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五娘

趙五娘是高明寫的元雜劇《琵琶記》中塑造得最為成功、最為震撼人心的人物形象。

《琵琶記》系改編自民間南戲《趙貞女》（即《趙貞女蔡二郎》），更早時還有金院本《蔡伯喈》。據記載，宋代戲文《趙貞女蔡二郎》情節大致寫蔡二郎應舉，考中了狀元，他貪戀功名利祿，拋棄雙親和妻子，入贅相府。其妻趙貞女在饑荒之年，獨立支撐門户，贍養公婆，竭盡孝道。公婆死後，她以羅裙包土，修築墳塋，然後身背琵琶，上京尋夫。可是蔡二郎不僅不肯相認，竟還放馬踩踹，致使神天震怒。最後，蔡二郎被暴雷轟死。

宋代戲文所寫的蔡二郎，亦稱蔡中郎，也就是漢代著名文士蔡邕，字伯喈。戲中所寫的情況，只是出於民間傳説。陸游在《小舟遊近村舍舟步歸》詩中雲：“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説蔡中郎！”可見早在南宋前期，以蔡二郎為題材的民間文藝已廣泛傳唱於城鄉各地。類似這種題材，在宋代説話、鼓詞、諸宮調、雜劇等民間伎藝中，還有《王魁負桂英》《陳叔文三負心》《王宗道負心》等。這表明書生負心婚變現象在當時相當普遍，書生貪新棄舊、攀龍附鳳的行為尤其受到市民階層的關注。

《琵琶記》基本上繼承了《趙貞女》故事的框架，但改變了原故事中蔡伯喈背親棄婦的形象。它保留了趙貞女的“有貞有烈”，但對蔡伯喈的形象作了全面的改造，讓他成為“全忠全孝”的書生。為了終養年邁的父母，他本來並不熱衷於功名，只是辭試不從，辭官不從，辭婚不從，這“三不從”導致一連串的不幸，落得個“可惜二親飢寒死，博換得孩兒名利歸”的結局。 ^[1] 

①民間婦女性格。認為趙五娘的民間性格表現在“糟糠自厭”、“祝髮買葬”等民間類型 的故事情節之中。李希凡認為“趙五娘是中世紀千百萬中國婦女最深刻的典型”。這種民間婦女的性格主要是“滲透在趙五娘性格里的那種勇於承擔苦難的自我犧牲精神，那種高尚的人道主義愛情，那種不受功名利祿引誘的純潔樸實的生活理想。”

②艱苦鬥爭的性格。戴不凡認為“她不是被風風雨雨批得垂頭喪氣的牡丹，她是在嚴霜中迎着北風開放的菊花。”“正如夏日藍天初升的旭日，奔騰萬里的黃河，聳入雲霄的泰山”，“令人油然地感到一股強大的鼓舞力量。”

③雙重性格。認為一方面，趙五娘身上“體現了中國人民克己待人，勤苦自立的傳統美德和堅忍不拔、忘我犧牲的精神”。另一方面，“在她身上不可避免地也留有時代的印記：奴隸式的馴服，‘一鞍一馬’，‘不嫁二夫’的貞操觀念。”

“艱苦鬥爭”説顯然有拔高之嫌。“民間婦女性格”與“雙重性格”這兩説其實並不矛盾。因為封建社會中的中國民間婦女本身就具有兩重性，即對封建壓迫的反抗和對封建觀念的服從。更何況趙五娘這一形象並不是作者單獨塑造出來的，而是高明在“裏俗”創作的基礎上加工改造而成的。趙五娘這一形象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民間創作的特點，另一方面她又體現着高明的道德理想。這就決定了這一形象的兩重性，趙五娘這一形象集中體現了封建社會中下層婦女的優點：吃苦耐勞、孝敬温順、克己待人、勇於自我犧牲。同時也集中體現出下層婦女的弱點：過分的温順屈從，而缺乏自主意識。過分的忍受而缺乏反抗意識，逆來順受，從一而終。劇中的趙五娘在重重困苦中苦苦掙扎，確實表現出一種驚人的堅韌性格和自我犧牲精神，但她對自己的悲慘命運怨而不怒，悲而不憤。從未有過抗爭之舉，顯出一種十足的奴性。趙五娘的形象是有典型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