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間諜落網記

我有關方面掌握的大量確鑿的事實表明，在蘇聯當局的指使下，蘇聯駐華大使館有一批人員披着各種合法外衣，濫用外交特權，進行間諜活動，猖狂地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粗暴地踐踏公認的國際法準則。蘇聯駐華大使館從事間諜活動的人員和蘇聯派遣特務分子，自以為他們躲在陰暗角落裏偷偷摸摸乾的見不得人的勾當無人知曉。他們太愚蠢了。他們的罪惡活動，逃不出有着高度革命警惕性的中國人民雪亮的眼睛。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五日夜晚，首都的大街上，行人已漸漸稀少。一輛灰白色的蘇制伏爾加牌小轎車，從蘇聯駐華大使館匆匆駛出，穿街轉巷，往東北郊疾馳，在離市區約九華里的北環東路的一個陰暗處，驟然停下。從車裏鬼頭鬼腦鑽出兩個人來。這兩個人，一高一矮，朝着前面約一百七十米處的西壩河橋走去。高個子手裏還提着一個沉甸甸的旅行包。他們來到這座約十五米寬三十米長的橋的東北角，停了下來，左右張望，然後一前一後消失在橋下。那輛灰白色的小轎車，車號是“使01—0044”，載着一男兩女，繼續往西北快速離去。

這五個人就是蘇聯駐華大使館一等秘書馬爾琴柯夫婦、三等秘書謝苗諾夫夫婦和武官處翻譯科洛索夫。他們在離開蘇聯大使館的時候，煞費苦心地進行了偽裝。汽車由馬爾琴柯親自駕駛，他的老婆和謝苗諾夫的老婆掩護謝苗諾夫和科洛索夫伏在汽車裏面。為了在行進途中停車下人時不易被發現，他們還改裝了汽車尾燈電路，踩閘時使得尾燈不亮。他們在黑夜的掩護下，匆匆去幹着骯髒的間諜勾當！ ^[4] 

當場拿獲高個子的謝苗諾夫和矮個子的科洛索夫躲藏在橋下面。這時，已是晚上九點十分。太陽宮人民公社的田野裏，一片寂靜，除了附近村子裏傳來幾聲狗叫聲外，只偶爾有幾輛汽車從西壩河橋上駛過。

約莫二十五分鐘後，橋的西頭突然出現兩個人影。他們在橋上徘徊了片刻以後，走到東北角的橋頭，發出了對暗號的聲音。然後，就鑽進橋下。這兩人就是蘇聯派遣特務李洪樞和他的同夥。據後來李犯供稱，他走下橋後，謝苗諾夫兩眼緊緊地望着他。李洪樞重複了接頭暗號。於是謝苗諾夫就一把摟住他擁抱起來，一邊還用俄語喊着：“親愛的阿麟！”（“阿麟”是李犯同謝苗諾夫、科洛索夫對暗號時用的名字）。李洪樞隨即將一個白口罩交給謝苗諾夫，這裏面藏着一份用小塑料口袋密封的密寫情報和按照蘇聯特務機關的指示退回的大頭針形密寫工具。謝苗諾夫就把那個沉甸甸的手提旅行包交給了李洪樞。這時，敵人以為得計，忘乎所以。但是，他們高興得太早了。

正當這些傢伙躲在陰暗的角落裏進行與中國人民為敵的罪惡勾當的時候，西壩河橋上空出現一道紅色的信號彈。接着，升起了照明彈。我英勇的民兵同公安人員一起，從四面八方直奔西壩河橋下，“抓特務”之聲響成一片。

橋下的特務、間諜分子，頓時亂成一團。謝苗諾夫見勢不妙，隨手將他剛才從特務分子李洪樞手中拿到的藏有密寫情報的白口罩，扔進旁邊的河溝裏，妄圖毀滅罪證。但是已經太晚了。謝苗諾夫等就在作案現場——西壩河橋下被我公安人員和民兵拿獲。當場還繳獲了謝苗諾夫給李洪樞的手提旅行包，被謝苗諾夫扔掉的白口罩，也為我機智的民兵在河溝裏撈起。

罪證確鑿

連環畫《蘇聯間諜落網記》(60張)

謝苗諾夫等被當場拿獲，惶恐萬狀，渾身打顫。人們發現，原來這兩個蘇聯間諜分子作賊心虛，在作案前都化了裝。謝苗諾夫在他的西服外面罩上了一件藍色的中國普通棉大衣，科洛索夫則身穿一套藍色中國製服，頭戴一頂藍色單帽，腳穿一雙黑布鞋。兩人都戴着大口罩。

憤怒的人羣紛紛質問道：“你們是什麼人？”謝苗諾夫慌張地用結結巴巴的中國話回答：“我是蘇聯大使館的。”隨即從口袋裏掏出他的外交官身份證。人們更加憤怒地大聲質問：“你們是蘇聯大使館的，深更半夜，跑到郊區這個橋下面幹什麼？”面如土色的蘇聯間諜分子不知所措，無言以對。

公安人員和民兵當場在間諜分子面前，打開謝苗諾夫交給李洪樞的手提旅行包，裏面是一個用深灰色間白色的毛毯裹住的大包。包裏有兩個長方形的藍色袋子，袋裏有一部由快速收發報機組成的小型電台（這部電台分裝在兩個黃色的金屬盒裏，盒蓋上漆有一個紅“十”字和“為人民服務”字樣，作為偽裝），一張關於如何架設天線的示意圖，蘇聯特務機關為其派遣特務李洪樞規定的一張電台聯絡頻率時間表及聯絡方法，一張緊急聯絡用的頻率時間表，蘇聯特務機關給李洪樞等的一封密寫“指示信”，一份在中國秘密建立反革命組織的綱領，兩封反動信件，兩瓶密寫顯影藥，八包用來保護收發報機的防潮粉，一張蘇修特務機關偽造的我邊境空白通行證和一份指示如何填寫偽造通行證的樣本，以及特務活動經費人民幣五千元，北京市布票和糧票、麪票，等等。真是人贓俱在，罪證確鑿。

蘇聯間諜分子無可抵賴，不得不低下頭來。這一切都被攝入了鏡頭。

就在這個時候，馬爾琴柯駕駛那輛掛着“使01—0044”牌的灰白色伏爾加牌小轎車，帶着他的老婆和謝苗諾夫的老婆，又疾駛而來。這是準備接走謝苗諾夫和科洛索夫的。我公安人員當即將它截住，並將這三個蘇聯間諜分子拘留起來。

長期以來，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為了顛覆中國無產階級專政，不斷地派遣特務間諜潛入我國，進行蒐集情報、建立反革命組織等顛覆破壞活動。這次被捕獲的李洪樞就是由蘇聯軍事情報機關在一九七二年六月派遣來的特務。

據李犯供稱，他是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從特務電台裏收到蘇修特務機關的“指示”，按照它的規定，在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五日上午九點多鐘用微型無線電信號機向蘇聯駐華大使館發出信號，取得聯繫，並在當天晚上九時半至十時間去西壩河橋下，同蘇聯駐華大使館的人員秘密接頭，接收一部新的特務電台和其它間諜用品，同時遞交情報。

對特務分子李洪樞的審訊表明，這次在西壩河橋下被我繳獲的間諜用品和活動經費等，還只是經由蘇聯駐華大使館提供給他進行特務活動的用品和經費中的一部分。

李犯還供稱，他除了通過特務電台直接接受蘇修特務機關的“指示”和直接為蘇修特務機關提供情報外，還多次通過蘇聯駐華大使館秘密轉交密寫情報和接受蘇修特務機關的密寫“指示信”。在這些信裏，蘇修特務機關多次指示他進行各種間諜破壞活動。在這次繳獲的“指示信”中，就給李犯規定了在北京同蘇聯駐華大使館間諜分子傳遞情報和交接特務工具的四處秘密點，對他提出了蒐集我黨政軍等方面情報的具體要求，還要他在領取新的電台後“要保證穩定的通訊聯絡”，等等。

我有關方面掌握的大量確鑿的事實表明，在蘇聯當局的指使下，蘇聯駐華大使館有一批人員披着各種合法外衣，濫用外交特權，進行間諜活動，猖狂地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粗暴地踐踏公認的國際法準則。蘇聯當局最近還口口聲聲要同中國“建立正常而良好的關係”，難道你們就是這樣來建立正常而良好的關係的嗎？

蘇聯駐華大使館從事間諜活動的人員和蘇聯派遣特務分子，自以為他們躲在陰暗角落裏偷偷摸摸乾的見不得人的勾當無人知曉。他們太愚蠢了。他們的罪惡活動，逃不出有着高度革命警惕性的中國人民雪亮的眼睛。

事實上，無論是派遣特務李洪樞的反革命活動，還是蘇聯駐華大使館一些人員的間諜活動，都早已為中國人民所覺察。因此，當他們在一月十五日晚上進行骯髒的反革命勾當時，就無一漏網地被我當場拿獲。

馬爾琴柯、謝苗諾夫、科洛索夫等五名蘇聯間諜分子，已於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九日被我國政府宣佈為不受歡迎的人，並於當天被立即驅逐出境。對背叛祖國、為蘇聯社會帝國主義效勞的特務分子李洪樞等，正在繼續審訊中。這是對蘇聯政府和蘇聯駐華大使館的嚴正警告，如果他們膽敢繼續在中國進行這種罪惡活動，他們必將自食其果，絕沒有好下場！ ^[1] 

【新華社北京1974年1月23日電】1974年1月15日晚，在北京東北郊北環東路西壩河橋下被我捕獲的蘇修派遣特務李洪樞，經我公安機關審訊，交代了他接受蘇聯特務機關派遣，潛回國內進行特務活動的罪行。這裏發表的是他交代的在1月15五日晚與蘇聯駐華大使館間諜分子秘密接頭、接收蘇修特務機關的特務電台和遞交情報等罪行的1份供詞。他的供詞如下：

我被抓住以後，經過政府交代政策，反覆教育，認識到我的罪行是極為嚴重的。我背叛了祖國，被蘇修利用，充當了蘇修的間諜，對不起祖國，對不起人民。我萬分痛恨自己，深悔走錯了路，我要向人民低頭認罪，交代自己的罪行。

1967年4月，我背叛祖國，逃到蘇聯。1970年我被弄到莫斯科，受蘇聯國防部軍事情報機關的特務訓練。1972年6月，我接受派遣任務從新疆額爾齊斯河口越境潛回國內。1年多來，我在莫斯科蘇聯特務機關和蘇聯駐華大使館直接指揮、聯絡下，進行了大量的間諜特務活動。

1973年12月27日，我收到了莫斯科給我的密電，指示我和“朋友”一起來北京，在1月15日晚9點30分至10點，到北環東路西壩橋下與蘇聯使館人員接頭，領取“電器”（指電台）。同時，要我當面送交密寫的情報。規定的接頭暗號是由我先説：“我是阿麟！”對方回答：“我是白樺！”還規定，如當晚有危險，交接不成，改在下1天執行。

我收到莫斯科這次密電後，就着手做接頭的準備。我把最近蒐集到的東北牡丹江、佳木斯一帶基層黨組織的活動情況和軍事活動情況等寫成密信，又在密信中報告了我完成任務的情況。用塑料袋包好，縫在口罩裏。

1月14日，我們乘車來到北京。當晚到接頭地點觀察了地形和道路。第二天（1月15日）上午9點30分後左右，我們按蘇聯特務機關規定的聯絡辦法，到了蘇聯大使館的東側護城河堤上，用蘇聯大使館以前轉交給我的微型無線電信號機，發出秘密聯絡信號，表示“我已安全到京”。發出後，立即收到了蘇聯使館回答的信號，表示“已準備就緒”。

1月15日晚，我們乘13路公共汽車於9時15分到達和平街北口下車，沿北環東路步行到接頭地點。約9點40分左右到達西壩河橋上，我説了接頭暗語，當聽到橋下有人作了回答以後，我們就跑到橋下。這時候，我看到兩個穿中國服裝的蘇聯人等候在那裏。一個是高個子，穿着中國式棉大衣，站在橋下小河邊，一個是小個子年輕人，穿一身中國式藍制服，戴一頂中國單帽，伏在橋下的斜坡上。當我走到高個子面前，又用俄語重複了暗語：“我是阿麟！”走上前同他握手，他熱情地擁抱了我，用俄語連連説：“噢，親愛的阿麟！”我隨即把那個藏有密寫情報的口罩交給了他，他回頭指了指身邊的1個手提旅行包，示意讓我拿走。當我拿起手提包時，突然亮起了信號彈，那個小個子蘇聯人驚惶地跑過來，用俄語對我們喊了兩聲：“信號彈！信號彈！”我見勢不妙，拿着提包趕緊逃跑，跑了十幾步，就被民兵抓住了。兩個蘇聯人也和我們一起都被抓住了。

以上是我與蘇聯間諜接頭被捕的情況。我的罪行很多，一定要老老實實地繼續交代，爭取政府對我的寬大處理。

李洪樞

1974年1月17日

李洪樞其人

李洪樞，黑龍江省雙鴨山人。按他的説法，他當年的偷渡，屬於“探親”。假如他的家不在邊界，他可能想不到會去做越境這種事，此其一。其二，假如他的哥哥嫂嫂小侄子早幾年沒有偷越邊境跑到蘇聯那邊去的話，他可能也不會因為想“探親”而產生偷越的念頭。

他為自己賣國叛變給蘇修當間諜找的理由是，因為他的親人在蘇修手中，他們成為間諜機構對他最致命的要挾。假如他不死心塌地為蘇修諜報機關服務，就等於把自己的親人們置於了死地。

從人性的角度考量，這個理由可以成立。

當年，偷渡者實施偷渡的原因各種各樣。有在國內觸刑犯罪的，有家庭出身不好受到歧視的，有在國內受到政治迫害的；還有許多知青，原來心裏所具有的那種紅衞兵的狂熱逐漸冷卻，理想幻滅，一部分人開始對現實不滿，發生偷渡（在那時叫做叛逃）。這種偷渡，在中國的南北方邊境均有。南方多逃往香港或緬甸，在北方或西部則是逃往前蘇聯。

無論李洪樞的理由是否成立，事實上，只要他跨出偷渡那一步，當年無不以叛國投敵論處。

那一年，中蘇關係進一步惡化。珍寶島事件發生後，蘇聯方面組織了上萬人的遊行隊伍，輪番到中國駐蘇聯大使館門前示威。他們手舉標語，高呼口號，磚頭、墨水瓶、臭雞蛋，像雨點一樣向使館投去，大使館主樓和兩側的宿舍樓一至三層的玻璃窗幾乎全被砸碎，有的地方四層樓的玻璃窗也被石塊擊破，墨水瓶從窗口飛進房間和辦公室，地板上灑滿墨水。大使館的牆壁五顏六色，塗滿辱罵中國的口號、漫畫和斑痕累累的墨水，使館門口的院落內扔滿了石塊、酒瓶和標語牌。

1971年，大使館決定以劉新權大使的名義舉行電影招待會，邀請蘇聯外交部有關人員於2月9日到使館觀看現代革命京劇《智取威虎山》。邀請信發出後，蘇聯外交部第一遠東司很快答覆，屆時蘇方將以副外長羅吉昂諾夫為首出席電影招待會。使館得到蘇方答覆後，便積極準備。但2月6日，蘇聯《消息報》發表了一篇文章，點名攻擊《智取威虎山》。使館經請示我國外交部，決定取消這次招待會。9日，即擬舉行電影招待會的當天，外交部電覆同意使館意見。大使館隨即通知蘇聯外交部：鑑於蘇方《消息報》發表文章對我進行攻擊，大使館決定取消當天的電影招待會。11日，大使館根據國內指示，再次採取外交行動，向蘇聯外交部遞交備忘錄，指出：蘇方這種做法是對中國人民和中國大使館的政治挑釁，這不利於兩國關係正常化。

此後，中蘇外交層面上摩擦屢屢發生且不斷上升。

在外交摩擦的同時，另一個層面的拉鋸也在緊鑼密鼓地秘密進行。

最初，蘇聯從來自中國的偷渡者口中，得到過有關中國方面的一些情報。如地方黨政組織結構、人員名單、軍隊駐地以及駐軍情況等等。蘇聯人根據不同情況對這些偷渡者採取三種不同的處理方法：一、遣返回國。這部分人大多毫無利用價值。二、收留定居。這多是一些逃過去的中俄混血兒，或是我地方黨政幹部。三、任用為間諜。經過物色和審查，再經長時間的考驗考察，對少部分偷渡人員進行技術、體能、野外生存和自救等全能訓練，使他們具備作為間諜被派遣回國的所有技能，比如收發報、射擊、格鬥，甚至細到具有相當的醫療自救能力。

但無論蘇聯間諜機關或李洪樞本人都沒有想到，在我反間諜機關的嚴密監控下，李洪樞在被派遣回國剛剛踏上中國土地的那一刻，便被秘密逮捕了。

也就是説，作為間諜的李洪樞，早在1974年西壩河橋頭被捕之前，已被我安全機關抓獲。

考慮到蘇聯間諜機關尚不知李洪樞已被密捕的事實，在當時中央高層的決策部署指揮下，決定爭取逆用李洪樞來釣蘇聯間諜機構的胃口。

但開始並不順利。李洪樞此人很難爭取，他以沉默抗拒着對他的任何爭取，以沉默表達着他的不配合。在這期間，李洪樞甚至偷偷逃跑過一次。

逃跑途中，他給蘇聯大使館打過一個求救電話，可是，不知什麼原因，蘇聯大使館沒把他的求救當回事兒。也或許是沒有聽明白；或是接電話的人是打掃衞生的，那打掃衞生的人打掃完就把接聽到的電話也當成垃圾一塊丟掉了；更或許是他打錯了電話！

總之，是失誤使李洪樞的人生命運得以改寫。

李洪樞在高粱地裏被再次抓獲。而被抓獲的李洪樞並沒有及時交代他曾向蘇聯大使館打過一個電話……

李洪樞案子重大到中央領導親自指揮

中央對李洪樞案子的重視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之所以重視是因為李洪樞還有極重大的政治價值。重大到是周恩來總理在親自指揮。專案的規格之高也是新中國建國以來從未有過的：專案組的組長是解放軍的中將李震，副組長是解放軍少將時一之，成員有於桑、劉復之、吳德（北京市市委書記）、吳忠（北京衞戍區司令）、劉傳新（北京市公安局局長）、成誠（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長）……

時值1973年。這一年，林彪事件給中國的政治天空濛上了一層濃重的陰影。

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後，中央開會，給向林彪表過忠心、上過林彪賊船的人以坦白交代的機會。主動坦白交代了的，中央既往不咎。而李震是向林彪表過忠心的，他當時還沒有完全的心理準備來面對林彪事件。最終，沒有辦法面對這人生噩夢的李震跑到防空洞裏，上吊自殺了！

可是，無論局面多麼複雜，李洪樞的案子還在繼續搞下去。

對於搞間諜的人，最大的心理障礙可能就是信任危機，不相信任何人，也不被任何人所相信。站在李洪樞的角度想一想，既然沒有人會輕信一個投敵叛國的人，他又該和誰去談合作呢？

所以，信任，是爭取李洪樞配合工作的唯一途徑。專案組成員吃住都和李洪樞在一起，他們把李洪樞就當作自己的一個“同志”，辦案的所有人員對李洪樞都不許深懷敵意，當着李洪樞的面，誰説話都不可以吞吞吐吐，神神秘秘，那樣便會造成新的隔膜，當然對李洪樞不可能當成真正的革命同志，不可能什麼都不避諱，只是不要讓他感覺到。

大家一塊吃，一塊喝，一塊打撲克，一塊開玩笑，一塊聊天。表面上看，的確是跟李洪樞打成一片的樣子。

漸漸的，李洪樞不像先前那麼敵對、緊張、戒備，偶爾大夥説笑，他也跟着笑一笑。但，李洪樞是一個不大愛説話的人，大部分的時候，他坐在一個角落裏，心事很重的樣子。專案組成員並不去管他，他們只是暗中觀察，做到心中有數，大家都明白，李洪樞必得經過一番又一番的自我鬥爭和自我折磨才能跨出合作的那一步。

而李洪樞時好時壞。有時，不知他想起什麼來，不吃，不喝，也不跟着玩了。甚至頂起牛來，這也不幹那也不幹。

那個時期，所有的情況都要向總理及時報告的。總理總是及時批覆，“同意，對李洪樞繼續採取感化政策。”總理看報告之細細到連一個標點符號錯了也要給他們改過來。

當李洪樞終於在專案組的感化下有了良好轉變後，為了麻痹蘇方特務組織，他們請示總理，先讓李洪樞向蘇聯特務機構發一些真真假假的情報以迷惑蘇方。

比如誰誰誰要當國防部長，此消息三天後見報，三天前讓李洪樞作為情報發出去，雖然三天後這情報變得沒有任何價值了，但能於事前探到中方最高層的任命機密，最起碼證明李洪樞還是能力非凡的。蘇聯的情報機構也會甄別，所以不給他們一點真格的東西，就會使李洪樞失去價值。

當然也會選一些故作神秘的東西發過去。比如東北某地近期突然隆起了一個土包，疑是軍事工事或什麼基地。還有部隊的調動，蘇方從別的途徑有探到部隊的調動情報，但不知怎麼調動，我們有時也編些虛虛實實真真假假誘他們一把。

報告的程序先是到總理那兒，總理批完同意給葉帥，葉帥也批同意又批給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

“四人幫”會在報告上提出各種各樣的疑問，最後報告回到總理那兒，總理最後批覆“不妨一試”。

專案組成員能感覺那筆墨是很帶着幾分惱和氣的。無論那報告上有多少人批，他們總是以總理的批示為準。

有了總理的批示，專案組便帶着李洪樞坐一天一夜的火車奔黑龍江的甘南縣。情報在北京發，專案組成員覺得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發過去的情報如果不起效，那不把前面的工作全廢了嗎？選擇甘南，那兒離蘇聯近，也是當初李洪樞跟蘇方約定的碰頭點。雖然長途跋涉有些冒險，還要防止路上李洪樞逃跑或是其他什麼變故。但為了確保效果，專案組成員們不惜長途跋涉也要把事情做到最好。

隨着工作的深入，專案組成員們確實看到了效果：蘇聯間諜機構指令李洪樞於1974年1月15日晚8點半，在北京東郊西壩河橋下等候接頭，接頭人將送給他新的電台、密碼、密寫工具、手搶、聯絡時間表以及活動經費等。

專案組把情況寫成報告送總理，總理説，可以破案。所謂放長線釣大魚，這就是大魚了！

大功終於告成

破案前，專案組成員們個個感受到內心從未有過的緊張。他們反覆去接頭地點周圍轉悠。當年的西壩河一派荒涼，白天晚上都看不見幾個行人。

專案組將破案力量分成三個包圍圈，最外圍的為第一包圍圈，是保衞骨幹；第二包圍圈是偵查人員；第三包圍圈是衞戍部隊。

執行任務當天，專案組成員提前就將西壩河一帶秘密封鎖了，周圍零星的幾家住户，只准進不準出，住户家中的狗事先都被餵了酒饅頭，醉倒了塞到了牀底下。

按照事先的約定，一看見對方進來，第一包圍圈就發信號彈。

可是，接頭的時間9點30分已過，沒有任何動靜。

專案組成員看着時間一分一秒地逝着，緊張得手心裏捏着把汗啊，是暴露了？為什麼敵人沒有按照約定的時間到呢？

9點40分了，還是不見動靜。

9點45分，信號彈在天空上劃了一道弧線，專案組成員們被懸在半空中的心總算落下來了。

就見一輛汽車進了包圍圈，那汽車的後尾燈和車牌號都被糊上了。

車是蘇聯駐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館的車，車上坐着蘇聯大使館一等秘書維·伊·馬爾琴柯夫婦，三等秘書尤·阿·謝苗諾夫夫婦及其武官處翻譯阿·阿·科洛索夫。

在車上當場查獲了交接情報、文件、電台、聯絡時間表、密寫工具和偽造的邊境通行證等間諜用品，以及活動經費等。真乃人贓俱獲，罪證確鑿。

中國外交部急電通知中國駐蘇聯大使館，要求大使館做好應急準備，防止對方報復。

1974年1月15日，我駐蘇大使館處於戒備狀態。

隨即，中國政府向蘇聯政府提出強烈抗議，並於1月19日宣佈維·伊·馬爾琴柯夫婦，尤·阿·謝苗諾夫夫婦和阿·阿·科洛索夫為不受歡迎的人，立即驅逐出境。

報復果然隨之而來。1月19日，中國駐蘇使館隨員關恆廣乘火車回國，途經伊爾庫茨克時，突然上來幾名蘇聯特務，直奔關恆廣所乘車廂，以從事間諜活動為名，將關恆廣綁架。接着蘇聯把關恆廣從伊市押送到莫斯科，宣佈他是不受歡迎的人，限期離開莫斯科。

關恆廣離開莫斯科時，以劉大使為首的大使館主要官員到機場送行。劉大使把一朵大紅花戴在關恆廣胸前。蘇聯和各國記者“啪啪”拍照，並把話筒對着劉大使，請他發表講話。劉大使對着話筒慷慨陳詞，強烈抗議蘇聯特務對關恆廣的迫害，讚揚他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是中國人民的優秀兒子！

案子轟動了全世界！

蘇聯克格勃一向活動猖狂，許多國家都怕它，更有許多小的國家對他們的所作所為不敢怒也不敢言，中國帶頭這麼一整，好多國家跟着驅逐蘇聯特務，蘇聯克格勃在世界範圍內遭到重創。在長達兩年的時間裏，蘇聯克格勃都沒敢活動。他們總結經驗，找教訓，想弄清楚到底是怎麼暴露的。

總理最大限度地替李洪樞着想，為李洪樞保密。當時還有一個細節，因為此案涉及到蘇方使館人員，破案過程中專案組請示總理要不要跟外交部報告，總理説，不用，只要你們打響了，給我報告，這些事都由我來處理。

當大功終於告成，專案組向總理報告時，總理説，你們立了一大功，李洪樞也立了一大功。

許多年過去了，可是關於“蘇聯派遣特務李洪樞”的報道，還是隻能看到當年官方最簡明扼要的那麼一個報道。李洪樞這個名字從此終止於那個年代的那捲案宗裏。

為李洪樞更名改姓，讓他安定安全地生活下去，跟那個叫“李洪樞”的人再無瓜葛，是總理的一份心願。也是在周總理的關懷和安排下，此後的李洪樞，是以另一個名字，另一種身份，在北京的一家工廠上班，後又娶妻生女，一直安穩健康地生活着。 ^[4]