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進主義

就總的來説，右派激進主義主張回到歷史過去的某一個階段或某一種價值體系，而左派激進主義則強調變革，希望通過強硬改革來推動社會達到一個從未有過的新階段。

階級性在國際政治中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意識形態的鬥爭性。因為不同的社會集團由於其社會地位對社會（國家或世界的）形態有着不同的期望，而各種意識形態為他們的這種期望提供了系統的對當前社會形態進行變革、改良或維護的理論解釋、信仰和團結的基礎、精神動力，如果這些意識意識形態對當前的世界秩序在基本元素上存在着衝突時，各階層的衝突往往也呈現出意識形態的對立與鬥爭。這種意識形態之爭最終也是對未來世界秩序之爭。

激進的民主主義者指新文化運動初期，雖然對辛亥革命的成就很不滿意，但在反動勢力的攻擊面前，仍用民主主義為思想武器，以堅定的態度為辛亥革命作勇敢辯護的知識分子。他們認為，為使中國真正能成為一個民主共和國，就必須大張旗鼓地宣傳民主主義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就必須徹底地反對封建主義的舊思想、舊道德、舊文化。他們認為辛亥革命沒有能這樣做，所以民主共和只是個虛假的形式。於是，他們便用民主和科學來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他們指出三綱五常、忠孝節義這些老教條是奴隸之道德，是同今世之社會國家根本不相容的。他們把打擊的矛頭直指舊時代的聖人孔子，掀起了“打倒孔家店”的潮流。這些是戊戌變法時期的維新派和辛亥革命時期的革命派所不敢説的話。他們的態度是激進的，故稱為激進的民主主義者。

激進主義的實質是想畢其功於一役。就中國而言，由於眾多的因素，激進主義一向是很有市場的。這使得中國歷史在一個水平上不斷重複，傅斯年曾説“(中國歷史)自秦以還，二千年間，儘可縮為一日也”，這未嘗不是激進主義導致的。中國人對一個好的社會的想象力可以説極度缺乏，想來想去，也不過是《禮記》中所提到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這一段(當然還有其他版本，不過實質上並無分別)，所以從激進主義的角度來看，問題只不過是“由誰來行大道”？所以在起義的關頭，往往以此為號召，喊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這樣的口號。而最後一次大規模的農民起義中，洪秀全尚未取得全國政權，便已腐化無比，不能再行大道了。所以從漸進主義的角度來看，與其問“由誰來行大道”，不如去問“怎樣行一個更好的大道”？

歷史進入20世紀80年代，蘇聯式的社會發展模式出現嚴重危機。而戈爾巴喬夫企圖改革這種模式的嘗試屢屢遭受挫折。經濟改革停滯不前，以自由、放鬆為內容的政治改革卻熱火朝天。社會生活中一方面公開性增加、自由程度提高，另一方面，日常商品短缺更加嚴重，排隊現象到處可見，社會對戈爾巴喬夫改革多年不見成效愈發不滿，激進思潮日趨濃烈。

在蘇聯國內激進思想濃厚的同時，國際上的影響也不可忽視。受1989年東歐風波的啓發，加上西方樣板的影響，一種追求急速的、革命式變革的激進思想逐漸佔據上風。社會中形成了鬆散，但卻十分廣泛的反對派力量。這些力量目標明確，打出“反中央集權”、“反蘇共一黨專制”、“民主、自由”等口號，要求廢棄蘇共專政、脱離蘇聯獨立、進行徹底的市場化改革。

1991年底，蘇聯解體、蘇共垮台、制度改變顏色、政權出現更迭。一度嘗試“中間道路”，想採取“折衷主義”的戈爾巴喬夫黯然下台。這期間社會中的激進主義思潮達到頂峯。以葉利欽為代表的激進勢力掌管俄羅斯大權，開啓了一系列激進主義改革的試驗。

在蘇聯－俄羅斯的政治術語中“激進”一詞並不是褒義詞，因此很難想象某種政黨或派別直接打出“激進主義”的旗號。但通過細心觀察便不難看出，作為一種思維方式或者行為方式，激進主義既存在於左傾的政治綱領中，也常見於右傾的行動中。所以，以激進主義的命題對俄羅斯政治思潮進行分析既是必要的，也不乏其現實有意義。

回顧剛剛過去的20世紀，在俄羅斯社會的價值取向座標中，如果我們以激進和漸進（或保守）為兩軸，那麼不難看出，俄羅斯社會政治操作和社會變革在思想上多數是偏向激進一方。激烈革命不斷，政治鬥爭激烈，領導人更替如走馬燈一般，思想過於極端，目標空想浪漫。

在20世紀一百年中，俄羅斯先後有十位截然不同的統治者執掌大權。他們的更替，除最後一位是通過民眾選舉外，其餘都是靠革命、黨內決議、宮廷政變、陰謀鬥爭等手段進行的。由於沒有正常的權力交接程序，幾乎所有的領導人一上任都嚴詞譴責前任，宣佈建立新的秩序。

在20世紀，俄羅斯既出現了布爾什維克式的革命激進主義，也嘗試了自由民主式的理想激進主義。正如著名歷史學家羅伊·麥德維傑夫分析的那樣：“1991年蘇聯共產黨的失敗，是共產黨的激進主義的失敗。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和戈爾巴喬夫時期激進主義曾逐漸地有所緩和，但是仍然保留了對國家基本制度、對黨的意識形態和國家經濟的絕對影響。但在90年代，建設資本主義的右派激進主義者代替了建設社會主義的左派激進主義者，他們開始毀壞和改造以前所創造的一切。左派和右派激進主義是如此驚人的相似。……強行的貨幣主義政策並不比戰時共產主義好到哪兒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