當時在川的中共領導人吳玉章、鄧穎超等，曾到餐廳樓上開會，車耀先並宴請沙千里、史良等。車耀先和當時任中共四川省委書記的羅世文等同志經常在樓上隱蔽的小屋內聚會，分析研究革命形勢，商討鬥爭策略，領導全川的革命運動。飯店的員工在車耀先革命思想的教育下，在環境的影響和薰陶下，成長為革命交通員。“革命飯”、“努力餐”引起了國民黨特務的注意，曾有特務問車耀先：“車先生，為啥子你把餐館叫下‘努力餐’，為啥子你賣‘革命飯’？”車耀先坦然一笑，答到：“有啥子稀罕喲，孫中山先生講過，‘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嘛！”一句話，弄得特務瞠目結舌，無話應答。

為了擴大抗日救亡的宣傳，車耀先遵照黨的指示，於1937年1月開始，相繼創辦了《大聲週刊》、《圖存》、《大生》、《語言月刊》等刊物，宣傳抗日民主進步的思想和主張。《大聲週刊》等刊物的編輯地點就在“努力餐”，車耀先任《大聲週刊》社長，用筆名撰寫社論與述評，發表大量文章，宣傳對內和平，對外抗戰，揭露親日派陰謀，深受廣大人民羣眾的歡迎和擁護。抗戰爆發後，車耀先任成都各界華北抗敵後援會負責人之一，他堅持《大聲週刊》的出版，積極宣傳抗日救國，幫助不少青年奔赴延安，投身到抗日前線。

1937年12月，車耀先經黨中央批准恢復黨的組織關係，由省工委負責人羅世文直接單線聯繫。他協助羅世文在地方上層人物中開展統戰工作，推動四川地方軍界人士支持抗戰。不久，車耀先發起成立中蘇文化協會，進行抗日統戰工作。1939年冬，他積極參加成都的促進憲政運動，爭取人民抗日民主權利。在車耀先做地下工作期間，他的兩個女兒車崇英、車毅英姐妹，多次冒着生命危險，協助車耀先做了大量革命工作。

車耀先家很窮，兩歲時，母親就給他訂了門娃娃親。14歲時，車耀先到鄰近的崇慶縣城“益盛榮”商店當學徒，由於家貧，父親外出做生意一去不歸，家裏只有孤兒寡母，無力迎娶女方，娃娃婚約便終止了。 車耀先在“益盛榮”商店當了3年學徒，這期間他認識了街對門的黃三姑娘。她生於1897年，家境貧寒，父親外出做生意不歸，兩個姐姐已出嫁，家中只母親和年幼的弟弟三人靠開個雜貨店，賣酒、甘蔗，扎紙花，做冥銀來謀生。

黃三姑娘人長得白淨，端莊賢淑，心靈手巧。車耀先在後來的自傳中回憶，當學徒的幾年中與黃三姑娘僅有兩次近距離接觸，一次是車耀先晚上去替師傅打酒，一次是她找車耀先幫忙結賬。但由於雙方的靦腆，兩人幾乎沒有交流。目光相碰就慌忙移開。

可他倆的心事被師孃看出來了，請師奶出面提親。車耀先心頭十分願意，但他一想到自己的學徒處境和家裏的情況，怕辜負了黃三姑娘，便推説要先稟報母親，把這事拖下來了。

沒多久，車耀先就離開了“益盛榮”，參了軍，但他也常常想起黃三姑娘，後聽人説她已和一煙販之子訂聘，便將感情深埋在心裏。在戰場上，在推翻袁世凱的護國戰爭中，他出生入死作戰英勇，屢建戰功，很快地就由二等兵迭次被提升為連長了。捷報傳到家鄉，母親非常高興，更急於想讓他成家。當她知道兒子曾對黃三姑娘有意時，就親自登門拜訪求婚。

此時的黃三姑娘因煙販之子無力迎娶也還待字閨中，就一口答應了。車耀先喜出望外，立即寫信告知相思之情，並説不久部隊換防到成都，就立刻接她到成都來完婚。

車耀先後來在獄中寫了一篇自傳，把他與黃三姑娘相識、相知、相愛的過程作了回憶，並寫了一首詩，頗令人回味：“女兒對門居，相見不相語；美目頻盼兮，痴心愈皇矣；頻頻倩目迎，默默知心許；羞為廚下妻，願作夢中侶；賴人長相思，寢室不能已。”

車耀先與黃三姑娘於1918年冬結婚。那時的女子，一般都是有姓無名的，還要裹小腳。車耀先認為夫妻間是平等的，女子也應該有自己的名字，於是替妻子取名為車黃體先，還堅決支持她放了腳，解除了裹腳之苦。黃三姑娘沒讀過書，車耀先就送她進婦女學習班學了一年多的文化。

他們剛結婚不久，車耀先就在一次戰鬥中負了重傷。頭骨被打碎了一大塊，當時查戰場的人都認為車耀先已被打死了，就脱下他的衣服，把他推放在一個彈坑裏，想把他就地掩埋了。車耀先在彈坑裏昏迷了一天一夜，竟甦醒過來，被一個好心的農民發現，把他救了起來。由於車耀先傷勢過重，子彈穿過顱骨，彈片潛入腦膜，又感染了破傷風，每天高燒不止，不省人事，生命危在旦夕。面對突來的災難和垂危的車耀先，黃三姑娘日夜守候着丈夫，幾天幾夜都沒閤眼，為丈夫端水拿藥，煮稀飯等，直到車耀先脱離危險。

車耀先把妻子帶到軍中。此時的黃三姑娘已為連長太太，但她心地善良，又非常勤勞，常常為士兵縫洗衣物，還為傷員熬湯煎藥，沒有一點官太太的架子。士兵們都喜歡她，稱她為“好心的車娘娘。”

在後來坎坷的歲月中，黃三姑娘的確能體念丈夫的抱負和心志。他們志同道合相親相愛，家庭和諧幸福。

後來黃三姑娘連續為車耀先生下四個女兒。婆婆不高興了，要兒子娶妾，為車家延續香火。車耀先向來都是順從母親的。這次卻堅決拒絕。黃三姑娘一生為車生下8個兒女，養活的有3個女兒兩個兒子。她關注兒女們的文化學習，還陪兒女一起讀書，孩子們有時成了她的老師，教她識字。通過學習，黃三姑娘後來可以讀報紙和看簡單的小説了。

車耀先在這裏度過了緊張而又崢嶸的十餘年歲月，他更多的是從事革命鬥爭活動，而 “努力餐”的實際業務經營工作就落在了妻子身上。黃三姑娘從繁雜的事務，到清洗碗筷等勞動，直至經營管理的全部過程，她都要親自動手過目，做到心中有數。

車耀先每天在外忙於愛國救亡，辦刊辦報，只有每天晚上吃飯的時候，夫婦倆才能相聚一會兒。黃三姑娘會給丈夫準備幾個小菜，一碟花生米，一盤豆腐乾，一碟辣椒麪什麼的，還來一二兩白酒，夫妻倆小酌幾杯。吃飯的時候，黃三姑娘向車耀先説餐廳當天經營的情況，車耀先向妻子説一説當天在外用了多少錢，這是他們互相報賬的習慣。黃三姑娘記性特好，她不會寫字，但她經手過的賬目全都一清二楚。丈夫總是説你不用給我報賬了。“這怎麼行？”黃三姑娘説：一個女人家，萬一把生意做垮了，我還説不清，每次説一下，你心頭有個數。

當丈夫説自己在外用了多少錢的時候，黃三姑娘總是説：“你不用報賬，一個男人家，哪能不用點錢，我知道你愛讀書，到了書店，看到想要的書，沒錢怎麼行。”説完總問丈夫還有沒有錢，總要想方設法塞幾個大洋給丈夫。他們這種開誠佈公，互相信任的做法，至今被兒女們作為美談。

國民黨在成都製造了“搶米事件”，車耀先在一天晚上被一羣不明身份的人抓走。黃三姑娘四處奔走，打聽丈夫的下落。幾經轉折，才從一個熟人那裏聽到丈夫留下“大概一時回不來了，請把兒女們照看好”的口信。

黃三姑娘在極度悲痛中，堅強地支撐着丈夫創辦的“努力餐”，使其繼續經營下去。她既要照顧年邁的婆婆，又要多方籌集學費讓幾個孩子繼續上學唸書。在丈夫被抓走的歲月裏，她每天早晨都要把丈夫住過的小屋打掃得乾乾淨淨，如同車耀先在家時一樣。黃三姑娘對丈夫的每一件東西都充滿了深情，對丈夫的書籍特別愛護。當時日機隨時都可能轟炸成都，黃三姑娘特地讓人把這些書轉移到鄉下妥為保管。

1946年黃三姑娘收到車耀先在“中美合作所集中營”讓人轉來的，獄中花了六年撰寫的幾十萬字的《四川軍事史》和一部尚未完成的《自傳》手稿。黃三姑娘視為珍寶，一直精心地收藏，直到新中國成立後才轉交四川省博物館保存，完成了丈夫的遺願。

黃三姑娘雖然不是共產黨員，也不知丈夫是共產黨員，但她支持丈夫以及同丈夫有來往的人，一直同從事黨的地下工作的同志保持親密來往，義不容辭地為他們代買大米、棉紗等實物儲存起來，使黨的經費不因錢幣的貶值而受到損失。不少進步青年在她家聚集，舉辦讀書會、郊遊等活動，黃三姑娘都積極支持。

1950年2月，黃三姑娘才明確知道丈夫在重慶壯烈犧牲的消息，她陷入了極度的悲痛之中，由於長期對丈夫的思念和過度的勞累，身體極度虛弱，不幸患上了食道癌。

當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王維舟來看她，提出今後國家按月給她發放烈士家屬撫卹金時，卻被黃三姑娘婉言謝絕了。她説：“感謝黨和人民政府的關懷，我們一家人能自食其力。”並把車耀先創建、自己苦心經營了20多年的“努力餐”交了出來，另外購買了兩間鋪面經營小生意，維持生活。

黃三姑娘把五個兒女都培養成人，參加了革命工作。1954年，她病情惡化，與世長辭，時年58歲。兒女們把她和車耀先烈士的骨灰合葬在她的家鄉崇慶縣。這一對恩愛夫妻永遠值得人們崇敬和懷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