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維森塔爾

1908年12月31日維森塔爾出生在烏克蘭境內的利沃夫，他的父親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陣亡後，母親帶着全家前往奧地利維也納生活了一段時間。母親再婚後，又帶着維森塔爾回到了利沃夫。 1928年，維森塔爾高中畢業後申請進入利沃夫工學院學習。但是，由於當地對猶太學生入學有配額限制，維森塔爾最終未能如願。他轉而考取了布拉格捷克理工大學，於1932年獲得建築工程學位。

1936年，維森塔爾與塞拉·米勒結婚後，進入利沃夫一家建築師事務所工作。

1941年，納粹德國佔領利沃夫後，噩夢開始降臨在猶太人頭上。維森塔爾在一名為當地傀儡警察局工作的朋友幫助下，逃脱了被納粹處死的命運，但仍未能避免被囚禁。他和妻子最初被關押在利沃夫郊外的一個集中營，然後被送到利沃夫東部鐵路修理廠強制勞動。

1942年初，納粹德國開始對猶太人實施所謂的“最終解決方案”，也就是對猶太人進行大屠殺。8月，維森塔爾的母親被送往貝烏熱茨滅絕營。9月，他和妻子的大部分親戚都已經慘遭殺害，一個有着89名成員的大家庭不復存在。

由於他的妻子長着一頭金髮，看起來像是雅利安人，使她逃過了一劫。維森塔爾和波蘭的地下組織達成了一個協議，由他向地下組織提供鐵路樞紐的地圖。作為交換，他們為他的妻子提供虛假文件，證明她是一名叫做艾琳·科瓦爾斯卡的波蘭女人。1942年秋天，她被秘密送出集中營。她隱姓埋名地在華沙住了兩年，靠做勞工謀生。

在納粹分子開始對集中營裏的猶太人實施清洗之前，維森塔爾於1943年10月從納粹手中逃了出來。但是次年6月，他再一次被抓。看守集中營的黨衞軍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盤”：如果集中營裏還有囚犯的話，他們就不會被送到東線戰場。於是，他們決定留下一部分囚犯。當時，集中營裏的犯人已從當初的14.9萬人鋭減到寥寥34人。如果不是蘇聯紅軍攻破了德國東部的防線，維森塔爾也許早就死在集中營裏了。200名黨衞軍帶着這34名囚犯向西撤退。為了增加囚犯人數，黨衞軍在經過一個小村莊時，還把村裏人都抓起來當囚犯。

一路撤退下來，當他們到達奧地利的毛特豪森集中營時，只有極少數囚犯活了下來。等到1945年5月5日美軍解放這裏時，體重還不到45公斤的維森塔爾正躺在散發着惡臭的營地裏，奄奄一息。

當許多人竭力想要忘記戰爭的恐怖時，維森塔爾卻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了一場針對“忘卻”的鬥爭。

身體一恢復，維森塔爾就開始為美軍追蹤戰犯部門收集關於納粹暴行的證據。二戰結束後，他又為美軍戰略情報部門及反間諜機構工作，並擔任一個救濟福利組織的負責人。

1945年底，他和妻子終於重逢了。在這以前，他們彼此都以為對方已經不在人世。第二年，他們的女兒出生。

最初幾年，維森塔爾追捕納粹戰犯的工作進展得很順利。但冷戰開始後，美國人就停止了搜捕納粹戰犯的工作。

維森塔爾提供的證據在審判戰犯時發揮了重要作用。1947年，他和其他30名志願者在奧地利成立了一個猶太曆史檔案中心，繼續為戰犯審判收集證據。但隨着美蘇冷戰加劇，雙方都對起訴納粹戰犯失去了興趣。遭受挫折的志願者開始放棄。1954年，這個檔案中心關閉，它收集的資料被送到以色列的亞德韋希姆檔案館。維森塔爾只保留了一份重要檔案——阿道夫·艾希曼的檔案。此人作為蓋世太保猶太部主管，“最終解決方案”正是由他監督執行。

維森塔爾在從事救濟和福利工作的同時，還開辦了一所為匈牙利等國難民提供培訓的職業學校。與此同時，維森塔爾從未放棄對艾希曼的搜尋。維森塔爾在集中營時曾見過艾希曼，20世紀50年代，他開始全力搜尋艾希曼的下落。1953年，得知艾希曼躲在阿根廷後，維森塔爾立刻把消息通知以色列政府。但美國聯邦調查局收到的情報卻是，艾希曼藏身在敍利亞的大馬士革。幾年過去了，對艾希曼的尋找始終沒有結果。

直到1959年，以色列才從德國方面得知艾希曼化身為一名伐木工人藏身在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在維森塔爾的幫助下，以色列特工終於在阿根廷將艾希曼擒獲，並把他送回以色列受審。1961年5月31日，艾希曼被處以死刑。

受到這個戰果的鼓勵，維森塔爾在維也納重新開放了猶太曆史檔案中心，並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追捕納粹戰犯的工作中。

1947年，猶太小姑娘安妮·弗蘭克的《安妮日記》發表，它喚起了德國民眾對希特勒發動的侵略戰爭及其造成的災難的深刻反思。但是一些極右翼分子卻叫囂《安妮日記》是部虛構的作品。直到1963年，維森塔爾發現了曾逮捕安妮·弗蘭克的蓋世太保成員卡爾·西爾伯鮑爾，真相終於大白於天下。在審判席上，西爾伯鮑爾承認：“我逮捕了安妮·弗蘭克。”

1966年10月，16名黨衞軍軍官在西德接受了審判。這些人蔘與了在利沃夫對猶太人進行的大屠殺。而其中的9個人都由維森塔爾找到。

雙手沾滿猶太人鮮血的特雷布林卡集中營營長弗朗茨·保羅·施坦格爾一直是維森塔爾追捕的主要目標。經過3年的努力，維森塔爾終於找到了藏身巴西的施坦格爾。施坦格爾1967年被判處終身監禁，最後死在獄中。

維森塔爾的自傳《我們中間的兇手》於1967年出版。在前往美國宣傳這本書時，他又找到了當時居住在紐約皇后區的埃米娜·瑞安夫人。檔案顯示，瑞安夫人曾經親自監督屠殺了數百名兒童。1973年，瑞安夫人被引渡回德國。作為一名戰犯，她接受了審訊，並被判處終身監禁。

另外，維森塔爾還成功説服了數個國家，對本國戰後接納的外國人進行調查，以搜捕二戰中曾在奧斯維辛集中營工作、殺害了成千上萬無辜生命的“死亡醫生”約瑟夫·門格勒。

維森塔爾開設的猶太曆史檔案中心由3間辦公室組成，裝修簡陋，一共只有包括維森塔爾在內的4名員工。維森塔爾並沒有親自到世界各地追捕納粹戰犯，他的主要工作是收集和分析信息。他的工作得到了朋友、同事和支持者的幫助，其中包括德國的二戰老兵。他甚至還從前納粹分子那裏獲取情報。

維森塔爾花費了很多力氣去收集他所能夠得到的每份文件和記錄，也傾聽了很多幸存者的敍述。作為一名建築師，他擁有敏鋭的洞察力，有猶太法典編著者的縝密心思，更有調查研究的天賦，他把一條條看似晦澀、不完整甚至毫不相關的數據整合在一起，分析並找出其中的內部聯繫，使它們成為法庭上有力的證據。

但他要做的工作還有很多。德國戰犯的名單上有9萬多人，他們中的很多人並沒有接受審判。另外還有數千名前納粹分子並沒有被記錄在案。

另外，説服政府和公眾相信和銘記這段歷史，是他另一項艱鉅的任務。在自傳的最後一段，他引用了一名黨衞軍在1944年對他説過的話：“你想把集中營的真相告訴美國人民。這是對的。但你知道會發生什麼嗎？他們不會相信你的。他們會説你瘋了，甚至把你送到精神病院。除非他親自經歷，否則怎麼會有人相信如此可怕的事情。”

維森塔爾的正義行為贏得了世人的尊敬，他被授予各種榮譽。同時，他也收到了很多匿名的威脅和恐嚇信。1982年6月，一顆炸彈在他家門前爆炸，造成了嚴重破壞。幸運的是，沒有人受傷。從那以後，他的住所和辦公室都有武裝警察保護。

經常有人問維森塔爾，到底是什麼力量支撐他不懈地追捕納粹分子，美國《時代》雜誌的一篇文章提供了很好的回答。有一次，維森塔爾與在集中營認識的一個朋友共度安息日。這位朋友當時已經成了一名富有的珠寶商。飯後，珠寶商問維森塔爾：“如果你繼續從事建築業，你肯定早已是百萬富翁了，你為什麼不這樣做呢？”維森塔爾回答説：“當我們今後到了九泉之下時，我們會面對數百萬死在集中營裏的猶太人。如果他們問我們：‘你做了些什麼？’你會説：‘我成了名珠寶商。’但我會説：‘我沒有忘記你們。’”

2005年9月20日，西蒙·維森塔爾中心在其網站上稱，西蒙·維森塔爾在維也納去世，享年96歲。據統計，他一生幫助有關方面將1100多名納粹戰犯送上了法庭，是名副其實的“納粹獵手”。

監督實施了希特勒“最終解決方案”的蓋世太保猶太部主管阿道夫·艾希曼；

逮捕安妮·弗蘭克（Anne Frank）的蓋世太保卡爾·西爾伯鮑爾；

特雷布林卡（Treblinka）集中營營長弗朗茨·施坦格爾（Franz Stangl）。

正在追蹤的檔案：

根據奧地利國家檔案館公佈的一份文件，西蒙·維森塔爾正在對加州州長阿諾德·施瓦辛格的父親是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是納粹德國突擊隊的成員一事展開調查。

奧地利和法國的抵抗運動勳章；

荷蘭自由勳章；

盧森堡自由勳章；

聯合國幫助難民獎；

1980年，美國前總統卡特授予的國會金質勳章；

1986年，法國政府授予的軍團榮譽勳章；

2004年，英國政府授予的“大英帝國二級爵士”稱號；

2005年，奧地利總統授予的金十字勳章。

（1995年5月7日）

“我在大屠殺中倖存了下來。作為一名倖存者，我也是見證人。今天，我充滿恐懼的回憶再度浮現。如果説我的倖存有什麼價值的話，首先，就是要讓這段令人不可思議的記憶隨時提醒人們，我們要避免遺忘，並開創一個更美好的未來。今後，像大屠殺這樣的慘劇再也不能在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地方上演。”

“納粹想要統治和奴役全世界，它實際上是由仇恨和現代技術組成的混合體。仇恨是一個可怕的東西，它導致納粹犯下了無數罪行。我們必須蔑視這些罪行，因為，他們不只殺戮了我們的家人，還踐踏了人類的尊嚴，並玷污了上帝的榮光。”

“（當時的）世界低估了希特勒和納粹政權，這導致了悲劇性的結果。世上總會有讓我們犯錯誤的誘惑，即使是在這樣開放和自由的奧地利。我們越是全面地以史為鑑，我們就能越早地抵擋這樣的誘惑。如果我們遺忘、壓制甚至篡改歷史，過去的悲劇就會一再上演。”

《奧德賽檔案》（1974年）

《巴西來的孩子》（197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