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瑟夫·門格勒

約瑟夫·門格勒(1張)

從他的童年和青年時代説起（1911—1930）。

門格勒是篩選當時被運抵集中營的囚犯的醫師之一，負責裁決將囚犯送到毒氣室殺死，或者成為強制勞動勞工，並且對集中營裏的人進行殘酷、科學價值不明的人體實驗。戰爭結束後，他先是使用假名隱匿在德國，然後逃亡至南美洲不同國家居住，直到意外溺死在巴西，對遺體的DNA測試才確認了他的身份。

1911年3月16日，約瑟夫·門格勒出生於德國岡茲堡，父母分別是卡爾與渥柏嘉·門格勒。從1921年到1930年小門格勒在當地的固雲茨伯格高中（Günzburger Gymnasium）。1924年，當初只有13歲的約瑟夫加入了當時帶有國家保守主義思想的大德意志青年團。從1927年到1930年高中結業，小門格勒一直是當地青年大隊的第一大隊長，而這個身份更是在其此後的事業成功道路之上起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作用。小門格勒成長在家中國家保守主義思想和嚴格的天主教信仰之中。他的父親是當時的德意志國家人民黨（Deutsch-Nationalen Volkspartei ，DNVP） 和保守派前線戰盔老兵團“Stahlhelm”的老一輩成員。正是為此，在納粹上台執政之後作為忠誠的獎勵，老門格勒終於進入了夢想已久的市議會。1933年5月卡爾·門格勒加入了NSDAP，同時他也就是後來那些“老戰士們”（“Alten Kaempfern”）蔑視地成為“三月烈士”（“Maerzgefallene”）的那一批在1933年3月5日NSDAP取得選舉勝利之後加入的投機分子了。所以如果就是為此將卡爾·門格勒稱為是激進的國家社會黨黨員，或是稱之為忠誠堅定的話，那麼對他來説確實有點過於“讚揚”了。

約瑟夫·門格勒(1張)

在1930年復活節前後，門格勒獲得了成年證書（Reifezeugnis），儘管在結業考試（Abitur）當中他的成績只是中等水平，可是這並不能影響當時只有19歲的門格勒來到了慕尼黑開始了綜合醫科的學習。作為家族的長子，他本來沒有機會選擇一個這樣對家族事業“毫無用處”的學科的，可是正是由於他的弟弟很早就開始了商人學業並且表現出了很高的才華，所以他才有了這樣的一個機會的。

在接下來的幾年中，他分別就學於慕尼黑、維也納和波恩。此間，本來對政治組織很有興趣的門格勒對當時的國家社會黨運動並沒有表現出多大的興趣，最起碼在最開始的一段時間內是這樣的。因為在一直接受國家保守主義教育的他心中，這種遊街穿巷的運動並沒有多少正規黨派的意味。正是出於這種觀點，所以門格勒於1932年只參加了“戰盔青年團”而不是其他更為有名的納粹下屬組織。在1933年納粹執政開始之時，戰盔組織的成員都被SA接管，門格勒在此後不久便以身體因素退出了組織。

1935年門格勒在慕尼黑大學的提奧多·莫利遜教授（Prof. Dr. Theodor Mollison）那裏取得了第一個博士學位，他在人類學的畢業題目為“對於四種種族人類的前下齶部分的種族形態學研究”（Rassenmorphologische Untersuchungen des vorderen Unterkieferabschnittes bei vier rassischen Gruppen）。1936年他成功地通過了國家第一考試，並且在萊比錫大學醫院兒科進行了為期4個月的實習。估計就是在這段時期他的那種貌似和藹可親的笑容得以形成。從1937年開始，他參加了由奧特馬·馮·傅舒爾教授所領導的新建立的對繼承生物學和種族純淨進行重點鑽研的法蘭克福研究所。在這段醫科臨牀實習之後，他得到了醫生就醫執照並且從1937年9月1日開始作為醫生助手為傅舒爾教授工作。在1938年他更是得到了第二個博士學位，而且還是他一直非常向往的醫科博士。

1937年門格勒加入了NSDAP，僅僅一年以後他更是被精英薈萃的SS吸收了進去。這裏不光是因為他本身的學位或是其他老戰友們的推薦，而主要的原因是其所工作的單位為整個帝國中最為著名的種族基因和人類學的研究機構。作為能夠提供納粹當時急需的種族理論證據的重要單位，幾乎所有的工作成員都得到了足夠的重視。

（1941-1943）

1940年6月15日，約瑟夫·門格勒調入國防軍服役。他首先服役於陸軍第九醫療輔助後備營。此後不久，作為SS成員的他主動要求進入SS黨衞軍，並且從同年8月11日開始工作在Posen的移民事務中心。

在1941年初或是同年初夏，門格勒進入了新建的SS黨衞軍維京師第5.SS工兵工程營(SS-Pionier-Bataillon 5)，並且跟隨此部隊參加了蘇德戰爭。 在各大小戰鬥中，門格勒獲得了多次獎勵並因此多次進行了軍階晉升。關於一些材料之中所敍述的在這一段時間門格勒曾經為帝國SS和警察部隊醫生領袖工作過的觀點，筆者認為可能性很小。但是就其在戰場的表現來看，門格勒作為醫生還算是很不錯的。儘管很不願意承認，可是卻也得相信事實，畢竟軍中火線獎勵不是那麼容易得的。

1943年1月，從一次嚴重的戰傷恢復過來的門格勒被定為了不可上戰場的級別之中，並且被調到了柏林的SS步兵後備東部營（SS-Infanterie-Ersatz-Bataillon Ost）。關於這個調動，筆者認為有很大程度並不是門格勒本人的意願，最起碼他在調動命令下達了很長一段時間之後才到部隊進行報道的，當然這個只是個人猜測沒有確定的證據的。在那裏很是休閒的他開始為威廉皇帝研究院（Kaiser-Wilhelm-Insitut）的人類學系工作，而他的當時的人類學系系長正是當年的導師傅舒爾教授。

（1943-1945）

在1943年5月，奧斯威辛-彼爾肯瑙（Auschwitz-Birkenau）吉普賽人營的醫生——Benno Adolph因病退役，而正處於預備役中的已經升為SS-Hauptsturmfuehrer軍銜的門格勒醫生卻正是一個相當好的後繼者。而這裏也有一個值得討論一下的問題：儘管門格勒一再強調他是主動要求進行調職的，可是在後備營部眾多的請調申請之中根本就沒有見過他的申請，同時在安逸的生活之中也並沒有看到這個“自願求職工作”的他有什麼不舒服的樣子，所以總的來説這個調職只是一種能夠讓他施展的“機遇”而已。

1943年5月30日，約瑟夫·門格勒正式開始了在奧斯威辛的工作。必須要再次強調一下，儘管門格勒的名氣最大，可是他並不是整個奧斯威辛營的總醫官，他只是醫官隊中的一員而已。在奧斯威辛營中官階最高的醫生是從1942年9月1日起作為SS-駐紮營地總醫官的SS-Hauptsturmführer愛德沃德·威爾茨（Eduard Wirths）。

但是門格勒確實也算是個主治的醫官的，他領導範圍是吉普賽營的一小部分，所謂的營地區。儘管在一開始的時候他的權利範圍還是很小，可是他的晉升機會卻在徹底消滅了所有在押吉普賽人之後出現了。他成功接管了所謂的在押人員醫護營的領導權，也就意味着他成為了直接可以進行屠殺的主醫官羣體之中了。

門格勒醫生的職責範圍與一位真正的醫生毫無關係。表面上作為營地醫生應該對營地中的在押人員醫療和營地的衞生以及可能出現的流行病負責的，可是在奧斯威辛毀滅營中所有人都是為了一個目的而存在的，那就是殺人而絕不是救人的，就連醫生也是如此的。他們負責協助毒氣室的工作，規範槍決和肉體懲罰，監督對人員分類進行挑選，親手將Phenolin毒液注射到在押人員的心臟中（戲稱為“Abspritzen”，也就是削掉尖頭的意思）等等。可能可以算是正規醫生職業範圍之內的工作是開出死亡證明了，只不過他們不光為死人開，同時更是十分樂意為活人開的。

在門格勒“主治”的醫院之中這種矛盾就更加明顯了。一方面，他們要為那些患上極、極、極小病症的在押人員進行治療，以便這些勞動力可以迅速恢復工作；可是在另一方面他們對所有重病或是受重傷的在押人員進行挑選，並且以最快的速度進行消滅。

對於門格勒來説最為重要的工作範圍：分級挑選和活人實驗。

作為營級主治醫官，門格勒在工作之中從沒有表現出任何愧疚或是一丁點兒的遲疑，似乎這一切都是他在醫科學習中所學得的必修課程一樣。估計各位戰友都應該在電影之中看過什麼叫分級挑選的，在短短的幾秒鐘的時間內由一個人所作出的決定就可以決定幾十人的生死的。可是門格勒喜歡的卻不是這種快速的決定，他卻特別願意親自對他的“患者”有所瞭解，然後再做出他的生死判決的。這也就是為什麼在所有的倖存者之中對門格勒的恐怖印象如此的深了！而且在所有能夠在門格勒所管的營中平均3個月的“生存期限”下倖存下來的人都對歌劇有着極深的恐懼和厭惡的，因為門格勒在這種本就極為“輕鬆”的工作中是不會忘記自己心愛的唱片留聲機的！

與活人實驗相比較起來這種分級挑選或者還算是人道一點兒的死亡方式的。門格勒的頭上這個死亡天使名字的真正來歷主要還是因為他的各種人體實驗的。儘管在納粹的各種集中營當中活人實驗並不是什麼稀奇的事情，而且試問海德堡、法蘭克福和柏林醫科大學的標本室中到底有多少標本是沒有“來歷”的，估計從那個天文數字當中大家就可以瞭解到這種醫療實驗是很普遍的。

作為人類學和基因學專家的門格勒，他的主攻方向是他最擅長的對雙胞胎的研究。在他掌管了營級的醫官之後，他馬上開始充分利用了奧斯威辛的“人員優勢”，幾乎在不到一個月之內上百對雙胞胎被集中了起來，其中多是些孩子。那個後來的所謂死亡天使的名頭其實還可以理解成為天使的屠殺者的。

在這個死亡的營地之中門格勒的研究沒有任何的道德和人理的約束。在沒有任何麻醉措施的情況下，他的各種醫學上毫無意義的實驗手術和故意的注射傳染病體等等都將他的“實驗品們”推上了死路，而同時更是將他自己擺上第三帝國人類學各種“科學”雜誌中最為領先的研究專家的行列之中。在德國本土之中，很多的同類研究者都是極為羨慕門格勒的研究成果的，有好多都曾經應邀到奧斯威辛“做客”的，而他們的各種“臨牀”研究成果更是進行了廣泛的傳播。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筆者對四、五十年代各國，尤其是洗劫了海德堡醫科研究館的美國和一舉“破壞”了柏林威廉研究所醫科資料庫的蘇聯，對他們兩國當時對人體基因和形態學的各種研究進步都是抱有着極大的保留的。誰知道在這個光鮮的成果後面有多少這種鮮為人知的背景呢？

這位因受傷而從戰場前線退下來的軍醫，開闢了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另一個時代。

門格勒儘可能多地‘消滅’不能勞動的囚犯，慘無人道地用活人進行‘改良人種’試驗，先後有約40萬無辜生命慘死在他的手下，其中絕大部分是猶太人。他曾強迫受害者接受藥物注射，以改變他們的眼睛的顏色或使他們絕育；他還曾在活人身上接種病毒和細菌，並對他們在不麻醉的情況下進行截肢和摘除器官手術。

這位在實驗室中要孩子們叫他“好叔叔”的醫學博士，利用那些無辜的孩子進行慘絕人寰的實驗。他用食物和麪包引誘孩子們，就為了獲得他們的配合。

他的行為是為人所唾棄的。約瑟夫·門格勒的理論是：“人和狗一樣，都有譜系，有人在實驗室裏培養出了良種犬，我也能在裏面培養出優良人種來。”門格爾的殺人政策很古怪，例如他在距地面150至156釐米的地方劃了根線，凡是身高不在這兩根線範圍內的孩子一律被送進毒氣室。偶爾門格爾也親自開開殺戒，他天生有潔癖，而且還是個完美主義者。他將那些皮膚上有斑點和小疤痕（如闌尾手術留下的）的人統統送進毒氣室。這個身材瘦小的男人，頭髮總是梳得一絲不苟，深綠色的納粹制服也總是燙得平平整整，軍靴擦得鋥亮，鷹隼一般的眼睛盯着他的“獵物”。戴着白手套的手裏權杖不停地揮舞着。“獵物”們由此分成左右兩個行列，左邊的處死，右邊的留下。

他最為著名的試驗是關於眼球的試驗。門格勒將顏料注入孩子們沒有麻醉過的眼球，孩子的眼睛大多因此失明，那種撕心裂肺的疼痛自不必説。據另一位集中營醫生説：“1943年9月，當我來到吉普賽營地時，看到一張木桌上擺滿了眼球。所有這些眼球都被貼上標籤、編上號碼。眼球的顏色有淡黃色、淡藍色、綠色和紫羅蘭色。” 更令人恐怖的是壓力艙試驗。犯人被關進一個壓力艙，他們的呼吸情況被詳細記錄下來，直到斷氣為止。壓力艙內巨大的壓力常常使犯人的身體緊貼到艙壁上，要麼窒息而死，要麼肺部爆裂而死。 倖存者回憶起當年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笑容可掬的“門格勒叔叔”給他們帶來糖果和衣服。然後他們就被帶上了塗有紅十字標誌的大卡車或者他的私人汽車，並被直接送往醫學實驗室。

約瑟夫·門格勒所殺害的受害人的數量幾乎是不可能準確地進行確定的。在門格勒調入奧斯威辛的時候，整個毀滅計劃已經開始了一段時間了可是卻也並沒有達到其效率最高的時候，所以在統計數量之時必須要將時期限制考慮進去。在分級挑選之中到底有多少人被送到了毒氣室，或是在活人實驗中到底有多少死在了實驗台上，這些都只能大約地進行估計的。最新的調查將奧斯威辛受害人的數目放在了大約一百一十萬人上。可是門格勒並不是唯一一個負責分級挑選的醫生，就是在他負責的專屬營地中也還有其他的醫生協助工作的。而且也許奧斯威辛集中營所指的是一個佔地相當的複雜營地，其中眾多的附屬營，如Auschwitz-Monowit勞動營，之中一樣每天都會有人受難的。

可是活人實驗數據上，根據門格勒的試驗報告和論文材料來看，由他親自或是直接下令謀害的死者人數最低為五位數甚至可以達到的六位！在雙胞胎的死亡數量上儘管沒有準確的數據，可是相比較之下可以很好地進行估計。作為經過確定的最高雙胞胎數量為350對，這個是1944年盛夏時的數據。

而在1945年1月死了將近一萬人的大搬遷步行中，雙胞胎的數量依然可以保持在72對左右。當然在每一天的運輸火車之中都會有新到的雙胞胎被送到了奧斯威辛，並且交到了門格勒的手中。在將近1500對雙胞胎，也就是大約3000人之中只有大約80到100對門格勒手中的雙胞胎倖存了下來。而這個數字可以説是最為“貼切”的了。

一位倖存者回憶起他的雙胞胎兄弟：“門格勒醫生對Oliesky非常感興趣，他在Oliesky身上做了幾個手術，其中一個脊椎手術令Oliesky癱瘓，從此再也沒站起來。後來醫生切除了他的性器官。第四個手術過後，我便再也沒有看到Oliesky ……” 但當1945年的某一天，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倖存者們醒來時，他們發現所有的黨衞隊都消失了，其中也包括門格爾。他在他的情婦，一個出生豪門的猶太女人的幫助下永遠地蒸發了……但是人們還是將信將疑，懷疑這可能是個騙局。直到1992年，當從遺骨上提取的DNA與從門格爾遺孀那兒得來的血樣的DNA對上號後，終於蓋棺定論：“這的確是約瑟夫·門格勒的遺骸。”

歐洲（1945—1949）

1945年1月17日門格勒從逐漸被蘇聯紅軍逼近中的奧斯威辛向西逃竄。在1月23日或是24日，他趕到了另一集中營——大玫瑰，稍作休息之後他又迅速轉站向柏林。 在回到柏林之後，當時負責帝國集中營的最高醫官——Dr. Enno Lolling，命令他重新趕回大玫瑰集中營，並且任命他為SS駐紮營地總醫官。在匆匆趕到他的最後一個正式官職就任的幾天之後，整個大玫瑰營的主營地必須全體撤退。而門格勒最有可能的去處是和其他的集中營指揮官來到了當時的輔助營地——賴興瑙營。他很有可能在四月底的時候離開了這個營地，並且在5月2日的時候躲藏於西部的一個國防軍戰地醫院之中。這時的他已經不愛穿着SS的軍裝了，而是換上了一件普通的國防軍軍服了。

1945年6月門格勒所隱藏的這支部隊被美軍部隊全軍俘虜了。因為門格勒在進入SS之時堅決拒絕了在下臂上的血型刺青，所以他這個SS成員並沒有被人發現，並且成功地用假名Fritz Hollmann於同年的8月從美軍的戰俘營中釋放了出來。當時美國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就這樣將犯下了滔天罪行的門格勒給放跑了，而且還是蹤影全無！

此後，門格勒一直堅持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岡茲堡。在8月底的幾個禮拜中他一直躲在家鄉的山林之中。從10月初開始，擁有着兩個博士頭銜的門格勒醫生開始在一間農莊之中當幫工。在1948年8月1日，門格勒離開了叫做Lechnerhof的農莊.至於在此後的幾個月中門格勒到底躲在了哪裏，這個問題一直沒有一個確切的答案，但是很有可能他重新回到了岡茲堡，並且在那裏得到了自己家人的幫助。

阿根廷（1949—1959）

1949年4月15日，復活節前的星期五約瑟夫·門格勒開始了他的南美大逃亡。憑藉着偽造的意大利證件，他以Helmut Gregor這個名字一路艱險的來到了意大利的海港熱那亞。在那裏他又施展了自己身上的那種知識分子的學識和氣質再次從瑞士的領事館成功地騙得了一個紅十字護照。儘管之後他又因為企圖賄賂一名工作人員以便獲得一張意大利開出的旅行簽證而被捕，因為那名工作人員根本就不管簽證的事情，可是他還是在繳納了罰款之後被放了出來。最後的最後，他於1949年5月25日乘坐“North King”離開了歐洲向阿根廷逃去。

在1949年6月20日門格勒終於踏上了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土地。而這位當年的營地醫官則在來自岡茲堡老家的資助下逐漸適應了流亡在外的生活。這裏有必要提上一句，門格勒家的農機工廠儘管在戰爭期間大批使用了當時的“強迫勞工”，可是在戰後的國家再造和經濟恢復中依然迅速的緩了過來，並且還得到了相當的發展。這也就意味着門格勒根本就不用考慮經濟的問題。而且在五十年代正在重建的德國司法機關中依然存在着許多納粹時期的工作人員，所以在追究德國納粹戰犯的事情上並沒有多大的進展，以至於向門格勒這樣的一級戰犯竟然可以逍遙法外了。

儘管門格勒這個膽小鬼自己跑了出去，可是他的家庭生活還是被他的罪行攪亂了。於1954年3月25日伊琳娜·門格勒通過杜塞爾多夫地方法庭與門格勒正式離婚，門格勒由他的律師代表出席了審判。他的1944出生的兒子Rolf在1956年的時候再次與自己的生父在瑞士相見，只不過將他認成是一個遠親而已。約瑟夫·門格勒的弟弟卡爾於1945年過世，身後並沒有子嗣。

有很多證據都表明門格勒經常回到自己的家鄉的，而且他沒受到任何為難或是懷疑。就連在阿根廷，他竟然在德國大使館申請了身份認定，並且還在領事館工作人員和波恩外交部的共同默認下成功地得到了一本聯邦德國護照！於1958年門格勒與他弟弟卡爾的妻子Martha在南美再次結婚，並且生有一子——Karl-Heinz。

巴拉圭（1959—1979）

在1958年8月3日，也就是門格勒結婚後的第五天，記者昂斯特·施納伯（Ernst Schnabel）正式向德國警方報案。直到1959年2月25日，第一道抓捕命令才正式下達了。與此同時，已經得到風聲的門格勒急忙奪路而逃，迅速躲進了還不在追捕命令範圍內的巴拉圭。而他的新娘和孩子則不得不重新返回了歐洲。從這一日開始門格勒悠閒的生活結束了，他身後的抓捕隊伍則越來越龐大了。

儘管在巴拉圭門格勒得到了公民身份，也就説他將不可能遣返回德國受審，但是他的新證件上的名字為José Mengele，也就説他在申請證件的時候已經犯下了偽報罪了。同時在1960年5月11日轟動一時的以色列情報組織強行抓捕Adolf Eichmann的先例之下，門格勒很清楚他自己所處的危險的。1960年10月，幾乎被這種恐懼折磨得快瘋了的門格勒逃向了巴西，可是他知道高居摩薩德（Mossad）黑名單前列的自己是不得不逃的。

在幾乎是完全型的隔離下，門格勒在巴西的聖保羅生活了接下來的二十年。他與一對匈牙利出身的夫婦共同開墾一塊兒偏僻的農莊，並且盡力與外界保持隔離。儘管如此，可是外界對門格勒這個人的關注卻依然沒有減退的意思，反而在1963—1965的法蘭克福奧斯威辛審判的影響下，這種注意更是逐漸增強了。門格勒在被追無奈之下，從1975年起他只能躲在聖保羅最下層的城區中的一棟小房之中。

在1979年，約瑟夫·門格勒在南美唯一的一家值得信任朋友波色特（Bossert）邀請他一起進行夏季旅遊。在1979年2月7日門格勒在巴西旅遊勝地Bertiga游泳之時突發性心臟病造成的衰弱溺水身亡。幾乎是在第二天他就被下葬於聖保羅郊區Embu那裏的一個名叫Nossa Senhora do Rosario的墓地。在他的墓碑上刻着Wolfgang Gerhard這個名字。

在各界的壓力之下，德國的警方和司法部門加大了對門格勒的抓捕行動。並且在對門格勒家族最為重要的幫手和信任人——漢斯·斯德爾麥亞的住房進行的搜查中，終於找到了最為重要的線索。因為他一直被懷疑是負責門格勒家與南美的約瑟夫·門格勒聯繫的重要中樞，所以在這次突然進行的搜查中沒有人預料到會取得這樣重要的證據。於1985年6月5日，門格勒終於被發現了，一個充滿了傳奇的罪人終於被找到了！

在由各國法醫專家組成的解剖組的鑑定下，在僅僅幾個星期之內約瑟夫·門格勒的身份被正式確定了。在眾多被門格勒受害人的堅持下，與1991所做的DNA測試才真的毫無疑問地將門格勒這個惡魔送入了地獄之中！

在2004年，門格勒從巴西所寫的信件和日記筆記被公開出版了。由於涉及版權和憲法規定等等的限制，所以大多數都是以譯成葡萄牙語的版本為最全。

儘管如此，從他的各種信件中所流露出來的流亡在外的思想變化和生活瑣事都體現的淋漓盡致了。門格勒從始至終就沒有對他的罪行有所認識，就更不要談什麼悔恨了，就是到了臨死之前他依然是一個堅定的國家社會黨黨員。他不但堅持自己的種族主義為正確的理論，同時對任何指責納粹時期的批評都不予以接受的。

儘管如此，門格勒在1972年依然在考慮是否應該回到自己的祖國。他在自己的筆記中這樣寫道：

“不知道在今天我的祖國會是什麼模樣？難道他還是我的故鄉嗎？我的家鄉還會將我當作敵人那樣看待嗎？”

由門格勒所寫的八十五本信和日誌在2004年末期被發現。他們是在1985年間一次針對沃夫朗（Wolfram）與莉澤洛特·波塞特（Liselotte Bossert）夫婦的家的搜索中被查扣，這對夫妻窩藏了門格勒直到門格勒死亡。這些私人文字未被公開。

依照在PBS documentary中的報道，門格勒向他的兒子洛夫·門格勒，否認了他的實驗。他宣稱關於這些實驗的説法是“捏造”的 。

從1985年起還有大約85個非公開的文件保存在聖保羅巴西聯邦警察的檔案保險箱之內，這些文件多數都是從門格勒的朋友和聯絡人的家中搜查出來的，而從真實性和準確性上來看這才是最為重要的一部分第一手材料的，所以關於門格勒的研究還遠遠沒有到無處進行補充的情況的！

在萊比錫實習期間之中，門格勒和他的第一位夫人伊琳·舒雲拜恩相識。於1939年結婚。

1958年門格勒與他的妻子伊琳·舒雲拜恩離婚，與他的兄弟卡爾的寡婦馬莎結婚。1959年他的地址由納粹獵人所發現，他出逃了到了巴拉圭，而馬莎則與她的兒子回到了歐洲。

1960年中期，在巴拉圭的德國殖民地，門格勒與一名德國裔的澳大利亞婦女之間有一個女兒，孩子在1961年3月10日於澳大利亞墨爾本出生，她的名字在出生時記錄為“瑪麗安（Marion）”，但在同年八月被領養時更改了。

在六十和七十年代中，關於這位集中營醫生產生了很多不真實的傳奇和誇張的事蹟，但是他們之間的共同之處就在於：沒有任何可靠的證據。

同時門格勒的傳奇更是被側面的襯托了起來。例如：最為著名的納粹捕捉者Simon Wiesenthal在門格勒一案中惡劣的表現更是將門格勒塑造成了一個不可抓獲的形象。由於他多次謊稱在即將抓獲門格勒的時候卻被其逃脱了，而實際上他根本就從來不知道門格勒到底在哪裏，從而產生出了各種更加離奇的傳説出來！與此同時各種媒體的記者也都向搶先與門格勒取得采訪權，哪怕是拍上幾張照片或是一段錄影也好。甚至更有過分者竟然聲稱自己已經將門格勒刺殺了並且給吃了的！

2008年，阿根廷史學家卡馬拉薩（Jorge Camarasa）在他的新書《門格勒：南美的死亡天使》（Mengele: The Angel of Death in South America）中指出，門格勒在巴西創造一個優生種族雅利安人的雙胞胎鎮。

書中指出的地點在巴西的坎迪多哥多伊鎮，當地生雙胞胎機率為20%，一般生雙胞胎機率為1.25%。這個小鎮的路上有“歡迎來到農業社區和雙胞胎園地”的牌子，並設立“雙胞胎之家”博物館。而科學家始終無法解釋，為何當地有那麼多金髮藍眼的雙胞胎。“門格勒也許把這個小鎮當實驗室，實現他製造優生種族的夢想。”卡馬拉薩説道。書中並表示，門格勒在1960年代多次造訪這個以德國裔農民居多的巴西小鎮，他自稱是獸醫，但也為婦女醫病，給她們打針吃藥，並要求她們驗血，使得不久後，小鎮上的雙胞胎爆增。

2005年3月8日，一座為紀念納粹受害者設立的雕塑在約瑟夫·門格勒的家鄉落成。

這座雕塑立於德國巴伐利亞邦（Bavaria）居恩澤伯格鎮一所小學校園中，上面的銘文寫道：“沒有人可以將他自己與其民族的歷史切割。一個人不該也不能讓歷史睡去，否則歷史會再次重演，並且成為現實的一部分。”銘文四周雕塑著許多雙哭泣和受驚嚇的眼睛，提醒人們永遠不要忘記二戰期間納粹駭人聽聞的種種惡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