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漢光

謝漢光，1917年9月出生於廣東省豐順縣採芝樓一個農耕家庭，家名丙坤。兄弟姐妹11人，排行第 2。從小聰穎。1940年，報考大學法務專科，但正逢當年取消法務專業，結果被“國立廣西大學”農學院森林專業錄取。當時校內有我國著名的學者竺可楨、李四光、陳望道、陳寅恪、王力等一批名家在這裏任教。在校友中，他與梅縣三角地（今屬梅江區）人梁錚卿、揭陽榕城人陳仲豪、普寧人張伯哲等人過從甚密。他們受學校裏中共黨員教師的影響，經常參加抗日活動，在思想裏播下了革命的種子。 ^[3] 

1942年7月，謝漢光畢業後，回老家與揭西縣五經富鎮一個叫曾秀萍的女學生結婚。婚後第9天，謝漢光應同學的邀約，到廣西桂林“黔桂鐵路柳州農場”任職，不久當上了農場的主任。謝漢光走後，曾秀萍懷孕，在老家生下兒子謝定文。由於家鄉埔寨一帶也被日軍襲擾，曾秀萍帶着兒子來到廣西找到丈夫。這時是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期，為了讓妻兒有個安定的生活環境，他把妻子安排在附近中學教書。謝漢光回到農場後，在農場中安排了一批潮汕陷落期間逃到桂林的潮梅籍進步人士，如中共黨員邱達生、王珉、陳靜、陳瑩、葉瑤華（葉小梅）、周勤淑等，而謝漢光此時僅僅是一位“黨外進步朋友”。1944年11月，桂林被日軍攻陷，謝漢光帶着妻兒隨着難民潮向四川轉移，先後在高縣和邛崍等地教書謀生。 ^[3] 

日本投降後，台灣光復，廣西大學一位教授先行到了台灣，任省林業試驗所所長，來函邀請學生謝漢光前往台灣一起工作。謝漢光欣然接受邀請，帶着妻兒到香港，擬搭乘海輪到台灣。在香港時，有個朋友邀請他拜會了中共華南分局在香港的負責人方方、蘇惠。方方希望他到台灣後，幫助中國共產黨做一些工作。他早在大學時期就是一個追求進步的知識分子，工作後經常與共產黨員相處，受黨的影響很大，便滿口答應下來。蘇惠大姐説 ：“你有一位校友也很快要到台灣，希望你為他安排一個職位，便於開展工作。” ^[1] 

謝漢光考慮到在台灣要接受中共的任務，妻兒在身邊不方便，便讓曾秀萍揹着兒子，一路艱辛地回到老家，在家鄉的小學當教師，帶着兒子等待丈夫的訊息。誰知自此之後的42年，夫妻倆再沒通過音信，謝漢光彷彿在大海中漂走了。南方局安排了一位中共女黨員與謝漢光假扮夫妻，同行到台灣任職。一個月後，中共黨員張伯哲來到台灣，由謝漢光安排在屬下的蓮花池分所擔任科員，以此身份為掩護，開展地下工作。謝漢光到台灣後，老師安排他在“台灣省林業試驗所”工作，後來老師另謀他職，推薦他當上了所長。他利用這個身份，為中共安排了一批從大陸派來的人員。校友梁錚卿先後在台中農林總場、台灣省農林處畜疫血清製造所任技術員 ；陳仲豪、徐懋德等人安排在基隆中學任教 ；將張伯哲安排在林業試驗所擔任科長等。1947年初，中共台灣省委經過多方考察，由張伯哲介紹謝漢光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們在台中一個姓林的人家中，與台中中學一位姓張的老師一起，舉起拳頭，面向黨旗，舉行了莊嚴的入黨宣誓儀式。為掩護自己潛伏人員的身份，他積極做好研究工作，於1947年12月，與同事合作撰寫了《林分調查與初步研究》的論文，發表在相關刊物上。 ^[5] 

1949年10月31日，國民黨保密局在基隆中學破獲了中共台灣省組織負責的《光明報》，從“光明案”中獲悉中國共產黨在台灣的地下組織，於1950年1月29日將中共台灣負責人蔡孝乾逮捕。蔡孝乾被捕後，供出中共在台灣的組織關係。中國共產黨潛伏在台灣“國防部”的“參謀次長”吳石中將等 400 多人被捕，1800多人受到牽連，致使中共在台的組織遭受滅頂之災。根據謝漢光的孫女謝淑芳敍述，謝漢光曾向她們講過其逃亡經歷，爺爺的神情很凝重，但很堅毅。“那天，有一位陌生人送來張伯哲給我的信並附了30 元潛伏經費，要我立即離開林業試驗所蓮花池分所。翌日，我到嘉義縣中埔分所隱蔽。幾天後，場裏一個工人告知我，有刑警 6 人到蓮花池搜捕，沒抓到我。我請人帶路到了台中畜牧場，擬找廣西大學的同學梁錚卿。畜牧場工人告訴我，梁錚卿已於昨日被捕，也尋不到張伯哲等人的去向。我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依照張伯哲信上所提出的潛伏意見，到了台中南屯村，多虧廣西大學同學的掩護和幫助，走路到台東林場林業改良站。在快要到台東林場的路上，遇到一位農民楊溪伯，我謊稱自己是國民黨逃兵，因無户口逃來此地。他好心帶我到他家裏，因怕查户口，幾天後又把我轉移到 20 裏外更遠更偏僻的深山裏。村長來干涉，我把隨身帶來的兩個金戒指送給他，他才答應我住下來，並幫我頂替了該村失蹤已一年的高山族農民葉依奎的名字，辦理了身份證和户籍，以後就在村裏林場幹活。”這樣，為了躲避台灣刑警的追捕，謝漢光改姓名，在台東深山林場隱居38 年。從此以後，謝漢光這個人，徹底從台灣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就是葉依奎，一個地地道道的台灣省籍的高山族農民。成為了葉依奎的謝漢光，在高山村的日子過得十分平靜。因為他説過自己什麼都不記得了，所以這裏的村民非常照顧他。謝漢光覺得無以為報，就用自己所學的農業知識幫助村民。謝漢光得到了村民的認可，把他當作自己人。謝漢光在這個村子裏待久了以後，就開始有人想要給他介紹對象。據謝漢光孫女謝淑芳説“村裏人看他爺爺孤身一人，想要給其介紹一門婚事，但他懷念在老家的妻兒，不肯在當地再婚。他堅信能看到紅旗飄揚的那一天！” 於是，謝漢光總是以自己不想結婚為由拒絕。謝淑芳説，爺爺謝漢光無時無刻不想着找到組織，找到黨，在黨的領導下開展工作！他從來沒有動搖過共產主義的信仰！從來沒有想過要出山自首，過上自由的生活。為了信仰，他願意一直在台灣潛伏下去！ ^[6] 

1987年，兩岸開放了探親限制。經過申請，1988年12月，謝漢光帶着回到大陸找組織的強烈願望，以台胞“葉依奎”的身份，經香港回到了家鄉豐順縣。在香港，他從同鄉的口中得知，妻子曾秀萍非常堅強。1953 年，在“三反五反”運動中，因他的台灣關係，被開除黨籍，一個人帶着孩子，來到了孃家揭西縣五經富鎮定居。謝漢光回到老家後，由於歷史不清、身份不明的原因，當地政府只把他當成“困難台胞”，每月發 20 元的生活補助。那幾年，他一面向中共中央組織部寫報告，要求恢復黨籍 ；一面寫信回台灣，託朋友將他的薄產變賣。謝漢光在台灣台中黨組織中的戰友中，梁錚卿、張伯哲等同志都犧牲了。他打聽到當年在台灣基隆中學的戰友陳仲豪在汕頭大學當圖書館主任，特地由他女兒陪同，手持枴杖，從豐順來到汕頭與陳仲豪會晤。相別數十載的生死同志，今天相見，彼此又喜又悲。解放後，陳仲豪在汕頭文教部門工作，參與籌辦汕頭大學，後擔任汕頭大學圖書館館長。晚年的他，一直在為自己當年那些戰友們的事情奔走，當然也包括恢復謝漢光的身份與名譽。 ^[7] 

1994年，藉着中組部派人調查張伯哲烈士事蹟的契機，陳仲豪趁此機會向上面反映了謝漢光的問題。陳仲豪聯絡到當年與他一同在台灣基隆中學任教，後被營救回大陸，在天津市台辦任職的徐懋德，寫信告知謝漢光的情況，要求幫助謝漢光辦理恢復黨籍和張伯哲烈士榮譽的組織手續。徐懋德收集到幾位當年在台灣的戰友寫來的證明材料後，轉呈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組織部接到來信後，非常慎重對待，派出一位司長級領導到相關人員單位調查落實。經過幾年時間，1995年5月23日，中共豐順縣委組織部發出文件（“關於謝漢光同志參加革命工作時間及辦理離休的通知”），全文是 ：“縣民政局：根據省委粵組審（1995）16 號、梅市幹函字（1995）11 號通知，中央組織部決定，一九八八年從台灣迴歸豐順定居的謝漢光同志的參加革命工作時間從一九四七年初算起，從一九九五年四月五日起按一般幹部（科員）辦理離休。月標準工資按科員六檔 123 元，科員九級 164 元，基礎工資 90元，工齡津貼 49元，共計 426元。辦理離休後，離休費按有關規定執行。”謝漢光捧着文件，老淚縱橫。謝漢光在台灣的朋友處理了他的財產，還湊了些款，託人帶回給他。他在縣城湯坑路六巷花 3.1 萬元買了一棟兩層樓房，將妻兒子孫的户口遷回豐順，一家人安樂和睦地生活在一起，圓了他享受天倫之樂的心願！1996年，80歲的謝漢光在豐順老家含笑離世。 ^[7] 

陳仲豪在《謝漢光傳奇式的革命人生》一文中評價：“我和謝漢光認識和交往已久，且有着深厚情誼，到台灣工作之前及之後，聯繫一直不斷。我深深感到謝漢光的為人做事，在中國革命知識分子中是一位純摯、樸實、所謂‘聽黨的話，跟黨走’的典型人物，其傳奇式的革命經歷可歌可泣，應該流芳史冊。” ^[4] 

2021年3月27日，《梅州日報》人物版刊載了《紅色特工謝漢光》一文。張林景特作山歌六首，以詠頌謝漢光42年紅色特工生涯的堅守。 ^[9] 

“ 紅色特工謝漢光，台灣潛伏歷時長。

四七一直到八八，堅持信念盼天光。

當年暴雨風雲變，孝乾變節血雨腥。

伯哲臨危使人報，漢光避難入深林。

改名換姓以深山，一住就是卅八年。

村人勸婚婉謝絕，堅信紅旗獵藍天。

八八回到豐順縣，寫信寄給黨中央。

要求恢復原黨籍，並尋戰友來相幫。

當年戰友陳仲豪，幸在汕大職務高。

聯繫天津徐懋德，落實政策才辦妥。

參加革命四十載，年老離休舊夢圓。

妻子兒孫回豐順，史冊留芳添彩斕。 ”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