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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記

(元末高明南戲作品)

鎖定
《琵琶記》是元末戲曲作家高明根據長期流傳的民間戲文《趙貞女蔡二郎》改編創作的南戲,是中國古代戲曲中的一部經典作品。此劇敍寫東漢書生蔡伯喈趙五娘悲歡離合的愛情故事。全劇共四十二出,結構完整巧妙,語言典雅生動,顯示了文人的細膩目光和酣暢手法,是高度發達的中國抒情文學與戲劇藝術結合的作品。 [1-2] 
作品名稱
琵琶記
作品別名
蔡伯喈琵琶記
作    者
高明
創作年代
元末明初
作品出處
高則誠集
文學體裁
戲劇文學
字    數
80000左右

琵琶記內容梗概

《琵琶記》劇本 《琵琶記》劇本
《琵琶記》講述的是東漢時期書生蔡伯喈離別父母、妻子進京赴試,經年不歸,造成家庭悲劇,最終光宗耀祖的故事。
陳留都人蔡伯喈娶妻趙五娘,新婚兩月,夫妻和順相敬,蔡的父母身體康健,一家人和和美美;在春光明媚的日子裏,全家花下酌酒,為親祝壽。
不久,朝廷黃榜招賢,郡縣把蔡伯喈申報上司。伯喈以雙親年邁不能遠離為由,堅決拒絕。蔡母也恐失去倚恃,不願伯喈上京赴考。然而蔡父認為此是光宗耀祖的大好時機,硬逼着伯喈赴試。鄰居張廣才也一力贊成,且答應照顧蔡家。伯喈萬般無奈,只得打點上京。
伯喈一舉及第,登上狀元,官拜議郎。他思念父母,正要上表辭官,不料牛丞相此時卻奉旨招伯喈為婿,伯喈以有妻室、雙親年邁為由予以拒絕,一再辭婚。牛相非常惱怒,奏明朝廷,聖旨不準伯喈辭官辭婚。伯喈只得與牛小姐成婚。
伯喈走後,趙五娘於家中盡心竭力地待奉公婆。當時陳留逢上饑荒之年,生活艱難,蔡家陷入困苦之中。蔡母埋怨蔡父不該逼伯喈上京考試,二人終日爭吵。五娘從中百般勸解,並典賣釵簪首飾,換糧米養活公婆,自己卻背地裏吃糠捱餓,好不容易得到一些救濟糧,又被惡霸里正搶去。
五娘躲在廚房吃糠的行為引起蔡父蔡母的猜疑,他們以為她在背地裏偷吃好東西。一日蔡父蔡母突然闖入廚室,搶過五孃的飯食察看,才知道媳婦吃的是糠。悲痛之下,蔡母一哀身亡,蔡父也後悔不該讓伯喈上京。
不久,蔡父罹病,臨終之前,對兒媳婦趙五娘的辛勤待奉深感愧疚,他要五娘改嫁,並留下拄杖一根給廣才,囑其等伯喈歸來,打他出家門。蔡父死時,因無力安葬,五娘剪下自己的頭髮典賣,埋葬了公公,以麻裙包土自築墳台,然後畫出公婆遺像,身背琵琶,一路彈唱行孝曲子,進京尋夫。
蔡伯喈在牛府彈琴抒愁,因為心意煩亂而時時出錯。他思念父母妻子,託人往家鄉捎信,不料捎信的人卻是騙子,信沒有捎出去。中秋之夜,與牛氏在花園中賞月,月色皎潔,牛氏心情暢快,伯喈見月傷心,思念家人。牛氏窺探到伯喈的心事,於是勸牛丞相同意自己和伯喈回陳留探親。牛丞相考慮再三,決定到陳留接取伯喈父母妻子來京。
趙五娘隻身到京城,適逢彌陀寺做佛會,便去追薦公婆。在寺門前她展掛公婆遺像賣唱。此時伯喈也前來佛寺祈禱父母來京一路平安。伯喈隨從因五娘賣唱礙事,趕走五娘,伯喈將父母遺像帶回府。五娘尋遺像到牛府,與牛小姐相遇,二人相惜,各訴衷腸,説出原委,才知道“三不從做成災禍天來大”。
在牛小姐的安排下,五娘與伯喈相見,彼此細説別後的情況,伯喈痛感“文章誤我,我誤爹孃;文章誤我,我誤妻房”。牛丞相也回心轉意,同意伯喈偕牛氏、五娘回陳留守墓。張廣才也知道伯喈事出無奈,原諒了他。全劇結尾是:牛丞相奉詔書到陳留,旌表蔡氏一門。 [10] 

琵琶記劇本目錄

出序
題名

出序
題名

出序
題名
第一齣
副末開場
第十五出
金閨愁配
第二十九出
乞丐尋夫
第二齣
高堂稱壽
第十六出
丹陛陳情
第三十出
瞷詢衷情
第三齣
牛氏規奴
第十七出
義倉賑濟
第三十一出
幾言諫父
第四齣
蔡公逼試
第十八出
再報佳期
第三十二出
路途勞頓
第五齣
南浦囑別
第十九出
強就鸞凰
第三十三出
聽女迎親
第六齣
丞相教女
第二十出
勉食姑嫜
第三十四出
寺中遺像
第七齣
才俊登程
第二十一出
糟糠自饜
第三十五出
兩賢相遘
第八齣
文場選士
第二十二出
琴訴荷池
第三十六出
孝婦題真
第九齣
臨妝感嘆
第二十三出
代嘗湯藥
第三十七出
書館悲逢
第十齣
杏園春宴
第二十四出
宦邸憂思
第三十八出
張公遇使
第十一出
蔡母嗟兒
第二十五出
祝髮買葬
第三十九出
散發歸林
第十二出
奉旨招婿
第二十六出
拐兒紿誤
第四十出
李旺回話
第十三出
官媒議婚
第二十七出
感格墳成
第四十一出
風木餘恨
第十四出
激怒當朝
第二十八出
中秋望月
第四十二出
一門旌獎 [2] 

琵琶記創作背景

琵琶記社會背景

《琵琶記》封面 《琵琶記》封面
《琵琶記》所敍述的有關書生髮跡變泰後負心棄妻的現象,與宋代科舉制度有着密切的關係。科舉制度規定,不論門第出身,只要考試中式,即可為官。這為寒士發跡提供了一條捷徑。“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便是這種情況的寫照。書生初入仕途,需要尋找靠山,權門豪貴也需要拉攏新進以擴充勢力。聯姻便成了他們利益結合的手段。而當書生攀上高枝,拋棄糟糠之妻時,便與原來的家庭以及市民階層報恩的觀念,不可避免地發生了衝突,導致一幕幕家庭和道德的悲劇。市民大眾厭惡書生這種薄倖的行為,不惜口誅筆伐,這就是宋代民間伎藝產生大量譴責婚變作品的原因。宋代婚變故事一般都把矛頭指向書生,是因為當時他們不僅有着優渥的社會地位,而且作為知書達禮的道德傳承者,肩負着社會的責任。地位和行為的反差,自然使他們成為人民大眾特別是市民階層譴責的主要目標。
到了元代,社會情況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書生的處境,從天上跌到地下。元代科舉一度中斷達七十餘年,終元之世,考試製度時興時輟。這使許多士人失去進身之階,社會地位急遽下降,以至出現“九儒十丐”的説法。與此相聯繫,譴責書生負心婚變的悲劇作品,逐漸失去了現實的針對性。地位低下的書生,反成了同情的對象。所以元代戲曲裏的書生形象,或是平庸怯懦,或是迂闊拘謹,儘管多半缺乏光彩,但很少作為被鞭撻的對象。到元代後期,人們對地位得不到改善的書生愈加憐惜,正面歌頌書生志誠的作品漸漸成為戲曲的主流。高明的《琵琶記》,以同情寬恕的態度,刻劃蔡伯喈的形象,正體現了當時的社會情態。 [9] 

琵琶記故事來源

《琵琶記》系改編自民間南戲《趙貞女》(即《趙貞女蔡二郎》),更早時還有金院本《蔡伯喈》。據記載,宋代戲文《趙貞女蔡二郎》情節大致寫蔡二郎應舉,考中了狀元,他貪戀功名利祿,拋棄雙親和妻子,入贅相府。其妻趙貞女在饑荒之年,獨立支撐門户,贍養公婆,竭盡孝道。公婆死後,她以羅裙包土,修築墳塋,然後身背琵琶,上京尋夫。可是蔡二郎不僅不肯相認,竟還放馬踩踹,致使神天震怒。最後,蔡二郎被暴雷轟死。
宋代戲文所寫的蔡二郎,亦稱蔡中郎,也就是漢代著名文士蔡邕,字伯喈。戲中所寫的情況,只是出於民間傳説。陸游在《小舟遊近村舍舟步歸》詩中雲:“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説蔡中郎!”可見早在南宋前期,以蔡二郎為題材的民間文藝已廣泛傳唱於城鄉各地。類似這種題材,在宋代説話、鼓詞諸宮調、雜劇等民間伎藝中,還有《王魁負桂英》《陳叔文三負心》《王宗道負心》等。這表明書生負心婚變現象在當時相當普遍,書生貪新棄舊、攀龍附鳳的行為尤其受到市民階層的關注。
《琵琶記》基本上繼承了《趙貞女》故事的框架,但改變了原故事中蔡伯喈背親棄婦的形象。它保留了趙貞女的“有貞有烈”,但對蔡伯喈的形象作了全面的改造,讓他成為“全忠全孝”的書生。為了終養年邁的父母,他本來並不熱衷於功名,只是辭試不從,辭官不從,辭婚不從,這“三不從”導致一連串的不幸,落得個“可惜二親飢寒死,博換得孩兒名利歸”的結局。 [1]  [9] 

琵琶記創作時間

高明於元順帝至正五年(1345年)考中進士,從此步入仕途,歷官處州錄事、紹興路判官、慶元路推官等。後辭官隱居於寧波城南二十里的櫟社,寓居於沈氏樓中,閉門謝客,埋頭於詩詞戲曲的創作。《琵琶記》即創作於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到二十五年(1365年)之間。
《琵琶記》就戲劇文體來説是屬於宋元南戲的範疇,南戲是南曲戲文的簡稱,是與北曲雜劇相對而言的專名。它最初起源於南方的温州地區,原名“温州雜劇”或“永嘉雜劇”。據明人祝枝山《猥談》記載道:“南戲出於宣和之後,南渡之際,謂之温州雜劇。予見舊牒,其時有趙閎夫榜禁,頗述名目,如《趙貞女蔡二郎》等。”徐文長的《南詞敍錄》則説:“南戲始於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趙貞女》《王魁》二種實首之。”可見南戲發源於北宋徽宗宣和(1119—1125年)之後,經歷南宋前期的醖酸,至光宗時(1190—1194年)盛行起來,這符合於從萌芽到成熟的發展規律。 [3] 

琵琶記人物形象

趙五娘
《琵琶記》趙五娘形象 《琵琶記》趙五娘形象
趙五娘,是全劇中最為光輝的人物,是一個光彩照人的賢孝婦形象。趙五娘“儀容俊雅”“德性幽閒”,是個美麗端莊且具有一定文化修養(知經書,能書,善畫)的姑娘,嫁與同郡(陳留郡)蔡伯喈為妻。故事發生的時候,她結婚才兩個月。丈夫進京趕考,她獨自一人在家侍奉公婆,承擔起家庭的全部重擔。饑荒年間,她把可憐的救濟糧留給公婆,自己卻在背後偷偷吃糠。公婆死了,無錢買棺材,她剪下頭髮,沿街叫賣。無錢請人埋葬公婆,她麻裙包土,自築墳墓。然後描容上路,進京尋夫。在極度艱難的環境中,她含辛茹苦,任勞任怨,悄悄地作出自我犧牲,以柔弱的肩膀,承擔起生活重擔,既盡了心,又盡了力。在趙五娘身上體現出中華民族多方面的優秀品德。
趙五娘這一形象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民間創作的特點,另一方面她又體現着高明的道德理想。這就決定了這一形象的兩重性,趙五娘這一形象集中體現了封建社會中下層婦女的優點:吃苦耐勞、孝敬温順、克己待人、勇於自我犧牲。同時也集中體現出下層婦女的弱點:過分的温順屈從,而缺乏自主意識。過分的忍受而缺乏反抗意識,逆來順受,從一而終。劇中的趙五娘在重重困苦中苦苦掙扎,確實表現出一種驚人的堅韌性格和自我犧牲精神,但她對自己的悲慘命運怨而不怒,悲而不憤,從未有過抗爭之舉,顯出一種十足的奴性。趙五娘的形象具有典型意義。
蔡伯喈
《琵琶記》蔡伯喈形象 《琵琶記》蔡伯喈形象
蔡伯喈,被塑造成賢孝子的形象,又是一個有情的丈夫。他在京城,處於富貴生活之中,並沒有忘掉父母的養育之恩。他還時時想到父母的衣食冷暖,擔心父母在家挨飢受餓,還設法給父母寄錢寄信,處於錦衣玉食之中,他還有一顆對父母的愛心,還保存有骨肉之情。比之於那些投靠權貴,認賊作父,忘恩負義的衣冠禽獸來説,他確是一個有品德,有孝心的兒子。他被迫招贅牛府,生活在温柔之鄉,但他時時想着家中的妻子趙五娘。他並沒有因贅入牛府就忘卻自己的糟糠之妻,還是一往深情地愛她。
蔡伯喈是一個忠於愛情,有良心,有善心的丈夫。他的形象,也是頗為感人的。不過這只是表面現象,面對他的岳父大人,他連據理力爭一下都不敢,則顯得有點懦弱。
張廣才
張廣才,也是一個成功的藝術形象,他是中華民族優秀品德“義”的化身。饑荒年間,他將得到的救濟糧分一半給趙五娘,幫助她一家度日。蔡公蔡婆死後,他又贈送棺材,幫助這個弱女子葬送公婆。他救人於危難之中,有恩於人還不圖報答。他那顆同情苦難之心,救人危難之心,助人為樂之心,是中華民族的善良之心,仁愛之心,無私之心在閃閃發光。因此,張廣才的形象就成了千百年來人們歌頌的形象。 [3] 

琵琶記作品鑑賞

琵琶記思想內容

《琵琶記》舞台表演劇照
《琵琶記》舞台表演劇照(6張)
《琵琶記》是高明根據長期流傳的民間戲文《趙貞女蔡二郎》改編的。據《南詞敍錄》透露,《趙貞女蔡二郎》原本的情節是揭發蔡伯喈一旦飛黃騰達後就背親棄婦,停妻再娶。後來趙貞女上京尋夫,伯喈竟喪盡天良,馬踩趙氏,結果他自己遭到懲罰,被暴雷震死。正如京劇的《小上墳》“囉囉腔”唱詞所説:“賢慧的五娘遭馬蹦,到後來五雷轟頂是那蔡伯喈。”整個劇情與《王魁》和《張協狀元》相似,都是鞭撻封建士子負心忘本的卑劣行徑的。但高明把《趙貞女》改編為《琵琶記》時,把蔡伯喈寫成了正面人物,頌揚他是全忠全孝的典型,並且把悲劇的結局改成了大團圓。
《琵琶記》劇中説蔡伯喈原是孝子,同趙五娘結婚後感情很好。戲劇矛盾的原因是:他本來不肯上京應試,而父親不從;他考中狀元后,牛府招之為婿,他辭婚,而牛丞相不從;他想辭官歸裏,而皇上又不從。這就是所謂“三不從”或“三被強”,證明“背親棄婦”是被迫造成的,責任不在蔡伯喈,這便是為蔡伯喈衞護的主要關目。
劇中另一條線索是寫蔡伯喈入京後家鄉陳留郡遇到了嚴重的災荒,趙五娘極其艱難地維持一家的生計,蔡婆和蔡公在飢餓中死去後,趙五娘一路彈唱琵琶詞行乞,到京師尋找丈夫。由於牛小姐的賢惠大度,終於使趙五娘和蔡伯喈團圓,並得到了朝廷的旌表。高明的創作意旨很明顯是藉此宣揚封建道德,他在劇本開場的《水調歌頭》詞中宣稱:“不關風化體,縱好也徒然。”“休論插科打諢,也不尋宮數調,只看子孝共妻賢。”
不過,在指出其封建性的糟粕的同時,還應看到劇中存在着民主性的精華,主要是作者成功地塑造了勞動婦女趙五娘的悲劇形象。劇中通過趙五娘的悲慘遭遇,譴責了科舉制度的蠹害人心,揭露了封建禮教的罪惡,反映了農村遭災後的慘象,抨擊了官吏魚肉鄉民的暴行,突出了元代末年的社會矛盾。
《琵琶記》總體上看,作者主觀希望“為文人立心”,宣傳忠孝君臣的封建道德。但其思想內容比較複雜:表明封建社會忠孝難以兩全,在“全忠全孝”的同時又有一定批判;在宣傳封建道德時,對於當時的黑暗現實也有所批判,暴露了封建社會的黑暗,如牛丞相的專橫、地方官的腐敗。 [3]  [4] 

琵琶記藝術成就

《琵琶記》在藝術技巧上有可以借鑑的地方。這個戲長達四十二出,但情節的處理卻很緊湊密合。作者把京城牛府與鄉下蔡家這兩條線索的戲劇衝突交錯寫下來,使丞相府第驕奢豪華的生活與農村百姓的苦難遭遇形成了強烈的對比,既映示了貧富不均的社會現實,又產生了冷熱對照的藝術效果。作者對語言的運用也很得體,能照應到各種不同階層人物的身份,如牛府諸人的語言尚雅,鄉村蔡家諸人的吐語俚俗,富於個性,表現在曲詞上,也能用淺近的口語描摹出人物複雜的思想感情。
《琵琶記》的結構佈置最為人稱道。《琵琶記》是雙線結構。一條線是蔡伯喈上京考試入贅牛府;一條線是趙五娘在家,奉養公婆。在宋元南戲明清傳奇中,有許多劇本都是雙線結構,但在這些雙線結構中,所組成的兩個故事,有許多是互不相關的,它們不能彼此促進,互為增輝。而《琵琶記》的雙線結構不同,它們共同敷演一家的故事,共同表演一個主題。兩條線索交錯發展,對比排列,產生了強烈的悲劇效果和巨大的藝術感染力。作者把蔡伯喈在牛府的生活和趙五娘在家鄉的苦難景象交錯演出,形成強烈對比。《成婚》與《食糠》,《彈琴》與《嘗藥》,《築墳》與《賞月》,以及《寫真》,都是寫的很成功的篇章。對比的寫法突出了戲劇衝突,加強了悲劇的氣氛。
《琵琶記》刻畫了典型環境描中的典型人物。作者描寫了“曠野原空人離業敗”、“飢人滿道”、災害頻仍、貪官污吏魚肉鄉里的典型環境,正是在這樣的社會環境裏描寫了趙五娘悲慘的生活遭遇,突出了她在災荒歲月中兒獨自養親的艱難處境,從而以她的形象體現了封建制度下不能掌握自身命運的中國婦女在極端艱苦的生活環境裏的美好品質。正因為如此,趙五娘的形象才長期活躍於舞台,贏得了幾百年來廣大讀者觀眾的深切同情,在文學史上佔有一席地位。
《琵琶記》的語言,文采和本色兩種兼備,既有清麗文語,又有本色口語,而最重要的則是體貼人情的戲劇語言。蔡伯喈在京城生活這條線的人物,用的是文采語言,詞句華美,文采燦然,語言富於色彩,講究字句的雕琢,典故的運用,是一種高度詩化的語言,是一種高雅的語言。這是由於他們的文化水平,和富貴生活的環境而決定的。蔡伯喈、牛小姐、牛丞相等,都是很有知識的人,説起話來,自然就雅,這是符合人物身份的。他們生活在相府之中,住的是亭台樓閣的華屋,過的是錦衣玉食的生活,用華麗的語言來寫豪華的生活,才能和諧一致。趙五娘這條線的人物,用的是本色語言。自然樸實,通俗易懂,生活氣息很濃。不講究詞藻的華麗,典故的運用,詞句的雕琢。這是一種接近於人民生活的語言。趙五娘這條線上的人物,使用本色語言,也是由於他們的文化水平和貧窮生活而決定的。趙五娘、蔡公、蔡婆、張廣才等,都是沒有多少文化的人,自然不會咬文嚼字,子云詩曰。他們生活在農村,住的是民房,過的是農村生活,用樸素的語言來描繪這種生活,才能和諧一致。劇中兩種不同的人物,使用兩種不同的語言,構成兩種不同的語言風格,這是《琵琶記》運用語言的獨特之處。
《琵琶記》全劇典雅、完整、生動、濃郁,顯示了文人的細膩目光和酣暢手法。它是高度發達的中國抒情文學與戲劇藝術的結合。不論在思想內容上,人物形象上,還是在結構和語言方面,《琵琶記》都有獨特之處,值得欣賞玩味。因此,《琵琶記》是一部值得弘揚的優秀劇作。 [3]  [4]  [5]  [6] 

琵琶記後世影響

李卓吾批評《琵琶記》 李卓吾批評《琵琶記》
《琵琶記》所敍寫的,確是“子孝與妻賢”的內容。高明強調封建倫理的重要性,希望通過戲曲“動人”的力量,讓觀眾受到教化。在這方面,《琵琶記》產生過一些消極的作用。但高明主張戲曲必須有關風化、合乎教化的功用,把當時士大夫所不屑的南戲看作可以“載道”的工具,卻意在抬高南戲的地位和價值。同時,高明能正視社會生活的真實,在肯定孝子賢妻的同時,揭示封建倫理本身存在的矛盾,展示由於封建倫理而產生的社會悲劇,而給予觀眾強烈的震撼。
《琵琶記》儘管從正面肯定了封建倫理,但通篇展示的卻是“全忠全孝”的蔡伯喈和“有貞有烈”的趙五娘的悲劇命運,從而可以引發對封建倫理合理性的懷疑。在封建時代,恪守道德綱常的知識分子,經常陷入情感與理智,個人意願與門第、倫理的衝突之中。《琵琶記》的悲劇意藴,具有深刻性和普遍性,它比單純譴責負心漢的主題,更具社會價值。
《琵琶記》是一部勸忠勸孝之作,也是一部思想內容極為豐富的主題多義之作。在幾千年的古代社會中,中華民族長期形成並逐步發展起來的忠孝節義等社會道德觀念,包含有好的和壞的兩種成份,古代的孝道亦然。在古代的孝道中,有維護父母的絕對利益,要兒子作出無謂的犧牲,作奴隸式的服從,諸如“父要子亡,子若不亡,則為不孝”,或“割股救母”之類的愚孝,這是壞的。有熱愛父母,善事父母,為了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使父母安度晚年而奉獻自己的力量,這是賢孝,這是好的。《琵琶記》意在宣揚賢孝,宣揚孝道中好的一面,宣揚中華民族的優秀道德,這對進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有很大的現實意義。
《琵琶記》的文學成就,大大超過了《永樂大典戲文三種》中的作品。高則誠是在民間創作的基礎上,把戲文的劇本創作提高到一個新水平的傑出作家。他在南戲發展史上的地位頗似雜劇發展史上的關漢卿。《琵琶記》在藝術上所取得的成就,不只影響到當時劇壇,而且為明清傳奇樹立了楷模。所以,過去把它稱為“南戲之祖”。
《南詞敍錄》記載:“我高皇帝即位,聞其名,使使徵之,則誠佯狂不出,高皇不復強。亡何,卒。時有以《琵琶記》進呈者,高皇笑曰:‘五經、四書、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記》,如山珍、海錯,貴富家不可無。’”可見《琵琶記》的影響和作者聲名之盛。
《琵琶記》自問世以來,流播六百餘年,一直頗受世人的關注。明清時期,不僅市井百姓户誦家傳,被目為“《女通鑑》” ,而且名公士子的戲曲論著中亦常以為話題。在傳承過程中,《琵琶記》為同時或後期的許多劇種所改編,傳播形式多樣。如崑曲《琵琶記》、越劇《琵琶記》、豫劇《琵琶記》、川劇《琵琶記》、京劇《趙五娘》、淮劇《趙五娘》等,均由高明《琵琶記》改編而成。它還被譯為法文、日文,傳播國外。中國戲劇家協會曾在北京召開關於評價、整理《琵琶記》的討論會。 [3]  [4]  [5]  [7-8] 

琵琶記作品評價

明代魏良輔《曲律》:“《琵琶記》,乃高則誠所作,雖出於《拜月亭》之後,然自為曲祖,詞意高古,音韻精絕,諸詞之綱領。”
明代何良俊四友齋叢説》:“金元人呼北戲為雜劇,南戲為戲文。近代人雜劇以王實甫之《西廂記》,戲文以高則誠之《琵琶記》為絕唱。”
明代王世貞藝苑卮言》:“則誠所以冠絕諸劇者,不唯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已。其體貼人情,委曲必盡,描寫物態,彷彿如生,問答之際,不見扭造,所以佳耳。”
明代呂天成曲品》:“串插甚合局段,苦樂相錯,具見體裁,可師可法,而不可及也。”
清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聞則誠填詞,夜案燒雙燭,填至《吃糠》一出,句雲‘糠和米本一處飛’,雙燭花交為一,洵異事也。”
清代黃圖珌《看山閣集閒筆》:“《琵琶》為南曲之宗,《西廂》乃北調之祖,調高辭美,各極其妙。” [3]  [4] 

琵琶記作者簡介

高明(約1307年—約1371年),元代戲曲作家。字則誠,自號菜根道人。浙江瑞安人。瑞安屬古永嘉郡,永嘉亦稱東嘉,故後人稱之為高東嘉。出身於書香門第,曾從名儒黃溍遊。元順帝至正五年(1345年)中進士,歷任處州錄事、江浙行省丞相掾、浙東閫幕都事、福建行省都事等職。為官清廉, 官聲頗佳。晚年隱居於寧波城東的櫟社,以詞曲自娛。相傳明初朱元璋慕其名,遣使徵召,他“佯狂不出”,不久病卒。代表作為南戲《琵琶記》。詩文集有《柔克齋集》二十卷,已佚。近人冒廣生曾輯其詩四十九首,詞一首,刊於《永嘉詩人祠堂叢刻》。 [4] 
參考資料
  • 1.    遊國恩 等.中國文學史(三)[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285-290
  • 2.    高 明.高則誠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75-221
  • 3.    黃嶽洲.中國古代文學名篇鑑賞辭典(下卷)[M].北京:華語教學出版社,2013:1056-1059
  • 4.    周揚 等.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第Ⅰ卷)[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169-171
  • 5.    袁行霈 主編.中國文學史(第三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341
  • 6.    徐大軍.《琵琶記》情節紕漏成因探析[J].杭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31(3):66-71
  • 7.    姜麗華.論彭俐儂、範正明《琵琶記》的改編[J].文藝評論,2012(6) :51-53
  • 8.    夏徵農 等.辭海(縮印本)[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0:1638
  • 9.    《琵琶記》的悲劇意藴  .中國作家網.2012-02-02[引用日期2021-03-15]
  • 10.    史禮心 李軍.中國文學名著速覽(第三卷)[M].北京:華夏出版社,2010:37-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