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佳·官文

官文生於嘉慶三年（1798年）。 ^[13]  他原籍遼陽 ^[50]  ，是內務府漢軍正白旗人。 ^[14] 

官文最初由拜唐阿補任藍翎侍衞，依次升為頭等侍衞。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十月，出任廣州漢軍副都統 ^[24]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又調荊州左翼副都統 ^[23]  。 ^{[13]  [14]} 

自咸豐元年（1851年）太平天國運動爆發之後，太平軍經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蘇，攻克南京，荊州將軍台湧移駐德安（今湖北安陸），與漢陽的太平軍對敵。清廷命官文專統荊州防兵。 ^{[13]  [15]} 

咸豐三年（1853年）四月，台湧入朝覲見，官文署理荊州將軍 ^[26]  ，到翌年（1854年）二月，正式升任荊州將軍 ^[25]  。此時，太平軍連克安陸、荊門、宜昌、監利等地。官文派兵反撲，奪回宜昌等地，使荊州復安，並派兵增援武昌。六月，太平軍再克武昌後，清廷命官文統籌全局，規復武昌。官文派涼州副都統魁玉、總兵楊昌泗等配合曾國藩的湘軍與太平軍戰於長江之上。八月，曾國藩收復武昌、漢陽，官文也受到清廷的優敍嘉獎。 ^{[13]  [15]} 

咸豐五年（1855年），太平軍大敗湖廣總督楊霈於德安，第三次攻克漢口、漢陽，隨州等地。四月，清廷將楊霈撤職，任官文為湖廣總督 ^[27]  ，與欽差大臣西凌阿協同作戰。九月，西凌阿戰敗，被清廷罷去職務，由官文接任欽差大臣，督辦湖北軍務 ^[28]  。官文派都興阿、李孟羣、王國才、楊昌泗等攻陷德安、進迫漢陽，與湖北巡撫胡林翼會攻武漢。咸豐六年（1856年）十一月，清軍趁太平天國內訌之機，再次收復漢陽、武昌。從此，官文和胡林翼常駐於此，運兵籌餉，使武漢成為支援清軍的後方樞紐。 ^{[13]  [16]} 

此後，官文屢因湘軍的軍功而受獎擢升。咸豐八年（1858年），湘軍李續賓等陷九江，官文也論功加太子少保。太平軍克麻城、黃安（今湖北紅安），攻蘄州，官文派兵奪回，再升協辦大學士。咸豐九年（1859年），派李續宜部回援湖南，與太平軍石達開部大戰於寶慶（今湖南邵陽）。咸豐十一年（1861年），升文淵閣大學士，加太子太保。同治元年（1862年），他派副將周鳳山等進攻河南信陽、羅山、湖北黃梅的捻軍，再升文華殿大學士。 ^{[13]  [19]} 

從官文出任湖廣總督開始，直至老死，他既和湘軍胡林翼、曾國藩合作，又時有矛盾。始終擔負着為清廷監視湘系官僚的重任。其初，官文以湖廣總督駐荊州，凡長江上游的荊州、宜昌、襄陽、鄖陽等地的軍事、餉事，皆歸他主持，而胡林翼則以湖北巡撫駐於金口，凡長江下游之武昌、漢陽、黃州、德安等地之軍事，餉事，又皆歸胡主持。兩人各顧分地，往往因徵兵調餉等事務發生衝突，且愈演愈烈。清軍收復武昌後，雙方均移駐武昌。官文對胡林翼三次登門拜訪，均為胡林翼所謝絕。 ^{[13]  [17]} 

官文對於大小事務全由幕友、家丁包攬辦理。他自己不但於政事不聞不問，而且生活奢侈無度。胡林翼忍無可忍，與幕僚商議彈劾官文。在閻敬銘的勸説下，胡林翼意識到了結交清廷倚信的旗籍重臣官文的重要性，立即前往拜見，每月奉送白銀三千兩，並相結為異姓兄弟；甚至使官文的寵妾拜自己的母親為義母，“兩家往來益密，饋向無虛日”。 ^{[13]  [21]  [42]} 

官文曾借湖南永州鎮總兵樊燮控告湖南巡撫駱秉章幕僚左宗棠之機，加以推波助瀾，庇護樊燮，但在咸豐帝派員查明實情後，樊燮還是因貪贓被革職、“發往軍台效力贖罪”；左宗棠僅僅離開湖南巡撫幕府，投入曾國藩營下帶兵 ^[22]  。從此，但凡“東南各省疆吏、將帥之賢否、進退，與大局一切佈置”，胡林翼每有所見，或與官文會街上奏，胡林翼引嫌不便言者，則勸官文單獨進言。每當遇到清軍“收城克敵及保薦賢才”，都由胡林翼實際主持，官文僅位列名首而已。 ^[13]  甚至當三河鎮之戰湘軍大將李續賓因官文不及時派兵援助而輕進敗死後 ^[43]  ，從家鄉趕回的胡林翼仍吹捧官文“心地公忠，能顧大局”，不追究他的失職，以便繼續加以利用。 ^[42] 

此外，官文也受到曾國藩的大力拉攏。湘軍每有克捷，必以官文為首功。咸豐十一年（1861年），曾國藩、曾國荃攻陷安慶，卻堅決請官文與胡林翼、曾國藩三銜會奏。官文遂因攻陷安慶而加太子太保。同治三年（1864年），湘軍攻陷天京（今江蘇南京），太平天國政權覆滅。在奏捷時，曾國藩再推官文列名疏首 ^[6]  。清廷下詔嘉獎官文徵兵籌餉、推賢讓能、接濟東征、不分畛域，特賜封一等伯爵，號為“果威”，允許世襲罔替，並將其旗籍升入正白旗滿洲，賜雙眼花翎。 ^{[13]  [19]} 

曾國藩和官文表面上雖結納交好，實際上矛盾很深。早在咸豐十年（1860年），即有官文參劾孫坦、鄒壽璋之事，曾國藩見其奏摺，認為“不甚乎允”，以至當夜“竟夕不寐”。曾國藩部將李元度在被曾國藩劾罷後，轉而投靠官文，官文頗加優容，特意虛報“克復”之功，不但使李元度官復原職，甚至還有所升遷，使曾國藩甚為惱怒。官文還與江西巡撫毓科從湘軍系統中拉出李金暘部以歸己用。曾國藩、左宗棠針鋒相對，即將李金暘擒殺。咸豐十一年（1861年），胡林翼病逝，官文與繼任的湖北巡撫嚴樹森不和，於同治三年（1864年）以“把持剛愎”為由劾去嚴樹森。 ^{[13]  [19]  [21]} 

太平天國運動失敗後，官文與湘系官僚的矛盾激化，其表面和好的關係終於破裂。同治五年（1866年），湖北巡撫曾國荃對官文進行參劾，指責他“貪庸驕蹇，欺罔循私、寵任家丁，貽誤軍政”，掀起官場上的一場軒然大波。在接到彈劾後，清廷派遣尚書綿森、侍郎譚廷襄前往查辦此案，二人在復奏中處處為官文開脱，列據各司道文武稟覆的供詞以反駁曾國荃的原參，但也認定官文確曾動用捐款，應予以革職處分。翌年（1867年）初，清廷下詔，顧念官文此前的功勞，原諒他尚非貪污欺罔之人，特意予與保全，解除其湖廣總督之職，仍保留其大學士、伯爵，罰伯爵俸祿十年，並將其召回京師。四月，官文奉命管理刑部事務，獲得在“紫禁城內騎馬”的榮譽，同月還兼正白旗蒙古都統 ^[37]  （後曾署鑲白旗蒙古都統 ^[39]  、正藍旗滿洲都統 ^[33]  ）。這次使曾國藩“焦灼彌月”的大訟案以湘系的勝利而告一段落。 ^{[13]  [20]}  此次政爭，也被視為漢人督撫開始掌握實權，滿人勢力消退分水嶺。

不過就在上述事件發生不久之後，官文即對湘系官僚發動了反攻，先由御史佛爾國春參劾曾國荃，認為曾國荃彈劾官文為肅順黨人之事不實，按例應該反坐。這時，出身湘系的曾國荃與陝甘總督楊嶽斌、陝西巡撫劉蓉、廣東巡撫郭嵩燾等人相繼被改調或罷去職務。到同治六年（1867年），官文親自出馬，用“密片”的形式攻訐直隸總督劉長佑。十一月，清廷即將劉長佑罷職，命官文署理直隸總督 ^[20]  ，將劉長佑交官文差遣，“效力贖罪” ^[30]  。曾國藩大感驚異，在寫給郭崑燾的信中提到：“直隸梟匪存着無幾，而官相（官文）傾有署直隸之信，不知印渠（劉長佑）何故開缺。近日厚（楊嶽斌）、霞（劉蓉）、筠（郭嵩燾）、沅（曾國荃）次第去位，而印復繼之，吾鄉（湖南）極盛，固難久也，思之悚惕。” ^[18]  這一系列事件反映了滿漢官僚之間、清朝中央和地方督撫之間的深刻矛盾。後來，官文又迫使劉長佑離開直隸，帶其親信兵勇返回湖南原籍，更使曾國藩認為官文對湘系官僚“陷井下石，相煎太急”。 ^[13] 

但是湘淮系官僚羽翼業已豐滿，官文難以將他們徹底排擠。同治七年（1868年），捻軍張宗禹部由西路進入直隸總督轄區，危及京師重地。官文因作戰不力，遭“下部嚴議”，最後被罷去太子太保，摘掉雙眼花翎。直至李鴻章、左宗棠等率湘、淮軍來援，鎮壓了張宗禹部，官文才在同年七月得以恢復官街、花翎。 ^{[13]  [20]} 

同治八年（1869年），官文被調回京師，其繼任者是曾國藩。二人雖然仇恨頗深，但表面上仍顯露相敬如賓的姿態。曾國藩初至保定，官文率直隸布政使、按察使、道員等在城外迎候。然後，官文及司、道、府、廳官員在浙紹公館宴請曾國藩。曾國藩也回請官文。官文還京時，曾國藩又送至城外。他回京之後，曾管理户部三庫。同年九月，任內大臣 ^[32]  。 ^{[13]  [20]} 

同治九年（1870年）九月，官文擔任閲兵大臣，並管國子監事。 ^[38] 

同治十年正月十二日（1871年3月2日） ^[22]  ，官文病逝。清廷優詔“照大學士例賜卹”，賞陀羅經被，即日派惠郡王奕詳前往其府上奠酒，賜銀二千五百兩以治喪，予祭葬；同時加贈太保，贈諡號“文恭”，允許其入祀賢良祠 ^[31]  。七月，因湖廣總督李瀚章、湖北巡撫郭柏蔭提議，清廷將官文合祀於湖北的胡林翼專祠 ^[35]  。 ^[20] 

官文作為清廷倚重的旗籍重臣 ^[42]  ，在太平天國運動期間出任湖廣總督，是清廷派駐湖廣地區的監督者。在湖廣初期，他頗為掣肘、排擠曾國藩，並參與樊燮案的處理 ^{[7]  [22]}  ，被曾國藩批評為“才具平庸”。但時任湖北巡撫胡林翼仍對官文極力籠絡，使二人保持相對和諧的合作關係 ^[13]  。除了樊燮控左宗棠案以外，官文、胡林翼之間沒有發生其他大的摩擦。官文因人成事，坐收成功，“心感文忠（胡林翼）之力”，而胡林翼則“益得發舒”。由此，在湖北形成了以胡林翼為主角的官胡合作的格局，“凡吏治、財政、軍事悉聽林翼主持，官文畫諾而已”。最後，官文領導八旗綠營，與曾國藩的湘軍共同平定太平天國 ^[5]  ，為維護清政府統治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42] 

在湖廣總督任內，官文還與胡林翼一同整頓湖北鹽政，使湖北每年的鹽課從二人上任之初的三十萬增長到近百萬兩。這筆充作軍餉的經費，鎮壓太平天國後成為湖北政府的常項收入，奠定了督撫專權的經濟基礎，有助於後來張之洞在湖北興辦洋務的舉措。 ^[41] 

胡林翼：

曾國藩：“官秀峯城府甚深，當胡文忠在時，面子極推讓，然有佔其地步處，必力爭。彼此不過敷衍而已，非誠交也。” ^[44] 

愛新覺羅·載淳：

李嶽瑞：“文介（閻敬銘）之執法不阿，固未易及，而文恭（官文）之休休有容，不以私憾廢公義，又豈能求之於今日哉？” ^[9] 

趙爾巽等：

劉體信：“益陽胡文忠公林翼，任湖北巡撫，遼陽官文恭公文，任兩湖總督，與之同官一省，交歡至好，公事始能劃一，當時天下稱為美談，已屢見前人記載矣。” ^[12] 

賈熟村：“官文作為地主階級權貴派的代表人物，他在鎮壓太平天國起義方面，與地主階級經世派的曾國藩、胡林翼等利害完全一致，他們之間是可以聯合的。但在地主階級內部的權力爭奪中卻又矛盾極深，胡林翼竭力爭取官文，一直和他合作，相當成功，其實彼此也存猜疑。曾國藩認為官文對胡林翼‘城府甚深’，‘面子極推讓，然有佔其地步處必力爭。彼此不過敷衍而已，非誠交也’。至於曾國藩自己，他也承認在爭取官文方面遠不如胡林翼，説世人多言官文‘休休有容’，但他‘觀其用人行政，自度萬難與之共事。然後知胡公所處極難耳’。官文和胡林翼、曾國藩既合作又矛盾，典型地反映了晚清滿漢大臣之間的相互關係。” ^[13] 

官文不諳政事，諸事決於家奴，任湖廣總督時，人稱總督府有“三大”：妾大、門丁大、庖人大。

官文曾寵幸一兵弁，保舉他為副將，帶衞隊出行。副將恃寵而驕，蔑視藩司、臬司。一次，他率幾名親兵闖入民宅，在強暴家中女孩未遂後，用刀將其殘忍地殺害，然後揚長而去。女孩的父母向府縣訟冤，府縣官員礙於官文權勢，不敢受理。署湖北布政使司閻敬銘聞訊後大怒，迅速趕去官文府邸。不料副將早已先向官文求救，被官文藏匿起來。待到閻敬銘來後，官文託病不見，閻敬銘堅持要拜見，住在官廳整整三晝夜。官文窘迫不已，甚至請出湖北巡撫嚴樹森、武昌知府李宗燾親自來勸説閻敬銘回去，自己躲在屏風後偷聽對話。嚴樹森和李宗燾百般遊説，閻敬銘始終不屈，立誓“不斬弁，不還署”。官文不得已，只得出外見閻敬銘，長跪為副將請命。閻敬銘不為所動，在嚴樹森的轉圜下，才扶起官文，與他約定要罷去副將職務，將其即刻押解回原籍，不許逗留。官文答應，讓人把副將叫出來，令他叩首感謝閻敬銘再生之恩。突然，閻敬銘讓幾名壯士擒住副將，把他按在台階下，脱去衣服，重重杖責四十下，即刻將其發回原籍。事畢之後，閻敬銘才向官文長揖謝罪。此事發生之後，官文對閻敬銘愈加敬畏，還密疏舉薦他，使其得以升任山東巡撫。 ^{[8]  [10]} 

官文雖才能平平，但有一定度量。他與胡林翼在湖北通力合作，被天下傳為美談。後來，曾國荃擔任湖北巡撫，與官文互相彈劾，二人相繼被罷職調任。數年後，官文路過江寧，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在下關出迎，登上官文乘舟。一見面，曾國藩就道歉，説：“我家老九（曾國荃），真是不好，我甚慚愧。”官文只是一笑而罷，隻字不提此事是非。 ^[11] 

官文著有《蕩平發逆（指太平天國）附記》 ^[45]  、《敦教堂詩鈔》 ^[46]  六卷及《續詩鈔》二卷 ^[47]  。此外，他還曾為胡林翼的遺著《讀史兵略》作序 ^[49]  。

官文任湖廣總督時，曾在同治三年（1864年）令工匠複製“禹碑”立於湖北武漢蛇山黃鶴樓側。同治七年（1868年），他主持重建黃鶴樓。到官文去世後，合祀於武漢黃鵠山的胡林翼祠，稱官、胡二公祠。 ^[48] 

《清實錄》道光、咸豐、同治朝部分 ^{[23]  [25]  [29]} 

《清史稿》卷388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