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拉

成書於公元150 年的西方文獻，托勒密著作的《地理志》中記載：有一位名叫梅斯（μαеs），又叫蒂蒂阿努斯 （Titiianus）的蒙奇兜訥人記錄了從石塔（Lithinos Prygos）到Sera 城（東漢首都洛陽） 的路程。據托勒密説，正是“由於這次商業旅行（指梅斯商團的中國之行），西方人才瞭解了這條由石塔至Sera 的道路（指絲綢之路）。”

托勒密所引用的上述材料來源於馬林努斯（Marinus）的《地理學概論》（大約成書於公元107-114 年之間），在馬林努斯以前的作家（包括旅遊甚廣、勤於搜 集資料的斯特拉波、老普林尼等大地理學家）雖然知道在遠東有一Seres 國， 但都不知道有西方人到過Seres，更不知道有一條通往Seres 國首都的陸路。 所以，從時間上説，這次旅行必然發生在馬林努斯寫作《地理學概論》之時， 也即一到二世紀之交。而這一時間又恰好與《後漢紀》、《後漢書》上記載 的蒙奇兜勒遣使來華的時間一致。 ^[1] 

漢籍史料載羅馬商團“於公元100年11月抵達洛陽。在洛陽宮廷受到漢和帝的接見。此事被東漢史官記錄在冊，後來又被范曄編入《後漢書·和帝紀》。”這“是陸路經西域到達賽里斯首都賽拉（洛陽）的首批西方人”，“在洛陽，他們受到了東漢政府的熱情款待，並賜予‘金印紫綬’”。 ^[2-5] 

從內容上講，中西雙方的記載又都非常吻合。它們都指出：到達洛陽的是“使者”，他們來自安息、條支之西，是由陸路經西域到達賽里斯首都賽拉（洛陽）的首批西方人。所有這些都表明：《地理學》上記載的馬其頓 商人來華與《後漢紀》、《後漢書》上所記載的“西域蒙奇兜勒內附”是同 一回事。

公元前後兩個世紀，歐亞大陸東西兩端雙峯並立的是強大的漢（西漢、東漢）帝國和羅馬帝國。漢帝國（尤其是東漢帝國）對西域的經略和羅馬帝國對地中海東部的擴張，造成兩大帝國“雞犬相聞”之勢，推動了兩大帝國間向對方的探索。

《後漢書·西域傳》概述漢代經營西域的成就：“漢世張騫懷致遠之略，班超奉封侯之志，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獻方奇，納爰質，露頂肘行，東向而朝天子。故設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護之帥，總領其權。先馴則賞籯金而賜龜綬，後服則系頭顙而釁北闕。立屯田於膏腴之野，列郵置於要害之路。馳命走驛，不絕於時日；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

中國文獻中的描述並非虛詞，古希臘羅馬的記載可為佐證。公元二世紀希臘地理學家托勒密在著作《地理志》中根據另一位地理學家推羅的馬林努斯（Marinus）著作的一個片段提到，一位以經商為業的馬其頓人梅斯·提提阿努斯（Maes Titianus）曾記載從幼發拉底河到位於中亞某地的石塔的路程；梅斯本人未到過賽里斯國（Seres），但他派自己手下一批人到過那裏。

據史書記載，公元100年羅馬商團到達過中國洛陽：

《後漢書·西域傳》：“和帝永元六年，班超復擊破焉耆，於是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其條支、安息諸國，至於西海，四萬餘里，皆重譯貢獻。（永元）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前世所不至，山經所未詳……於是遠國蒙奇、兜勒皆來歸服，遣使貢獻。” ^[6]  《後漢書·和殤帝紀》：“永元十二年，冬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二國遣使內附，賜其王金印紫綬。”

《後漢紀·和帝紀》：“永元十二年……，西域蒙奇、兜勒二國遣使內屬。”

羅馬商團“於100年11月抵達洛陽。在洛陽宮廷受到漢和帝的接見，賜予‘金印紫綬’。此事件被東漢史官記錄在冊，後來也被范曄編入《後漢書·和帝紀》。”這“是陸路經絲綢之路到達賽里斯首都賽拉（洛陽）的首批西方人”，“在洛陽，他們受到了東漢政府的熱情款待”。外國學者中也有人持相似的見解，如日本學者長澤和俊認為，“蒙奇、兜勒兩國的入朝是在永元十二年冬十一月，歷來新的遠國的入朝，一般都有中國的使節伴隨，那麼大概在永元九年出發的甘英，於永元十二年春夏回到西域都護身邊，而兩國使節則繼續東進，於同年十一月，到達了洛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