贛州話

贛州地處贛江上游章貢兩江的匯合處，自然水系發達，自古就是中國南方繁華的商業城鎮。唐代大庾嶺驛道開鑿通衢以後，贛州更成了“綰谷東西，呼應南北”的重鎮。作為一座溝通南北的交通樞紐重鎮，人口流動頻率大，語言繁雜紛亂是可想而知的。

由於贛州所處的特殊地理位置，它自古以來就是江西南部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歷史上一直是贛州府道衙門的所在地。據考查，歷代朝廷放任管轄贛南的官員大都是北方人，按中國歷史的慣例，統治者使用的語言，往往就是法定的“官方語言”。文人應試、老百姓到衙門辦事，都必須使用“官方語言”，加上歷代朝廷派往贛南的駐軍大部分也是北方人，以及眾多的官宦家屬都是北方人，於是以北方語音為主的“官方語言”與本地人使用的本土語言互相融合，相互影響，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種語言的地方變體——贛州話。

簡要的説，贛州話方言島形成的原因有兩點：一、贛州話方言島是由贛州市在歷史上的特殊地理位置而產生的；二、贛州話方言島的形成是歷史積澱的結果。

以北方方言的語音為外殼，以北方方言的詞彙為建築材料而形成的贛州話，畢竟在客家語的包圍之中，受客家語的影響頗深，日常用語中有些詞彙和語音明顯就是客家語的詞彙和語音。

就整體而言，贛州話語氣平緩，發音柔和，語流音變不十分活躍，尖團音區分嚴格。然而，解放後由於普通話的推廣和普及，在贛州説普通話的人越來越多，受普通話的影響，贛州話無論語詞和聲調都出現了逐漸向普通話靠攏的趨向，年輕一代的贛州人説贛州話時，單音字已經沒有了入聲，尖團音也已趨消失。

在歷史的長河中，任何一種語言都是“發展中的語言”，或變得更完美，或因使用它的人越來越少，最後走向消失。有學者預言，隨着時代的發展，贛州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普通話頻率的增多，贛州話最後將被普通話所融化、代替。

歷史上，對説相同或相近方言的一部分人遷入説另一種方言的人的地盤，所帶來的方言在本地方言的包圍下，就如大海中的島嶼，即通常所説的“方言島”。贛州自古以來就是客家人的聚居地，這是不爭的事實。由此可判斷，贛州話方言島現象之所以存在，在歷史上肯定發生過大規模北方人系的滲透。在人員的滲透中，就帶來了語言的交流，那麼，緣何本地的客家語言會“讓位”於今天的贛州話，即我們通常説的“西南官話”？這個問題一直是專家爭論的焦點。

人口背景説：當時贛州城人口鋭減

贛州自南康郡守高琰築城以來，雖一度遷回于都，但在梁承聖元年（公元552年），郡治又遷回贛州，從此一直是贛南郡、州、軍、路、府、道的治所，是政治、文化、經濟、交通的中心。歷代朝廷派駐贛南的官員大多來自北方，他們帶着北方方言來此地實行統治，他們所操持的語言是最早的“官方語言”。但這種以北方話為基礎的官方語言並沒有徹底改變明代之前的贛州本土客家語。

但是，明朝在軍事上實行衞所制，使大量持西南官話的官兵居集於贛州城，這對於人口有限的城市的原始語言有了很大的衝擊。中國作協會員、長期從事贛州本土文化研究的龔文瑞認為，當時的贛南，歷經戰爭、瘟疫之磨難，且因剿匪，居民逃避者甚眾，整個人口呈下降趨勢，洪武24年（公元1391年），贛州府的總人口為597571人，至正德年間（公元1512年），贛州府總人口降至201994人。

衞所制説：狼兵進駐同化了當地語言

據史料記載，明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在全國的各軍事要地，設立軍衞。一衞有軍隊5600人，其下依序有千户所、百户所、總旗及小旗等單位，各衞所都隸屬於五軍都督府，亦隸屬於兵部，有事從徵調發，無事則還歸衞所。此法的實行，須有一套能保障軍隊數目的户籍制度配合，來維持衞所制的運行。

贛南師範大學客家研究院主任羅勇介紹，軍户即户籍種類屬軍籍之户，初期的來源有二，一是元代原本的軍户，二是現役軍人之户，這在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黃冊編造之後更加以確立。軍户為世襲，且管理頗嚴格，除籍十分困難，大致上除非丁盡户絕、家中有人成為高官或是皇帝特免，是無法除軍籍的。

羅勇和龔文瑞共同認為，當時明代實行衞所制，在贛州府駐紮了一個衞5600人的軍隊，這些從西南一帶徵過來的“狼兵”（擅長山林作戰），説“西南官話”。且這些持西南官話的官兵長期駐居在贛州城，可惜這隻軍隊基本陣亡無抗清。

廣東語言學家丘學強出過一本《軍話研究》的書，指出，在中國南方許多軍事重鎮在明代開始形成了一種軍隊語言，研究界稱為“軍話”。軍話是散佈於贛、粵、瓊、閩等地的具有“方言島”性質的方言，他們因為與明代衞所裏的軍户關係密切而得名。在福建武平、浙江蒼南、廣東惠州、海南儋縣、崖縣……這些地方仍保留着軍話，這種語言截然不同於鄉音。自小在贛州城長大、長期研究贛州話成因的廈門大學教授徐輝考證，軍話與贛州話基本相似，贛州話也屬於軍話系列。

注意這裏的“狼兵”並不是我們常説的壯族狼兵，狼兵是正統年間才出現，起源於明朝中期衞所制明初就已創立。且狼兵專指廣西出身之戰鬥人員，此類人不隸軍籍，是當時壯族土司組建的地方武裝。與正規軍的衞所兵不同。

王陽明推廣説：不説官話者不能進城

説起贛州話的形成，就不得不説到王陽明。民間流傳，王陽明主政贛州時期，為防止農民起義軍進城刺探軍情，要求贛州城區所有居民必須在短期內掌握“官話”，即當時通行的西南官話。否則，一律視為起義軍或者山匪的探子，一旦抓獲從嚴處理。受到這一律令影響，贛州城區居民無不徹夜學説“官話”。很快，官話便成了贛州城區的流行語言，並且一直流傳至今。

贛州市文化局副局長、贛州市博物館館長韓振飛在《宋城贛州》一書中提出：“在古代要改變一個區域內的公共語言，只有靠移民，只有居民的成分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語言才會發生變化”。據他的推測，明朝正德三年，王陽明的前任陳僉，因贛南農民起義頻發，本地兵力不足，奏請朝廷從廣西桂林、柳州調來狼兵。這一羣體把桂林柳州話帶來贛州，逐漸形成贛州官話。王陽明接任後，為防止農民起義軍進城刺探軍情，規定不會説官話的人不得進城。這一舉措，進一步促使官話成為流行語言。

中國作協會員、長期從事贛州本土文化研究的龔文瑞認為王陽明對贛州話的形成只能算是一個輔助因素，起的是推動作用。王陽明心學的精髓是“致良知”，他提出“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破”之觀念，並通過剿匪、殺降兵、強行推廣西南官話等殘忍的戰爭行為，讓百姓知道當盜賊、不服從朝廷沒好下場，以達到他的讓百姓從心中不願做盜賊的政治目的。所以，贛州剿匪過程成了他推行他的心學理論的政治過程，贛南成了他的政治試驗地。

由於史料上沒有關於贛州話形成的文字記載，贛州話的成因，只是專家根據史實的推測和坊間的流傳，版本不同，説法不一。然無論是人口背景説、衞所制説，抑或王陽明推廣説，都給贛州方言島這一歷史現象的形成提出了參考，從歷史、文化、民間等多個角度，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清晰的脈絡。

由於贛州除章貢區城區和信豐縣縣城以及兩地周邊地區外大多地區通行客語，這裏作一下簡要介紹，相關更詳細介紹請查看“贛南客家語”詞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