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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邊精神

鎖定
費邊精神主要有兩點內容:一、知識分子的獨立身份。這種獨立不是遺世獨立,而是保持獨立身份參與到社會的改良之中。二、漸進主義。通過理性思考得出解決方案,但同時採取漸進的態度,漸,並且進。 [1] 
中文名
費邊主義
外文名
Fabianism
別    名
費邊社會主義

費邊精神費邊社

費邊社的得名,來自於古羅馬大將費邊。公元前217年,費邊接替前任敗將的職務,迎戰迦太基的世紀名將漢尼拔。費邊採取了避其鋒芒,改用迅速、小規模進攻的策略,從而達到既避免失敗,又打擊對方的目的。經過八年的苦戰,費邊終於擊敗了漢尼拔。從此費邊主義成為緩步前進、謀而後動的代名詞。
1883年10月24日,以悉尼·韋伯(Sidney Webb)和蕭伯納為首的知識分子團體在倫敦成立。 [2]  面對19世紀末的英國社會,他們堅信必須通過漸進的——而不是激進的、暴力的——手段達到社會主義。次年一位新的加入者Frank Podmore提出以費邊來為這個知識分子團體命名。因此也有人認為費邊社成立於1884年。
費邊社汲取了巴黎公社失敗的教訓,放棄了前輩社會主義者們的激進姿態。蕭伯納説:“不是説暴力乃是進步的產婆嗎?但暴力同樣是混亂的產婆,是戒嚴令的產婆。”儘管費邊社不認同暴力革命,但費邊社的活動始終以支持社會主義價值的核心為目標。面對19世紀末的英國社會,費邊社認為資本主義在根本上對大多數人來説是不公平的,最終的解決之道在於工人應該擁有生產工具。只不過由於手段的不同,費邊社在承受着嘲笑的同時,堅定的朝着與嘲笑者相同的目標前進。
為了推行自身的主張,費邊社的成員不遺餘力地向社會宣傳他們的主張,並且與政府官員、黨派政客們過從甚密。1891—1892年,117名費邊社成員作了3339次演講,印發了37800份小冊子,與丘吉爾、勞合喬治、阿斯奎那、貝爾福等眾多政治家進行了談話並且提出建議。在費邊社的努力下,國家保障最低生活標準、資源的社會管理、以累進税縮小貧富差別、整頓教育等許多措施通過一個一個法案,落實到國家立法中。費邊社甚至幫助建立了工黨 [3] 

費邊精神獨立身份

而更可貴的是,在上述過程中,費邊社始終保持着知識分子團體的獨立身份,沒有淪為幫閒文人,也沒有成為幕僚。
費邊精神 費邊精神
費邊社的成員人數一度達到8000人,地方分社超過一百個,後來逐漸衰落,1931年成立新費邊研究社,1939年與費邊社合併成為新費邊社。至今費邊社仍然存在,據近期的內部報道稱,該社現有活躍成員5000人左右。 [3] 

費邊精神LSE

LSE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縮寫,這所大學坐落於倫敦鬧市中心,因此地方狹小,學生下課甚至只能去大街上聊天。這所學院成立於1895年,正是在費邊社的倡議之下成立的,而且這所學校也一貫以中左翼的姿態立校,至今仍是費邊社的重要思想庫,工黨的主要智囊(奇怪的倒是,哈耶克波普爾與該校淵源頗深,由此亦可見該校的自由風氣)。羅素曾經在該校任教,並將自己在劍橋獲得的獎學金捐給LSE成立基金。羅素曾經説:“我絕不會為了我的信仰而獻身,因為我可能是錯的。”費邊主義者就是這樣的懷疑者,不僅懷疑權威,也懷疑自己原有的看法,不斷地以現實觀照理論,不斷辯論,不斷修正對社會的認識。
李光耀説,在LSE,他聽了拉斯基的課,受到了費邊主義的吸引。在回憶錄中,李光耀説:英國費邊主義者建議一步步地走向這個理想社會,那就不必砍富人的頭,不必沒收他們的財富。一切分階段進行,不擾亂經濟,不製造社會動亂,通過徵富人一輩子的税,通過在他們去世時抽重重的遺產税,便能剝奪他們的財富。這一來,他們的子女就得在跟窮人子女平等的基礎上從頭開始。
LSE主張以科學的方法系統的研究社會,從而提出改革方案。與費邊社一樣,LSE在中國也默默無聞,但是可以列出一串名單:羅隆基儲安平費孝通王造時吳恩裕徐志摩金嶽霖張君勱張奚若陳源蕭乾龔祥瑞……他們都曾經在LSE求學。1920至1940年代,拉斯基的説學是中國知識分子中最流行的學説。這些LSE的弟子們回到中國後或組黨或辦報,力求在國共之間尋找一條費邊主義的第三條道路。然而不幸的事情發生在1957年,幾乎是一夜之間,他們悉數被打倒。LSE連同費邊主義在中國的影響幾近消失。 [4] 

費邊精神漸進主義

費邊主義的主張是社會主義,其手段則為漸進主義。在那個救亡壓倒啓蒙的時代,漸進主義獲得了一定的發展空間,相反倒是在激進主義大行其道,憤青羣體的茁壯發展,即是一例。這多少是耐人尋味的。
激進主義的實質是想畢其功於一役。就中國而言,由於眾多的因素,激進主義一向是很有市場的。這使得中國歷史在一個水平上不斷重複,傅斯年曾説“(中國歷史)自秦以還,二千年間,儘可縮為一日也”,這未嘗不是激進主義導致的。中國人對一個好的社會的想象力可以説極度缺乏,想來想去,也不過是《禮記》中所提到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這一段(當然還有其他版本,不過實質上並無分別),所以從激進主義的角度來看,問題只不過是“由誰來行大道”?所以在起義的關頭,往往以此為號召,喊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這樣的口號。而最後一次大規模的農民起義中,洪秀全尚未取得全國政權,便已腐化無比,不能再行大道了。所以從漸進主義的角度來看,與其問“由誰來行大道”,不如去問“怎樣行一個更好的大道”?
實際上在中國,並不缺乏漸進的例子,劉邦項羽之間的戰爭,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但這種漸進的做法,往往是出現在戰爭當中,因而不得不如此。
激進主義者易於主張革命,但問題在於“娜拉走後怎樣”?因此從漸進主義者的角度來看,最重要的是解決這個問題。如果不能解決這一問題,歷史仍然會回到原處。而這個問題的解決,是需要一點一滴的積累,穩紮穩打,積小勝為大勝的。
參考資料
  • 1.    徐覺哉.社會主義流派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 2.    曹婉莉.韋伯夫婦研究: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2
  • 3.    [英]蕭伯納(著);袁績藩等(譯).費邊論叢: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8
  • 4.    [英]瑪格麗特·柯爾(著);杜安夏等(譯).費邊社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