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河學派

吳起在鄭與秦軍展開決戰，魏軍大勝。魏太子擊趁秦軍西河守軍主力圍攻吳起防守空虛之際，指揮黃河東岸的魏軍渡河。太子擊率軍攻破了秦國西河防線的軍事重鎮繁龐（今陝西韓城東南），秦國的西河防線被魏軍徹底突破了，大批的魏軍進入秦國。 ^[1] 

魏文侯在西河地區一方面完成了軍事佔領，另一方面把魏國的便民政策帶到了西河，得到了西河百姓的擁護，魏國在西河建立了穩固的統治。

魏國在西河實行的新政策對秦國百姓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秦簡公為了安撫民心，被迫實行初租禾。

魏文侯在對秦攻略中除了軍事打擊、政策攻心外，還進行了文化滲透，著名的西河學派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產生的。

秦人本是華夏西陲部族，由於受到中原先進文化的影響而放棄了西向發展的打算，改向東方發展。

魏文侯知道秦人不易武力屈服，但對中原文化很嚮往。

於是魏文侯重用當時著名的大儒子夏，拜子夏為老師，在西河講學，從學者有三百多人，其中人才輩出。《史記·儒林傳》記：“如田子方、段幹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戰國時一批著名政治家、軍事家如李悝、吳起及商鞅，俱出門下。而荀子、李斯、韓非則也是其隔二或三代的再傳弟子。其門風之盛，使當時許多人甚至誤以為他就是孔子。這個西河學派既傳授儒家經典“六藝”，也是法家政術思想的先驅。子夏是一個有操守和氣節的人。有人勸他去當官，他回答：“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為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 ^[2] 

後來，子夏由於老年喪子之痛，哭瞎了眼睛，在西河學派內大部分時間教授學生的人是子夏的弟子齊人公羊高、魯人穀梁赤、魏人段幹木和子貢的弟子田子方。（《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其子死，哭之失明。）

子夏雖是孔門十哲，其政治思想也是儒家思想，但明顯更注重儒家的術。在孔門弟子中，子夏並不象顏回、曾參輩那樣更專於道德之道，故有“孔子説禮法，曾參取禮，子夏取法”一説。他是一位具有獨創性因而更傾向於儒術而非道德哲的思想家。他關注的問題已不是純粹的仁義道德，而是與時俱進的治世之學。因此，子夏發展出一套與後世儒家不同的政治觀點及歷史理論。

子夏説：“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温，聽其言也厲。”（《論語·子張》）由此可見，子夏心目中的君子，不僅僅是在孔子倡導的那種 “温文爾雅”、“坦蕩蕩”的醇儒，還應該有一定的權術、心機。這些觀念，表現出法家察勢和用權的精神。與儒家主張恪守禮義一以貫之的君子之道顯然並不吻合。因而子夏被後世儒家認為具有投機傾向。以至子夏的再傳弟子荀子也曾指摘子夏城府深沉：“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儼然而終日不言。”（《荀子·非十二子》）。但吳起、商鞅變法，都首先採取示民以信的政治策略，顯然源出於子夏之術。子夏注重君王用權之術，認為君王必須注意研究政治歷史。他説：“有國有家者不可以不學《春秋》。” “善持勢者，早絕奸之萌。”（《韓非子·外儲説》）主張治國者要學習《春秋》等史書，汲取歷史教訓，消除危機於萌芽狀態，防止失權以至政變。

儘管子夏非常注意養生，身體一直很健康，但畢竟年事已高，最初對魏文侯的邀請是很猶豫的。魏文侯知道子夏是各國士人的靈魂宗師，決心一定要請子夏到西河坐鎮。於是，魏文侯親自拜子夏為師，對子夏異常尊重。給國君做老師是儒的最高榮譽，即所謂的帝王師。子夏是第一個享有這個榮譽的大儒，甚至孔子在生前也沒有享受過如此尊高的榮譽。子夏被魏文侯的誠意感動了，決定親自到西河坐鎮。

由於子夏做了魏文侯的老師，而且親自坐鎮西河，華夏文化的重點就轉到了魏國，轉到了西河，形成了著名的西河學派。

子夏在西河的象徵意義極其重大，不僅對秦國、楚國、趙國這些外族文化佔上風的國家的懷化作用十分顯著，而且使魏國儼然成為中原各國中的文化宗主國。

儒本來是以教授禮、樂、射、御、書、數六藝的教師。而六藝是貴族和士人在治理國家中必須要掌握的基本技能。儒由於各有側重而產生不同的流派，相當於不同的學科。魯國的曾參之儒是以重禮，尤其是重孝為代表的流派，培養的是掌禮之儒，這些人不以經世濟用為特長，在各國官僚系統中的地位不高。子夏之儒培養的是經世濟用之儒，大量地充斥到各國的官僚系統中，是當時最有影響力的儒學流派。子夏到西河後，謀求進身的士人紛紛轉入西河學習。這個時候，西河學派應魏文侯的要求已經不以貴賤為收取學生的標準了。子夏由於不親自教課，而且已經享有了魏文侯師的至高榮譽，也就不計較了。這些士人在西河學派學習後，很自然地選擇魏國為其效力的首選國家。這樣，西河學派為魏國吸引、培養了大批官員。各國的士人對西河都很嚮往，魏國無形之中成了他們理想的效力國家。 ^[3] 

西河學派教授的內容很豐富。公羊高與穀梁赤本來不是最能代表子夏思想的學生，但由於他們教授的歷史學科春秋是以服務國君為對象的，所以魏文侯抬高了他們的地位。公羊高口授的春秋成為後來春秋公羊傳的藍本，穀梁赤口授的春秋成為後來春秋穀梁傳的藍本。子貢的學生田子方傳授的不僅包括儒本身的六藝，還包括子貢對儒學的發展，縱橫術與經商的本領，縱橫術是士人成為官員後，從事外交所必須具備的才能，而經商致富則是一個官員富國富民所必須要掌握的知識。子貢、田子方對傳統六藝的發展是與當時的時代發展，各國對官員的要求相適應的。段幹木是子夏看重的一個學生，他的教授中還可以看到子夏培養高級官員的精髓。魏文侯擔心段幹木培養的高級官員不為魏國所用，反而與魏國為敵，便讓段幹木主要教習魏國的公室貴族，並請子夏能夠對自己的子弟能夠指點。 ^[3] 

魏文侯時，使用大臣不看出身，重視能力，提拔了很多平民和有戎狄背景的人才，魏國的貴族很少得到重用。魏文侯重用的最重要的兩個人物吳起和李悝都是來自衞國的平民。樂羊、西門豹是魏國的平民。翟璜是戎狄出身。只有魏成是魏文侯的弟弟，出身貴族。在段幹木及得到其真傳弟子的教授下，魏國的公室貴族出現了大批的人才，如公叔痤、公子昂，成為魏國高級官員的一個主要羣體。田子方的後學逐漸融入到段幹木這一支。這兩個集團在魏文侯以後的魏國政壇爭奪很激烈。

子夏在西河沒有幾年就去世了，但其在西河的象徵意義卻長期存在，魏國取代魯國成為中原各國的文化中心。魏文侯尊子夏為師的政治效果十分顯著。

魏國之所以能夠稱霸百年，一方面是由於強大的軍事實力，另一方面就是因為魏文侯把魏國變成了中原各國的文化中心。

除子產是一位時代的前驅者，雖應時而立法，但無一定的法理意識之外，其他如李悝、吳起、商鞅、慎到、申不害便都是以學者的立場，以一定的法理為其立法的根據的。但從這兒可以蹤跡出兩個淵源。李悝、吳起、商鞅都出於儒家的子夏，是所謂“子夏氏之儒”，慎到和申不害是屬於黃老學派。但慎子與申子亦復不同，慎子明法，而申子言術，慎是嚴格意義的法家，而申是法家的變種——術家了。慎雖屬於黃老學派而後於子夏，可知他的明法主張是受了子夏氏之儒的影響。因此，前期法家，在我看來是淵源於子夏氏。子夏氏之儒在儒中是注重禮制的一派，禮制與法制只是時代演進上的新舊名詞而已。《論語》載子夏論交，“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正表明着法家精神。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