衢州細菌戰

1940年10月4日，日軍空投了帶有大量能傳播鼠疫的鼠蚤的麥粒、慄粒、破布、紙包傳單等雜物，拉開了衢州細菌戰的序幕。而在此之前，衢州並無嚴重的鼠疫等傳染病疫情。

1941年衢州衢縣（今衢州城區）鼠疫疫情十分嚴重，根據衢縣（今衢州城區）各鄉鎮上報統計，一年中全縣城鄉鼠疫死亡人數達2000餘人（不包括城區患鼠疫逃避農村死亡後不報或瞞報的人數）。此次鼠疫波及義烏、江山、上饒等縣市。 ^[2] 

日軍在1940年、1942年，還很有可能在1944年，在衢州多次投放鼠疫、炭疽、霍亂等病菌。衢州的疫情剛開始僅限於衢州城區（衢縣），後逐步傳播至衢州所轄的龍游、江山、開化、常山等地。從1940年——1948年總共8年時間，衢州年年爆發嚴重的傳染病疫情，幾乎都造成了重大的傷亡，造成了空前的災難。直到1948年年底，衢州疫情才得以控制。

衢州細菌戰，造成了衢州5萬多人（一説4萬多人）遇難，30萬人受傷（染病），死亡加受傷人數已經超過了1945年日本的廣島原子彈爆炸事件造成的死傷人數。衢州的細菌戰，不僅僅在浙江全省各地是最嚴重的，甚至在全國各地，衢州也是細菌戰受災最嚴重的地區之一。

日軍在浙江有三次較大規模的細菌戰：

第一次是1939年、1940年期間，日軍對蕭山、寧波、衢州、義烏、金華等地的攻擊；第二次是1942年浙贛戰役期間對金華、衢州、麗水、雲和等地的攻擊；第三次是1944年在麗(水)温(州)戰役期間對麗水、衢州、温州等地的攻擊。 ^[3] 

日軍在浙江使用的細菌武器共分6種，除了鼠疫，還有霍亂、傷寒、白喉、赤痢和炭疽。細菌戰造成浙江各地30萬人染病，超過6萬人死亡。 ^[3] 

1937年8月13日，日軍入侵離浙江僅僅咫尺之隔的上海，而上海淪陷後不久，浙江的杭州等地率先淪陷。三年後，也就是1940年，不止是衢州被日軍實行了細菌戰，在這一次日軍的細菌攻擊當中，受到攻擊的還有浙江寧波、金華、温州、台州和江西的玉山。 ^[4]  　而且從9月18日攻擊開始，浙江省的寧波、金華、温州、台州、玉山、衢州等6個城市就一直遭到了細菌攻擊。攻擊直到11月25日才結束。 ^[4] 

浙江寧波、金華，包括受災最嚴重的衢州等地戰前並無鼠疫，自日軍開展細菌攻擊後接連爆發鼠疫，如鄞縣（今寧波鄞州區）1940年10月22日、27日2次發現日機撒播小麥等物品，29日起就爆發鼠疫。

浙江全省有8個市，約30個縣受到細菌武器的攻擊。據不完全統計，鼠疫、炭疽、霍亂、傷寒(副傷寒)、白喉、痢疾等細菌武器在浙江造成死亡人數約6萬人，受傷達數十萬人。 ^[5]  除衢州災情最嚴重，死亡5萬（一説4萬）多人，受傷30餘萬外，衢州附近其他地區，比如金華、麗水、寧波等地也不容樂觀。

離衢州約280公里的寧波，也是當年細菌戰的重災區之一。侵華日軍在寧波發動細菌戰致感染死亡人數達1554人。 ^[6] 

在衢州附近，麗水死亡約5000人、金華死亡約4000人……這些龐大數字背後的鮮活生命，在侵華日軍發動的細菌戰中被疫病殘酷地吞噬。 ^[7] 

江西的上饒，與衢州是鄰居，位於衢州的西面，隔着浙贛省界與衢州交界。而上饒與衢州一樣，也沒逃出日軍細菌戰的魔爪。

早在1940年，上饒的玉山縣就同浙江的衢州等其他5個城市一起遭遇了細菌戰的攻擊。日軍發生在江西的細菌戰，主要戰場集中在上饒、玉山、廣豐、九江等地區。

1940年和1942年，日軍兩次對江西上饒地區實施大規模的細菌攻擊，造成了該地區鼠疫、霍亂、傷寒等疾病大面積、長時間的流行，致使江西上饒地區民眾死亡甚眾 ^[8]  。

衢州的細菌戰，已經波及到了上饒。作與衢州同在浙贛鐵路線上，與衢州開化、江山、常山等地交界的鄰居，上饒人民和衢州人民一樣遭遇了空前的浩劫，飽受被日寇侵略的煎熬。

1937年7月7日，日軍在今天的北京盧溝橋發動七七事變，開始全面侵華，佔領了中國的大片土地。離衢州不太遠的杭州、上海等地也被日軍佔領。

1940年盟軍在衢州擴建空軍基地（當時的衢州機場），以便轟炸日本本土，日本陸軍大本營為阻止這一計劃的，命令派遣軍總司令部對浙江衢州等地設施細菌戰。

在抗戰期間，衢州機場是沒有淪陷的且離日本本土最近的中國機場之一。為了報復日軍偷襲珍珠港，1942年4月18日，美軍由杜立特中校率領16架轟炸機，從太平洋上的大黃蜂號航空母艦起飛，奇襲東京，機羣計劃就選擇在衢州落地。同年秋天，日軍發起旨在奪取衢州機場等戰略要地的浙贛戰役，在當地實施三光政策，並再次施放細菌武器。 ^[9] 

衢州，位於浙江、江西、福建、安徽四省交界處，號稱“四省通衢”，在當時戰略位置十分重要，不僅浙贛線橫穿其境內，水陸、公路發達，而且城東建有當時中國東南各省最大的軍用機場。因此，通過細菌戰攻擊衢州，是侵華日軍早已定好的重要軍事計劃。 ^[2] 

1940年10月4日上午9時左右，一架日機飛臨衢州上空，在200---300米低空從衢州城西安門，向上營街，水亭街，等等一帶居民區，撒下大量麥粒，慄粒，破布，紙包傳單等物。敵機往復兩次後飛離衢州。10月10日衢州上營街一帶居民區發現大量死老鼠。 ^[10] 

1940年11月12日，當時衢州柴家巷3號一位年僅8歲的小居民和羅漢井巷兩位居民相繼發病，其症狀發熱，淋巴結腫大，嘔吐，出血等，四五天後死亡。11月16日發病者劇增，衢州政府即向上級政府報告。22日衢州警察局向政府報告，衢州上營街，水亭街等居民區有8人死於鼠疫，要求派民政廳防疫站，拔藥品防治。中央衞生署和浙江省政府為防止鼠疫蔓延，命令封鎖疫區。 ^[10] 

1940年12月1日，衢州衞生院長和專家從死者身體採集的淋巴液中檢驗出鼠疫病菌。空投的跳蚤，經浙江省衞生實驗室鑑定為鼠疫蚤。12月25日衢州疫情迅速蔓延全城58條街道，13個鄉鎮，2000多人死亡，病死率97.5%。

在當時的中央衞生署的建議下，邀請國聯防疫專家議定防治措施，不久衢州成立鼠疫防治委員會，成立隔離醫院。 ^[10] 

1941年，衢州地區鼠疫疫情繼續擴散，根據有關方面統計，1941年衢州城區鼠疫發病者有281人，死亡271人。其中死絕的有17户，一家死3口的有20户，城鄉先後死亡2000多人。 ^[10] 

1942年，日軍發動浙贛戰役，入侵浙江金華、衢州、麗水、温州和江西的上饒、廣豐、撫州（臨川）等地，日軍並於1942年夏佔領衢州。又一輪細菌戰開始了。

1942年8月20日，日軍“731部隊”人和“南京榮字1644部隊”36人共156人組成細菌戰遠征軍到達衢州。8月25日日軍細菌戰首犯石井四郎親自到衢州指揮細菌戰計劃，在26-日---31日石井四郎一面派飛機在中國軍隊陣地撒下鼠疫蚤，一方面派細菌戰部隊和地面部隊一邊撤退一邊撒下細菌。從江西到衢州一路城鄉居民區的水井，水塘，食品投放霍亂，傷寒，炭疽菌。跳蚤細菌。8月31日日軍全部撤出衢州。據當時被抓去的農民回憶，1942年8月，日軍將瓶子裏的水滴在飯裏，然後分過戰俘吃，也有日軍強迫戰俘喝帶細菌的水，然後放他們走，這樣一來疫情傳播越來越大。 ^[10] 

不久，衢州以及所轄的龍游、江山、常山、開化4個縣都爆發了疫情。形勢十分嚴峻，不容樂觀。

1943年5月，衢州各縣鼠疫、霍亂等疫病繼續大流行。常山縣所屬的浙贛沿線各鄉鎮發病10241人，死亡1506人。

據衢州各縣防疫委員會調查統計，1943年，衢州各縣患霍亂、傷寒、炭疽等傳染病者共45000餘人，死亡7600餘人。 ^[11] 

1944年6月，日軍再次下達了進攻衢州的命令。12日、26日，日軍先後入侵龍游、衢州城區（衢縣），衢州第二次被日軍佔領。7月1日，日軍撤退，但衢州各地的鼠疫、傷寒、霍亂、炭疽等傳染病有出現了流行高峯。1944年的鼠疫疫情以衢州城區（當時稱衢縣）和龍游兩地最為嚴重，衢州城區（衢縣）死亡近2000人，龍游死亡超過4000人。 ^[12]  1944年的疫情，種種跡象表明，很有可能是日軍再一次大規模投放細菌或病毒而造成的慘劇！

而第二年，也就是1945年，衢州的常山縣也爆發了嚴重的傳染病疫情，死亡將近12000人。 ^[12] 

1946年——1948年，儘管日軍在1945年8月15日宣佈投降，但衢州細菌戰的影響仍然沒能消除。1946年，依然有近5600衢州人死於因細菌戰而造成的各類疫情。 ^[12] 

1948年年底，衢州地區因細菌戰而造成的傳染病流行才得以有效控制，到這時為止，衢州自1940年被日軍實施細菌戰以來，已經連續八年爆發了嚴重疫情。

對日軍的罪行，今天仍有不少人只知道著名的南京大屠殺、三光政策，而對抗戰中的很多慘劇，比如湖南益陽的廠窖大屠殺、江蘇鎮江慘案、華北的平陽慘案、浙江大掃蕩、常德細菌戰、衢州細菌戰等等仍然是一無所知。衢州的細菌戰，應該是全國各地的人們，特別是浙江，包括衢州當地人不得不知道的日軍的罪行。它造成的影響非常深遠，危害巨大，主要有以下幾點：

1、長時間地威脅衢州和附近地區人民的身體健康：衢州，包括城區（今柯城區、衢江區）和所轄的龍游、江山、常山、開化四個縣，在細菌戰之前均無鼠疫、炭疽等疫情。日軍在細菌戰中使用了炭疽、鼠疫等細菌武器。其中，引起炭疽的炭疽桿菌在不適宜的環境下可形成芽孢在自然環境中生存40——60年，而且，炭疽病人的分泌物和排泄物依然有傳染性。 ^[12] 

1963年，衢州城區（當時稱衢縣）又發現了4例炭疽病人，可見細菌戰在衢州仍留下了根深蒂固的隱患，它隨時都在威脅着當地人民的身體和健康。 ^[12] 

2、造成了巨大傷亡：衢州因日軍細菌戰而導致各類傳染病，造成了5萬（一説4萬）居民的巨大傷亡，並且有30萬居民受傷染病，是浙江乃至全國細菌戰中傷亡最嚴重的地區之一，觸目驚心，浙江的細菌戰遇難和受傷者絕大部分都來自衢州！至今，衢州和附近的金華等地區還可以見到幾名在細菌戰中倖存的老人，腿上長着膿包，至今依然未消除。

而且，據細菌戰當時衢州的調查，僅僅在1940年11月至1941年12月，因鼠疫而全家死絕的有17户，一家死三口的有20户，一家死二口的有29户，慘遭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有54户！ ^[12] 

3、阻礙了衢州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衢州是浙江省省內最落後的地區之一，至今仍然與浙江的其他地區，比如杭州、寧波、義烏、温州等地有很大的差距。而日軍的細菌戰更是給衢州的經濟發展造成了重大損失。

細菌戰造成的各種傳染病的流行，使得衢州地區的生產資金更加枯竭。衢州防疫委員會就緊急出動大量醫療人員全力投入防疫，鼓勵商會募捐等籌措經費，由於自身防疫基礎力量的薄弱，財政支出更是捉襟見肘，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和浙江省政府緊急撥款，耗費了鉅額的資金。同時，在防疫過程中採取的封鎖交通，造成了交通運輸的阻滯和商業服務的蕭條，人口遷移受限，大量勞動力死亡，對於衢州這個以農業為支柱產業的地區，影響更是巨大的。 ^[12] 

衢州細菌戰不僅危害了衢州全境，甚至嚴重危害周邊地區（如義烏、金華等），其中蔓延至義烏的“北門鼠疫”致使義烏城鄉20多個村死難400餘人。 ^[13] 

據統計1940年----1945年日軍在衢州的細菌戰造成衢州各地連續八年傳染病大流行，傳染病患病者達30萬人以上，直到1948年末，衢州因日軍的細菌戰造成的大規模鼠疫等疾病的疫情才有效控制。死亡5萬人以上。 ^[3] 

不僅僅是衢州，日軍還在衢州附近地區也展開了細菌戰，浙江省的金華、寧波、温州、麗水、杭州、紹興、義烏、台州，以及江西省的上饒都被日軍實施了細菌戰。日軍的罪行，引用古人的一句話：“磬南山之竹，書罪未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日本當年殘害我國同胞，侵入我國土地，實行野蠻的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製造南京大屠殺等一系列屠殺，強姦婦女，實行細菌戰等等罪行，無不令人髮指。

另外，我們更應該記住這國恥，注意日本軍國主義的復辟，不讓當年的悲劇在今天再次重演。

2004年10月，中國細菌戰對日訴訟案在日本東京高等法院二審第8次開庭。77歲的衢州老人方時偉這次作為新證人出席庭審。方時偉5歲時感染了日軍釋放的炭疽病毒，右腿上長出一個個膿包。這塊他身上至今還留有的大疤痕將是日軍細菌戰的有力佐證。

在義烏的中國原告團秘書長王培根告訴記者，隨着時間跨度的增大和一些細菌戰中的受害者陸續離世，訴訟案將進入最關鍵的階段。他預計明年8月日本法院將作出終審判決，而這到底有幾份勝訴，還很難預測。 ^[15] 

至2013年時，已經82歲的楊大方老人是細菌戰受害者遺屬，他38歲的父親死於1940年10月的鼠疫。作為遺屬代表，他也跟隨原侵華日軍訴訟團前往日本狀告日本政府。2007年5月9日，日本最高法院判決承認日軍細菌戰的事實，但是駁回要求日本政府謝罪和賠償的要求。 ^[9] 

德國：2006年6月8日上午，德國漢堡大學生物武器控制中心的主任、細胞生物學教授Jan van Aken，以及攝影師馬帝爾德抵達衢州市區羅漢井。他們此行是前來調查二戰期間衢州遭受侵華日軍細菌戰襲擊和受害情況。同行的還有翻譯王選等人。 ^[16] 

俄羅斯：2012年4月22日，俄羅斯全國廣播電視公司攝製組來到我市拍攝細菌戰紀錄片，花了一週時間記錄我市遭受侵華日軍細菌戰的歷史事實，以及細菌戰給衢州人帶來的無邊痛苦。攝製組在我市細菌戰衢州展覽館、衢江區橫路辦事處賀邵溪村等多處採訪、拍攝。此外，他們還翻拍了中國細菌戰受害者籌委會衢州分會負責人、同時也是細菌戰受害者家屬代表楊大方訴訟的有關珍貴資料。 ^[17] 

日本：2013年8月1日，位於市區羅漢井5號的細菌戰衢州展覽內，日本“和平之旅”訪問團的13位日本友人正在聽衢州市細菌戰協會負責人楊大方講解，瞭解當年侵華日軍在我市實施細菌戰的有關歷史。據悉，該訪問團是由全日本自治團體勞動組合(簡稱“自治勞”)和退職教職員協議會成員13人組成。

該訪問團團長中村元氣對記者説：“很多日本人還不瞭解731部隊的細菌戰，對衢州遭受的細菌戰了解的就更加少了。我們回國後，要向日本民眾介紹我們在衢州的所見所聞，讓更多的人瞭解這段慘痛的歷史。” ^[18] 

美國：2009年7月27日晚8時，原本早已閉館的市區羅漢井5號衢州細菌戰展覽館迎來了特殊的訪客，在731部隊細菌戰訴訟原告團團長王選的陪同下，原《紐約時報》首席記者朱迪思·米勒專程來衢州調查遭受細菌戰侵襲情況。在她採訪結束前，她鄭重地在留言簿上放上了自己的名片，並寫下自己觸摸歷史後的感觸：“為你們成功保存歷史所作出的努力表示祝賀，世界應當記住這段歷史，應該讓更多的人來了解它。” ^[19] 

侵華日軍細菌戰衢州展覽館是紀念衢州細菌戰的遇難同胞，同時是揭發日軍罪證的紀念館之一。

在有志之士的奔走下，經過近三年的籌備和試運營，投資30餘萬元建設的細菌戰衢州展覽館於2008年7月7日正式開館，這是浙江省內繼2005年侵華日軍細菌戰義烏展覽館後，又一座反映日本細菌戰犯罪史實為主題的專業展覽館揭牌開館。 ^[13] 

2008年12月，來自湖南常德、浙江義烏、金華、衢州、寧波、江山、麗水、雲和等地的數十位細菌戰受害者代表，在侵華日軍細菌戰衢州展覽館舉行集會，向衢州市5萬多細菌戰罹難者的紀念碑敬獻了花圈，並召開了工作會議。 ^[20] 

2014年9月1日上午，中國政府網刊發了國務院公佈的第一批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遺址名錄。侵華日軍細菌戰衢州展覽館與北京盧溝橋、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瀋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等一同上榜。 ^[21] 

衢州細菌戰展覽館(4張)

侵華日軍細菌戰衢州展覽館位於市區縣西街的羅漢井5號，這裏曾是衢州首批細菌戰遇難者黃廖氏的故居。浙江省檔案館最新公佈的證據顯示，抗戰期間衢州遭受了日軍三次較大規模的細菌戰荼毒，造成鼠疫、霍亂、傷寒、白喉、赤痢和炭疽大流行，死亡者高達5萬多人（一説4萬多人）。

“戰爭雖然過去，但慘絕人寰的歷史真相不容遮蓋。2013年，市關工委斥資近200萬元，對展覽館陳列進行了全面提升改造。

“感謝為證明、並保存這段歷史作出巨大貢獻的人們。“細菌戰衢州展覽館負責人邱元驍表示，希望有更多的市民特別是年輕人都能來館參觀，銘記戰爭苦難與勝利榮光，他同時呼籲社會各界能關注救治至今倖存的近300名細菌戰受害者。 ^[21] 

“慘絕人寰的歷史，雖然傷痛但更警醒後人。” ^[9]  站在細菌戰衢州展覽館的和平柱前，作為衢州細菌戰遇難者遺屬的楊大方老人感慨地説，“今天之所以放大復活這段屈辱，就是要讓記憶的力量匯聚成真相之山，罪證立在那裏，這一頁就不容易翻過去，希望年輕人要記住歷史，珍愛和平。”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