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廷襄

譚廷襄於道光十三年（1833年）中進士，隨後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兩年後，擔任刑部主事，隨後升任郎中。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譚廷襄出任直隸永平知府一職，同年十月，調任保定知府。 ^[1] 

咸豐六年（1856年）正月，譚廷襄與倉場侍郎阿彥達到天津驗收成米。八月，出任陝西巡撫。 ^[2] 

咸豐七年（1857年）正月，湖北太平軍起義，陝西也受到襲擾。譚廷襄派武將會同湖北官兵予以鎮壓，並攻克竹山縣的起義軍。 ^[3]  當時，北京地區的米由各地採買並負責運往京畿。譚廷襄上朝廷建議：“從陝西至北京，道路通行困難，況且陝西本地產米數量並不多。請求將購米所用的銀兩上交，由朝廷統一購買。”他的提議得到允許。隨後不久，譚廷襄出任直隸總督。 ^[4] 

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後，譚廷襄參與了中外交涉及天津一帶的防務。

咸豐八年（1858年）四月，英軍攻佔大沽口炮台。 ^[5]  大沽口外積沙甚多，大型軍艦不能直接駛入。敵軍進攻時，守軍只能以小舟應戰。 ^[6]  時任欽差大臣僧格林沁彈劾譚廷襄在大沽口及天津防守中督率無方，進而貽誤軍機，造成大沽口陣地失守。當年六月，譚廷襄被免職，一個月後，他被髮往伊犁軍台效力贖罪。 ^[7] 

咸豐九年（1859年），譚廷襄被從伊犁軍台釋回，並以三品頂戴署理陝西巡撫。 ^[8] 

咸豐十年（1860年），譚廷襄奉旨密查天主教在國內的發展情況，並向咸豐帝密奏其訪查的結果。 ^[9]  此後，譚廷襄又奏請朝廷通過開放捐官的方式籌集軍餉，以彌補經費不足。該方案得到批准。 ^[10] 

當時，第二次鴉片戰爭尚未結束，朝廷中大臣有人建議皇帝西巡。咸豐帝諭令譚廷襄與總督樂斌共同商議此事，譚廷襄上奏，疏陳“三便三難”，最終使得皇帝西巡的提議被擱置。 ^[11] 

咸豐十一年（1861年），譚廷襄擔任山東巡撫。在他任內，曹州、東昌等地的起義軍紛紛起義。起義首領宋景詩率領的捻軍搶渡運河，進逼省城，譚廷襄派兵圍剿，獲勝。 ^[12]  譚廷襄隨後請旨朝廷興辦團練， ^[13]  對重要省道加以嚴守，以防進攻。該提議得到批准。 ^[14] 

同治元年（1862年），譚廷襄任河東河道總督一職。 ^[15]  同治二年（1863年），譚廷襄鎮壓捻軍，並生擒起義首領楊蓬山、張全堂。 ^[16] 

同治三年（1864年），譚廷襄任刑部右侍郎，隨後擔任工部侍郎、户部侍郎。 ^[17] 

同治六年（1867年），湖北巡撫曾國荃上奏摺彈劾總督官文貪污，朝廷命尚書綿森及譚廷襄共同前往查辦。 ^[18]  譚廷襄據實回奏，總督官文受到嚴肅處理。 ^[19]  此後，譚廷襄還先後擔任吏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尚書、吏部尚書等職務。 ^[20] 

同治九年（1870年），譚廷襄去世，追贈太子少保，諡號端恪。 ^[21] 

譚廷襄為官期間，正趕上第二次鴉片戰爭。在譚廷襄擔任直隸總督後，譚廷襄會晤時任俄國外交官普提雅廷，對於中俄邊界問題，堅決堅持《尼布楚條約》的原則立場，在疆界問題上絕不含糊。雖然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期，譚廷襄因固守與侵略者妥協的態度而致使大沽口失陷，但他在疆域問題上的強硬態度還是值得肯定的。 ^[22] 

譚廷襄擔任山東巡撫期間，多次參與鎮壓各地起義軍起義，並向朝廷建議，加強對轄區內重要道路的保衞，以維持統治秩序穩定。 ^[22] 

《清史稿·譚廷襄傳》

《清史列傳·譚廷襄》

岳父：杜受田，咸豐皇帝之師，官至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

同治帝評價：“刑部尚書譚廷襄為人穩重、老練，為朝廷效力多年，均能做到恪盡職守。“ ^[23] 

《清史稿》評價：“譚廷襄攵歷中外，治防井井，尤為可稱。” ^[24] 

譚廷襄是第二次鴉片戰爭的主和派。在1858年第一次大沽口戰役中，時任直隸總督譚廷襄在守軍兵力一萬人的情況下守着咸豐帝“不先開炮”的旨意，對敵人的種種挑釁試探未加以制止，而不敢採取積極的的應戰對策。在戰役正式打響後，譚廷襄不在陣地指揮，卻乘轎逃跑，致使士氣大挫。隨後，各炮台先後失陷。一個月後，清政府與俄美英法先後簽訂《天津條約》。時任直隸總督譚廷襄作為前線指揮官，受妥協思想影響太深，不僅抵抗不認真，而且在激戰時先逃跑。譚廷襄對於大沽口失陷和不平等條約《天津條約》的簽訂均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25] 

譚廷襄在為捍衞國家主權做出過貢獻。在他擔任直隸總督期間，拒絕時任俄國外交官普提雅廷提出的重新會勘兩國邊界的訴求。並對普提雅廷提出的“黑龍江左岸有滿洲人居住，希望遷移到右岸，所需十萬銀兩的費用，俄方願意資助”一事斷然否決，始終堅持認為，邊界問題應按照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雙方簽訂的《尼布楚條約》中約定解決。 ^[22] 

譚氏宗祠原位於浙江省紹興市柯橋區，祠堂坐北朝南，五開間。後於2011年拆遷時全部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