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漢紀

清乾隆三十七年，乾隆皇帝弘曆下詔，開四庫全書館，次年敕修“四庫全書”。自唐宋以後，歷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編纂典籍的傳統，唐代有《藝文類聚》、《北堂書抄》，宋代有《太平御覺》、《冊府元龜》，特別是明代永樂年間編纂的《永樂大典》，共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收入圖書七八千種，堪稱鴻篇鉅製。清朝康熙、雍正年間，清王朝又編纂了《古今圖書集成》一萬卷。到了清乾隆年間，安徽學政朱筠以為《永樂大典》收錄圖書未為盡全，因此上書建議向民間廣泛徵求佚書，同時，設立專門機構，對翰林院所藏《永樂大典》進行校輯。於是，乾隆皇帝下詔開設四庫全書館，委派紀昀等著名學者一百六十餘人，開始編纂《四庫全書》。

編纂《四庫全書》首先是在全國範圍內徵集圖書，從乾隆三十七年開館徵書，至乾隆四十三年，歷時七年，共徵集圖書一萬二千二百三十七種；然後是整理圖書，由四庫館臣對內府藏書以及從各地徵集的圖書進行校訂，提出應抄、應刻、應存的具體意見。其中，應抄、應刻之書被認為是合格的著作，被收入《四庫全書》，而應存之書則不能收入四庫全書，僅僅是在《四庫全書總目》中存目。《四庫全書》分為經史子集四部，收入圖書三千四百五十七種，凡七萬九千零七十卷，裝訂成三萬六千餘冊，六千七百五十二函。成為中國歷史上卷帙最多的一部著作。

《後漢紀（史部26）》的出版發行無論是對於歷史文獻的研究整理，還是對於中國古代歷史與思想文化的研究，其積極意義都是不言而喻的。同時，由於《四庫全書薈要》本來就是書中精品，再輔之以現代的印刷技術，這套書也理所當然地應該成為大小圖書館和個人收藏的珍品。

《後漢紀（史部26）》為四庫全書之一，四庫全書分為經史子集四部，收入圖書三千四百五十七種，凡七萬九千零七十卷，裝訂成三萬六千餘冊，六千七百五十二函。本冊為後漢紀影印本。

卷首

卷一

卷二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一〇

卷一一

卷一二

卷一三

卷一四

卷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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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漢紀》的撰寫，經歷了近十年的時間。袁宏所以採取編年體裁記錄東漢史事，是受了荀悦《漢紀》編寫成功的影響。《後漢紀》繼《漢紀》而作，但袁宏面臨的寫作條件卻比荀悦困難一些。當年荀悦撰寫《漢紀》的時候，只有《漢書》這一部已確立了權威地位的紀傳體西漢史，他運用較高的史學識見和編撰技術，對《漢書》加以剪裁，就寫成了卓有成就的新著作。

袁宏著《後漢紀》的前後，關於東漢史的著作有好多種，它們各有短長，袁宏所依據的資料要比荀悦繁富，遇到的困難和付出的功力更比荀悦多一些。另外，在同類著作上，他有不少競爭對手，他必須在水平上超過他們，才能讓自己的著作站住腳。經過歷史的選擇，現在關於東漢史的著作，只有范曄所著《後漢書》和袁宏所著編年體《後漢紀》保存下來，説明這兩部書確有過人之處。

袁宏在《後漢紀》裏表現了綜銓史事的才能。他發揮編年體的長處，以時間為經，理出了東漢一代歷史的發展線索；以人物、事件為緯，展示了同時期各事件間的聯繫，及各人、各事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容易使人們建立起對東漢史的整體印象。他以8卷的篇幅寫光武時期約40年的歷史。以光武帝事業的發展為基本線索，綜述呂母，赤眉、新市、平林諸起義軍的始末，以及王莽的覆滅、羣雄的興敗，又敍述了東漢開國功臣們的生平及戰績，頭緒繁多而有條不紊，人物眾多而各有特色，關係錯綜而無紛亂之感，清楚地交待了東漢興國這一歷史事件。他以後6卷寫黃巾起義以來，董卓當權、羣雄混戰、曹操得勢、赤壁之戰，以致曹魏代漢，也是銓綜得當，脈絡清楚，堪稱全書最詳細、精彩的部分。

袁宏用他的實踐，豐富了編年史體的表現手段。他在書中使用"言行趣舍，各以類書"（《後漢紀序》）的編撰方法，這比荀悦的連類列舉有些發展。袁宏往往把時代略近的同類人物放在一起加以記述，如卷五寫了閔仲叔，又寫了王丹、嚴先、周黨、王霸、逢萌，這都是以隱士終身或度過長期隱居生活的人物。卷十一寫章帝禮遇江革，因寫江革的生平，並寫毛義、薛苞，這都是以孝著稱的人物。這種寫法，吸收了紀傳體的長處，擴大了編年史可能容納的範圍。

袁宏在書中還為自己提出了"觀其名跡，想見其人"（《後漢紀序》）的要求，力圖以某種類型的人物去感染讀者。

這個要求為《後漢紀》帶來了筆下傳神的氣氛。如卷二十三寫郭泰軼事：“鉅鹿孟敏，字叔達，客居太原，未有知名，叔達曾至市買甑，荷擔墮地，徑去不顧。時適遇林宗（郭泰）。”

林宗異而問之：“甑破可惜，何以不顧？”叔達曰：“甑既已破，視之無益”。林宗以為有分決，與之言，知其德性。謂必為善士，勸使讀書遊學。十年，知名當世。初汝南袁閎盛名蓋世。泰見之，不宿而退，汝南黃憲邦邑有聲，天下未重，泰見之，數日乃去。薛祖恭曰：'聞足下見袁奉高，車不停軌，鑾不輟軛。從黃叔度，乃彌日信宿。非其望也'。林宗答曰：

“奉高之器，譬諸氾濫，雖清易挹。叔度汪汪如萬頃之波，澄之而不清，橈之而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雖往稽留，不亦可乎？由是，憲名重於海內”。這裏所寫郭泰的鑑識和風度，可以説達到了"觀其名跡，想見其人"的要求。

袁宏表現了更多的文章家的才華，卻缺少一點歷史家的審慎態度。他更喜歡品藻人物，重視對人物才情風貌的描寫，有更多的清談趣味，這與體現在他身上的世族名士風尚是不可分割的。

《後漢紀》成書於范曄《後漢書》之前。它給《後漢書》供應了豐富的歷史材料。由於編年與紀傳兩種體裁有不同的撰寫要求，因此《後漢紀》與《後漢書》在東漢史的記述上，此簡彼繁，此詳彼略的情況是大量存在的，《後漢紀》的史料價值並沒有因《後漢書》的問世而有所降低。

袁宏比過去的歷史家都更強調歷史記述的政治意義。他在《後漢紀·序》裏系統闡述了自己的撰史觀點："夫史傳之興，所以通古今而篤名教也。丘明之作，廣大悉備。史遷剖判六家，建立十書，非徒記事而已，信足扶明義教，網羅治體，然未盡之。班固源流周贍，近乎通人之作，然因藉史遷，無所甄明。荀悦才智經綸，足為嘉史。所述當世，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之本，帝王高義，韞而未敍。今因前代遺事，略舉義教所歸，庶以弘敷王道。"按他的思想，歷史著述應包括兩個功能：一是網羅治體，大得治功，是指政治上的成敗得失説的。另一個就是扶明義教，是指封建倫理上的是非説的。

他認為對第一個作用，前人很注意並作了些工作。而後一個作用，則發揮得相當不夠，所以他要在書中彌補前人的不足，"略舉義教所歸，庶以弘敷王道。"

袁宏認為，名教就是維護封建秩序的法寶，而名教的根本，又在於君臣之道。因此他論述的重點是君臣關係。君臣關係是封建等級制度的最集中表現，他拿天地高下的自然現象和父子相繼的血緣關係套在君臣關係上，把封建君臣關係説成自然的規律和永恆不變的準則。從這一點出發，他對劉秀背叛更始政權，另起爐灶有所非議。對於曹魏篡奪漢家天下的行為，也作了批評。他指出漢朝還未滅亡，曹魏不該取而代之，既已取而代之，就不該再用禪讓之類騙局來美化自己，已經奪取了人家的天下，還要吹噓自己可以與堯、舜比德，這不是太欺罔天下了嗎？他對漢魏替興的看法與陳壽截然不同。他以名教觀點看歷史事變，對後來的封建史家有很大影響。袁宏強調君臣之義，在當時是有現實意義的。當時桓温大權在握，時刻準備重演漢魏禪讓的把戲。袁宏攻擊曹操，實際上是在諷刺桓温。

名教的另一個方面是規定一般人之間的社會關係。袁宏在書中反覆闡述了人們應遵守封建秩序，遵守三綱五常等人倫準則的思想，擺出了一副説教的面孔。

袁宏也看到歷史上的一些變化，主張禮制上的改革。他指出了三代歷史上傳賢和授子的變化、刑賞的變化、婚制的變化等。他強調天下形勢就如同下棋一樣，是變化多端的，因此不可拘泥於一定之規，而應隨時隨地改變禮制、政策等。這樣的看法，還是很難得的。

袁宏還主張百家並存，不同學術流派自由發展；反對皇帝奢侈，反對酷刑和濫刑，主張德刑並用，以德教為先，繼承和發揮了某些儒家傳統思想。

《後漢紀》卷十，專有一段記述佛教，對佛教教義作了宣揚。在史書中以正式記載的形式稱頌佛教這是首例。袁宏宣揚名教，又頌揚佛教，這正是當時正宗學者的特點，反映佛教勢力已經侵入了史學領域。

《後漢紀》·三十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晉袁宏撰。宏，字彥伯，陽夏人，太元初官至東陽太守，事蹟具《晉書·文苑傳》。是書前有宏《自序》，稱嘗讀《後漢書》，煩穢雜亂，聊以暇日，撰集為《後漢紀》。其所綴會《漢紀》

（案：此《漢紀》蓋指荀悦之書涉及東漢初事，非者張璠書也）、謝承書、司馬彪書、華嶠書、謝沈書、《漢山陽公記》、《漢靈獻起居注》、《漢名臣奏》，旁及諸部《耆舊先賢傳》，凡數百卷。前史闕略，多不次序。錯繆同異，誰使正之。經營八年，疲而不能定，頗有傳者。始見張璠所撰書，其言漢末之事差詳，故復探而益之云云。蓋大致以《漢紀》為準也。案《隋志》載璠書三十卷，今已散佚。惟《三國志注》及《後漢書注》間引數條。今取與此書互勘，璠《記》所有，此書往往不載，其載者亦多所點竄，互有詳略。如璠《記》稱“盧芳，安定人，屬國夷數十畔在參蠻，芳從之，詐姓劉氏”。此書則作“劉芳，安定三川人，本姓盧氏。王莽末，天下鹹思漢，芳由是詐稱武帝後，變姓名為劉文伯。及莽敗，芳與三川屬國羌胡起兵北邊”。以及朱穆論梁冀池中舟覆、吳祐諫父寫書事，皆較璠《記》為詳。璠《記》稱明德馬皇后不喜出遊，未嘗臨御窗牖。此書則作性不喜出入遊觀。璠《記》稱楊秉嘗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天下以為名公。”此書刪下一句。又如序王龔與薛勤喪妻事，璠《記》先敍龔而追敍勤。此書則先敍勤而後敍龔。敍呂布兵敗，勸王允同逃事，璠《記》敍在長安陷時。此書追敍於後。亦頗有所移置。而核其文義，皆此書為長。其體例雖仿荀悦書，而悦書因班固舊文，翦裁聯絡。此書則抉擇去取，自出鑑裁，抑又難於悦矣。劉知幾《史通·正史篇》稱：“世言漢中興，作史者惟袁、範二家，以配蔚宗。要非溢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