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澹如

謝澹如, 又名旦如、淡如、永淦, 1904年生於上海。謝澹如父親謝敏甫是上海某錢莊的老闆。 ^[1]  出身富家，曾就讀上海惠靈英文學校、南方大學、國民大學。13歲，父死後進錢莊當學徒。

自五四運動起，受友人應修人影響，喜愛新文學作品，購置大量新文化書刊，與友人共同閲讀。 ^[4]  少年時期的謝澹如加入了應修人、馮雪峯、潘漠華等發起組織的湖畔詩社, 出版了個人詩集《苜蓿花》。

1921年, 謝澹如作為發起人之一, 與應修人等人在寶山路組建了上海通信圖書館, 為廣大讀者提供讀書、借書的方便, 傳播新文化。這個便利廣大貧寒讀者的組織, 不久卻被國民黨當局以“借書不要錢, 就是實行共產”的可笑罪名封閉了。 ^[1] 

1929～1930年，參加中國濟難會、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與周全平、徐耘阡等在上海南市老西門中華路1420號合辦西門書店，編輯《出版月刊》，兼辦新書推薦社、書報郵售社，銷售社會科學和新文藝書刊，向讀者推廣宣傳馬列主義和新文藝書刊，併為讀者代理選訂外國進步書刊，成為左翼文化工作的一個據點。

1930年3月, 中國左翼作家聯盟 (簡稱“左聯”) 在上海成立。這個組織不僅推動了革命文藝運動的發展, 而且配合黨組織反對反動派的文化“圍剿”。 ^[1]  夏，西門書店被反動當局注意，被迫歇業，改由謝澹如個人續辦，改名公道書店，初遷西門書店舊址附近，後遷虹口老靶子路北四川路，經營西文舊書，又在隔壁開設紅獅食品公司，兩店相通，以為掩護，成為左聯聯絡點之一。又在靜安寺路開設專營外文書刊的西區書店，隔壁開設西區花店，以為掩護。 ^[4] 

馮雪峯因工作關係, 經常來書店, 往往把黨內機密文件交謝澹如收藏, 魯迅有時也和馮同來。

1931年2月7日、8日, 反動當局龍華警備司令部槍殺了何孟雄、林育南等23位烈士。“左聯”立刻發出了《為國民黨屠殺大批革命作家宣言》等戰鬥檄文, 並準備出一本機關雜誌, 把國民黨反動派血腥大屠殺的真相昭告全國和世界。謝澹如則擔當起印刷和籌措經費的責任。 ^[1]  紀念“左聯”五烈士的《前哨》創刊號，就是在公道書店附近和該店樓上用手工加蓋木刻印章《前哨》刊名，粘貼烈士肖像。裝訂後再分發出去。 ^[4] 

1931年5月初, 瞿秋白、楊子華夫婦因黨中央某機關被破壞, 避居在茅盾寓所。但瞿覺得這並非長久之計, 便向馮雪峯提出, 要他幫助尋找新的安全的住處, 馮雪峯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好友謝澹如。6月, 馮雪峯帶瞿秋白夫婦來到謝家。直至1933年2月瞿、楊夫婦離開謝家。 ^[1]  此後，謝澹如冒生命危險，掩護瞿秋白、楊之華隱居在南市紫霞路68號他的寓所達兩年之久，以豐富的藏書為瞿秋白提供著譯的有利條件。 ^[4]  後來謝澹如得知瞿秋白被俘, 就與妻子商議, 設法籌集錢款託人保釋營救。不久傳來瞿秋白犧牲的消息, 謝澹如悲痛不已。 ^[1]  謝矢志保存瞿秋白、方誌敏烈士的手稿以及一批“左聯”機關刊物《前哨》、《文學導報》等。

1938年起，謝澹如創辦金星書店。謝澹如將自己保存的方誌敏兩篇手稿《清貧》和《可愛的中國》細細地校勘謄抄輯集, 以霞社名義出版了方誌敏的《方誌敏自傳》 (內收烈士《清貧》和《可愛的中國》等文) , 封面是影印的《清貧》手跡。幾乎與此同時, 上海還出現以“史社”名義出版的《民族解放先驅方誌敏》, 也與謝澹如有密切關係, 這兩本書是國內最早出版方誌敏《可愛的中國》等獄中文稿的書。謝澹如還以“霞社”的名義先後出版了瞿秋白《亂彈及其他》、《社會科學概論》兩本書, 這也是所有瞿秋白著作版本中最為罕見的版本, 同樣彌足珍貴。“謝版”的瞿秋白著作很快流傳至全國, 並傳到了敵後抗日根據地。1946年, 晉察冀新華書店據此版本出版瞭解放區的毛紙本。有人據此評説謝澹如是一位既充滿感情而具有膽識的出版家, 他的努力“為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學史留下了絢麗的一頁”。 ^[1] 

1942年，日本侵略軍全部侵佔上海租界，謝澹如又受鄭超麟的委託，將亞東圖書館汪孟鄒託鄭保存的《獨秀文存二集》和《瞿秋白論文集》代為保藏，直到1945年秋日本投降不久，謝仍交還與鄭，由鄭再歸還亞東圖書館保存。新中國成立後，楊之華從亞東圖書館取回《瞿秋白論文集》原稿送交中央檔案館，1993年經中共中央批准，於1995年4月由重慶出版社出版。 ^[4] 

新中國成立初, 上海魯迅紀念館成立。經時任人民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馮雪峯的推薦, 原任華東文化部研究室副主任的謝澹如改任紀念館副館長。在此前後, 他還向政府或魯迅紀念館等有關部門捐獻了大量自己珍藏或經手保存的珍貴文獻、文物以及瞿秋白、魯迅等名人手跡。 ^[1] 

1962年9月26日, 謝澹如因突發腦溢血病逝, 終年59歲。上海市委宣傳部在萬國殯儀館為這位中國共產黨文化戰線上的忠實朋友舉行了公祭儀式。 ^[1] 

有位當年經常光顧西門書店的讀者撰文説, “他家裏有錢, 所以只想便利讀者, 不想在讀者身上打主意賺錢。我對他的崇高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操非常欽佩, 覺得他的內心正如他的外表一樣清秀純潔, 彷彿出水芙蓉似的, 一塵不染, 思想上沒有絲毫灰塵, 這在富家公子哥兒中是非常難得的。”

有一次, 這位讀者在西門書店裏閲讀張資平的長篇小説《天孫之女》, 看着看着, 忍不住當着謝澹如的面大聲嚷道:“豈有此理!下流!”還激動地説, 《出版月刊》不能只推薦好書, 也應該批判壞書, 不能讓某些人披着作家的外衣來毒害青年,銷蝕人們的意志。謝澹如肯定了這位讀者對低俗讀物應有的批判態度, 但他不同意《出版月刊》做這件事, 便説“批判方面的工作應該讓魯迅先生和瞿秋白同志去做……”

讀者又興奮地問道:“那《出版月刊》也有過瞿秋白的文章嗎?”謝澹如立刻警覺起來, 含糊地答曰:“也許有吧, 不過有他們的文章, 一般都用筆名。至於他在這裏的筆名是什麼, 那不能告訴你。”

1931年5月初, 瞿秋白、楊子華夫婦因黨中央某機關被破壞, 避居在茅盾寓所。但瞿覺得這並非長久之計, 便向馮雪峯提出, 要他幫助尋找新的安全的住處, 馮雪峯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好友謝澹如。

馮雪峯迴憶説:“1931年5月初的一天, 我把幾份剛出版的‘左聯’機關雜誌《前哨》第一期給茅盾先生送去, 在茅盾先生家裏我就第一次看到瞿秋白同志和楊之華同志……那天秋白同志説些什麼話, 我大半都忘記了, 但記得他很高興地翻閲着《前哨》。”“過了幾天我再到茅盾先生家裏去, 秋白同志夫婦還在那裏。這一天, 秋白同志問我有無商人這類的朋友或可靠的社會關係, 因為他想找一個可以比較長時間居住的地方。並且説因身體不好, 組織上要他休養, 他很想借此休養的機會, 翻譯一些蘇聯的文學作品。這件事情, 使我很興奮。我立即去和一個接近文學而同情革命的在錢莊裏做事的朋友謝澹如商量了……他的親戚和社會關係又都在商界, 他的家屬也很單純, 所以這是一個相當可保證的住處。謝澹如當即答應了……”

謝澹如很信任周圍的“赤色”朋友。當馮向他談及要為“某同志”夫婦安排安全住處時, 他毫不猶豫地答應了。他並不知道新房客是誰, 只是從馮的話語中感覺到有幾分神秘和危險, 他的應承完全是出於對“赤色”朋友的信賴和尊重。不久, 馮雪峯要領瞿秋白和楊之華夫婦來謝家看房子了, 謝澹如才曉得這位新房客就是他心儀已久文學才華出眾的共產黨人瞿秋白。謝澹如不僅讀過他的文章, 而且在編印《出版月刊》時還用過他的文章。

謝澹如家住在紫霞路68號, 地處上海南市紫霞路中段。這是一座舊式樓房, 樓房前後有兩個門, 進出十分方便。為了安全和策略起見, 謝澹如做通了妻子錢錦雲和母親的工作 (其母開始不願意出租餘屋) , 後又故意先在報上登了房屋招租廣告, 還在紫霞路上貼過幾張出租房屋告示。為免妻子老母擔驚受怕, 他未向家人透露房客的真實身份, 介紹説是林其祥先生和太太。

1931年6月的一天上午, 馮雪峯帶瞿秋白夫婦來到謝家。在謝家住下後, 瞿秋白常常在謝的書房一坐就是半天。謝澹如妻子錢雲錦若干年後回憶説, 瞿秋白和楊之華夫婦在他們家住下後, “很少和外界來往, 過着嚴格的秘密生活。瞿秋白一天到晚伏在桌上看書、寫文章和翻譯 (書稿) , 偶爾在舊沙發坐坐, 或獨自玩骨牌‘過五關’或是在房間裏踱步, 活動一下身體。”

瞿、楊夫婦對謝家老小都很尊重, 謝家為人寬厚熱心, 處處關照這對新來的房客夫婦, 兩家關係頗為融洽。這年年底, 謝家老母去世, 前來弔唁的商界親戚朋友很多, 人多嘴雜, 難免會打聽新房客的來歷。楊之華“主動出擊”, 熱情幫謝家料理喪事, 什麼雜事都做, 幫着遞煙倒茶, 招呼謝家來往的客人。因此, 連謝家親戚也對這家從鄉下到上海養病的新房客頗有好感, 免去許多猜疑。 ^[1] 

1932年淞滬戰爭爆發, 謝澹如一家為避戰亂搬遷到法租界畢勳路 (今汾陽路) 畢興坊10號。謝澹如也讓瞿、楊夫婦跟着他家一同搬遷。後來淞滬戰亂結束了, 瞿、楊夫婦又隨謝家搬回紫霞路68號。在這期間, 瞿秋白以“養病”為名仍堅持工作, 他一面與茅盾等人配合魯迅和“左聯”在文化戰線與反動派開展鬥爭, 一面撰寫和翻譯了大量的文章, 包括較系統地介紹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藝理論和蘇俄文學作品, 從而成為中國現代無產階級文學奠基者之一。魯迅和茅盾、馮雪峯經常與瞿秋白會面。當時魯迅居住的公寓, 距離公道書店很近, 所以瞿秋白與魯迅等人會見、交流意見、談工作往往就由謝澹如安排在自己的書店內。謝澹如則常常陪着瞿秋白從紫霞路家中到公道書店去。

謝澹如與朋友交往的熱情在文化界“圈內”是出名的。但自從瞿、楊夫婦成為謝家房客, 尤其後來魯迅、茅盾、馮雪峯等人又與瞿往來後, 出於安全考慮, 謝澹如謝絕了不少欲到家裏來探訪的朋友,直至1933年2月瞿、楊夫婦離開謝家。後來謝澹如得知瞿秋白被俘, 就與妻子商議, 設法籌集錢款託人保釋營救。

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戰爆發, 謝家居處也不得安寧。日軍搜查了紫霞路謝家住宅, 將謝家的傢俱財產掠走, 還放火燒燬了謝家的這幢樓房, 以至於以後上海的老地圖雖然仍有紫霞路68號, 但已不是瞿秋白、楊子華夫婦居住過的謝宅了。 ^[1] 

1931年2月7日、8日, 反動當局龍華警備司令部槍殺了何孟雄、林育南等23位烈士, 其中有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李偉森、胡也頻、馮鏗、柔石、殷夫等5位烈士在內, 被稱為左聯五烈士事件。消息傳出, 民眾激憤。“左聯”立刻發出了《為國民黨屠殺大批革命作家宣言》等戰鬥檄文, 並準備出一本機關雜誌, 把國民黨反動派血腥大屠殺的真相昭告全國和世界。馮雪峯是編輯這本雜誌的具體負責人, 他忙於聯絡組稿編輯, 作為馮的摯友, 謝澹如則擔當起印刷和籌措經費的責任。魯迅親筆為刊名題寫了“前哨”兩個大字作封面。當時烈士血跡未乾, 社會仍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出版這樣的刊物, 很難找到印刷廠承印。

謝澹如物色到一家小印刷所, 發動了幾個同情革命的印刷工友秘密排版, 文稿排好後不打紙型校樣, 就用鉛版在腳踏印刷機上印刷。一切都是地下活動, 謝澹如實在不便在場守候把關, 所以錯字也無人校改, 缺字也無法補置。結果關鍵的人名都出了錯, 柔石錯成“桑石”, 馮鏗錯成“馮鑑”。謝澹如只好在刊物末頁附加了一張勘誤表。

1936年8月，為了記錄和保存長征的真實歷史，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和軍委總政治部主任楊尚昆聯名向參加長征的全體同志發出號召信，徵集長征回憶錄。到1936年10月底，收到徵稿200多件、50多萬字。至1937年2月22日，共編輯選定109篇文章、10首歌曲、英雄榜2張及《紅軍第一軍團長征中所經過地點及里程一覽表》等表格4張，取名《二萬五千裏》。全稿編定後，編輯委員會組織人手謄清複寫全稿，經修改潤飾後，裝訂成幾套謄清稿本。大約在1937年3月至6月間，中央通過上海黨組織將其中的一套謄清稿本帶往上海準備出版，但由於全面抗戰爆發等原因，出版計劃被擱置。這套謄清稿由上海地下黨組織委託民主人士謝澹如保管。

《二萬五千裏》原稿早已佚失，謄清稿本，除了上海這一套，還曾在延安保存了一套，但如今下落不明。因此，上海魯迅紀念館所保存的《二萬五千裏》謄清稿本更顯珍貴，它是長征史、黨史、軍史以及很多黨史人物研究的重要資料和線索。

謝澹如是中國共產黨文化戰線上的忠實朋友。他本是富家子弟，早年就結識了共產黨人惲代英，後又與馮雪峯等結為摯友。20世紀30年代曾參加“左聯”領導的進步文化活動，受中國共產黨的信任與委託掩護過瞿秋白夫婦的安全。1935年，瞿秋白、方誌敏先後犧牲後，他在白色恐怖下保存並出版了烈士文稿。新中國成立後，他將自己珍藏的大量文物，全部捐獻給了國家有關部門。 ^[2] 

1935年8月6日，中共閩浙贛省委書記、紅十軍團軍政委員會主席方誌敏，被秘密殺害於江西省南昌市下沙窩，時年36歲。方誌敏在獄中利用敵人讓他寫“交代”所提供的條件，不停地寫作。痛苦的思索與孜孜不倦的寫作，使他日益消瘦，後來又肺病復發，常常咯血。“我決心留下一點文字，以明心志。只怕要送出去可就難了……” 史學界相對公認，方誌敏獄中文稿，是通過程全昭、高家駿、胡逸民、向影心四個人，分四次傳遞到監獄之外。但真正讓文稿交付黨組織的其實只有兩次，即程全昭和胡逸民。這兩個人其實都沒有把文稿直接交到黨組織，而是非常巧合地交給了章乃器的夫人鬍子嬰。鬍子嬰取回了第一批方誌敏獄中文稿，交給了畢雲程、胡愈之。鬍子嬰第二次接收方誌敏獄中文稿五天後，章乃器被捕，即救國會“七君子事件”——那一天是11月23日。鬍子嬰怕敵人抄家，便打電話與宋慶齡聯繫，經宋慶齡同意，鬍子嬰立即取出烈士手稿交給章乃器的弟弟章秋陽（中共黨員），讓他乘出租車送到宋處。宋慶齡在新中國成立後回憶,她收到過文稿,後來轉交給了從延安來的馮雪峯。據檔案載：馮看後做了批語交“小K”（即潘漢年）。後來，馮又遵“小K”囑轉交謝澹如保存於上海。 ^[3] 

1方誌敏在獄中寫下的《可愛的中國》等文稿, 先後被同情革命的仁人志士輾轉多次送到上海中共地下黨組織, 後這些文稿都交給了馮雪峯。馮身為共產黨員且事務繁雜, 秘密活動來去無蹤, 隨時有危險降臨, 覺得自己親自保管烈士文稿實在不妥。這時他又想到了摯友謝澹如, 便將這些珍貴文稿全部委託謝澹如保存。從此謝澹如身邊多了一個隨身攜帶的黑皮箱。他把方誌敏獄中文稿《可愛的中國》、《清貧》以及與瞿秋白魯迅等人有關的重要文件文稿都裝在這隻皮箱裏。

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戰爆發, 謝澹如得知日軍要來搜查, 便拎着這隻皮箱和一些簡單的日用品, 攜帶家人匆匆忙忙遷往法租界。 ^[1]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 日軍闖進了上海租界, 環境日趨險惡。謝澹如不得不一度避走香港, 臨行時交代家人一定要保存好瞿秋白、方誌敏等人的文稿及其他文件。

其妻子回憶説, “1948年, 次子慶璋因參加學生運動暴露了身份, 撤往解放區。澹如為防止牽連, 避走香港。臨行前, 他關照我要收藏好小皮箱內的資料, 不能遺失。在香港時, 他擔憂上海的國民黨特務要搜查我家, 十分不安, 寫信囑我將小皮箱內的文稿送往廣州。我為防止原件遺失, 於是和長子慶國、三子慶才商量, 決定三人連夜將方誌敏兩篇遺著抄寫一遍, 準備將抄件寄廣州, 後接到澹如來信, 不需寄去而未寄走。我把小皮箱裏的文稿裹在小孩舊衣服裏, 回孃家時帶去設法藏在一堆壽磚中。我孃家的兄弟姐妹從未察覺。直到上海解放, 我才全部取回, 並由澹如將它們完整無損地交給馮雪峯, 由他轉交黨中央。” ^[1] 

父親謝敏甫

妻子錢錦雲

共五子。長子慶國、三子慶才。次子謝慶璋, 為表示對瞿秋白、方誌敏的永久懷念, 改名為謝秋敏。 ^[1] 

著有《苜蓿花》(詩集)，編有《上海通信圖書館書目》 ^[4] 

謝澹如是中國共產黨文化戰線上的忠實朋友。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 他便與馮雪峯結為摯友, 是一位充滿理想的文學青年;三十年代冒着危險投入“左聯”文化活動, 曾掩護瞿秋白夫婦渡過危機;瞿秋白、方誌敏犧牲後, 他又在白色恐怖的社會環境下保存並出版了烈士文稿……新中國成立後, 他將自己珍藏的大量有關魯迅、瞿秋白、茅盾的文物, 全部捐獻給國家有關部門。縱觀謝澹如一生, 誠如魯迅所言,“不僅是個進步文藝的熱心人, 也是位同情革命的活動家”。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